千米小说网

22 话语革命释放出了它的孩子（第3页）

同时，这也为那些着手在希腊探寻古文化的人打开了新的大门。佛罗伦萨教士克里斯托福罗·布隆戴蒙提（onti，1386—约1430）是最早描述此事的人之一。他把印象见闻都写进《群岛录》以及寄给尼科洛·尼科利的报道克里特岛情况的纪实信里。有一次他说他遇到一个威尼斯人，这个人拥有一座古董雕像花园，并经常在那里阅读但丁的作品。他还讲述废墟和人物，并赋予它们各种各样的寓意。他还搜寻到了赫拉波罗（Horapollon）的手稿《埃及象形文字》，这是一部探讨埃及文字在古典时代晚期解读方式的著作。人们似乎找到了一把开启远古时代秘密的钥匙，这一发现使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热门文献之一。

批判精神再度风靡。希俄斯岛上的墓穴是否真的属于荷马，布隆戴蒙提不置可否。很显然，这个地方是一个热门旅游景点；来自安科纳的商人佩兹柯里的西里亚克（Ciriacode'Pizzecolli，1391—约1455）对此充满景仰。他与比翁多一样，也是一名考古学家和收藏家。虽然技法尚不纯熟，但他却乐此不疲地摹画并保留了很多古典历史文化，这些文化古籍原稿早已失传。在旅途中，他经常甘冒遭遇土耳其人的风险，足迹踏遍爱琴海群岛、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和开罗，沿途记录城墙结构，复制铭文碑刻，摹绘人物，收集宝石、小雕像和硬币，还曾为教皇尤金四世讲解罗马古董的背景知识。他的素描随笔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模板。他是一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与古典相遇后，他经常将之与自己的好奇心搞混。比如，除了祈求上帝，他同时也祈求水星为自己的行程保驾护航，或认为在海上听到缪斯和海中仙女一起唱歌。这位安科纳的奥德修斯是新游历艺术的杰出代表，这种艺术形式不是或者说不是仅仅为商业利润或灵魂救赎而服务的，并于16世纪时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游历理论”（Apodemiken），提供从就医需求到系统参观等一系列有效建议，其实就是分享经验。

阿尔贝蒂的容貌是通过一枚可能是其自制的勋章流传下来的。这一侧面画像是按照古代统治者肖像模板截取的，凸显了他自身的特质，一只从头骨上撕开来的长着翅膀的眼睛，盘旋在物体上。那是一只“不懈探索者”的眼睛，是所有精神、手工和艺术创作者的眼睛，它在观察事物的过程中汲取了独特而非凡的享受，阿尔贝蒂曾在《艺苑名人传》中这样说。那句神秘的座右铭“下一步是什么呢？”可以看作要求自己不断思考、不断阅读。阿尔贝蒂翻阅每本书时都是这样做的。他并不是一个封闭在自我世界里的单面形象，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被人文主义者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幽默地戏称为“变色龙”的人。他的作品主题丰富，像彩虹一样七彩斑斓，无法套入某种特定的公式。阿尔贝蒂时而是一位闲谈者，时而是讽刺作家，时而是沉着冷静的顾问，时而又变成思想深邃的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收藏家、谨慎细心的秩序维护者。其创作题材涉及挽歌、田园诗、抒情歌谣、情诗和一首纪念琉善的《苍蝇赞》。受枢机主教普洛斯佩罗·科隆纳（Prosperoa）的委托，阿尔贝蒂着手从罗马南部的内米湖底打捞两艘古沉船。虽然这次冒险尝试最终失败了，但却激发他写就一篇探讨罗马轮船构造的学术论文《海军》。而他为刚刚亡故的狗所写的悼词《犬》，则是以古代君王赞歌为范本创作的讽刺文学。这条狗真是一只神奇的动物，出身尊贵、思维敏捷、尽责谦虚、受过高等教育且善于辞令；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晚上对着月亮唱歌，似一名圣僧，没有赌博恶习、滴酒不沾，无论冬夏总是赤足，穿着同样的长袍来回穿梭。

阿尔贝蒂的大部分著作都反映出一位惊叹于世间万物、旨在对其进行研究和测量的人文主义者形象。莱昂对古罗马的精确描述要早于比翁多，其所著的《论密码的构成》指导人们如何为文本加密，《数学游戏》也为曼图亚的宫廷带来娱乐消遣。像库萨的尼古拉一样，他尝试研究如何计算圆的面积，恣意评论牧马业和农业问题——他本人也是乡野村夫的守护者——并撰写了托斯卡纳文法。与对新事物的兴趣以及对如何实现静心养性的思考相矛盾的，是不安、怀疑、极度的悲观主义和刻薄的嘲讽挖苦。小说《莫摩斯》讲的是一个阴暗的英雄：亵渎之神、吹毛求疵、批评家中的批评家、人群中无神论和其他灾祸的策划者。这部作品通篇都在对自命不凡、装腔作势的哲学家进行冷嘲热讽，刻画了滑稽可笑的神灵和隐藏在假面背后的卑劣人性。最终，天神离开了这个失去道德和理想的世界。

为《餐桌谈话录》提供灵感和启发的，还是琉善。这本书与《论家庭》几乎同时完成，却展示了与《艺苑名人传》里爱慕虚荣、自信满满的创作者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其中一章中，刚刚死去的尼奥夫努斯的鬼魂遇到了老朋友波利特鲁普斯的亡灵，便询问他阳间的人都在做什么，得到的答案是“他们都疯了！”尤为心酸的是，当灵魂离开身体、最后一次飞向所爱之人时，尼奥夫努斯却发现，他所爱的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悲痛，反而都为自己的死感到高兴，妻子甚至已经与管家共赴爱巢了。伪善、贪婪和背叛无处不在。他对精神反复无常的人类对抗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能力存疑，这种不信任奠定了《餐桌谈话录》嘲弄讽刺和酸楚苦涩的基调，而在《论家庭》中还是另一番图景：在那里，美德是能克制天命的良药。正如欧金尼奥·加林（EugenioGarin）所指出的那样，前者的悲观立场仍然是时代的典型主题。

对我们来说，作为一名时代的思考者，阿尔贝蒂无疑比之前所有的伟大先驱看得更清晰。他的写实自画像横空出世，画中没有上帝，这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让阿尔贝蒂真正成名的作品，均着眼于完全世俗化的客体：它们是艺术理论专著、雕塑、绘画和建筑。《论雕塑》中他对雕刻艺术的见解前无古人，而《绘画艺术》更是系统论述这一主题的开山之作。《建筑十书》参照了维特鲁威的相关著述。它们均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关于建筑理论的文献。

同时他也是古典主义者，信奉中庸之道。他认为，丰富性和多样性应该占上风，但不能太过。每幅画上的人物数量都不应超过9个或10个。地毯上的花团锦簇、秋日里的华美富丽，都与绘画理想背道而驰，艺术的修辞规则得以被“重新思考审视”。画家不应像以前那样言之无物，而是要培养从容稳重的言说方式。紧随修辞原则之后的，是他的建议：避免硬性过渡，并要求保持礼貌、得体和丰富多样性。阿尔贝蒂首次让造型设计赢得关注，即人们所称的“文艺复兴美学”。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以及斐波那契的算术理论，能够辅助修辞学设计出黄金比例。阿尔贝蒂借自由艺术发展自己的理论，将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使它们变得更科学。他还发挥想象力。虽然模仿自然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合理安置好目之所见，找出自然现象中的最优选并将其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因此，画家不仅仅是“自然界的猴子”。话虽如此，在《餐桌谈话录》中对人类能力感到绝望的阿尔贝蒂还是认为艺术家可以被视为“第二位神”，他们能够创造从未见识过的、自己的世界。

《建筑十书》的高含金量，并不只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建筑师和建筑顾问。建筑大师马修·德·帕斯蒂（Matteode'Pasti）在设计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诺教堂外立面时，阿尔贝蒂也给出了一些提示，构想了位于佛罗伦萨的鲁切拉宫和新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外墙（插图30）。在曼图亚，他参与圣安德肋圣殿和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的建造，并合作建造了乌尔比诺的公爵府。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历史古迹的建筑风格，但他从来不会止步于简单重建，而是从这些流传下来的建筑遗迹中获取灵感，发展出独特的新风格。总的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们都是如此，他们从未精确复制过任何古代建筑。

插图30：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新圣母玛利亚教堂，佛罗伦萨，正面，1456—1470年

这本建筑学专著提供了大量关于建造技术的实用指南，有史以来首次对古代圆柱排列秩序进行了精确记录。美的理论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筑物各个部分的对称性。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均要恰到好处。对阿尔贝蒂来说，“美”是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数量、独特的比例和殊异的排序”组成的和谐多重奏。这里的声音隐喻是有依据的，因为此时的阿尔贝蒂确实想到了音乐。如毕达哥拉斯意识到，它们的和声、八度音或第三音，可以用弦长，也可用数字表示。毕达哥拉斯的推测为阿尔贝蒂——以及其他更多的建筑师，从弗朗切斯科·迪·乔治（Francescio）到安德烈·帕拉第奥（AndreaPalladio）——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础。悦耳动听的音调比例及其建筑对应物，最终反映出创造和谐托勒密宇宙的标准比例。她的美丽指的是苍穹中永恒的、从字面上说是“超自然”的音乐，因此也指上帝的艺术。

方济各会修士卢卡·帕乔利（LucaPacioli，约1445—15141517）在15世纪末延续了阿尔贝蒂的几何美学。他所著的《论神圣比例》一书，主要论述的是由欧几里得率先计算出来的黄金比例。在1494年出版的《数学大全》中，帕乔利第一次介绍了复式记账法，容易使人忆起商人理性与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之间的联系。这种记账方式是1340年前后在热那亚发明的，但在北方，直到17世纪才将其运用到实践中。

一位对抗现代的骑士

1432年前后，意大利北部某个地方。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Oswaldvoein）聘用了一名可能师从安东尼奥·普奇的画家。他了解自己的专长并且知道如何“自然”地绘画，因此没有在画作中隐藏任何东西——例如肥厚的双下巴，以及遗传疾病导致的松弛耷拉的右眼睑（插图31）。沃尔肯斯坦让画家对象征动**生活至高荣誉的勋章进行细致临摹：由阿拉贡的埃莉诺（Eleonón）颁发的壶和狮鹫勋章，以及西吉斯蒙德皇帝在纽伦堡的帝国议会授予他的匈牙利龙冠勋章。这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人，精心打理过的浓密卷发上戴着一顶珍贵的白边礼帽，身上的红金锦缎长袍也是镶了毛边儿的。画中人很富有，而且显然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是德语国家中第一个拥有自己肖像画的诗人。

这个似乎穿越了500年向我们眨眼示意的人，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奥斯瓦尔德于1376年前后出生在蒂罗尔山谷的舍内克城堡，该城堡位于南北通道周围林木繁茂的山区。作为家中次子，他不得不外出谋生。战事频发的欧洲就是他的课堂。10岁时，他成为一名游侠骑士的随从，走遍欧洲，后来也涉足商业贸易。通过从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旅行，他结识了很多诗人和歌手。这些人的言谈举止激发了他极大的模仿欲。奥斯瓦尔德风趣幽默，走到哪里都备受欢迎。他会“拉小提琴，敲鼓，吹口哨”，醉酒更是家常便饭——“来两升，我们口渴……拿酒来！拿酒来！拿酒来！”；他对女人格外迷恋，尤其对那些年轻姑娘和她们的“嫩白小手”。在一个不眠之夜，他备受煎熬，强烈思念自己美丽妻子格蕾的身体，“你的嘴不停地唤醒我体内的**令人牵肠挂肚地哀叹”。所以他希望她可以极尽功力，“令小床发出震天声响”，多么情欲高涨！“大嘴亲吻着小嘴，大舌缠绕着小舌，**紧贴着胸肌……”这些文字中的奥斯瓦尔德，抛却了所有的诗性自由与不知所云，活得如此生机勃勃，犹如他的肖像画一样。

这幅肖像画还是诗歌手稿B卷的封面图片。该手抄本集是因斯布鲁克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内容包含了很多有关天堂地狱、流年易逝、春宵短暂的诗歌，还有对婚姻重负、爱情悲苦和内心欲望的倾诉，以及歌颂战争和美丽5月的诗行。最重要的是，这位掌握多种语言、能言善辩的骑士诗人宣称，凡曾所赴的“冒险之旅”，他都会在途中写下自己的经历。

如果他的诗歌可信的话，他的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瑞典，甚至抵达了耶路撒冷。他不仅曾身处鲁普雷希特国王对战维斯孔蒂的行军队伍，也作为一员士兵参与了航海家亨利王子征服北非要塞的休达战役。早先，奥斯瓦尔德与西吉斯蒙德国王建立了联系，受其委托出使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陪同后者参加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他赞美漂亮女人和抱怨城市昂贵的十字路面——“因我想到了博登湖此时想起钱袋令我心生隐痛”——贯串了一整首诗。他与胡斯派，也许还与威尼斯人作战。1432年，他的身影出现在伦巴第大区，这里也是他肖像画的诞生地，并以皇家参议身份列席巴塞尔宗教会议。

这种马不停蹄生活的下半场，在他的蒂罗尔的家中上演。在这里，奥斯瓦尔德饱受争议，对他的敌意也无处不在。他曾在布雷萨诺内的主教处短暂供职，在那里他拥有一处居所。1417年，通过与一位皇室直系后裔联姻，他实现了社会阶层跃迁。随后他又参与了同阶层人组成的“大象联盟”，共同反对其统治者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四世。这位公爵似乎是正在成形中的诸侯王国的化身，也是自由散漫的贵族的天敌。他居住在自己紧挨陡峭山坡而建的城堡和塔楼里，号令一方。那时，这位老牌精英正处于历史的夹钳中：雇佣军挤走了正规军，孩子越生越多，土地却并没有随之增加，现有土地不得不被一分再分。其拥有的田地和森林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却还不得不为比赛、狩猎、说唱集会和众多情妇筹措费用。

城市里的商人，有些早就比这位身居破旧漏风围墙里的骄傲骑士生活得更富裕。奥斯瓦尔德借一首沃尔肯斯坦的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事实。歌中商人对朝臣说：“（骑士的）马上比武和刺刀拼杀，我从不知晓。我有一个满满的背包，我的手在里面触到了，金，银，宝石我抽取了足够的钱财……”实际上，马上比赛的能力在当时已经是贵族名流最后的压箱底技能了。为了凸显与一般富人的不同，许多贵族不得不负债累累。奥斯瓦尔德将放高利贷者诅咒至地狱的第六层，让他们在那里遭受蛇和蠕虫的折磨。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参与战事或在宫廷当职碰碰运气，或以抢劫为生。

像其他人一样，奥斯瓦尔德也希望能得到国王以及公爵其他竞争对手的援助，但奈何他们鞭长莫及，无法使他免遭困苦。在菲默法庭（Femegericht），他以独立陪审员的身份走上了自己的法律道路。在他身上，可以窥见当时围绕国家形式，围绕君主制或等级制国家所展开的激烈争论剑拔弩张的一面。胡斯战争以及法国贵族组织和帝国城市联盟的背后都有各种冲突。

在当时的情形下，沃尔肯斯坦还在奋勇抵抗。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国家政权日益巩固的时代——他认为这是“病态的时代”——越来越没有地位了。1445年，奥斯瓦尔德在布雷萨诺内附近的新施蒂夫特修道院与世长辞，终获安宁。作为诗人，他特立独行，但并不是最后一批在中世纪末期，与日渐强大的早期现代国家进行无望搏斗的骑士之一。

走出意大利：欧洲人文主义的开端

虽然奥斯瓦尔德曾在全球各地旅行，其掌握的众多语言中还包含拉丁语，但他的世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的影响。总的来说，“人文研究”只是在缓慢地走出意大利的边界。最早的迹象出现在阿维尼翁和巴黎的神学中心，其开路先锋是14世纪巴黎大学最重要的学院纳瓦拉学院（CollègedeNavarre），该学院位于巴黎拉丁语区，由腓力四世的妻子纳瓦拉的胡安娜（JohannasvonNavarra，1273—1305）赞助修建。这个显赫的姓氏体现了该学院在知识界广泛的影响力。14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的尼科尔·奥雷斯姆曾在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院长，其继任者之一是皮埃尔·德艾利（Pierred'Ailly，1350—14201421），同样也是博学的思想家。皮埃尔从一名家境殷实的屠夫的儿子，一直做到了大学总务处长，最后成为一名枢机主教。他与自己的学生、继任者让·格尔森（JeanGerson，1363—1429）一起被评为政治架构师，成功阻止了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的教派分裂。其神学著作围绕着如何平衡理性与信仰，不同的星体力量——他认为这种力量能对所有地上生命产生影响——以及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对立展开。当然，德艾利并不是完全世俗化的，在后来的几年中，他受到世界末日的感召，也写过一些神秘主义和和禁欲主义的作品。如他写于1410年的《世界形象》将地球的形状比作苹果，做出这种假设的依据是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历史文献。该书的印刷版偶然落入哥伦布手中，自此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大部分法国人文主义者为王室和贵族服务，也为主教或阿维尼翁的罗马教廷服务。他们想方设法掌握西塞罗式的拉丁语，有时还加上乱涂乱画的希腊字母。他们去意大利，或者向到法国求一份奉薪神职的意大利人学习——比如为奥尔良公爵路易（HerzogLudwigsvonOrléans）当差的米兰人盎博罗吉奥·德·米格利（AmbrogiodeiMigli）。1388年，阿维尼翁枢机主教的内侍让·穆雷特（Jea）在宗教宣传手册中发表了一篇关于《论鄙视死亡》（VeragdesTodes）的论文，这是意大利境外最早的人文著作之一。薄伽丘和彼特拉克都鼓励人们模仿，随后又发起挑战要求提出异议——丝毫不失爱国基调。西塞罗、普鲁塔克、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和塞涅卡等人的经典作品很快被翻译成法语。查理六世宫廷里一位痴迷收藏图书的法学家让·勒贝格（JeanLebègue，1368—1457）翻译了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并提供了如何描绘其中场景的详细说明。

曾在纳瓦拉学院接受教育的让·德·蒙特勒伊使法国人文主义更趋成形。他是“玫瑰之友”之一，也因此在那场论战中成为格尔森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反对者。在前往意大利的一次行军途中——他卷入了安茹公爵路易在那不勒斯的皇位之争——蒙特勒伊在佛罗伦萨结识了萨鲁塔蒂，后来又遇到了莱昂纳多·布鲁尼。14世纪的最后10年，蒙特勒伊的身边聚集了一小批知识分子，他们一起谈论西塞罗、维吉尔和奥维德，对盎博罗吉奥口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展开辩论。与很多同道中人一样，他不吝抒发对自己家乡法国的爱意，称赞人民的英勇，号召人们奋起反抗英国人。蒙特勒伊见证了这段历史，在这一点上，他是马基雅维利的先驱，命运注定多舛。1418年5月底，巴黎被攻占，蒙特勒伊成为被勃艮第人残杀的众多遇难者之一。

这是艰苦动**的时期。人们很好奇，当巴黎饱经布尔吉尼翁人和阿马尼亚克人折磨**时，当地的文人们是如何平静地对翻译、谈话和诗歌进行润色修饰的。当时最重要的诗人阿兰·沙蒂尔（AlainChartier，1385—1430后）在其作品中多次反映了战时的困惑和动乱。诗中的沙蒂尔，是一个悲观的、渴望和平的爱国主义者。文学史认为他是《无情美女》的创作者。与此同时，“对所有追求者始终保持冷漠的美女”也成为一个被后世反复刻画塑造的女性类型。忧郁的沙蒂尔并非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尽管如此，他的诗歌还是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后世将他视为修辞学先师和新时代的塞涅卡。

同时，这股南风也吹到了英国。波焦·布拉乔利尼曾是这里的人文主义先锋。1418—1423年，他一直为温切斯特的主教亨利·博福特（He）服务。这段经历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迹，但却对波焦在罗马教廷的事业大有助益。人文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诺曼底广泛传播，枢机主教布兰达·卡斯蒂廖内（Brandae，约1360—1443）及其家庭成员功不可没，他们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过从甚密。布兰达的一个近交受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Humphreysvoer，1390—1447）之托，在巴塞尔逗留期间遍寻古典作家的书籍。此外，他还居间促成了那些帮他出资扩充图书馆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交往联系。

比伍斯特公爵更早的书籍收藏家阿普伦纽斯·瑞丁（Ampl，约1365—1435）则要平和得多。他是一名医生、神学家和教士，其名下图书馆汇集了约4500部著作。书籍目录显示出瑞丁对古希腊罗马和阿拉伯经典的浓厚兴趣。除了阿维森纳的经典之外，瑞丁还藏有伊本·海瑟姆的光学论著。彼得·路德（PeterLuder，约1415—1472）是德国最早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在海德堡完成大学学业后，这位出身平民的学者跨越整个意大利，来到费拉拉，在瓜里诺处安顿下来，随后于帕多瓦学习医学。威尼斯总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Foscari）不仅资助了他，甚至还帮他获得了贵族头衔。路德宣称，自己曾乘坐威尼斯橹舰一路抵达了希腊。最终，他响应海德堡大学的召唤回到了母校。在1456年7月15日的就职演说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教育计划，侧重点落在修辞学、诗歌艺术和历史编撰学上。该计划的关键词由瓜里诺提出。路德为自己申诉，是自己率先把意大利巅峰的缪斯女神带到家乡的。然而，继续推进的却是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EneaSilvioPiini，1405—1464），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无论怎么高度评价其在德国逗留的经历，以及其与德国人频繁通信、探讨如何在“蛮夷之地”发展人文文化的行为，都不为过。他还曾为一个学拉丁文的人提出优化建议，对方不无感激地欣然接受了。

路德给他的儿子取名为维吉留斯（Virgilius），足以说明他对古典文学的痴迷程度。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最好的时代还没到来，这一点从他辗转流浪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他从海德堡出发到爱尔福特，然后前往莱比锡、巴塞尔、维也纳。但是另一方面，他总能不断地获得聘用和资助。他不缺能分享他对意大利现代化道路满腔热忱的学生和同僚，也不乏反对者。路德对待宗教的态度向来是不冷不热的。当一位神学家跟他聊起三位一体的笑话时，他打趣道，在自己被当成异教徒烤煳前，很乐意承认“四位一体”。在第二次逗留帕多瓦期间，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显然这只是谋生的基础。晚年，他搬到西格蒙德的蒂罗尔宫居住，保留了一大捆诗、书信、演讲和历史故事。

人文主义学者渐渐开始自己组织活动。例如，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朱利奥·波姆波尼奥·莱图（GiulioPompoo，1428—1498）创办了“罗马学院”（Aana），其成员通常会定期见面，就像枢机主教乔达诺·奥尔西尼和洛伦佐·瓦拉的聚会一样，活动包括古典喜剧演出、考古发现讨论等。那不勒斯的“蓬塔尼亚纳学院”（AccademiaPontiana）同样并非官方初创。一批公职人员、贵族和教士通常在公共场所——例如在安茹的菲利普的宫殿拱廊下——举行集会，他们谈论语言和文学的方式更偏向风趣幽默，而不是学院派风格。负责为他们作画的是法学博士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Beccadelli，1394—1471，又名“帕诺米塔鲁斯”（Panormita）〕，之前他曾尝试争取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赞助，后来以失败告终。1425年，安东尼奥将《赫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也译作《赫尔墨斯之子》）献给佛罗伦萨人，举世哗然。它呈现的完全是情色内容：醒目**的**、圆润紧致的臀部以及排泄物是其核心表现主题，所有人都睡在一起。科西莫烧毁了收到的副本，尤金四世以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威胁读者。但是，阿方索国王还是提拔了安东尼奥，甚至让他成为外交政策的设计者。安东尼奥死后，他的门徒乔瓦尼·庞塔诺（GiovanniPontano，1429—1503）接管了社团的组织工作，该社团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后发展为“庞塔尼亚纳学院”。这个翁布里亚人与他的前任一样，是宫廷权贵、外交官，同时他还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占星学家和诗人，他通过将爱情的悲伤比作蝉的命运，为虐恋之苦写出绝妙诗句，“她的一生都在歌唱中度过，生得喜悦，死得幸福……”

德国城市中的人文圈子也在慢慢形成。这方面，奥格斯堡首开先河。起初，富商议员西格蒙德·高塞布罗特（Sigmu，1417—1493）周围聚集了一批学者。与路德一样，他通过旅行来了解意大利的精神世界。纽伦堡紧随其后。这个南德的帝国直辖市，最早对意大利诗歌和意大利启发下的古典研究展现出浓厚兴趣，并不是偶然的。那里的商人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与南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合作关系。许多人特地去纽伦堡游学。曾在埃斯林根和乌尔姆工作、后担任符腾堡公爵埃伯哈德一世（EberhardⅠ。v）的御用医生的亨利·斯坦豪威尔（Heinrih?wel，1412—14821483），也是帕多瓦大学的学生。他翻译了薄伽丘的作品和《伊索寓言》，还在其中加上了布拉乔利尼的一些色情故事，由此大获成功。稍显庄重一些的《人类生活的镜子》，是西班牙神学家罗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RoSánchezdeArévalo）的作品，也是被亨利翻译成德语的。

同时代画家阿尔布雷希特·冯·艾伯（AlbreEyb，1420—1475）是法兰克尼亚教区的教士，也是法学家，非常注重幽默，此外他还翻译了薄伽丘的短篇小说和普劳图斯的喜剧。与斯坦豪威尔一样，艾伯在意大利完成大学学业，他后来成为庇护二世的侍从。他对班贝格的赞誉，为德国风格的城市颂歌奠定了基础。其编撰的《哲学之珠》汇集了针对普通家庭的古典、人文主义和古基督教著作的研究，畅销一时。1472年，艾伯出版《婚姻小书》，引用很多古典作家的名言，主题涉及不忠、贞操、嫁妆、婚礼和教育，最后向婚姻和妇女表达赞美之情，因此吸引了很多读者。

路德和高塞布罗特，以及斯坦豪威尔、怀尔、艾伯是古典思想和意大利文化的开路先锋。此外也不应忘记，在德国城市中，也有很多像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的诗歌一样未受古典思想和意大利精神影响的文学作品。巴伐利亚公爵的顾问、狂热的骑士史诗收藏家赖歇尔茨豪森的雅各布·皮特里希（JakobPüteriReichertshausen，约1400—1469）挑衅地宣布他喜欢“旧书”，而对于“新书”——他指的是关乎意大利的、古典的、人文主义的一切——“我一刻都不会去关注”。所以很多人，例如皮特里希先生，读过英雄故事，对宗教演出充满热情，被滑稽戏剧逗乐。一位为城市中产阶级写作的诗人邂逅了来自纽伦堡的红铁匠汉斯·罗森普利特（Ha，约1400—1460）。纽伦堡这座北方未来的文艺复兴大都市首次以诗人城市的面貌亮相。罗森普利特书写**情色内容，讲述调皮的恶作剧，创作祝酒词、箴言诗以及狂欢节讽刺滑稽剧。其中一首诗的主题是对故乡的礼赞，另一首则借用《圣经》中的观点论证了罗森普利特式的行为——辛苦的体力劳动——是高贵的。同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焦、庞塔诺、洛伦佐·波宁孔特里（LorenzoBonintri）论述到尊严问题时，认为贵族的美德和成就要优先于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