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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牧领权力 国家社会宗教（第1页）

45。牧领权力：国家、社会、宗教

插图74：《16181619年海德堡上空的彗星》，出自：马特乌斯·梅里安，《欧洲舞台》，163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痛苦的分离，停滞的联络

一直到18世纪下半叶，教派纷争仍然是为战争辩护的挡箭牌，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寻找新的理由。欧洲各国为了争夺权力和人民、名誉和资源而发动战争，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加掩饰。“净土”的旧乌托邦被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然后是种族主义，这些幽灵似最漫长的黑夜，直到20世纪仍然笼罩欧洲。但是，驯服宗教这一千年巨作，为即将到来的重大变革准备了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次变革是由科学和工业两场革命引发的。

16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更确切地说，主要由宗教分歧引发的战争——是“西方”为实现现代化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改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一句著名的话：基督教世界也有流血的边界，甚至可能比伊斯兰的还要血腥。疯狂的相互屠杀是转变的先决条件，宗教在拉丁欧洲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政治中立性，并推动了教会和国家分离、科学与宗教划界。当然，宗教并没有从人们生活中消失，对许多事情仍然有影响力。尽管如此，基督教的“牧领权力”（Pastoralmacht）[80]——以福柯使用的这一概念的狭义上来看——已经被打破。18世纪，一本书是不是被教会禁止，就算在法国也变得无关紧要。神职人员认为自己主要的关注点在于灵魂。“启蒙”——将理性和讨论作为接近真理的手段——在文艺复兴中发端，现在又重新获得机会。

在信奉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以及奥斯曼帝国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这种痛苦的政教分离没有出现，在信奉佛教、湿婆或孔子的地区也没有契机。宗教改革是第一次启蒙——它的漫长历史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第二次“伟大”的启蒙仍然是拉丁欧洲的特殊产物。在别的地方，没有上述进程的哲学基础，也不会把宗教和政治分离当成一项由法律确立的国家项目。

过剩的牧领权力和内化的宗教传统对科学有多大的阻挠，不仅表现在拜占庭和西班牙的历史中，还有犹太教。阿拉伯和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能够传到天主教的欧洲，犹太学者做出了卓越贡献，除此之外，他们对科学革命中决定性的范式转换几乎毫无帮助。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转向理性看待世界，其中犹太教有相当大的贡献，唯一能佐证韦伯观点的只有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犹太人的社会边缘化，高校和学院一般都不对犹太人开放，行会也是如此。此外，和其他宗教一样，犹太拉比的正统学说对世俗哲学持怀疑态度。例如，所罗门·伊本·盖比鲁勒（SolomonibnGabirol，1021—10581070）的新柏拉图学说主要在天主教欧洲流传下去——能流传也是因为读者不知道盖比鲁勒是犹太教徒。

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莱维·本·热尔松（LeviBenGerson，1288—1344）是数学家、神学家和十字测天仪的发明者，他的著作《上帝的战争》让虔诚的教徒对他恨之入骨。他们气急败坏地抨击他把犹太教法典（《塔木德》）与亚里士多德的逍遥派哲学融合在一起，这分明是“反上帝的战争”。在14世纪的布拉格和16世纪下半叶的波兰，偶尔都会迸发出理性主义的潮流，它们似乎是由外部激发的，尤其是通过与意大利文化的接触。克拉科夫的拉比摩西·以瑟利斯（MosesIsserles，1525—1572）本身就是一流的天文学家，仅仅因为研究了古希腊的科学，他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唯一一部用阿拉伯语书写的理论天文学著作出自安达卢西亚的犹太人之手，即约瑟夫·伊本·纳米亚斯（JosephIbnNahmias）于1400年完成的《世界之光》。根本性的创新在书中无处可寻。

现代早期，几乎没有犹太天文学家支持哥白尼。布拉格犹太人大卫·甘斯（DavidGans，1541—1613）不仅撰写了一部系统性的天文学著作，还与布拉赫和开普勒保持通信，但即使是他也不认同哥白尼。唯一的例外是下一代当中的医生约瑟夫·德尔美迪戈（JosephDelmedigo，1591—1655），他曾在国际化的克里特岛居住并在帕多瓦接受教育，但布鲁诺和伽利略的学说仍被他视作假设。他说，绝对真理只在上帝之手，在《启示录》中。

只有等到犹太式的启蒙和解放运动哈斯卡拉[81]之后，犹太人才参与到伟大智慧的对谈中。众所周知，他们为科学讨论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蜡之语

有些人对科学持敌对态度或公开反对高深的知识交流，但他们并不能仅倚仗《圣经》经文就令人信服。《圣经·旧约》、《圣经·新约》以及《古兰经》中，有许多相互矛盾、几乎可以随意阐释的表达。上帝在《圣经》中威严地说“让大地臣服于你们！”但摘取智慧树的果实又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两者相互抵触。“如果我们无视上帝的应允进行太多的研究，我们对事物的认知就会变得混乱，这样我们就会失去真实的判断，去触摸那棵被禁止触摸的分辨善恶树，就像魔鬼曾经设下的圈套”，方济各会主教博纳文图拉在13世纪就这样劝诫世人。一边是宗教启示录，一边是人类追逐利润、渴望新知，想挣脱神秘的虔诚和信仰，它们之间的局势非常紧张，这种矛盾主要是因为，宗教从一开始就全部知晓，而科学想知道不知道的东西。皮特·马特·德安吉拉提醒道：为了追寻真理走得太远，可能会像伊卡洛斯一样折翼坠落。但是认知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危险的“太多”又从何处开始——神学、教会、虔诚信徒和怀疑论者的答案截然不同。他们并不是一定要反对科学。

天主教学者在自然中搜寻上帝的标志，伊斯兰教中的“伊尔姆”（Ilm），即“知识的渴望”，也被理解为探究自然，这是真主安拉所写的书。但《古兰经》第27章强调，只有安拉知晓隐藏的知识。这样的论断为反对钻研科学的人提供了弹药，这些人拒绝提倡理性精神的穆尔太齐赖派，也拒绝阿威罗伊式的观点，如一条圣训所言：“最好的话是真主的话，最好的意见是穆罕默德的意见。”“最糟糕的是创新，每一次创新都是一次误导，每一次误导都会点燃地狱之火。”

但是，人们并不能认为伊斯兰教教义可能为所有自然科学设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先知自己就呼吁人们进行钻研：“搜寻各处的知识，即使它在中国。”他这样鼓励他的追随者。帖木儿的孙子兀鲁伯（UlughBeg，1394—1449）在撒马尔罕设立伊斯兰学校，并在墙上写道：“追求知识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兀鲁伯本人就是一流学者，他命人建造天文台，让撒马尔罕一度成为数学和天文学的世界中心。

直到今天，依然有人想要证明《圣经》和《古兰经》与现在的自然科学知识是一致的，这种行为往往显得滑稽。例如，穆斯林释经学者认为，《古兰经》里经常强调安拉的一个特质就是“不可改变的神圣习惯”，这其实就是在阐述自然法则。因此，真主每时每刻都创造特定的状态。一个物体燃烧，不是因为它被火点燃，而是如安萨里的教诲，因为安拉不断创造燃烧。似乎有因果关联的事，都是安拉让它们起效，实际上都要追溯到安拉的意志。每一种现象，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由他引发。一些天主教学者在涉及上帝的事务上也持类似观点。

我们可以总结说，经文的话似乎是蜡制的。乔尔丹诺·布鲁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人都能在《圣经》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和最适合的言语，他们对同一句话的解读不仅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他们能从是中得出否，也能从否中造出是。”最终取决于谁拥有对《圣经》的阐释权以及推行其观点的权力。伊斯坦布尔观测台的毁灭或审判布鲁诺和伽利略都是明确的例子，告诉人们宗教警察在什么情况下会出手抑制人们的求知意愿。就是为了防止宗教警察的干涉，人们在自己头脑中先进行“沉默的审查”，有多少聪明的想法因而被扼杀——或者有多少代人坚信不疑，在《圣经》、《摩西五经》（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或《古兰经》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知识？

“牧领权力”——不管主使者是天主教裁判所的审判者、伊玛目还是无比顽固的拉比——都需要社会和政治环境，以便让阻挠起效。不过，单凭灵活的经文或宗教系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科学自中世纪晚期以来就在那些先知的国度停滞不前，技术突破也并未实现。决定宗教领袖影响的先决条件也同样阻碍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无比强大的等级，因而根本不会出现中等阶层，也就没有掌控权力的“市民”公众。

康德未到巴格达

人们在钦佩阿拉伯大师的博学多识时，很容易忽略他们不感兴趣的那些知识。拉丁语资料几乎完全被忽视，少数例外主要分布在安达卢西亚地区，其中尤以拉丁语的农业资料最受重视。卢克莱修和伊壁鸠鲁，还有皮浪的怀疑论完全不为人所知。修昔底德和塔西佗从一开始就被穆斯林史学家忽略，还有西塞罗的国家理论、塞涅卡的禁欲主义和奥维德或维吉尔的诗歌，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找不到译者。穆斯林对古代悲剧非常陌生，对喜剧也不甚了解。路易吉·普尔西这样的作家在《莫尔甘特》中让主人公说出亵渎神祇的话——他信奉黄油、啤酒、果子酒尤其是葡萄酒，谁信奉葡萄酒就能得到救赎——这种人能出现在巴格达或伊斯坦布尔吗？

一个“伊斯兰”以前不存在，现在也不存在，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既有矛盾也互相关联。欧洲的教条、教会法和祭祀或多或少牢牢掌握在教皇手中，直到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将一切摧毁。与天主教的欧洲不同，伊斯兰教没有最高祭司这样的神职人员，只有伊朗的什叶派在16世纪发展出神职人员的阶层，还有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穆罕默德的教义受“乌里玛”（Ulama）的监护，这是一个主要由地方权威人士组成的群体。他们的影响力无论曾经还是现在一直都很深远，其局限性很不明确。他们效忠于苏丹和哈里发，创造了法特瓦教令，诠释《古兰经》和圣训并向民众传播道德。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从来不是单纯的宗教“上层建筑”。它曾经是并且现在依然是一种生活形式。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教会”，它不是一个由国家保护的教徒团体。伊斯兰世界并没有把宗教和日常生活割裂开，穆斯林商人与天主教商人一样也知道如何回避放贷的禁令。伊斯兰的法律规则是在很久远的时代产生的，因此必须或多或少进行人为调整以适应每个时期，但这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

宗教的影响可以促进政治稳定，但不会促进言论自由和探索研究，除非它服务于宗教目的。批评统治者，甚至只是发现别人的错误和弱点，就与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宗教惯例相悖。批评可能会让人掉脑袋，所以很少有人敢开口。

伊斯兰教经历的一些改革尝试也是为了寻求纯洁的信仰，类似小型的宗教改革。但如天主教一样，改革的结果是分裂和教派的形成。因为太看重传统，伊斯兰教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教义，所以无法决定信仰是什么、异端是什么。这样一来，宗教警察热切地反对一切新事物。如果一个人一直被迫为自己寻找论据来支持已经存在的真理，那么他肯定不容置疑，也不欢迎自由言论。尽管希腊哲学已经准备好了批判所需的工具，使用它却是危险的举动：这些古典文献再加上可以任意解读的经文让所有的真理都被摧毁。逻辑论证可以被质疑，信仰和感觉却不容怀疑。这种不可估量、不可置疑可能导致人们鄙视阿威罗伊的学说，毕竟他信赖理性，不服从任何权威。

拉丁欧洲世俗的“空地”和科技对话的空间不断扩大，参与对话的人简直数不胜数，而伊斯兰教界从来没有为公民社会的秩序创造任何机会。在19世纪之前，西方语言中的“世俗”在阿拉伯语中甚至没有一个对应词。欧洲经历和遭受的深刻世俗化可能会动摇整个伊斯兰社会制度。许多穆斯林——也许是大多数穆斯林——直到今天也拒绝接受世俗化。摩洛哥人穆罕默德·阿比德·贾布里（MohammedAbedal-Jabri，1935—2010）这样的知识分子反对一成不变地用中世纪早期的阐释模式解读经文和哲学传统，支持世俗化的科学，赞成自我思考、理性和批判，他这样的人绝对是凤毛麟角。阿拉伯世界中从未出现过一个能推动伊斯兰启蒙运动的、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群体。权威统治体系对私人财产缺乏尊重，阻止了市民中产阶级的出现。在拉丁欧洲，正是中产阶级首先追求自由科学并捍卫其权利，因而带来了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并建立公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