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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时代（第2页）

宗教会议坚称存在炼狱而且人类身上带着原罪，同时坚定地维护教条，认为玛利亚是“纯洁无污的”。同时，会议想要废止很多滥用权力的行为。议会要求主教必须在自己的教区居住，宣讲布道，并进行巡访。此外，会议还打算建立神学院，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精神。禁止私下结婚，婚姻只有在教士三次公开宣告后才算缔结。偷养情妇被严厉禁止。无数法令都涉及教会内部秩序的改革，比如修道院院长和主教的选举以及修道院内部等级。传统礼仪应该继续保持有效，拉丁语仍然是弥撒用语，而武加大译本是标准版的通俗拉丁语《圣经》。后续法令允许圣人祭祀和圣像崇拜。

改革总体上并不成功。高级教士一如既往地为自己敛财，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像世俗王侯一般行事。情妇为神父生下的孩子对假正经的教会来说是一个麻烦。但买卖赎罪券的神职人员，仍然要面对被逐出教会的威胁。神父的队伍达到了更高的级别，罗马礼拜仪式和天主教教义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保罗四世发起的禁书目录由理事会修订，并于1564年重新出版。现在，一个自发成立的宗教团体监管所有出版物。更多的黑名单，如反对人文主义的宣言、异端书籍、幽默类和宽容类的书也都紧随其后。

特伦托宗教会议对教堂的建造和装修也制定了规则，但并不十分具体。其目的是实现更严格的监管。大教区的宗教会议制定了更精确的规定。天主教的艺术理论逐渐占据统治地位，要求放弃多余、轻浮的内容，而完全是福音主义、以《圣经》为指向的主张。后特伦托时期的第一条举措就是针对米开朗琪罗《最后的审判》中出现的**人像：达尼埃莱·达·沃尔泰拉（Daerra）不得不刮去那些令人尴尬的**部分，并画上庄重的长袍。1573年，画家保罗·韦罗内塞曾在教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在给威尼斯一个修道院创作的《最后的晚餐》中画上了几条狗、一只鹦鹉和一个矮人——《圣经》中从没有提到过这个人。“我们画家有自由，”他大胆辩解，“就像诗人和傻子也都有自由。”然后，他就把这幅画改名为《李维家的盛宴》。

特伦托不仅吹拂着改革的微风，而且带来了灵感，这种灵感从天主教文艺复兴的精神中形成了新的建筑风格。1568年，罗马开始建造耶稣会教堂，这种风格后来起到很大的表率作用。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是委托人，这个教堂是欧洲第一个综合艺术品，就像坚如磐石的特伦托宗教会议。今天，如果你步入该教堂，就会感受到天主教将引领人们走向哪里。教堂内部空间广阔，黄金、大理石、青金石处处可见，淹没人们的感官。它的桶形拱顶是詹巴蒂斯塔·高利绘制的湿壁画，直抵圣徒和天使云集的天空。在这幅费心耗神的精美作品里，天主教徒的攻势变成一场神圣的庆祝。信徒们不必在此作任何超验的思考。天界就在眼前，就像上帝在圣餐中似乎也切实在场。特伦托把上帝所住的圣所也放在教堂内部的中心位置。

天主教文艺复兴

在天主教文艺复兴历史上，耶稣会教堂有着特殊地位，因为它是耶稣会最古老的教堂。在某一个祭坛下，珍藏着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的遗骨。追随他的团体于1540年被保罗三世认定为合法修会。到该世纪末，耶稣会的信徒已经发展到8500多人。和德亚底安修会一样，耶稣会的成员也不是过着隐居和定时祈祷的修士生活。除了普通誓言之外，耶稣会的精英们对教皇尤其言听计从。教士们走入民众中间，前往亚洲和美洲，并执行传教任务。作为告解神父，不少耶稣会士得以偷听到权力的秘密。这种运动源于对上帝显灵的渴望和追随基督的意愿，后来成为宗教理性的缩影，在面对新教徒挑战时也做出迎接战斗的反应。这种转折的标志在《神操》中就已经出现。依纳爵以前参过军，他将基督看作一位军事领袖，使徒就是他的士兵，他们一起走向战场对抗撒旦的势力。与之相应，耶稣会的语调也是军事般的粗粝声音。1554年，依纳爵写信给后来的德国修会大主持、英戈尔施塔特的神学教授彼得·德·洪特（PeterdeHondt），他有个更高雅的名字“卡尼修斯”，这封信十万火急，讲的是改革派“糟糕学说的毒药”。耶稣会应该保持健康信仰，治愈病态信仰。依纳爵认为最佳手段是开办学校、发放简洁的宣传手册，在民众之间传播真正的信仰，以此防止新教的“癌性溃疡”进一步扩散。

天主教教育，即“学习虔诚”，似乎是反对宗教改革和异端学说**的神药。耶稣会士于1542年在帕多瓦设立神学院，1548年又在墨西拿，后来扩展到整个欧洲。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培养新的门徒，很快就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他们成功与新教神学院分庭抗礼，有些神学院甚至有了大学的特征。课程的首要内容是道德教育，陆续又加入了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拉丁语和修辞学的练习文本中，西塞罗的著作脱颖而出。即使在教派冲突升级时，古典精神也未被埋没。直到近代，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学校仍然深受《教育章程》（Ratiostudiorum）的影响，这是一本组织安排“研究”的指南。耶稣会的灵魂之战有许多竞技场，方式也多种多样。他们在舞台上上演神圣的戏剧，积极传道，建造装饰华丽的建筑。为他们工作的作曲家还包括乔瓦尼·皮耶路易吉·达·帕莱斯特里纳（GiovanniPierluigidaPalestrina）这样伟大的人物。即使是海外传教地区的人，他们也想用音乐感召人们，使之跪倒在十字架前。

这种竞争让所有教派的后人受益，因为竞争激励着他们争取高水平。在罗马的世界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圣徒和圣徒一般的人物。当庇护四世靠裙带关系被选为枢机主教时，嘉禄·鲍荣茂（eo，1538—1584）严肃又冷酷地想把他治下的米兰大主教管区变成特伦托式的模范教区。人称“好人菲利波”的菲利波·内里（FilippoNeri，1515—1595）对穷人、病人和失败的罗马朝圣者充满怜悯。当他在罗马地下墓穴祈祷时，他的心脏充盈着太多太多神圣的爱，以至肋骨都无法再将其包住。据说他有时候还能在空中飘浮。

罗马认识到眼前必须抵制这种过度神圣化。1588年，一个独立的权威机构，即礼仪部成立。它可以决定谁能拥有圣人头衔光环，谁不得拥有。1622年，菲利波成为圣徒，和他一批的还有依纳爵·罗耀拉、远东传教士弗朗茨·克萨韦尔（FranzXaver）[39]和阿维拉的圣特雷莎。在教会历史中，菲利波·内里是司铎祈祷会的创始人。比他年轻一代的圣方济各·沙雷氏（FranzvonSales）也是一位耶稣会创始人，作为教区主教的他依照特伦托规定对日内瓦教区进行改革。许多虔诚的新型教区出现，比如圣母访亲女修会，还有一些遵守禁欲主义、献身慈善事业的人也成为表率，他们也加入天主教会正在进行的战争并成为先锋队。神圣的科学也在不断推进。博洛尼亚的大学是世俗法学的古老据点，在1550年时，这里只有一个神学教席；百年之后，则有九个教席并立。

在天主教国家，中世纪晚期的各式场景似乎卷土重来。人们在宗教兄弟会中热衷社交、寻求灵魂救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情。奇迹堆积如山。朝圣和游行将上帝的恩典传遍这片土地。圣人遗物发送出神奇力量，圣水润湿了教众的额头。教堂里处处挂满了圣像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丰富多彩。一个新的时代，巴洛克时代，宣告自己的到来。欧洲形成了忏悔文化。从耶稣堂到德国南部的巴洛克式修道院宫殿，天主教教堂与加尔文主义的祈祷厅形成鲜明对比。路德教派文艺复兴的风格典型是诺伊堡城堡礼拜堂的内饰，这里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小领地王侯的住所。天花板和墙壁上都画有圣经故事，中央湿壁画上是基督升天，大胆地使用了平面图（sottoinsu）。如果没有见识过意大利的风格，肯定不可能画得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信仰的差异塑造出各种生活方式，从起名、典籍选定直到性行为。欧洲的多样性由此在丰富程度上更进一步。人们习惯所称的“教派化”不仅是教会和当权者所强加的，也是延续世代的过程。通过学习、内化和界定，各教派获得了自我身份认同。他们经历过备受争议的传道、火刑架上的烈焰，个个都坚不可摧，尤其严酷的是宗教战争，从现在开始又将灼烧欧洲一百年。

法国之夜：胡格诺战争

莱博镇，1633年4月8日。这个小镇建在阿尔皮耶山的陡峭山壁上，在前一年还抵挡住了路易十三（Ludwig，1610—1643年在位）军队的围攻。而现在，村民寄希望于国王士兵的怜悯，打开了城门。但国王的首席大臣、枢机主教黎塞留想拔去帝国南部的这根刺，他下令将城堡及其堡垒拆除。4月8日，炸药被最后一次引爆。伴随着爆炸的白烟，莱博镇的力量永远消失了。在中世纪全盛时期，这个地方是一个富裕贵族家庭的所在地，他们的宫廷以游吟诗人而闻名，现在也跪倒在王冠之下。后来，路易十三把莱博镇赐给摩纳哥王侯格里马尔迪家族。自法国宗教革命以来这里就像个鬼城，不断衰落，统治这里的是地中海北岸干冷的密史脱拉风[40]、普罗旺斯的太阳和浪漫主义诗人。

灰褐色的废墟提醒着君主国家的胜利，五年前，这个君主国征服拉罗谢尔城，占领了胡格诺派最重要的基地——胡格诺的意思是“阴谋者”，自1560年以来这个概念一直在被使用，可能是对“同盟者”（Eidgenossen）一词略带贬义的改写。对胡格诺派的战争现在进入最后阶段。受迫害的教徒希望“黑暗过后就是光明”，可惜只是徒劳。这一表述来源于拉丁语的铭文“Posttenebraslux”，这句话和年份“1571”一起被刻在莱博镇废墟中一扇文艺复兴风格的石窗上。这句话也曾经被铸在日内瓦城邦的硬币上，当时为的是摆脱主教大人的统治，后来这句《圣经》引文成为法国受迫害和受压迫的新教徒的座右铭。莱博镇是胡格诺派战争的最后纪念地之一。胡格诺教徒受到两件事的指引：首先是信仰，然后是与大家族争夺权力。他们想要修改法国宪法。

1562年，凯瑟琳·德·美第奇在圣日耳曼昂莱颁布了一项由洛皮塔尔起草的宽容法令。但3月，吉斯大公的士兵屠杀了60多名参与改革派祷告的教徒，让该法令成为一纸空文。暴力又引发了反抗的暴力，吉斯大公于次年被谋杀。内战之路已经铺就。加尔文一开始就警告过这种局面。他主张被动抵抗，如果需要则可以舍身殉教。他在写给科利尼的一封信中就预测说，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血流成河，淹没整个欧洲。这一敏锐的警告并未受到重视。强硬派的代表在宫廷占据多数席位，洛皮塔尔无以发声。他退隐到巴黎南部的贝莱斯巴特城堡，在那里过着学者的生活。乔瓦尼·巴蒂斯塔·莫罗尼为他画过一幅肖像画，上面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洛皮塔尔很清楚自己生活在灾难的阴影之下（附图24）：“即使世界破碎、崩塌被废墟击中的他也处变不惊。”事实上，不仅瓦卢瓦王朝陷于水火，在尼德兰另一场战争也已经被点燃。其原因是西班牙霸主干涉贵族的传统特权，远程战争带来了税收负担，再加上宗教镇压。1566年，佛兰德斯地区毁坏圣像画，预示着对古老教会的公然抗拒。腓力二世派遣阿尔瓦公爵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Fernaoledo，1507—1582）前去镇压反叛的省份并企图恢复秩序。这支残酷而傲慢的军队速战速决。经过装模作样的审判，托莱多将数千人送上了断头台。1568年，他在布鲁塞尔的集市广场上处决了拉莫洛·埃格蒙特（Lammont）和菲利普·霍恩（PhilippHoorn）两位伯爵，这一行为颇为失策。刽子手的斧头砍下了这两颗效忠于西班牙王室的脑袋，他们只是想达成妥协。这种司法谋杀带来的战争持续了80多年。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毕竟尼德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从这里可以制衡德国、胁迫法国、约束英格兰，人文主义者贝尼托·阿里亚斯·蒙塔诺（BenitoAriasMontano）曾这样进谏国王腓力二世。

1571年，当工匠在莱博镇雕刻石窗时，西班牙权力扩张达到顶峰。在帕特雷海湾附近的勒班陀，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胡安·德·奥斯特利亚（Juaria，1547—1578）指挥天主教强国的大型舰队击败了奥斯曼帝国的进犯。天主教的欧洲地区用诗歌和绘画来庆祝这次胜利，苦苦支撑的教会也迎来了一次荣耀。这次胜利应该归功于圣母玛利亚，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保罗·委罗内塞的画作中，圣徒聚集在圣母身边，她身处云层之上，云中的天使向土耳其橹舰投掷火箭（附图25）。

在法国，天主教徒也主动发起攻势。勒班陀大捷后一年，胡格诺教徒经历了他们最黑暗的时刻。摄政女王身边的谋臣已经制订成熟的计划，要将改革派的叛乱者斩首示众。这次阴谋的契机是凯瑟琳的女儿玛格丽特·德·瓦卢瓦（MargaretevonValois，即后来的法国王后玛戈）与纳瓦尔的亨利（1553—1610）举行婚礼，新郎带领许多信奉新教的大人物来到巴黎。8月24日正巧是圣巴塞洛缪日，在这一天日出之前，科利尼和其他新教领袖就死于非命。对胡格诺派精英的清算只是一个开始，它引发了一系列暴力。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巴黎人和改革派的少数群体之间长期被压抑的紧张局势终于失控。恐怖主义统治了这座城市整整三天。在这里和各省份，数千人成为暴徒的牺牲品；令人尊敬的公民也忘记了一切文明并加入屠杀。腓力二世表示满意，教皇下令举行感恩祈祷，并通过一系列壁画把这一事件永久地记录在梵蒂冈皇家大厅内。

虽然经历了痛苦的巴黎噩梦，但新教徒的反叛并没有因此中断。战争再次爆发。有时因为缺乏武器，也出现过短暂的和平时期，但跟理性没什么关系。外国势力也插手干涉，西班牙站在天主教一边，德意志王侯、英格兰和尼德兰支持胡格诺派。直到16世纪的最后十年，洛皮塔尔遗留下的政治态度才被普遍接受。所有人都意识到，信仰必须在政治之外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长期以来，这对欧洲来说都是陌生的新思想。另一个新颖之处在于，在1579年的匿名宣传册中，良心自由被视为一种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

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胡格诺战争始于1585年，漫长而又血腥。哲学家蒙田（1533—1592）如此评判这场战争：它将会被自己的毒药吞噬和分解。血腥婚礼的新郎纳瓦尔的亨利解决了这一危机，他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越来越多的部队被他收入麾下，并在艰苦的战斗中驱逐了西班牙人。最具决定意义的一步是，他之前一直担任胡格诺派的首领，但在1593年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亨利在信仰上是一只变色龙，这是他第六次改变信仰。第一次皈依是在圣巴塞洛缪之夜后，虽然这是在胁迫下进行的，但亨利这次皈依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无论如何，他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他用柔和的方式处理宗教问题，这是政治世俗化的信号，也意味着他与旧观点告别，以往人们总认为不能控制信仰的权力就不是权力，统治者要担保臣民在上帝面前得到救赎。克雷芒八世很快赦免了这位皈依者，并承认他是掌管法国的第一任波旁国王。1598年，教皇从中斡旋，使得《韦尔万条约》签订。病榻上沉疴缠身的腓力不得不接受现实，《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中已经谈妥的法国占领区现在基本上都成为法国的领地。

“贤明王”亨利一直有条不紊地重建受损的国家，他知道如何扩大国王的权力并建立官僚机构。由此，他为君主制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当然也为很快变得猖獗的买卖官职的恶行奠定了基础。和其他地方一样，平民开始跻身国家管理阶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购买了贵族头衔，“官僚贵族”（noblessederobe）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支柱。亨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建筑大师，他大兴土木，建筑作品包括太子广场和呈现完美四方形的孚日广场——“王家广场”。塞纳河沿岸的大画廊连接了卢浮宫和杜乐丽宫，也是他的纪念碑。在他余生的那些年里，他也为积极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这一政策现在转而反对一切宗派团结，回到了反对西班牙的旧路。首先，他从战略位置重要的萨伏依拿走几块土地。邻近的德意志正酝酿着一场继承权之争，他也觊觎犹利克-克里维斯公国，但1610年5月14日，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用匕首刺死亨利，由此他尚未染指便撒手人寰。两周后，刺杀国王的罪犯在格雷夫广场上被分尸，这里经常发生这样恐怖的热闹场面。莱茵河下游的冲突本来很容易引发一场大战，却因为此事被推迟了八年之久。

南特并没有给这个好国王带来好结局。“伟大的枢机主教”黎塞留成为实际领导者，他命胡格诺派臣服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让法国走上了专制主义的道路：通过攻陷当时已成为逃亡者堡垒代表的拉罗谢尔城，以及夷平莱博镇这样的抵抗巢穴。等待法国新教徒的是严酷的时代，他们将再一次渴求那古老而沉重的纯洁梦想。伟大的西班牙此时已成为过眼云烟，法国接过了权杖。

西班牙之夜

马德里，1616年4月23日，赤足三一会修道院。在经历了冒险又悲惨的生活之后，他终于得以安息。他曾是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们把他葬在虔诚修女所住的修道院（圣三一修道院）的某处，虽然没有大排场。他的名字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detesSaavedra）。400年来，人们徒劳地想找到他的遗体，没有哪幅画能被证实是他的肖像。就像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他几乎只通过他的作品与我们对话。

塞万提斯于1547年出生于阿尔卡拉的德埃纳雷斯镇。他的父亲出身贵族但家道中落，成了一位外科医生，但还是尽其所能让他接受教育——不乏人文主义色彩。米格尔22岁时动身前往罗马——也许是因为他在决斗中伤害了对手。1571年，他进入了历史画面：在勒班陀的战舰上服役。他的战友似乎认为他是个勇敢的士兵；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部，另一颗击中了他的左手。从那时起，他颇自豪地称自己为“勒班陀独臂人”（elmao）。四年后，他在返乡途中遭遇阿尔及利亚海盗，尽管西班牙海岸线已经远远在望，船只还是被劫持，塞万提斯也成为人质。他在监狱中四次企图逃跑，想逃离阿尔及尔的“牢狱”（bagno），但无一成功。五年后赎金才送到，让他得以重获自由。他当过税务官，做过各种各样的生意，好几次被送进监狱。在塞维利亚的地牢里，他开始写一本将让他不朽的书：《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可惜凡人塞万提斯从中获益甚微，在生命的最后，他重病缠身，几乎穷困潦倒。

如果回想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净化和摆布世界的尝试，那么会发现，这些行为好像也是堂吉诃德式的。这两位统治者都想在突尼斯和米尔格获胜，在圣昆廷和勒班陀凯旋，但最终这一切毫无结果。他们的多线作战就像对抗羊群和风车的战斗。西班牙应该保持天主教信仰，欧洲应该皈依天主教。皇帝和国王一次又一次把他们的国家卷入信仰和权力的战争中，然后一次又一次失败。然而，对于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失败可能比成功更有用，历史学家詹姆斯·特雷西（JamesTracy）如是说：欧洲大陆在政治上保持多样性。一个西班牙化的欧洲——这种可能性就连同时代的天主教徒都觉得是噩梦。

在大规模强制受洗之后，穆斯林在腓力国王的国家应该已经绝迹。但这只是官方看法，穆斯林继续偷偷崇拜他们的信仰并保留他们的传统，在安达卢西亚部分地区他们是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许多人找到了一种融合方式，同时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宽容的辩护仍然得不到回应。1568年，格拉纳达爆发起义，胡安·德·奥斯特利亚经过两年的战斗平叛成功。数千人被卖为奴隶。直到1609年腓力三世（PhilippⅢ，1598—1621年在位）下诏驱逐穆斯林，穆斯林与西班牙天主教徒不稳定的共存关系才告一段落。约30万人被波及，他们在北非找到了新家园。

但腓力二世统治的真正象征是首都西北部的瓜达拉马山脉的埃斯科里亚尔。这个建筑物于1584年竣工，遵照严格的几何结构建造，既是城堡也是修道院：这个形似箅子的平面结构是为了致敬被长方形格子刑具折磨致死的圣劳伦斯（LaurentiusvonRom），他的纪念日那天，腓力的军队在圣昆廷取得大捷。埃斯科里亚尔的建筑师是胡安·德·埃雷拉（JuandeHerrera），他是否在修建城堡时偷偷借用了鲁尔哲学中的“立体主义”，相当令人生疑。这个冷峻的建筑似乎是为祈祷和工作而修建，不是为了华丽、招摇、引人注目，但外交官和请愿者走近这座宏伟建筑时，在步入世界帝国中心的那一刹那一定屏息凝神。国王如果没有出巡，就在这里工作，身边围绕着许多官员，他运筹帷幄，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上年纪后还戴上了老花镜。这位“智慧国王”（reyprudente）——人们这样称呼他时明显没算上他那些灾难性的政策——同时也是一位“纸堆国王”（reypapelero），他连最小的细节都要过问，还下令对王国各地进行综合统计调查。他在埃斯科里亚尔的图书馆有1。4万册藏书，是那个世纪最重要的图书馆之一。

腓力二世在他那个时代是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但他的旨意执行起来都非常迟缓。消息传递速度的极限，就在于马的肌肉有多少力量。从马德里到威尼斯，一道命令要走22～85天。让消息穿越陆地、横渡大海，代价也非常昂贵。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言，消息是奢侈品。但与其他欧洲统治者一样，腓力最激烈的一场风车大作战是为了反对经济学。根据弹道计算而修建的堡垒使围攻越来越旷日持久，也越来越昂贵。步枪和火炮的生产需要大量的青铜。铁、火药和铅也大幅涨价。昂贵的还有如何维持最重要的武器类型——由雇佣军组成的步兵，更贵的是骑兵，最贵的是舰队。所以，哈布斯堡王朝在权力鼎盛时期能够调动的军队，从规模上根本不能与宋朝、明朝时期的中国或奥斯曼帝国相提并论。战争融资因为另一个因素变得更加困难：通货膨胀。它不只影响了西班牙的经济。英国的亨利八世就痛苦地得知，第二次对法国开战的成本可能是第一次的10倍。

战争把西班牙拖进财政泥潭，使其再也无法抽身。百姓一手挣钱一手买粮，根本没有结余。来自热那亚或奥格斯堡的资金可能让王国有钱多派遣几千士兵；战斗可能有输有赢，结果都一样，债务的大山又增高几米。但即使物资已经到了最匮乏的地步，欧洲各国之间的大型战争及其人民的灵魂之战一直持续，几十年从未停歇。佛兰德斯军队扩张为一个拥有6。7万人的大怪物，吞噬着帝国四分之一的收入。这样一来，资金匮乏成为和平最重要的同盟，在危急时刻国王也被迫进行和谈。经济比任何政治阴谋都更能影响“欧洲各竞争对手”能否存活。

西班牙衰落的第一个原因是查理五世及其子在意识形态上愚蠢的霸权政策。军队从国内经济中抽走了大量资金，剩下的白银很少被用于投资，而是成桶成箱地通过菲律宾运到东亚。此外，西班牙缺乏在国际上活跃的银行体系，也没有充满活力的商人和企业家。要产生这种经济组织，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社会开放。在拥有“共和”环境的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北部、佛兰德斯和英格兰都为这两种要素提供了土壤，但在西班牙这两者完全都没有可能产生。在多明我会修士、美洲征服史的编年史家迭戈·杜兰（DiegoDurán，1537—1588）看来，西班牙明显僵化的国家结构在其内部也是混乱不堪的。人们几乎无法分辨，谁是骑士，谁是赶骡子的仆人。他反而认为，阿兹特克人最重视等级关系，秩序严格，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