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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光亮寒冷和死亡 14世纪（第1页）

最初的光亮、寒冷和死亡：14世纪

16。意大利序曲

插图19：乔尔乔·瓦萨里（GiioVasari），《六个托斯卡纳的诗人》〔但丁的身边围绕着彼特拉克、薄伽丘、圭多·卡瓦尔坎蒂（Guidoti）、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CristoforoLandino，1426—1499）〕，约1544年，明尼阿波利斯，艺术设计学院

公证人的出现

文艺复兴绝非如1900年前后出现的“复兴主义”（Renaissancismus）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紫色和金色组成的。在艺术作品之外，构成文艺复兴的是美术纸、墨水和印刷油墨。因为那些曾经时而美好、时而可悲的现实，早已凝结为枯燥的文字。它现身于早期帕多瓦人文主义者的诗歌和佛罗伦萨的编年史中。它鲜活于热那亚人的会计账簿、奥格斯堡人的资产负债表、卷帙浩繁的手稿，以及那些言辞辛辣的辩论小册子和那些用咖啡棕或金色印刷皮革装订的厚重书籍中。沉寂的事务议会在其间必须再次言说。历史学家须做好他们身为“亡灵巫师”的工作，他们的记述是对那些业已消逝的事件参与者骸骨的最终审判，他们生命的最后残余通过某种灵魂移徙转变为文本。正是这样一幅夸张的图景，被维琴察的本韦努托·坎佩萨尼（Beoi，约1250—1323）用在了庆祝卡图卢斯的诗作手稿被重新发现之时。他称自己的诗为“描绘维罗纳诗人卡图卢斯复活的诗”。

在14世纪，与古代先哲进行对话的创作不断增加。古代的元素充斥着该时期的造型艺术，并在建筑学中留下了其最初的痕迹。它们是“仿古”风格发展的前兆，并影响了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发展是——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市民阶层，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成为文艺复兴文化最关键的载体。在那之前，哲学和科学话语领域里重要的参与者几乎都是教士。大多数新参与者来自市民阶层。最先涌现出来的主要是律师。我们刚刚提到的维琴察的坎佩萨尼就是一个例子。他来自一个公证人家庭，其本人也从事这一职业。

这一发展开始于商业革命时期经济蓬勃发展的意大利北部，而这几乎不是偶然，因为教士已经不能完全满足那个时代对于律师的需求。一系列数字显示出意大利崛起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迅速。在12世纪，博洛尼亚有160名公证人在职。与意大利之外的地区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高了——这也是其现代化优势的证据。1219—1240年，有至少1171人获得了新的“公证人”（notarii）许可证。几十年后，这些人成为这个“公证共和国”的主导力量。意大利北部新形成的市民文化，就是经济扩张及其对专业法律知识的需求所带来的副产品。与在法兰克不同的是，这里的法律制度一直都在抵制教权化，这里仍然是世俗的孤岛。而另一方面，北部的城市文员和公证人使用的术语表明神职人员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例如，在德意志北部，人们口中的“城市文员”（clericicivitatis），就是指“城市神职人员”或“城市教士”。在这里，普通市民也逐渐出现在了社区管理者中，尽管出现得较晚。例如，汉堡在1236年出现了第一位没有宗教身份的公证人。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出现了许多进行文学创作的律师，例如《来自波西米亚的阿克曼》的作者特普尔的约翰内斯（Johaepl），以及创作了1500多首诗歌的尤斯塔什·德尚（EustacheDeschamps，1354—1404），后者还是第一本法语诗论的作者。其间，对于法学和科学的兴趣也在欧洲之外齐头并进，不断扩散。例如，伊本·西那在16岁时就已经参加了有关法律纠纷的工作。

随着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阅读和写作技艺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佛罗伦萨商人乔瓦尼·鲁切莱（GiovanniRucellai，1403—1483）就曾表示，在他的工作中，最重要的辅助便是“可读的文字和上乘的墨水！”。然而，面向普通大众的法学最初只渗透到了意大利北部，并不仅仅因为那里的经济繁荣产生了这样的需求——毕竟其他地方也存在这种情况。还有另外两个条件是：繁荣的城市公社和普遍适用的罗马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接受是始于这样的城市风景之中，即人们需要戴上眼镜、拨动算盘，从世界万物始于其中的“0”开始计算。一些学校非常受欢迎，它们可以为普通市民提供那些服务城市公社所需的技能。

教育的商业化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拉丁文和一般书面用语越过了修道院和教堂的围墙。凭借在修辞学、逻辑学和拉丁语方面所受的训练这一先决条件，民众尤其是律师不仅可以继续扩展罗马的法律，而且还可以探索遗落的古代文化中的其他领域，即便这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出于训练的目的，他们可能已经在学校读到了《伊索寓言》、拉丁文版的《伊利亚特》，或是写作《加东格言集》（Distiis）——该书源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代晚期作家的道德教义。创造了查士丁尼语录那样宏大内容的人们，究竟还想要些什么呢？不是所有的都已经被写过了吗？同样是律师，比萨的勃艮第奥在其中一本译本的题词中谈及了其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希腊书籍提供了有关天上地下所有事物的物质存在的信息，包含了彗星、闪电和雷鸣在内。这些书解释了为什么海水是咸的，以及更多的内容。1300年前后，佛罗伦萨出现了这样一群公证员，他们除了翻译法国诗歌外，还把古代经典如奥维德、塞涅卡或维吉尔的作品转译成托斯卡纳方言。

许多人文主义者都有律师专业背景。放眼远方，他们类似中国宋朝的官员，都是受过高等文化培养的政治精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文化的繁荣。意大利人的职业也常常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去学习科学和艺术，外交官和公务员写下了编年史和诗歌，古代为他们提供了关键词和形式上的范例，包括语法和修辞研究在内的培训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这类工作的技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撰写公证技艺的学术论文，翻译相关的希腊文甚至是阿拉伯文献。他们不再仅仅为出身王侯的资助人写作，还为他们所属的市民阶层中的精英写作。

为法国文学的传入奠定基础的，主要是威尼斯以及与其有广泛的贸易关系的城市。然而，游吟诗人们的骑士精神理想越发与这个贸易世界格格不入，市民们一边遭受着贵族仇视、血腥复仇和派系斗争之苦，一边笔耕不辍，进行着书信来往。他们发现了西塞罗的道德准则，并在塞涅卡的宁静心灵中找到了榜样。这些文字为面临困境的人们提供了建议，使其得以去面对命运女神的喜怒无常。开启这个过程的人是布雷西亚的阿尔贝塔诺。他在其著述里主张和平、正义以及基督教所倡导的市民间的爱，他所讲的精神将会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影响描绘中世纪城市公社政治价值的最著名的绘画舞台：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AmbrogioLorei）在锡耶纳市政厅上讴歌“好政府”的壁画。

第一批人文主义者

经由佛罗伦萨人布鲁内托·拉蒂尼（Bruini，12201230—1294），阿尔贝塔诺的政治诗歌得以继承延续。拉蒂尼是佛罗伦萨分裂时期人民政府的执政者，他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政治纠纷，最终不得不暂时流亡法国。他将西塞罗的文本翻译成白话，从而确保了它们的传播。他笔下的西塞罗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和共和自由的捍卫者，拉蒂尼本人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因此，通过从古罗马时期以及自己的经历中汲取力量，拉蒂尼用自己的骑士故事和英雄赞歌，对游吟诗人和小说家艺术做出了回应。

公民们看着自己的教堂塔楼所产生的自豪感，是早期人文主义的重要前提之一。这种自豪感来自对骑士文化的反对，以及在意大利城市社会中点燃的自杀式派系之争。它的第一个代表是帕多瓦人洛瓦托·德·洛瓦蒂（Lovatode'Lovati，1240—1309）。与拉蒂尼不同的是，这位公证人和法官延续了“古代诗人的足迹”，主要用拉丁文写作。他帮助故乡赢得了尊严和荣耀。在一座弃婴之家的挖掘工作中，他发现了特洛伊城的安忒诺耳（Antenor）的遗骨，后者被视作帕多瓦的李维，是这座城市的建立者。中心的石顶遮蔽着这位童话英雄的石棺，供所有人瞻仰。

自古以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在向欧洲人民讲述着自身的起源。风流云散的不幸的特洛伊居民总得找个容身之所。如此便可引出连贯的事件链条，并可以以此去追溯一切历史的源头。正是这样一种被人文主义者乐此不疲地推广的模式，为无数的民族和城市找到了它们的开端。例如，安特诺尔就曾在16世纪末被一位波兰历史学家安插进他的同胞族谱中。然而，最初版本的《荷马史诗》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并不为人所知，人们知道的只是两部用拉丁文写成的古代晚期战争故事，它们是所有战争的见证者：克里特岛的狄克提斯（Dictyssis）的《特洛伊编年史》，以及自称“勇敢者”（Dares）的作者写的《特洛伊战争史》。但是，帕多瓦的安特诺尔在其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本应该为了和平而战，却为围困者敞开大门。他本人则因为房子被入侵者以豹皮为标记而得以幸存。

洛瓦托，那个可以使《伊利亚特》中的拉丁裔英雄的辉煌都黯然失色的人，是自古代以来最出色的拉丁人之一。“如果他不把《十二铜表法》与九个缪斯混在一起，不把他的注意力从天上的事务转移到宫廷的喧嚣中，”彼特拉克评价说，“他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顶尖诗人。”尽管洛瓦托的诗仍然受到法国风格的影响，但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却吞吐着古代伟大人物的精气神，包括当时几乎被人遗忘的提布鲁斯（Tibull）和普罗佩提乌斯。他的许多以古典风格写就的信件都抒发了个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有一首诗歌描写自己所患的疾病，歌颂了生命的短暂和重生，指出生命的尽头是尘世的幸福，而非宗教的慰藉。“看看这地球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绽放不过转瞬间，黑夜就会将他们吞噬自然毁掉了它自己的作品，并且悄然无声地将物质转变为新的形式。我们不过是神的玩物，是他们双手的造物我们今天已不复昨日除了享受这幸福的时光，我别无他求若是没有甜美的东西，我愿甜蜜地死。”

同为帕多瓦人的阿尔贝蒂诺·穆萨托（AlbertinoMussato，1261—1329）走在洛瓦托铺平的道路上，虽然他是私生子又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但他还是在家乡成为备受爱戴的公证人和议员。这位言辞犀利的城市公社自由的捍卫者，却总是陷入困境。塞涅卡给予他慰藉，穆萨托的主要作品《埃切里尼斯》（Eis）正是受到塞涅卡的影响，描写了关于维罗纳的暴君埃泽利诺·达·罗马诺和他的家族兴衰。穆萨托创作了自古代后的首部悲剧，以及一部允许公民参演的戏剧。他们组建了合唱团，并邀请城市观众来品鉴，例如在合唱团歌颂重获和平之时。这部剧目公开首映之时，帕多瓦几乎万人空巷。穆萨托于1315年成为古代之后第一位用桂冠加冕的诗人。十年之后，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之后又跌入深渊：占领了帕多瓦的卡拉拉将他流放。在晚年的时候，他似乎深刻感受到了文学缪斯崇拜、神灵崇拜，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他一再强调，他的心归属于上帝。他在流亡期间死于威尼斯的基奥贾。

洛瓦托·德·洛瓦蒂和穆萨托是人文主义的奠基人。“人文主义”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人文主义者”（umanista）这个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耳熟能详。18世纪时，这个词被翻译为“实践美丽科学的人”。其中的“美丽科学”，即佛罗伦萨文书长里诺·克鲁奇奥·萨鲁塔蒂（LinoColuccioSalutati，1331—1406）从事的“人文研究”（studiahumanitatis）。对他来说，其包括四门自由技艺，即语法、修辞、诗歌和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传授演讲术、文学创作和行为礼仪的人文科学。在其目录中，逻辑、数学、医学、法学和神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划分。人文主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群体，尽管许多人通过书信联系在一起，也组建了一些地方圈子。最初或许是在帕多瓦的酒吧里，这一点穆萨托曾讲到过。有迹象表明，学术话语开始在修道院和大学之外开辟出更多的空间。帕多瓦之所以成为人文主义的发源地，可能与以下事实有关：受诸如埃泽利诺这样的暴君控制，其他城市几乎吸引不了任何外国学者。公证人的办公室和书房仍掌握在当地人的手中，他们主要为城市公社服务。古代传统的知识与地方爱国主义联合在一起，并在旧模式基础上找到了塑造城市生活和政治稳定的方式。早在1250年，古典文学课程似乎就已经在帕多瓦开设起来。

除了市民之外，僧侣和高级牧师也成为早期人文主义者中的新成员。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英诺森七世、尼古拉五世（NikolausⅤ）和庇护二世，甚至坐上了教皇的宝座。然而，由于人文主义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异教持有高涨的热情，它和基督教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从未得到缓和。多明我会的教条主义者乔瓦尼·多米尼奇（GiovanniDominici，约1356—1419）以他的著作《夜晚猫头鹰》（Nachteule）抨击了人文主义研究，并以此参与到这场已经进行了100年之久的争论中来。他只想要学会研读包含坚定信仰的古代作品，旨在反对在佛罗伦萨的文法学校中引入异教作品作为读物。与他同时代的奇诺·里努奇尼（ui）则嘲讽那些所谓的具有人文主义风格的富庶而时髦的青年（Jeunessedorée），相较于古代作者，他鄙视被视为“三驾马车”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为他们对异教徒的宗教展现同情。不仅如此，还为了轻松的生活而回避公民义务。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时进行神学和人文研究并没有什么矛盾。例如，萨鲁塔蒂试图证明维吉尔的周期性的历史形象——在他的第四部田园诗中谈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回归——与《圣经》描述一致。著名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埃尔莫劳·巴巴罗（ErmolaoBarbaro，14531454—1494）也着手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哲学基督教化。他曾经写道，自己承认两位主宰：基督和学术研究。

那些始终渴求净化世界的虔诚者，发现了自己的希望在俗世之中的对应物——人文主义。它的目标是普及教育，涉及品位、风俗、宗教和政治价值观，掌握拉丁语，以及后来的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它希望凭借保罗·约阿希姆森（PaulJoa，1867—1930）[132]达成结构与规范。在欧洲近代历史上，人们第一次出于自己的意愿想要维护语言的美感。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深信古代诗人作品中呼吸着神性的气息，对人起到文明开化的作用。诸如拉蒂尼、洛瓦托和穆萨托这类哲学家和爱国主义者站到了人文主义的起点上，其影响力一直贯穿到我们这个时代。毋庸置疑，人文主义要感谢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对话——毕竟它是借由阿拉伯语文本才得以传播的。

古典文本为优雅的演讲和写作树立了标杆，然而人文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借助批判语言学和单纯的阐释去重塑原始文本。人文主义者创造了仪式——穆萨托的桂冠诗人加冕典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搜罗包含古典体裁的手稿。他们不仅去意大利城市和修道院的档案馆和图书馆，还去了东方，甚至去丹麦和挪威寻找手稿。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风格，撰写十四行诗、戏剧和历史作品。总之，他们在处理古代人的遗产上极富创造力。

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极少数“人文主义者”看到他们的演讲和写作与神学有明显的矛盾。然而，希腊批判哲学的兴起最终促使人文主义成为具有系统破坏性作用的运动。人文主义为市民阶层提供了道德观，它反思了政治实践，也为人们提供了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坚定地投身于世界，去探索其中的奥秘与神奇。知识变得可以被解释和讲授。旧时人文主义者的极大的好奇心开启了现代的世俗科学。受人文主义影响的艺术家在自然与人类想象中寻求艺术的标准，并构想出了与司各脱所说的“唯此性”〔或“这个性”（Diesheit）〕相适宜的美学。确实，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方面。自我照着镜子，对自己进行思考。或许这并非偶然，以人文主义的开创者形象出现在同时代人的见证中的穆萨托，成了首批出身相对较低，有血有肉，且健康、活泼又举止得宜的中世纪男人之一。他也是自上古以来第一位庆祝生日的人。彼时，至少在精英阶层中，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更加重视。

本章开头引用了坎佩萨尼赋予人文主义的关键词：“复兴”，意为早已逝去的事物又复归，同时激发了新的事物。这也构成了“复兴”和“重生”的内涵。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古代之间存在一条应该被跨过的鸿沟——这条被我们称作“中世纪”的鸿沟。一种新的伟大的文化时代已经开启，这种感觉可以由费拉拉的佩斯（PaFerrara）——他也属于洛瓦托圈子的成员——献给帕多瓦的主教的一首诗表达出来：“卡莉奥佩（Calliope），别再掩藏自己了！”他呼唤着掌管史诗的缪斯女神，“带上那乐音甜美的竖琴，用绿叶去编绕一位新诗人的头发吧！”

时代之间：神曲

插图20：《维吉尔》，13世纪初，曼图亚，圣塞巴斯蒂亚诺宫

与坎佩萨尼同时代的但丁·阿利基耶里（约1265—1321）写下了他的《喜剧》[133]，后来薄伽丘为它加上了“神”这一定语，使其从字面上就能呈现出古代的意蕴。但丁在穿越地狱和炼狱的路途中，选择了自古以来备受尊崇的维吉尔作为自己的领导者和保护者；13世纪上半叶，他的故乡曼图亚市为这位伟大的古代诗人竖立了雕像（插图20）。《神曲》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人物，有古代的学者、诗人和英雄，一座好似天国的花园为他们提供了庇护。甚至是穆斯林——比如萨拉丁（Saladin）、阿维森纳和那位高谈阔论的阿威罗伊——也被允许在此驻留。但丁发现自己身处一座高贵的城堡之中，这里有荷马、贺拉斯、奥维德和卢坎等杰出人士。他在新鲜嫩绿的草坪上遇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早已被极度神化了的男男女女，其中包括恺撒、彭忒西勒亚（Penthesilea）、卢克雷齐亚（Lucrezia）、苏格拉底、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西塞罗、盖伦、欧几里得和托勒密。如此一来，诗人解决了于己、于其他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言存在的冲突，因为他们遇见这些受人敬仰的大师时，实际也是面对着异教徒。

读过但丁的《神曲》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在其中所描绘的那个幻象：在焚烧异教徒的熊熊火焰的包围中，法里纳塔·德利·乌贝蒂从棺材中站了起来。异教徒从燃烧的棺材中升起，只为向但丁讲述他儿子的命运；或是乌戈利诺·德拉·盖拉尔代斯卡（UgolinodellaGherardesca）的故事，他必须以永远啃食比萨大主教卢杰利（Ruggieri）颅骨里的肉作为对其死敌的惩罚，因为他在生前被卢杰利扔进一座塔中，饥饿使他疯狂到吃掉了自己孩子的尸体。此刻，所有的感官都被唤醒。人们会闻到恶臭的排泄物，听到地狱深处传出的尖叫和哀号，看到黑色的飓风和在沥青中烹煮的腐肉。一群怪异的源自古代的怪物被召集起来：大腹便便的刻耳柏洛斯[134]用它那三个喉咙狂吠；在沙海边缘潜伏着可怕的吉里昂（Geryon）[135]，它长着人类的脑袋、狮子的爪子和蛇的身体，以便将那勇敢的闯入地狱的人当风筝般玩耍；半人马将箭对准那些被沸腾的鲜血烹煮的凶手和强盗，而哈耳庇厄[136]则在由自杀者的灵魂变异而来的灌木丛中大快朵颐。但丁在天堂里只为中世纪的一位教皇留了一席之地，那就是虔诚的格里高利一世，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在地狱里遭受炙烤。穆罕默德是一位宗教分裂者，他遭受了残酷的对待——肢解、切割，双腿之间还晃**着掉出的肠子。在地狱的最后一层里，叛徒被从头到脚冰封在永恒的冰块中。甚至帕多瓦的安特诺尔——但丁比洛瓦托更熟悉《伊利亚特》——也在这里服刑。在地狱的最深处，路西法镇压了叛徒布鲁图斯、卡修斯和犹大，它的三个爪子，一爪抓一个叛徒。

最后，对但丁来说，这条路又重新通向“东方蓝宝石般湛蓝”天空下的广阔天地，通向纯净的山峰，再直升天堂。这位大师级导演再次安排了难忘的场景。他不仅懂得如何展示地狱的残忍，他也懂得如何展现日出、晨曦等曼妙甜美的风景。在七层炼狱之中，巨石压在傲慢者的背上，令他们的眼睛只能看向地面。忌妒者被缝上了眼睛，必须摸黑前行。阴影里的**欲者正在火焰之墙中净化自己。最后，这位诗人到达了天界。在这里，尊贵的早逝的女友比阿特丽斯（Beatrice）作为引路人帮助了他，她现在是神学或宗教的象征。维吉尔因为从未受洗而被天堂排除在外，已离开但丁。在第五重天火星天，身为罗马人后裔的但丁遇见了他的祖先卡洽圭达（Cacciaguida），还有久远时代的一些伟大的基督教徒：托马斯·阿奎那、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博纳文图拉（Boura，1221—1274）、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彼得·伦巴第和圣伯纳德，以及闪着火光的圣徒彼得。柏拉图的爱欲牵引着他的渴望，“这爱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最后，但丁到达了神的帝国，在那里“看变得比我们的言说更为重要”。

同时代人将但丁视为“已死”诗艺的“重新唤醒者”。根据比萨的圭多（GuidodaPisa）的说法，“他唤回了我们对古老诗人的记忆”。《神曲》仿佛一面凹面镜，显示了欧洲丰富的知识生活能够产生的前提条件。这部作品是古代之后欧洲大陆上的第一部世界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城市世俗文化的产物。这部用意大利语创作的作品在城市中找到了它的读者。在博洛尼亚，有人开始为它撰写评论；在佛罗伦萨，薄伽丘开启了在公共讲座中阅读《神曲》选段并发表评论的传统。思想家奥利维曾经在佛罗伦萨的学校任教，布鲁内托·拉蒂尼在这里成为但丁的老师，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及老师，那么这位诗人几乎不可能创作出这部伟大的作品。或许他还上过大学。正如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像一个陌生人，几乎如一个乞丐一样，四处流浪和逃亡，走遍了整个国家。此外，他还研究手稿，并与学者交谈，在此过程中熟悉了古代神话和哲学，这从他的《神曲》中那上百首的歌曲就能体现。当时在佛罗伦萨颇为流行的法国香颂和小说的艺术痕迹也能从中找到。他决定使用世俗的语言写作这部跨时代的作品，这对于托斯卡纳方言成为意大利标准用语至关重要。

这部《神曲》在当时显得如此新颖的原因在于，但丁决定将自己纳入情节之中，让“我”带着恐惧、喜悦和无尽的好奇心登场。他直接对我们说话：读者，是反复被提及的对象——如同画作的观看者在一个世纪之后成为中心透视的一部分。这部作品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戏剧，掀起了始于12世纪的复兴浪潮。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一部其他诗歌能够同样有效地将文字极大程度地转化成时而阴郁、时而敞亮，让人感到包罗万象的图像。而同时在苏黎世出现的“马内塞古抄本”所描绘的世界则与之迥然不同！它充分收集了源自北方和西方的中世纪晚期的诗歌。

人们在佛罗伦萨搜寻但丁的墓地将是徒劳的。这位诗人由于被视为归尔甫派中的白党而被迫流放，最后死于拉文纳，他的遗体只剩下一包存放在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并被保存至今的骨屑。佛罗伦萨仍然是但丁的向往之地。正是在这里，他习得了他在《神曲》中使用过的、如今“妇孺皆知”的语言。这是一部但丁用来排解乡愁的作品，也是他为自己的流放控诉不公的作品。他经常将时代的历史用各种方式交织进《神曲》之中，其中的不少角色对抗着命运，也因此注定要成为不朽的人物，因为但丁已经将他们推入了他建造的地狱。那个“美丽的意大利”（Italiabella），那个他咏唱着它的“绿油油的草坪”，河流和城市，是故事的背景板。然后他再次哀叹他的国家已经成为奴隶，成为痛苦的旅馆和妓院——像一艘“在暴风雨中穿行的没有舵手的船只”。

但丁的皇帝、阿维尼翁的教皇和一位在慕尼黑的流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