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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前（第2页）

英国的野心暂时停留在大西洋世界。“弗吉尼亚公司”和负责百慕大的“萨默斯岛公司”一直对这里虎视眈眈。1620年，一群激进的加尔文主义者，“清教徒前辈移民”（PilgrimFathers）与“五月花”号一起抵达今天的马萨诸塞州。他们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是第一批定居点，后来发展成为新英格兰在美国的城市。这些定居点中包括弗吉尼亚和1634年建立的圣玛丽（马里兰的发源地），在这两地之间一开始还隔着荷兰的土地：“新尼德兰”在曼哈顿的定居点“新阿姆斯特丹”，哈德逊河上的一个小岛。

英国内战的结束使英格兰有能力迎接北美的挑战。1651年，英国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条例，后来又陆续增加，这为抵抗荷兰的垄断地位奠定了基础。在一开始的几次海战中，荷兰人无法强迫死敌英国对其政策进行修改。教派团结现在成了空谈。

1655年，荷兰总督彼得·史蒂文森（PeterStuyvesant）还成功夺取了特拉华地区的瑞典殖民地；但10年后，这群土匪成了别人手中的猎物。一支英国舰队迫使他们在1664年的另一场战争中屈服，新阿姆斯特丹和新尼德兰变成纽约市和纽约州。不久前，荷兰在与葡萄牙的漫长战争后不得不归还巴西殖民地，在与中国明朝的郑成功交战后又失去了台湾的安平古堡。后来成为美国东海岸的土地都落入英国之手，范围从今天的缅因州到南部各州。1672—1677年的第三次动武也没有改变这一局势。

那时，英国商人的想法越来越成熟，他们意识到战争掌控的交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业务是贸易，而不是战争”，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如是总结。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接下来几十年里印度内部一直爆发权力斗争，甚至撼动了英国的地位。1687年，公司总督约西亚·查尔德（JoshiaChild）爵士得出结论，有必要资助“国家”拥有民事和军事力量，从而确保英国对印度“所有未来”的统治。次大陆是否从此成为不列颠殖民帝国，仍有争议。

法国的扩张曾被宗教战争拖累，现在它也加入全球竞争。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湾遍布法国据点，这里大兴奴隶贸易。法国占领加勒比海一些岛屿，包括马提尼克岛和瓜德罗普岛，后来还拿下了印度洋上的留尼汪岛和圭亚那东部。在东印度群岛的海岸，法国以联合东印度公司为模本，取两个泰米尔单词“Putu”（新）和“Ceri”（村庄），建立了一个名为“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组织，这是设立保护区的起点。但与北美洲新法兰西的成立相比，这些地点算是小巫见大巫。雅克·卡蒂埃和塞缪尔·德·尚普兰的先驱伟业为法国殖民北美打下基础，他们二人是魁北克的创始人。传教士和皮毛商人从圣劳伦斯河的据点出发，探索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沿着密西西比顺流而下一直到达墨西哥湾。自号“太阳王”的路易十四宣布对一切拥有主权，但是缺乏定居者。最开始建立殖民地的几十年里，只有区区几千人，到1770年前后也不超过10万人。而在“清教徒前辈移民”到达北美之后，英国的殖民人口急剧增加。第一批侦察队已经启程前往西部，不断探索新的边界。

莫斯科想渗入人口贫瘠的东部。17世纪中叶，沙皇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士兵身后随之到来的是农民、猎人和商人。基督也降临这片宗教的荒野，原住民原本信仰的是远古传统和邻近的“高级宗教”的奇怪混合体。堡垒发展成为定居点，定居点又扩张为城市。1689年，俄罗斯帝国与中国清朝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边界。这个有约束力的条约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这要归功于耶稣会修士从中斡旋。早在1700年，俄罗斯人和其他“白人”就成为西伯利亚人口中的大多数。俄罗斯是全球角逐的最后一个主要参与者。

利维坦的胜利

回望欧洲，宫廷和城镇仍然是政治和文化的重心。1648年之后，国家形象丰满的德意志王国成为一个活跃的法律同盟，为文化提供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在北方，在三十年战争中，除法国之外的另一个赢家瑞典维系了半个世纪的霸主地位。波兰瓦萨王朝的国王约翰二世·卡齐米日（JohannⅡ。Kasimir）终于放弃其对瑞典王冠的觊觎。普鲁士是衰亡的条顿骑士团的残余势力，迄今为止一直依赖邻国，现在也获得独立。这是迈向王权的又一大步，1701年霍亨索伦家族加冕为王。

路易十四从路易十三的枢密院首席大臣黎塞留手中继承了丰厚的成果，可惜他是个败家子。当时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衰退，而法国成功镇压了贵族发起的投石党运动[72]，在几十年中手握霸权，但荷兰人依然是它的眼中钉、肉中刺。在法国内部，胡格诺派的最终命运已经来临。路易十四于1685年颁布《枫丹白露敕令》，标志着“一神一王一信一法”原则的胜利，亨利四世的宽容政策最终失败。太阳王的国家越来越趋于严格遵循几何形状的纯粹君主制，只有天主教信仰被允许。

在东部，奥斯曼人于1683年最后一次兵临维也纳。随着卡伦堡山大捷，奥地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转为攻势。为争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权，1701—1714年，中欧陷入混战，原本已经趋于和平的意大利北部也感到焦虑不安。英格兰与哈布斯堡结盟，反对路易十四的霸权政策。大屠杀让法国暂时被遏制，欧洲大陆的力量达到平衡，这一结果符合英国的战争目的。不列颠人的兴趣在于海洋。只有伦敦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垄断地位，并占领了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

西班牙的继承战争不仅让路易十四在欧洲大陆上铩羽而归，还让法国失去了部分加拿大领土。法国在北美的势力最终因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失败而衰落，同时也浇灭了法国对印度的野心。三大洲的胜者是英格兰。不列颠尼亚在海上所向披靡，如有海神襄助——海神的形象出现在约翰·塞尔登（JohannSelden）的某一版《闭海论》（1635年首版，插图67）——为英国的海军势力辩护，并已经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插图67：皮埃尔·隆巴特摹弗朗西斯·克莱恩，《不列颠尼亚战胜海神》

出自：约翰·塞尔登，《闭海论或海洋主权论》封面，伦敦，1652年，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

欧洲人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在他们的海外项目背后有永恒不变的官僚机构和上层国家。遇到技术落后的公司和松散软弱的国家，他们要取胜简直易如反掌。据报道，他们很多时候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胜，而是因为对手内讧。私人想追求盈利，财政大臣想发号施令，他们发现自己殊途同归：赚取利润并开发新的税收来源。只有这些条件才能积蓄足够的资金，用于资助舰队和士兵。可迅速调动的资金帮助荷兰人战胜了葡萄牙人。优越的经济资源促使英国人在印度和美洲击败法国人并夺取孟加拉。

矛盾的是，欧洲的政治分裂在海外却成为有利条件。如果只有一个大国从欧洲向东或向西扩张，那么统治者的每一次更替——正如郑和下西洋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都可能使殖民热情陷入停滞状态。在欧洲没有哪个皇帝或苏丹可以用一道敕令闭海锁国。勃兰登堡和瑞典在艰难尝试后放弃了海上冒险，这对大趋势没有什么影响，而葡萄牙的衰落也无关痛痒。其他人趁机取而代之，先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

因此，全球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早期的现代欧洲国家。除了欧洲国家，拥有强大国家政权的日本在亚洲经济圈的角逐中也一直非常成功，这并不是巧合。获得“御朱印”贸易许可的船只在海上航行并与暹罗进行贸易。日本在东南亚维系着密集的商业代理网络，甚至在距长崎1。6万多千米的阿卡普尔科[73]设立分行。除了白银，在岩美町和生野町开采的铜也涌入中国，直到1635年因为供给过剩价格开始下跌。虽然大量白银刺激了亚洲经济，但国内出口让欧洲通胀放缓。如果没有出口，哈布斯堡很难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推行强权政策——相反，需求的终结削弱了国家财政。这样一来，西班牙不仅在三十年战争中在罗克鲁瓦惨败，而且失去了澳门和长崎。

世界霸主从来都不是欧洲人。欧洲在亚洲的势力主要基于一些船只和意大利式样的堡垒，其中一些——如在马尼拉——扩建到空前的规模，此外还基于官僚结构和外交政策。全球其他地区随着扩张都变得有些像欧洲，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欧洲的武器和战略、欧洲的口味、欧洲的思想、基督教和资金侵入各大洲。塞拉利昂海岸附近停泊的一艘英国船只上正在上演奇特的关于哈姆雷特的戏剧，这可能就是一个象征。水手们演出戏剧，其他船员和非洲人一同坐在观众席，有翻译为他们讲解。此时，他们可能是通过当地语言泰姆奈语了解到丹麦的情况有些不对劲。

从另一个角度看，欧洲不仅把莎士比亚带给世界，还推广了种族主义、危险的民族梦想以及——更令人喜爱的——民主理想。反之，陌生事物大量涌入欧洲，至少让更明智的那些人意识到，他们的标准不是唯一适用的。

公民社会的黎明

现代民主最直接的前身和工业化的开端都是大不列颠统治的卡姆登地区[74]，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都在受保护的岛屿上。莎士比亚的历史戏剧《理查二世》中，冈特的约翰就在这里生活，他称赞他的土地是“自然为自己建造的堡垒”，并称此地是“珍贵的石头，从银湖中打捞上来为这片土地修砌城墙”。这里的人们可以撤回到“完美的隔离地带”，奉行务实的外交政策。哈克卢特在他的殖民政治概念中大肆宣传自觉给予，也没令人反感。作为国家利益的好处当然不会一直符合共同利益，但从结果来看，利润对于自己的人民来说总比战争要好，在贵族的旧价值观里战争高于一切。查理五世、腓力二世或路易十四这些政治上的破落户都渴求荣誉、名望和纯粹的宗教，但最终赢得的只有死亡、毁灭和债务。

有很多迹象表明，北美和拉丁美洲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与其不同的殖民历史有关。西班牙人想要附庸国，英国人想要土地。因此，伊比利亚王室在南方采取压迫手段：欧洲精英采用监护征赋制的旧模式对土著和自然资源进行剥削，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形成中产阶级。奴隶制虽然也在北方发展，但是许多殖民者自己也投入生产，并设立持久和行事相对客观的机构。詹姆斯敦的定居者成功打破“北弗吉尼亚公司”的绝对权威——这是一家由王室授权的股份公司，目的是利用殖民土地。1618年，弗吉尼亚的《大宪章》给总督安插了两个顾问机构：“国务会议”（Staatsrat）和“居民代表会议”（Generalversammlung），它们可以商讨“特殊和重要”的事务。居民代表会议应该代表殖民地的所有定居点，一年召开一次并须由多数人决议。这一过程是“北美历史上最重要的进程之一”〔沃尔夫冈·莱因哈德（WolfgangReinhard）语〕，为美国的民主宪法遥遥指明了方向，普利茅斯的定居者也纷纷效仿。1620年，人们在科德角签订了《五月花号公约》并成立以“公正与平等的法律”为基础的社区，以避免殖民者之间出现的战争。霍布斯曾说过“人对人是狼”，他虚构的这种原始状态，即野蛮的狼群就这样被非常现实的社会契约驯服。由于北美殖民地距离祖国很远，这种契约得到进一步巩固，尤其是中央政权被内战和革命持续削弱：大部分的殖民地都发展出混合宪法，鼎立的三足分别是总督、理事会和“议会”——下议院在殖民地的对应物。权力制衡各不相同。在罗得岛和康涅狄格，议会能够选举总督和他的理事会，而总督通常由王室任命。此外，伦敦声称对立法机构拥有否决权，并且在关于法律问题的争执中仍然拥有最高裁决权。就像在祖国一样，投票权取决于财产，只有土地所有者才可以投票。

北美的民主公民社会前路漫漫，尚须等待。大多数印第安土著死于流行病并陷入战争泥沼，数万人被奴役。自1620年以来大量涌入的定居者除了带来病毒和细菌，也带来众所周知的欧洲顽疾：贪婪、不宽容和狂热。在这片未经耕耘的土地上，是不是可以严肃考虑一下，在这里建立一个纯粹的基督教教区，让它成为天堂耶路撒冷的尘世图景？然而，在移民中有各种信仰的追随者，其中一些人——如再洗礼派和追随施文克菲尔德的西里西亚新教徒——在欧洲受到迫害。尽管如此，宗教热情在这里也找到牺牲品：1659—1661年，三名贵格会男教友和一名贵格会女信徒在波士顿被绞死。王室不得不插手干涉，才结束虔诚教徒的狂热。1692年，在马萨诸塞的一个教区塞勒姆出现猎巫行动，这也是源于对纯洁的妄想。19名受害者在这一过程中蒙难，背后的驱动力量包括波士顿教士科顿·马瑟（ather，1663—1728），他错误地妄想有魔鬼作祟，清教徒正统因此被世俗化、被侵蚀。

天堂耶路撒冷在尘世的另一个替代是宗教事务和市民事务的分离，创立普罗维登斯定居点——罗得岛的核心——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Williams，1603—1683）对此深表赞同。在世俗事务中，一切宗教包括土著的崇拜，甚至“敌基督者”都不应干涉，而应当让良知自由裁定。威廉姆斯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清教徒和美国浸礼宗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拒绝所有机构化的宗教。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基本原则。法案禁止指定国教，并规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宗教。此外，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也都得到保障。

在祖国英国，“光荣革命”取得了广泛胜利。议会传统、大宪章和“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它们是这个国家与欧洲其他国家最显著的区别——而非人们宣称的那些，如早早萌发的个人主义、灵活性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理性。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没有哪位国王能够一直在抵制议会的同时统治这个国家。早在15世纪，这个岛上生发出的君主制和“共和国”的共生就被誉为财富和对外扩张的基础。资金需求，尤其是持续战争导致的资金缺口，让王室被迫一次又一次与市民阶层和谈。此外，“普通法”限制了君主权力。1600年前后，农奴制被废除。随着“平等派”运动，在革命过程中首次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激进民主的党派，既有群众基础，又有宣传工具。“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其代表人物是约翰·李尔本（JohnLilburne，约1614—1657），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是公民，不再是臣仆。

1688年英国通过最终决议，议会将一直拥有政治核心权力。被处决的查理一世的外孙，也是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WilhelmⅢ。vonOranien，1689—1702年在位）加冕为王，但他没有多少实权。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无上地位通过《权利法案》被确立。《权利法案》期望新君主放弃对宗教、权利和自由的管辖。除了请愿权外，这是唯一通过武力——清教徒的武力——取得的公民权利，可以通过催生《权利法案》的历史形势得到解释：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公民权利后来在美国宪法中一直延续到今天。《权利法案》将王权视为一个可信赖的机构，而非理所当然的可继承的遗产。1692年，在巴尔夫勒和拉霍格附近的海战中，法国人企图让斯图亚特复辟的阴谋流产。

虽然事后看来，英国从大宪章和议会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一以贯之的道路，其实中间有许多曲折。妇女一直没有投票权。此外，大城市在议会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话语权。下议院在1695年决定废止关于图书出版的《许可法案》——这是一部复辟初期制定的审查法律——迈出了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但是，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社会在16世纪已经成为最接近“开放社会”的一种组织类型。马洛在《帖木儿大帝》中就提出，牧羊人可以成为世界统治者；外交官托马斯·史密斯（ThomasSmith，1513—1577）爵士说，绅士已经变得“廉价”。只要学过法律，上过大学，能够闲适生活的人，都可能被看成绅士。而且他认为，社会金字塔被侵蚀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好处，他这么说不无道理。

社会的开放性和商业资本的利益促使人们勤于创新。在更广泛的圈子里，科学都成为“时髦”，实验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方式，研究和发现变为一项运动。高级访客为皇家学会展示壮观的实验。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dish）就是一位文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第一位步入格雷欣学院神圣殿堂的女性，她边走边惊呼：“我充满敬佩之情！”新的经验科学在苏格兰获得优势地位，苏格兰的许多大学很快跻身世界领先的智库之列。

正如荷兰一样，英伦岛屿上——苏格兰已经在1707年与英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举办各类公开讲座，向工匠、水手和士兵传授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18世纪，以物理现象和技术成就为导向的期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甚至在女子学院，力学也成为一门学科。企业家试着用同一种语言与机械师和工程师交谈，后两者的社会地位在岛上似乎比其他地方都要高。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心态渐渐蔓延到大陆，一开始似乎是在新教徒社会中出现，毕竟他们更加开明。

英国的可能性空间为科学革命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从而为工业化也提供了条件。现在回顾起来，在现代性的早期，英国就是工业化可能出现的地方。然而，议会宪法、公共性、宽容、日趋扩张的资本主义或者单单竞争本身，并不能像利润激发殖民活动那样促发工业化。仅仅因为科学和商业的密切关联，或早在工业化之前就开始增长的经济是远远不能促发工业化的。如果没有发明，工业化几乎不可想象，尽管发明可以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