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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与创造力 14501500年（第2页）

意大利在《洛迪和约》签订后的40年中几乎未出现大的争端，这与当时国际政治局势不无干系。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Ⅲ，1440—1493年在位）是神圣罗马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几乎没有插手意大利半岛上的纠葛。他的名号从没出现在辉煌的胜利或大胆的外交行动中。腓特烈三世的最大资本是皇冠的合法性，因而拥有头衔和尊严。他的统治领域被局限在哈布斯堡王朝自身的领地，即世袭的内奥地利地区。尽管他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坚持自己的要求，比如对匈牙利王冠的主张，但通常都是徒劳无功。羊皮纸和纸张如潮水般——有3万到5万份文件——从他的办公室倾倒入这个帝国。腓特烈的行政人员约有500名，律师在他们当中的比例越来越高。占星师也为决策者提供帮助。几乎没有哪个皇帝像腓特烈一样，以这种方式将自己铭刻在帝国宪法中。

围绕哈布斯堡核心地带的国家都处于动**中。年轻的“遗腹子”拉斯洛五世是两顶王冠的主人，又拥有奥地利大公头衔。1457年他英年早逝，这片地区重新洗牌。波杰布拉德的伊日宣布拥有对波西米亚的主权，他最初只是一个由腓特烈三世委任的代理官员。他信奉的是胡斯派底下的“圣杯派”——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中的“calix”，意为“持圣杯的人”，因为他们在圣餐礼中手握圣餐杯——所以他是欧洲第一个非天主教的统治者，并被罗马视为眼中钉。腓特烈只拥有继承权。1462年，他被自己的兄弟大公“奢华的”阿尔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Ⅵ）和叛乱的市民围剿，被困在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当大炮在墙外隆隆作响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他的家人不得不以狗、猫和鸟为食。但阿尔布雷希特在1463年暴毙，他死的正是时候，腓特烈因此得到阿尔布雷希特所有的领地，尽管白银之地松德高和福拉尔贝格等地仍未臣服。这些地区的统治者是腓特烈的表弟，蒂罗尔伯爵西格蒙德。

皇帝的大动作在西方，勃艮第局势的发展为他创造了独特的时机。现在，统治大公国的是腓力三世的儿子，勃艮第公爵查理（1465—1477年在位）。年轻的王侯没有把钱投资在馅饼和衣服上，而是投资在火药和大炮上。他想要实现两个伟大目标：首先，他想通过占领南北之间的桥梁统一勃艮第的南北两部分，很快他被人们称为“大胆”查理。其次，他为国王的荣誉和帝国的尊严而奋斗。查理自1474年夏天开始围攻莱茵河下游的诺伊斯镇，腓特烈三世为了反击，不得不在全国征兵。最终，查理不得不接受和谈。他与皇帝腓特烈缔结和平，并答应让自己的女儿勃艮第的玛丽（Mariavund）嫁给皇太子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Ⅰ），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艮第公爵查理虽然胆大妄为，但确实具有非凡的勇气，他超乎人们想象，不仅征服了阿尔萨斯，他的大军还直达洛林地区。查理的成功和残酷的压迫激怒了当地居民，他们奋起反抗。最终，反对派结成同盟，浑水摸鱼的路易十一（LudwigⅪ，1461—1483年在位）[179]又长袖善舞，“大胆”查理的美梦被击碎。在1477年1月的南希战役中，瑞士雇佣军将查理的军队打得支离破碎。这位身上背着洛伦佐沉重债务的公爵头颅裂开，被人扔在结冰的池塘里。反对派同盟的自由最终得以保全。同年，马克西米利安和勃艮第的玛丽在根特结婚。未来会证明，腓特烈的王朝将上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勃艮第的部分土地和其他地区被路易十一收入囊中。普罗旺斯地区也被瓦卢瓦王朝瓜分——路易十一是一个精明的权力政治家，“英明者”和“万能蜘蛛”这样的绰号放在他身上也名副其实。普罗旺斯逐渐从国王的私有资产转变为国家资产。那不勒斯曾经属于安茹，现在也让法国人浮想联翩。但是，当地贵族还没有甘愿称臣，而英格兰已经在加莱蠢蠢欲动。

百年战争之后，英国沦陷在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的玫瑰战争[180]中。对法国的失败加剧了人们的不满和叛乱；到战争结束时，习惯战斗的武士阶层也早已失去了野心。英格兰贵族间的互相争斗似乎已经过时，甚至像是自我毁灭。最后剩下的是约克家族的理查三世（RichardⅢ，1483—1485年在位），他的悲惨形象因为莎士比亚而闻名于世，“容貌尽毁，尚未完成，就被时代推进这个急切的世界”。真实的理查是一个勇敢的斗士，1485年他在博斯沃思的战斗中殒命。约克家族的太阳与他，这个家族的最后传人，一起隐没西山。胜利者亨利七世（HeinrichⅦ，1485—1509年在位）是里士满伯爵和兰开斯特的继承人，是最后一位用剑夺取王冠的英国国王，他开创了一个新王朝。他的妻子是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ElisabethvonYork），这场联姻让约克的白玫瑰与兰开斯特的红玫瑰交缠相伴。议会确认了王室后裔的继承权，英伦岛上逐渐恢复稳定。

国家巩固，王国扩张：这是西方的趋势——像法国和英国一样，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也即将完成统一大业。这样一来，文艺复兴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继续扩大。在欧洲东北部，波兰-立陶宛联军于1410年在塔能堡击溃了条顿骑士团的军队[181]，条顿骑士的势力从此急转直下。原本的十字军如今沦为给在他处无法获得养恤金的贵族后裔提供保障的组织，否则无法养活这支庞大的队伍。在立陶宛境内，各地的统治者自己布道，上帝的圣战士兵在这里丧失了职能和合法性。所以，这群人现在变得像是乌合之众，他们的圣战也变得平庸，他们与基督教的竞争者对阵，还与波兰和立陶宛以及丹麦人对抗。定居在骑士团领地的贵族和公民想要摆脱这种寄生统治，所以他们成为波兰王室的天然盟友。经过13年的小规模战争后，双方于托伦签订和约，骑士团领地的西部成为波兰王室的附庸，瓦尔米亚主教教区也成为波兰的领地。东部地区仍然是“普鲁士大公国”的保护区，但骑士团首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成为波兰统治者的臣属而无力回天。在宗教改革期间，这一地区作为世俗化的新教公国并入波兰王朝的封建联盟。

波兰王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而贵族在其中享有广泛的自由，且从数据上看就很特殊，贵族占了这里约8％的人口，而在法国，这个比例只有0。3％。据称，波兰贵族有权选举国王。根据波兰《大宪章》的规定，不允许非法逮捕任何贵族，这是1430年谈判中达成的贵族特权。上议院原本是国王的顾问圈子，后来成为独立的机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室的权力。天主教的主教要听命于它，各地领主和各行政区的主管机构也要臣服于它。国会召集上议院——只有但泽、埃尔布隆格和托伦等城市有权派代表列席——以及贵族和国王。

卡齐米日四世（KasimirⅣ，1445—1492年在位）[182]是丧生于瓦尔纳的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弟弟和继任者，在他的统治期间，波兰与立陶宛的同盟仍然有效。雅盖隆的国君授予立陶宛贵族与波兰贵族同样的阶层地位。卡齐米日四世与哈布斯堡公主的联姻让他看到了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冠的前景，实际上，他确实让他的儿子弗拉迪斯拉斯二世（WladyslawⅡ，1471—1516年在位）成了波西米亚的统治者。匈牙利的马加什一世（Matthias，1458—1490年在位）[183]登上王位，他的父亲摄政王约翰·匈雅提（JohannHunyadi）是当时国内最强大的贵族，也是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贝尔格莱德的救世主。马加什又名科尔温（us），因为家族徽章上的乌鸦而得名，他像父亲一样也在与奥斯曼人的厮杀中赢得了声誉。正如他本人所说，他统治时手握钢铁做的缰绳，因此把疆域扩展到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和劳齐茨一带。他与雅盖隆王朝长期征战，后来通过1479年的《奥洛穆茨条约》与弗拉迪斯拉斯二世分享波西米亚国王的头衔。几年后，他甚至占领了维也纳。科尔温缺乏的是合法的继承人，无论是第一次婚姻，还是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的女儿阿拉贡的比阿特丽斯（BeatriAragón）的第二次婚姻，他都没有盼来子嗣。匈雅提的所有荣耀都笼罩在科尔温和他那臭名昭著的“黑衣”雇佣军身上。

资助人之国意大利

出人意料，在饱受战争摧残的15世纪，高等艺术和科学并未消失。各城市与各国内部之间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活力激发了各个层面的竞争，这是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这种态势在整个欧洲都很明显，尤其是在富裕的意大利。雇佣兵的战争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们使大量的资金流动起来：从各处流入雇佣军首领的金库，他们再拿去投资文化。例如，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和他的兄弟奥塔维亚诺（Ottaviano）为自己打造大理石雕像；他们二人都是站立着平视对方。奥塔维亚诺用书籍和月桂作为装饰，费德里科则手捧头盔。意大利这些小规模的战争带来一个附加效果，就是战争与艺术的交融，在许多艺术作品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象征——比如佩德罗·贝鲁格特（Pedruete）在一幅画中画上了费德里科和他的小儿子圭杜巴尔多·达·蒙特费尔特罗（GuidubaldodaMoro）。费德里科在银鼬皮长袍之下身披盔甲、腰挂长剑，同时正在专心地读一本书。

如果费德里科和他的对手科莱奥尼没有采取当时“大人物”的经典社交策略，即对艺术进行大规模资助，那么像他们这样著名的雇佣军领导人，今天只有少数专家能够了解，普通人除艺术外没有别的途径认识他们。科莱奥尼在贝加莫的心脏地带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陵墓。韦罗基奥为科莱奥尼制作的骑马雕像如今陈列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骏马正踏步向前，而这个坚毅的青铜男子稳坐马背。他神情严峻，肘部展开，手中的剑似乎正在瞄准一个新世界。意大利那些较小的国家通常是五大国的卫星国，而这些小宫廷本身就是一个充斥着知识和艺术的宇宙。阿尔贝蒂在曼图亚建造城市，皮萨内洛和曼特尼亚则在绘制画作。在切塞纳，马拉泰斯塔家族的一个支系修建了藏有精美书籍和艺术品的图书馆。费拉拉大学拥有欧洲式的结构，它的庭院是意大利最光辉夺目的院子之一。大公博尔索·埃斯特（Borsod'Este）甚至在打猎时也经常穿着金边长袍。1470年前后，在费拉拉的斯齐法诺亚宫还出现了月份图，不仅印证了思想在广阔的空间和时代中的迁徙，也让人联想到埃斯特宫廷的文化氛围（附图10）。“行星组”的图像——每十天有一个统领者，一般起源于印度或巴比伦的占星术——依据的是波斯天文学家阿布·马沙尔的《伟大引言》，由彼得罗·德·阿巴诺（Pietrod'Abano，12501257—1316）翻译并流传到费拉拉。

古典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时的图像中。建筑还没真正开始建造，画家的想象力就创作出了具有经典装饰的透视建筑。这个艺术领域的国王是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在《被鞭打的基督》或《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中，他用精确的数学来构造虚拟空间。从贡扎加的朝臣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留下的湿壁画中，人们对与远古时代的历史距离有了全新的感受。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dio，约1462—约1521）设计出神话般的主题，安东尼奥·德尔·波拉约洛自己成为描绘**英雄的大师。他让狂躁的大力神与九头蛇战斗（附图11）。在后来者中，最负盛名的是桑德罗·波提切利，他那幅神秘的通常被称为《春》的画，以及《维纳斯的诞生》，都在虚构世界的艺术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

资本主义精神总是在向基督教伦理致敬，对来生的恐惧使人们不得不做好今世的工作——在科西莫承建的修道院图书馆中，人们可以明确感受到这种严肃性。虔诚和自豪使他建造了修道院和整个教堂，在今天的加富尔街上建造美第奇家族的城市宫殿以及乡村庄园等。他最喜欢的艺术家包括安杰利科修士（FraAngelico）和他的“家族雕刻家”多纳泰罗。美第奇的金币无论是变成大理石和色彩，还是被用来建房子，家族徽章上的六个药丸都印在上面。无论行会还是大亨，其他资助人的做法也类似，比如织工行会要求画上羊羔，斯特罗齐家族要求画上半月，托尔纳博尼家族要求画上狮子。

科西莫过着国王般的生活。除了慷慨、行善和好客之外，展现自己的“宏大”也是高级贵族的美德之一。另外，还要重视教育，书籍的收藏数量最能展现这一点。韦斯帕夏诺·达·比斯蒂奇被称为佛罗伦萨书商之“王”，他帮助美第奇购买了装满整个圣马可修道院图书馆的书籍。他在工作之初就说：“我立即委托了45名抄写员，在22个月中，他们完成了220卷。”15世纪末，美第奇图书馆的藏书已经达到1000多册。

丰富的艺术资助帮助暴发户和篡位者用美丽的假象美化自己的崛起，而那本是一个阴暗的过程。成功令人不可忽视，谁能为整个教堂和宏伟的宫殿埋单，仿佛就可以让神的恩典笼罩着他的事业。事实和真实存在的东西证明上帝愿意赐予，因此其合理地存在于世界上。这些宏伟的建筑，既是永恒的纪念碑，同时也是由上帝建造的，促发并增强了民众的尊重——詹诺佐·马内蒂在他的《尼古拉五世生平》中记录了教皇说过的这些话。

胜利或失败在意大利的局势变动中意味着什么？看看亚平宁陡峭山脉中蒙特费尔特罗的国家便明白了。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血统不明，靠谋杀同父异母的兄弟奥丹托尼奥·达·蒙特费尔特罗（OddantoniodaMoro）才上台。1465年，他终于击败了大敌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在余下的15年中，他一直稳坐胜利之巅，并在此期间建造了超越乌尔比诺的宏伟宫殿。宫殿的西南方是一座凯旋门式的建筑，在其侧面还有两座纤细的塔楼，它们面朝罗马耸立，这些任务和工作都要感谢一位助理教士的辛勤劳动。在意大利，一时没有别的建筑可以与之媲美。古典风格的庭院及其优雅的科林斯式柱廊是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建筑结构之一，人们可通过华丽的宽大楼梯抵达一楼。费德里科的题铭出现在花纹繁复的镶金大理石门上，也点缀着墙壁上大大小小的装饰物，彰显着主人的骄傲：“FE。DUX”，“FE”是费德里科名字的缩写，“DUX”指公爵。令人惊叹的宫殿让人想起一个世纪前可怕的帖木儿在他的白宫（Ak-Sarai，现称为“夏宫”）写下的话：“如果您对我们的伟大存有疑问，请看一下我们的建筑。”

在乌尔比诺，人文主义的宫廷以最纯粹的形式展现出来。500张“嘴”（boche）围绕在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家族周围，从马夫到理发师、医生、宫廷音乐家，再到占星家，他们的任务都被详细规定好，包括公爵如何在众人面前用餐这样的仪式。人们会在大斋节诵读宗教经典，平时则朗读李维的《罗马史》。每天的工作结束后，费德里科会聆听关于神学和自然科学的讲座，例如对亚里士多德主要著作的论述。他的图书馆拥有900多部典籍，是除梵蒂冈和美第奇家族的图书馆外意大利最重要的藏书地之一。如果想要使用某本书，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图书馆的大门随时为人们敞开。图书管理员负责书目整理，与破坏书籍的虫子作斗争并为访客服务。宫廷下令：“如果来人是权威人物并受过教育，要带他仔细参观，向他展示那些美丽又精致的书籍并确保不要弄坏书页；如果来的是不识字的人或者普通百姓，只是出于好奇想来见识一下，那么让他们快速参观一下就够了。”公爵这种安排的新颖之处在于，他没有按照惯例把书放进修道院，而是放在宫殿里。此外，藏书也不像通常那样被一本本固定在读书台上，人们可以自由使用它们，这样就可以对几本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对语言学研究非常有利。

但是，图书馆不仅仅是服务于科学的实用机构。“这么多种文字！这么多的书！真是太壮观了！”比斯蒂奇曾这样惊叹道。封面涂成了胭脂红色还有银丝装饰，内里是最好的山羊皮做的羊皮纸，它们被装订成册。这所房子的主人在教育上的花销超越一切（附图12）。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一幅著名的肖像画就是以他为模特（附图13）。这个鹰钩鼻的战士和狡猾的现实政治家，头戴学者的红色贝雷帽，完全符合乔瓦尼·庞塔诺提出的理论：这个艺术和科学的赞助人想把自己也变成学者，而且是以艺术为家的学者。

艺术家用20年的时间为同一个资助人工作，有时候这是最佳选择，就像在乌尔比诺一样，艺术家可以为艺术修一座直到今天仍岿然不动的宫殿。比如，如果艺术资助人布兰达·卡斯蒂廖内没有建造宫殿，并且没有让马索利诺为礼拜堂绘制湿壁画，那么今天伦巴第的小城卡斯蒂廖内·奥洛纳会是怎样一副模样？没有庇护二世的皮恩扎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图像和建筑物都流传至今，但那时的游行、节庆和歌剧表演最多只留下几幅画，或在编年史中仅仅留下一行记载。但事实上很多一流艺术家经常绘制布景、发明设备或策划这些活动，肯定曾有一些表演令人过目不忘。

让我们以一个二流人文主义者、出生于帕维亚的彼得罗·坎迪多·德森布里奥（Pierbrio，1399—1477）为例。他的父亲翁贝托·德森布里奥（UbertoDecembrio）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和专业律师，在米兰供职，他与赫里索洛拉斯合译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时声名大噪。彼得罗也被领进新文化的人脉网中，并结识了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这位可是阿尔贝蒂、维托里诺·达·费尔特和弗朗切斯科·费勒弗的尊师。彼得罗为热那亚总督致献了一部作品——《论自由七艺的发明者》。他在米兰公爵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宫廷任职30年，以外交官身份行走欧洲，还把经典作品翻译成当地语言，比如恺撒的著作和库尔修斯·鲁弗斯（CurtiusRufus）的《亚历山大大帝史传》。与他保持通信的人中有一些著名人物：莱昂纳多·布鲁尼、洛伦佐·瓦拉以及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他甚至把自己翻译的柏拉图著作寄给汉弗莱。有一次，他请求格洛斯特公爵资助他购买一座彼特拉克曾住过的别墅，但他的工作似乎没有得到一分钱报酬。

1447年，彼得罗·坎迪多犯了一个错误，他与短命的安布罗斯共和国纠缠太深，未能成功赢得强者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青睐。出于好感，尼古拉五世为他提供了一个薪资丰厚的教皇书记官的职位。但继任教皇没那么大方，彼得罗不得不寻找新的庇护人。他先是待在阿方索五世的那不勒斯，但阿方索去世后这里也陷入混乱，彼得罗最终辗转到达费拉拉。为了向大公博尔索·埃斯特表达谢意，他为其撰写了一本关于瘟疫的书籍。从1467年开始，彼得罗一直住在这个波河附近的人文主义小城。1477年，彼得罗在即将去世之前终于重返米兰。他的漫游生活表明，一个思想敏捷的人可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就像他在意大利寻找资助人的探险一样。他死后被葬在圣安布罗斯教堂，墓志铭中声称他写了127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菲利波·马里亚·维斯孔蒂的传记。

在柏拉图的天空

“主调是哀伤的，但展现的对象却狂野又崇高，”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对雅各布·布克哈特关于文艺复兴的书如此评价道，“这本书完全是‘现实主义’风格，拒绝掩盖任何粗俗或暴力的内容，但读者却不断想到在人类的不完美之上生出的花朵。本书意图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整本书中，那个充满创造和辉煌的时代与历史学家自己的灰色世界形成不言而喻的对比，即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社会。”这个世界不仅因为工业化而变得灰暗，同时也是一个紧张的时代。布克哈特叙述的主要目标是剖析这种对现代化的不适。同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是一本怀念之书，其作者知道自己已经被上帝抛弃。

除了艺术，文艺复兴中的柏拉图哲学也为布克哈特所用。在书的最后，布克哈特仔细研究了“伟大的”洛伦佐时代，此时柏拉图主义在佛罗伦萨复兴。这本巨著的最后几句话蕴含着布克哈特自己满怀温柔的哀伤：“在此，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学说，以及一种独特的现代精神产生了共鸣。也许，有关世界和人类的知识的最高成就已经在这里结出硕果，单凭这样的成就，意大利文艺复兴就必须被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实际上，在15世纪下半叶，对哲学的兴趣似乎在佛罗伦萨高涨。早期，柏拉图被看作喜欢进行批判性公开讨论的人，是一个修辞学的专家，其地位不如神学家。但人们忽视了《理想国》中一些危及道德的观点，比如共妻。一些似乎能够连接信仰和智慧的学说在这一时期实现突破。这样，一群学者逐渐聚集起来，以奥古斯丁的研究为起点展开研究。

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委托菲奇诺将从拜占庭流传到意大利的赫尔墨斯手稿抄本翻译成拉丁文。菲奇诺称赫尔墨斯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最伟大的司祭和最伟大的国王”，他的智慧在菲奇诺看来是“远古神学”的巅峰。因此，菲奇诺尝试创建新的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他对柏拉图著作的翻译直到19世纪仍无人能及。菲奇诺还把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的阴影世界”[184]和他的经验方法整合到自己的体系中。他将不朽的灵魂描述为精神与物质、统一性与多重性、停歇与运动之间的中介，称它为“世界的结”，把宇宙统一起来。因为灵魂是造物主的一面镜子，所以对自我的认知会引发对上帝的认知。

菲奇诺的宇宙是在托勒密和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理论基础上建立的一个有等级的结构，由天使守护，有恶魔居住，普罗提诺的“太一”也在其中发挥作用。菲奇诺的宇宙被神圣的真理和美德照耀，这光芒就是上帝本身。灵魂的所有渴望都旨在与上帝合一。理智和意志是“双翼”，帮助灵魂返回上帝身边，这是灵魂的起源。菲奇诺在1484年所著的《爱》中认为，让灵魂飞升的宇宙能量就是爱（eros），正是这种能量推动了荣耀事业的发展，滋养了对知识的追求，甚至创造了财富。爱能够将混乱化为有序，展现出对美的渴望，从而彰显对绝对善良的上帝的渴望，他的“光辉”或者说光芒是宇宙中最美丽的。在地球上，爱可能体现为“某种恩典，通常是多者的和谐结合”，或者体现在善良和正确的举动中。爱与观察有关，与触摸关联较少，与性几乎无关。这种学说在16世纪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变体。

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Piirandola，1463—1494）[185]视菲奇诺为精神上的兄长，他也寻找所有共同的启示。一个卡斯蒂利亚神父曾提出独特观点，认为无论是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穆斯林，都可以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得到救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对此深表赞同。他是人文主义者中最早学会希伯来语的人之一，而且在其不朽著作中援引了犹太人经典。他提出了至少900多个论题，列举了许多相互矛盾的观点，其中许多都能看出库萨的尼古拉对他的影响。这些论题总结了当时人们能够积累的哲学知识总和，包括经院哲学、希腊典籍、阿拉伯哲学、卡巴拉和赫尔墨斯主义的教义。皮科把其中超过一半的结论作为“自己的观点”：关于上帝和数学的论点，对神秘赞美诗、迦勒底神谕的看法，以及对魔法的态度。

皮科本打算在1486年前往罗马，邀请了一班学者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公开辩论，但被英诺森八世阻挠。[186]皮科被怀疑是异端者，不得不出逃。他在佛罗伦萨附近的菲耶索莱找到了避难所，这里是美第奇家族的领地。他雄心勃勃地想要融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初步尝试，他在这里创作了《论存在与一》（überdasSeiendeunddasEine）。这是一本“否定神学”的作品，仅仅把上帝看作“一”，是“真实”“善良”“存在”。他同时还写下了《论创世记七日》（Heptaplus），该书对《圣经·旧约·创世记》进行了深奥的解释，试图破译《圣经》里的经文、字母和数字的隐藏含义。皮科还借鉴了卡巴拉这一神秘的学说——根据犹太教的说法，它起源于上帝在西奈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米兰多拉伯爵为基督教对卡巴拉学说的接受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受到佛罗伦萨的政治舞台上一位新演员的启发，转而鄙视肉体和尘世。这位新登场的人物是圣马可修道院的先驱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他打算将佛罗伦萨纳入神权政治之下。

这个时代充斥着辩证法、批评和宗教怀疑，皮科的哲学满足了人们对和谐与真理的渴望。“伟大的”洛伦佐在他最美的一首十四行诗中写道：“哦，上帝，至善之神，你怎么做到的我只寻你，却从未找到？”有关如何面对这些这些不确定，菲奇诺、皮科和萨沃纳罗拉，就像之后的路德一样，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1520年，当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风暴开始出现时，乔瓦尼的侄子和传记作者吉安弗朗西斯科·皮科（GianfrancescoPico）谴责所有异教哲学，包括柏拉图的思想，认为它们都是感官和理智的不可靠产物，只有基督教的教义才能引导人们走向真理。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开放的。

美好日子的终结

佛罗伦萨附近的卡雷吉，1492年4月8日。诗人、艺术资助人和凶手洛伦佐在他华丽的别墅中等待死亡降临。黄昏将至，暮光渐退，古董花瓶在架子上隐隐闪光；墙上挂着金色的挂毯。病弱的老者瘫坐在一张扶手椅上，被他的诗人和学者所包围：老迈的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波利齐亚诺和普尔西，私人医生和占星家皮耶罗·莱昂尼·达·斯波莱托。洛伦佐的情妇，迷人的菲奥蕾（Fiore）特意请来另一位客人——即将统治佛罗伦萨的费拉拉人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来陪伴这位“伟大的”人度过生命中的最后几小时。萨沃纳罗拉曾经和菲奥蕾同床共枕，后来却因为被这个美丽的人儿抛弃，在绝望中变成了僧侣。洛伦佐已经陷入狂热，他预知到他的城市将遭到威胁。在绝望的高呼中，他捍卫开放的人文主义文化，为好奇心和对话、艺术与精神辩护，它们是生活巨大的双翼。“我要折断它们，这巨大的双翼。”僧侣宣布说。洛伦佐反击他：“死亡就是你所宣称的精神，所有生命的生命是艺术！我要阻止你。我仍然是这里的主人。”但是这无济于事，生命在消散，洛伦佐咽下最后一口气。随他下葬的是文艺复兴初期的佛罗伦萨。菲奥蕾徒劳地要求这位修道院院长交出权力并继续回修道院修行。“听啊！离远点！你点燃的烈火将吞噬你，你自己也逃不过，它将会净化你和你的世界。”

刚刚描述的场景并未真正发生，它取材于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话剧《菲奥伦扎》（Fiorenza），该剧于1906年首演。菲奥蕾是美丽的情妇，她就是洛伦佐的佛罗伦萨城，此时将被交付与那个费拉拉人。洛伦佐的儿子和继任者皮耶罗·德·美第奇，也就是这部剧的主人公，与托马斯·曼的刻画完全相符：政治上的弱者和卑鄙的独裁者。他的兄弟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Giovannide'Medici）——后来的教皇利奥十世（LeoⅩ，1513—1521年在位）——是一流的艺术爱好者。萨沃纳罗拉确实见证了“伟大的”洛伦佐的去世过程，这有据可循，尽管他只是以告解神父的身份前来，因为他是美第奇家族圣马可修道院的院长。

但是，人们想到洛伦佐的佛罗伦萨时，并非只有那些伊壁鸠鲁式的享乐生活、谋杀和昂贵的小规模战争，更有这位“伟大的”人的神话，他已经成为艺术资助人的代名词。他不仅是一个残酷的权力人物，而且长相也有些丑陋——橄榄色的肤色、扁平的鼻子和青蛙一样的大嘴巴。阿拉曼诺·里努奇尼（AlamannoRinui）在1479年一篇呼吁自由的檄文中把洛伦佐比作阿克拉加斯（今阿格里真托）残暴的君主，称他为“佛罗伦萨的法拉里斯[187]”；他能因为赞助艺术和带来和平而享有盛名，这首先要归功于马基雅维利。洛伦佐为佛罗伦萨准备了一场永恒的盛会，这里有古代风格的骑士比武、胜利和戏剧。然而，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因为洛伦佐的侄子委托马基雅维利书写了这部赞美洛伦佐的《佛罗伦萨史》。

在“伟大的”洛伦佐死后，局势逐渐恶化。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KarlⅧ，1483—1498年在位）在“摩尔人”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和教皇的支持下，率领大军挺进托斯卡纳。他的目标是那不勒斯，查理八世打算支持他的族人在那里与阿拉贡作战。皮耶罗·德·美第奇继承了父亲的无情却没有政治手腕，得到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不幸者”。他打开城门迎接查理。是可忍，孰不可忍，皮耶罗和大部分的美第奇族人在“人民与自由！”的口号中被逐出佛罗伦萨，他们的银行也随之倒闭。在接下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个由1000多人组成的议院和一个由80名委员组成的理事会负责裁决这座城市的命运。但是，新成立的政权也无法阻止比萨向法国统治者甘心称臣。当查理率军南下时，阿诺河畔迎来了萨沃纳罗拉的时代。皮科·德拉·米兰多拉没有亲历这个僧侣的统治，他于31岁时英年早逝。他之前还曾写过一篇反对占星术的文章，他认为人类赢得与上帝的亲密关系的前提是自由意志，而占星体系与此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