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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界革命（第2页）

这一切并不是真的美好。哥特式的构想得以幸存，原因在于，通过反复与观察结果进行对比和细化，人们可以对行星运动进行相当准确的预测。然而自古以来，日历年的推迟相比较太阳年呈增多态势。克服这种差异成了亟待解决的事，因为教堂的节日和圣徒纪念活动必须在正确的日子举行，甚至占星家也需要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可能是这些小小的偏差，以及过于复杂的系统，引发了第一次质疑，它真的是正确无误的吗？一个无所不能的世界建筑大师的作品怎么会出现分歧呢？为什么它如此不经济，甚至不美观？可能的结论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把地球放在偏心位置的托勒密，肯定有一个人是错的。而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意识到，可能两个人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阿威罗伊是最早怀疑数学构建的宇宙是否与物理现实有关的人之一。“今天的天文学真的没有提供任何知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存在的现实，”他写道，“我们这个时代开发出的模式与计算结果相符，但与现实不一致。”事实上，如果人们相信存在着固定的、水晶球般的天体，若他们想象计算出的模型如何在自然中运行，就是非常复杂的事。为了构建不同轨道上的运行天体，还有围着这些天体旋转的天体，需要50多个才行。医生吉罗拉莫·弗拉卡斯托罗（GirolamoFracastoro，14761478—1553）试图避开这些不美观的偏心性，结果却乱七八糟，他的模型中有不下于77个天体。阿威罗伊蛮横地想要取消圆周运动、均轮和本轮，让天体重新变得整洁，就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以地球为中心，可惜他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人们肉眼可见的天空完全不是这样。

在阿拉伯世界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批判托勒密的声音，阿拉伯人试图把数学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结合起来。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努尔·艾德丁（Nurad-Dinal-Bitrudschi）认为最外部的球体推动了其他天体的运动，他的思考已经转向机械方向。他试图让本轮成为主角，认为太阳和行星都是螺旋运动，但这种想法同样需要复杂的辅助结构。纳西尔丁·图西借助巧妙的几何结构提出自己的模型，一个圆周运动在另一个圆周运动内进行，两个圆周运动产生一种呈直线的振**运动。这种“图西配对法”终于摆脱了托勒密模型的所有线性运动，它似乎是两大系统的“伟大统一理论”的关键。天文学家阿沙蒂尔感谢真主给他的指引，他借助于一个额外的本轮，终于消除了令人烦恼的偏心匀速点。他设想的月亮轨道模型类似于哥白尼的——只有一点不同，地球在正中间。

直到15世纪末，欧洲南部的天文学家才达到穆斯林大师的水平，毕竟他们现在对希腊语原始文本有更准确的拉丁语翻译可以参考。例如，特拉布宗的乔治斯之前受尼古拉五世委托翻译了《天文学大成》，但缺陷不少，枢机主教贝萨利翁促成了重新修订。他找到了维也纳天文学教授格奥尔格·波伊尔巴赫和他的学生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Müller，1436—1476）。因为家乡在法兰克的柯尼斯堡（K?nigsberg，意为“国王的山”），缪勒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雷吉奥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该词为拉丁语，意为“统治者的家”）。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数学家，作为贝萨利翁手下一名重臣，他对意大利进行了深入了解，结识了人文主义者，其中包括托斯卡内利和阿尔贝蒂。有几年，他在马加什一世的布达皇宫工作。在纽伦堡时，商人伯纳德·瓦尔特（BernhardWalther）资助他开设印刷工坊，伯纳德本人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天文学家。

赞助和交流让欧洲天文学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有了革命性的创新空间，创造了诸多可能性。雷吉奥蒙塔努斯的印刷工场出版了马尼留的《占星术》和波伊尔巴赫的《新行星理论》，传播最新的天文知识，后者到16世纪中叶再版了50多次。同样成功的还有《天文学大成摘录》，是雷吉奥蒙塔努斯和他的老师波伊尔巴赫共同编订的。他的《星历》预测了1475—1506年的行星位置，不仅被收入哥白尼的藏书室，哥伦布也珍藏了一本，这位海军上将的旁注证明他有过深入研读。

书籍印刷使文化以史诗般的速度传递。例如，波伊尔巴赫的《新行星理论》传播了穆斯林天文学家的学说，包括巴塔尼斯（al-Battanis）从印度获得的知识。通过纽伦堡和其他城市，东南亚、哈兰斯、巴格达和维也纳的所知所得传到整个欧洲，甚至进入偏远的普鲁士。如果没有东方天文学家的初步工作，哥白尼的天界革命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波兰人从他们的著作中借用了哪些，还尚无定论；他是否知道其中一些著作，也无从得知。

哥白尼

哥白尼的《短评》在他生前一直未发表，只有他的一个学生约阿希姆·雷蒂库斯（JoachimRhetikus）发表了一份关于《短评》的报告。他的老师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日心说的证据，观测星体并计算观测数据。直到1543年，这些结果才成书出版，这是一本绝对会改变世界的书：《天体运行论》。批评家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delaRamée）曾问，是谁做了这些“巨大工作”，把地球从宇宙中心抛出去？

尼古拉·哥白尼于1473年出生在当时属于波兰王室的汉萨城镇托伦，他的父亲老尼古拉·哥白尼（NiklasKk）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尼古拉关于造币的研究报告比托马斯·格雷欣（ThomasGresham）更早提出了货币价值理论的原理，这也反映了他的生长环境。他在克拉科夫大学学习期间可能接触到了波伊尔巴赫和雷吉奥蒙塔努斯的著作，了解到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学。1496年秋天，他前往意大利，一直待到1503年，中间可能短暂离开过。他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在帕多瓦研究医学。他跟随多梅尼科·玛利亚·徳·诺瓦拉（Domeniariade'Novara）学习数学，这位是雷吉奥蒙塔努斯的高徒。哥白尼在费拉拉大学获得宗教法博士学位。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波兰的弗劳恩堡，这里是瓦尔米亚侯国的主教辖区。一个叔父帮他在教堂弄了个教士职位，他以此谋生。作为神职人员，他为挣薪水必须履行的职责似乎很有限。他就住在弗劳恩堡教堂城堡的塔楼里，这里有钻研科学需要的一切条件：饭钱、自由、安静和时间。此外，他还有庞大的交流网络。如果没有克拉科夫大学的图书馆，他将无法推演自己的天文学。

他在工作一开始就发现了混乱，哥白尼在他的主要著作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提到这点。他可以确定，他这样写道，天文学家的研究互相不一致。他们未能从观察中得出确切结论——“与现象相对应”的那些。他们可能无法解释最重要的问题——“世界的形状和世界各部分的某种对称性”。“他们的工作，就像是一个人想要把双手、双脚、头和其他部分拼在一起，它们虽然单看每个都很好，但并不是同一个躯体上描摹下来的，这样，没有哪个部分能和别的拼在一起，这样拼出来的不是人而是怪物。”他已经阅读了能找到的所有学者的论著，为的是找到比那些僵化的数学家更好的另一个解释。

这篇序言针对的是保罗三世，而其他人针对哥白尼的著作也发表了很多争论，修辞学因此成为一种讨论风格。那个时代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著作——其中伽利略的修辞术人们已经品读过了——有繁复精致的引证、神话般的图像和古代的美丽文学，这些书简直熠熠生辉。哥白尼序言中的每一页也闪现着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灵光。他在与托勒密的争辩中首先援引的是西塞罗转述锡拉丘兹的希塞塔斯（HiketasvonSyrakus）的假说，称地球绕其自身的轴线转动。哥白尼引用的另一位古代作家是乌尔提亚努斯·卡佩拉。这位非洲人认为水星和金星——而不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转动。哥白尼提到的最重要的权威人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菲洛劳斯（Philolaos），他猜想地球与日月一样是围绕着一团中心之火在转动。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艾柯潘托斯（Ekphantos）最终提出的观点是，地球像轮子一样围绕其自身的中心从东到西转动。“因此，我自己有时候也开始思考地球运动的可能性。”

哥白尼没有满足于假设，而是试图计算地球绕自身和绕太阳的双重运动的后果。后来，他创建了一个世界模型，在某些重要的点上与托勒密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相悖。尽管如此，这一范式转换并未完成，因为哥白尼不打算完全抛弃旧系统，而是试着通过——尽最大可能的——修正来“拯救”它。他努力想要构建一个优雅的世界机器，通过对地球运动的假设更容易解释行星看似逆行的运动。同时，他通过这一手段剔除了偏心匀速点，而且让小小的地球转动起来不是比让太阳和所有的巨大恒星转动更容易吗？

当《天体运行论》最终付梓时，这一理论显然已经不那么时髦了，被“拯救”的是行星运行的圆形轨道；开普勒首次证明，轨道实际上是类似椭圆锥形截面。而哥白尼计算出的行星轨道的中心并没有与太阳的位置重合，相反，天体现在围绕地球轨道的中心旋转。这样，太阳的中心位置又被挪开了一点。哥白尼再一次提出本轮围绕本轮的运行方式——但现在比旧的宇宙中少了五颗——地球的地轴因而要以锥形不停转动，这样哥白尼的运算结果才与观测数据相一致，但他随后着重强调了他思考出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一切正中间的是太阳。在这种最美妙的圣洁中，这个发光体还有什么更好的位置，还有哪个位置可以让它同时照亮一切？特别是人们都说它是‘世界的灯’，这一表述非常恰当，其他人称太阳是他们的‘意义’，还有一些人说太阳是他们的指挥者。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称它是‘可见的上帝’，索福克勒斯在《厄勒克特拉》中说太阳是‘旁观一切的’。太阳确实操控着周围运行的群星，就像是一位坐在王座上的国王。”在新系统中，所有行星之间的距离都以地球到太阳的距离为衡量标准。水星比其他任何行星都更接近那颗中央恒星，土星在离太阳最遥远的轨道上移动。“我们在这种排列中发现了一个令人钦佩的世界对称性，以及轨道运动和范围的安全和谐的关系，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在许多同时代人的眼中，哥白尼的设想要取代托勒密的世界观，他的企图虽然不太现实，但也引发了对托勒密的争辩，不过仅此而已，反对意见遮天蔽日。例如，人们可以说，根据公认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所有重的元素都要下沉——迄今为止地球也是其中之一。太阳明明是火这个较轻元素的生发场所，怎么忽然就成了一切重物的家园？甚至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也支持这种观点。他的宇宙观结合了物理中和道德中的等级，他的阶段顺序是从重的、邪恶的开始，顶端是精神的、最完美的，这些才能到达上帝身边。地狱怎么能在太阳上方浮动，太阳看起来可是纯洁无瑕、光芒闪耀的呀？观测中还会出现另一个问题，恒星的光芒看起来淡泊又镇静。如果地球绕着“所谓的”轨道运行，离恒星一会儿近，一会儿远，那恒星不应该有时更大更亮，有时更小更暗吗——怎么肉眼观察到的根本不是这样？

托勒密——当初为了反对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思想——就已经引入了另一个有力的论据：如果地球在飞速移动，那所有不固定的东西都要往西边飞！哥白尼反驳说，云彩、鸟群、人类和其他所有自然物质都属于地球，所以也在地球的自然运动中。至于有人提出异议说观察不到恒星视差——这一现象的存在直到1838年才被证明——哥白尼试图用一个很好的理由进行反驳：地球和恒星的距离实在太远，人们无法感知到恒星体量的变化；如果从恒星上观察地球，整个地球轨道也不过是一个点。

然而，哥白尼的计算让围绕在恒星周围的宇宙体量剧增：从托勒密推测的2万个地球半径升级为120万个，换算一下，就是从9000万千米变为74亿千米。令人不快的是，此时在当时已知的最外侧的行星土星到宇宙的边界之间出现了无比巨大、空旷的空间。它的“无用”与新的理念相悖，因为人们相信上帝绝对不会创造多余的东西。如果人们还是把宇宙想象成一片透明的但不知为何却固定的区域，那么天体的运行——康拉德·策尔蒂斯称这种美丽的图景是“摩里斯科人[35]的舞蹈”——依赖的是何种机械原理，一如既往没有得到解答。哥白尼也无法为自己的模型提供证据，他用来取代证据的是对修辞的强调，如“简单”“和谐”，同时还利用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原则，给自己想出一个宇宙建构原则。这个弗劳恩堡人支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后者曾断定：“上帝和大自然不会制造任何无用的东西。”

哥白尼自己很明白，教会的抨击不可避免。“愚蠢”的胡言乱语可能会出现，他在书的前言中写道，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曲解《圣经》的一些片段”，并据此来攻击他。就连那个“著名作家、一知半解的数学家”拉克坦提乌斯，都用“非常孩子气的方式”嘲讽那些认为地球是球体形状的人。纽伦堡神学家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Osiander）为哥白尼的书写了另一篇序言，大概是为了保护哥白尼，他将新世界模型简化为单纯的假设。他遵循的是1277年巴黎判决对微妙观点所持有的思路：把一切与信仰不和谐的科学立场都当成思想实验来探讨。当奥西安德写下他的序言时，外面的世界中，施马尔卡尔登战役在帝国的疆土已呈黑云压城之势，谨慎是非常可取的。

哥白尼于1543年5月24日去世，他是否接触过这本完整的革命小书，我们不得而知，所以他是否支持神学家最后添加的序言，也是谜团。绝大多数学者仍然倾向于托勒密的传统观点。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到1600年只有两个版本——总共应该不超过一千册——而与之相对的是支持托勒密观点的书至少有一百个版本。牛津大学的数学教授亨利·萨维尔（HenrySavile，1549—1622）爵士曾评论说，地球应该是以圆圈轨道运动。1577年皇帝鲁道夫二世刚刚加冕时，维也纳也展出过一个被标为“移动”的地球，但这两者都是当时的特例。

上帝之书

新教界接受日心说的一个障碍在于，路德本人表达过对日心说的拒绝态度。他称其为“糊涂天文学”，认为这种观点就如同一个人坐在船上或者在马车里，他自己静止不动，就认为大地和树木自己在动。“我相信《圣经》，”他写道，“因为约书亚命令太阳站定，而不是地球。”路德这里援引的是一个经常被用来驳斥哥白尼的典故，上帝听到军队首领约书亚的祷告，命太阳停住，让以色列把亚摩利人完全击溃。路德的同伴墨兰顿补充说，明君应该让“萨尔马提亚星象师”等一些人臣服，禁止他们的恶作剧，不然他们就会让地球转动、太阳定住，其他改革者包括加尔文也都拒绝接受新的世界观。

哥白尼的挑衅让人们把古老的天文学和亚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学根据另外一本“书”进行调整，其作者并不比造物主本身渺小多少：自然。里尔的阿莱恩（约1128—1202）把这个比喻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像一本书，一张图片是我们的镜子。”库萨的尼古拉说，这本书是上帝“亲手所书”，阅读这本书意味着接近上帝的启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圣奥古斯丁似乎早已接纳了自然科学。

为了能让《圣经》和自然这两本书变得协调，需要运用许多人的智力。从《圣经》中提取隐藏信息的基础是古代晚期的“《圣经》三重义”的教义，即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这些教义也可以用来解释维吉尔或荷马的作品。亚历山大学派的奥利金（enes）在公元3世纪时迈出了第一步，他区分出针对普通人的“躯体”意义、针对较有思考力的人的“灵魂”意义和针对完美的人的“精神”意义。此后，释经开辟出广泛的新空间。加尔文就深谙其道，他把第九行星上方预示不祥的水之天空变成简单的云朵。他断定，这样符合人类常识。

在上帝的第二本书中，即自然中所发生的事情同样可以得到解释。上帝是生物、石头、动物、植物和行星的主，他制定了规则，也预留了例外。他可以遏止太阳，创造奇迹，制造怪物，并用戏剧性的星座警告和威胁人类。就像安拉或中国的众神一样——直到18世纪，中国人仍然认为天象反映出州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基督教的上帝对他所创造之物的所作所为可不会冷眼旁观、不置一词。一切物和所有事件从根本上都是被怀疑的，它们不是单纯就这样存在，就这样发生，同时也一定意味着什么。在完美的、全能的造物主所建造的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可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对于面部皱纹来说也是如此，连皱纹都有自己的科学，即“面相学”，它把对额头的释义和对星象的释义结合起来。面相师把额头分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应该在一颗星星的统治下，然后面相师试图从皱纹的走向推导出人物的性格和未来的命运。即使是疣或痣也可能透露出一个人的信息。16世纪，当学者开始将直接来自上帝的符号与其他超自然原因产生的符号区分开来时，世俗化也同时出现。

阐释学艺术在释义时经常使用日常化的类比，如彗星的尾巴被解释为一根荆条，所以是上帝愤怒的威胁。再加上这个天空里的流浪汉似乎没有遵循固定的路径，这就很容易把彗星看作混乱和灾难的预示。“如果行星糟糕地混成一团，毫无秩序地游**，这是什么祸事，这是什么征兆！兵变！大海这般肆虐，地球这般震动！风暴这般肆虐！”莎士比亚在《脱爱勒斯与克莱西达》中如是写道。

比彗星更不显眼的现象也激发了人们诠释的热情。1525年5月15日，参加弗兰肯豪森战役的军队看到头上出现一道彩虹，闵采尔说这意味着上帝站在农民这一边。根据《圣经·旧约·创世记》记载，在大洪水后上帝也曾挂起一道彩虹，以此表明他与诺亚立约。流产和“硫黄雨”——可能是5月间飘洒在各地的花粉——甚至是血红色的日落或形状奇特的云都可以被阐释。“奇迹之书”的版本越来越多，销量越来越大，也帮助人们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尽管如此，只有等到世界大戏的最后一幕，当上帝把天空这本最大的书卷起，一切的哲思才会被揭晓。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可以理解所谓“终结的意义”，弗兰克·克默德（FrankKermode）认为这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