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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从康斯坦茨到君士坦丁堡（第1页）

21。从康斯坦茨到君士坦丁堡

插图28：皮萨内洛，《西吉斯蒙德皇帝》（Emperismund），14321433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康斯坦茨

罗马自1389年起由卜尼法斯九世（BonifazⅨ）统治，他来自那不勒斯的托马切利（Tomacelli）家族，糟糕的乌尔班六世只给他留下了一片废墟。教皇国的大部分地区都隶属于阿维尼翁，早已落入贵族或不列塔尼人手中。雇佣军为阿维尼翁教皇克雷芒七世服务。在首都，卜尼法斯面对的是蠢蠢欲动的市民阶层。一时间，教皇国的世俗化兴起，甚至在法国的查理六世兄弟的统治下建立了“亚德里亚海王国”——这是克雷芒在法国长矛手的帮助下回归所需的代价。卜尼法斯成功夺回了部分教皇国，并最终在对抗罗马城市公社中获得胜利——直到现代之前，公民权利在台伯河畔再没有发挥过任何作用。不过，卜尼法斯盲目而好战的政治成本非常昂贵，其经费来源于各种费用、税收和赎罪券的销售。于是第一次出现了银行“经管人”（Depositarius）这一职务，主管筹措资金业务，同时作为回报，要将估计的数额预付给宗座财务院。换句话说，宗座财产管理局获得了永久性的贷款。谁能够从中获利最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来说，主要是来自卢卡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例如刚刚提到的乔瓦尼·美第奇，他们占据了西方最赚钱的业务。

在1400年，赦免罪恶已不再需要去罗马朝圣，只要有现金就足够了。克雷芒六世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向1350位马略卡岛的居民——相当于整个岛的总人数——出售了使他们免遭炼狱大火焚烧的赎罪券，换来大约3万荷兰盾。尽管如此，新的圣年里还是在台伯河畔看到了来自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这也使罗马教皇收获了声望。在罗马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始终比在罗讷河畔大。这位真正的政治家卜尼法斯倒没有作为宗教领袖出现，更多的还是他的家族以及支持者。在罗马居住了近半百个名声显赫的教皇托马切利家族的成员，更不用说与其他家族通过联姻而形成的庞大的人际网络了。卜尼法斯的叔叔将自己的亲戚在其很小的时候就送去成为无数受俸的神职人员，甚至尝试建立自己的托马切利领地。布拉乔利尼曾嘲讽说，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肝脏，才会从它那儿冒出那么多的“托马切拉”（tomacella，意为“猪肝香肠”，和“托马切利”的发音近似）。

即使是在欧洲最森严的等级制中，也可以通过来激活横向机制和召开宗教会议“救赎”事业。身为那不勒斯的“猪肝香肠”卜尼法斯主教的一员，枢机主教巴尔塔萨·科萨（BaldassareCossa）就是这个不断被讨论的议题的坚决拥护者。他在两个人去楼空的会议厅中，看到了举办宗教会议的可能。1409年在比萨召开的宗教会议就主要是他的功绩。实际上，该会议聚集了至少24位枢机主教和80位主教，废除了罗马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并将米兰的亚历山大五世选为新教皇。不到一年后，这位教皇就去世了，科萨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他现在当选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在罗马他仍然被视为纯粹的敌对教皇，因此教皇中还有另外一位若望二十三世，而不是若望二十四世。然而，由于在比萨被否决的两位教皇没有考虑服从宗教会议的裁决，而且两人都在世俗王侯中获得了支持，因此虔诚的西方那时拥有了并不神圣的三位一体作为所谓的统领。这与伊斯兰的情况似乎差不多。

这一转折点，使得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以帝国权力的形式予以干预。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失利后，他于1411年成为罗马人的国王，后来加冕为皇帝，捍卫匈牙利使其免遭安茹家族的统治，并赢得了对波斯尼亚的至高统治权。在波西米亚，他与哥哥文策尔四世一起统治。尽管西吉斯蒙德是一个挥金如土、精力充沛的狂欢者，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在外交方面颇有能力。最后，他被证明是解决教会分裂这一复杂问题的合适人选。整顿教会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发动十字军出征，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先决条件，而奥斯曼帝国随时可能威胁匈牙利。稍施压力，他就让若望二十三世履行在比萨达成的协议，并且重新召集一个宗教会议，确定了德意志南部的帝国城市康斯坦茨作为合适的开会地点。1414年11月5日，会议如期召开。

这次宗教会议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西吉斯蒙德设法邀请到了欧洲最重要的各个王国前来共襄盛举，甚至法国、英国和勃艮第的使节送来了斗鸡。因此，康斯坦茨见证了一场真正的基督教欧洲大阅兵。斯堪的纳维亚帝国的参会者来自立陶宛、曾经荒蛮无序的瓦拉几亚、今天的俄罗斯地区、君士坦丁堡，甚至奥斯曼帝国，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座小城。旅店老板、屠夫、面包师以及妓女在这里谋生，据说共计不少于1400名。说客们也来了，学者们在附近的修道院中寻找旧手稿。枢机主教纪尧姆·菲拉特（GuillaumeFillastre，1348—1428）将公元1世纪的地理学家庞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Mela）撰写的《世界论》和托勒密对地球的描述各抄录了一份，然后一并寄给了兰斯的图书馆，放在了左边的第13个书架上，在那里等待着未来它的读者们。他还将一张在海象皮上绘制的世界大地图寄往兰斯，最终到了当时最成功的手稿收集人、时任若望二十三世秘书的波焦·布拉乔利尼的手里。有人给他钱，让他在当时还蛮荒的德意志地区四处旅行。在康斯坦茨附近的圣加仑修道院，他发现了维特鲁威建筑理论的早期副本，西塞罗的演讲内容和昆体良的修辞学说。大概是在加洛林时期的知识宝库富尔达修道院中，他发掘了马库斯·马尼留斯的《占星术》和西利乌斯·伊塔利库斯（SiliusItalicus）的《布匿战争》，这是一部讲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他最重要的意外发现是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此书是后来人们探寻伊壁鸠鲁思想的主要依据。

宗教会议召开期间，康斯坦茨是欧洲的政治中心。对卡诺萨来说，这是怎样的风云突变啊！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一样，世俗权力牢牢抓住了这一机遇，它敦促教会统一和改革，并最终从所有异端中净化了基督教团体。人们不是根据人头投票，而是以国家和民族为单位。枢机团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终止了意大利神职人员的统治，并彰显了世俗王冠的权力-政治意义。

若望二十三世也曾去过康斯坦茨，他希望在那里被确认为普世教会的唯一负责人，但很显然——与此同时，1415年的春天来临了——他的教皇任期阻碍了协议的达成。他与自己的枢机主教保持距离。因此，他利用争执期间的混乱，伪装成一个马夫偷偷溜走。西吉斯蒙德的死敌，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罗尔伯爵腓特烈四世（FriedrichⅣ）允诺要保护他，但是两者都棋差一着。最终宗教会议宣布自己为教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置于教皇之上。伯爵发现自己被施予惩罚，并被剥夺法律保护令，最后不得不背弃自己的这个门徒。哈布斯堡家族在施瓦本和阿尔萨斯的对手利用这一时机，以帝国战争的名义突袭了伯爵的土地。瑞士联邦赢得了最多的胜利，当时伯尔尼也保住了阿尔高的西部地区。

西吉斯蒙德彻底成为宗教会议的统领者。若望二十三世被罢黜，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Ⅻ）则被劝说辞职。身为西吉斯蒙德的对手，阿维尼翁的敌对教皇本笃十三世（A），即西班牙人佩德罗·德·卢纳（PedrodeLuna）没有服从命令，却被颇具人格魅力的传教士温琴兹·费雷尔（VinzFerrer）领导的西班牙人背弃。佩德罗·德·卢纳始终坚持自己是合法教皇，直到1423年他在阿拉贡的流亡途中去世。若望被囚禁在海德堡，后来美第奇家族用钱将他赎回。他被封为枢机主教，于1419年在佛罗伦萨去世。在洗礼堂中，多纳泰罗为他设立了陵墓，科西莫·德·美第奇再次为其埋单。宗教会议推选奥多·科隆纳（Oddoa）上任。作为三位教皇的继任者，此时唯一的教会领袖，他是罗马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的成员，自称马丁五世（MartinⅤ，1417—1431）。宗教会议结束后，他起初居住在佛罗伦萨的新圣母玛利亚修道院。街上的孩子们大声喊着：“教皇马丁还不如豆丁。”（PapaMartinononvaleunlupino。）这句子还颇为押韵。这位有美第奇家族银行及其自身庞大家族支持的科隆纳教皇，成为教皇国的改革者。渐渐地，法布里亚诺和此前提到的马萨乔等艺术家也找到了前往台伯河的路。

恢复教会统一是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重要的成就。然而，教会的改革并未认真地进行。它本应在接下来定期召开的宗教会议展开。相反，反对异端的斗争被重视起来。人们被禁止读威克利夫的书——宗教会议颁布法令，将其遗体挖出并焚烧。然而，1414年，他的追随者，布拉格神学家扬·胡斯（JanHus，约1370—1415）在能够安全通行的情况下被传唤。胡斯所教授的内容预见到了宗教改革的许多诉求，他也与威克利夫一起共同维护《圣经》的最高权威。他对于纯洁的热情追求是激进的。他反对圣人、圣像和圣物的崇拜，反对买卖神职和赎罪券。他不认为仅靠圣礼能产生任何效果，而是将其效果与捐助者和受助者的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胡斯不认可教皇——《圣经》何处曾有提及？——和等级制度，在他看来只有原始的教会兄弟情才能统治教会。普通民众，只要是信徒并且思想纯正，就可以阅读《圣经》和公开布道。一位编年史家记述说，胡斯的追随者只要见到神职人员，就会“像狗一样”狂吠。在宗教会议上，这位波西米亚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最终以“违背誓言”的罪名，作为“异端领袖”（Haeresiarcha）于1415年7月6日被烧死，骨灰散落在莱茵河上。一年后，他的一位追随者，来自布拉格的教师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也被送上了火刑柱。西吉斯蒙德国王是合法还是非法地洗白了双手，我们不得而知。

烈火中，胡斯垂死的呐喊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抗争怒火。人们呼吁取缔教会的权力和教会财产，不再有教皇，而只留下贫穷的教士，他们唯一的任务是宣讲上帝的圣言。该运动的一致要求和象征是平信徒领受圣杯，这是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明确禁止的。其间，还能听到人们对于国王和地方法官没有维护“共同利益”的指控。

1419年夏天在布拉格掀起了胡斯革命运动。胡斯派被剥夺了一些教堂之后，局势陷入紧张之中。在一个激进的传教士的煽动下，一群人去了新城的市政厅，要求释放被拘捕的信徒。最后，一些人冲进了大楼，将市长、议员和市政官员一起扔出了窗外。其中幸存下来的人也被杀死。这次仪式性的行动是一个信号，而后发展为一切群众运动，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斗争，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斗争，光脚者与穿鞋者之间”的斗争。对等级制度的批评与权力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其间还夹杂着波西米亚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古老矛盾。与半个世纪前的梳毛工起义的相似之处是，同样在布拉格，被排除在行会之外的人们成为起义的酵母。但在佛罗伦萨，宗教元素不见了，而它在波西米亚却加剧了冲突的残酷化。

随着国王文策尔四世于1419年8月去世，权力出现了真空。在三分之一的帝国城市中，胡斯派抓住了这一机会，这些激进的“被选中者”（Auserw?hlte）相信这个时代将终结。在南波西米亚的一座山上——他们根据基督显圣之地，将此山命名为“塔波尔”（Tabor）——他们建立了一个城镇，在那里过着早期基督教徒的纯洁生活，并作为胡斯运动的先锋，领导了圣战。因为同仇敌忾，温和的“饼酒同领派”（Utraquisten）〔或称作“圣杯派”（er）〕很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贵族和城市市民阶层要求得到两者（utraque），即饼和酒。多亏了他们的路障和首次投用的移动野战炮，胡斯派的军队才取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他们冲向威斯特伐利亚、波罗的海，再深入德意志南部。任何抵制净化运动的人都遭到了屠杀。

延迟的改革

如果要问在教皇国，谁的权威建立在世俗统治之上，而后又因此崩溃的，那就是卜尼法斯九世。在意大利南部和罗马，统治者是那不勒斯安茹王朝的雇佣兵首领穆齐奥·阿滕多洛·斯福尔扎（MuzioAttendoloSforza），他以自己士兵的绰号“斯福尔扎”（意为“强者”）自称。在北部，穆奇奥的对手布拉乔·达·蒙托内（Braontone）——他是佩鲁贾、阿西西和其他城市的领主——也是一位凶残的雇佣军领袖。教皇马丁不得不进行协商：先是让那不勒斯的女王乔万娜二世（JohannaⅡ）说服阿滕多洛从罗马撤军，从而为教皇进入他的城市铺平了道路，然后又与军事实力远超自己的布拉乔结盟。1419年，教皇马丁（可能是极不情愿地）任命布拉乔为教皇代理人，从而使他掠夺而来的权力合法化。作为感谢，布拉乔在1420年镇压了博洛尼亚的起义，从而为教皇国保卫了这座城市。同年，教皇马丁入驻罗马。

然而，布拉乔的统治野心并未得到满足。他向南挺进，在阿布鲁佐修建了城堡，赢得了卡普阿和福贾。最后，他开始进军那不勒斯王国的门户拉奎拉。在罗马和那不勒斯，当阿滕多洛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解救这座城市时，人们都屏息敛声。然而，决战并没有爆发，因为阿滕多洛在试图过河时溺水身亡。他的私生子弗朗切斯科接管了这支军队。1424年6月2日，弗朗切斯科在拉奎拉的城墙下击败了布拉乔的部队。布拉乔本人也受了伤，几天后死亡。在那不勒斯，统治者是安茹-杜拉佐王朝的乔万娜二世（或者说更主要是她的情人），而她的亲戚安茹的路易三世（LudwigⅢ）逐渐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膝下没有子嗣的女王收养了他，现在，他似乎才是最有希望继承那不勒斯的遗产的人。

对于教皇马丁来说，那位过于强大的雇佣军首领之死是件好事。马丁创立了拉奎拉教区，与遗留下来的佩鲁贾城市公社达成共识，建立了有序的行政机构，并着手恢复失去之物。他挑选了一些枢机主教，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其中有曾担任科隆纳及其继任者的得力外交官的尼科洛·阿尔贝加蒂（Niccati）、人文主义者多梅尼科·卡普兰尼卡（Domeniica）和游历广泛且兼具学识的律师朱利亚诺·塞萨里尼（Giulianoi）。虽然教皇根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所宣布的教令，在帕维亚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但该会议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当由于瘟疫肆虐而不得不改在锡耶纳召开宗教会议时，马丁却宁愿留在罗马。“宗教会议”对他和他的继任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可怕的词，它意味着横向机制而不是君主制，这会威胁到特权经济利益和裙带关系，从而动摇教皇权力的古老支柱。就在去世前不久，马丁再次尝试履行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所规定的教令，这次的会议地点选在巴塞尔。这次会议由塞萨里尼领导，但马丁授予了后者解散这恼人的宗教会议的权力。

与此同时，“守诫运动”（Observantenbewegung）的开展意味着教会内部出现了改革尝试的萌芽。该运动试图唤回对于严格遵守规则的重视（它也因此而得名）。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以及当时世俗的王公都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所在，因而大力推进这次运动。来自意大利各地，以及不久后从阿尔卑斯山以北而来的造访者蜂拥而至，以敦促僧侣和修女们坚守贫穷、贞操和祈祷。改革后的修道院为人们树立了榜样。方济各会“守规派”的创始人之一，锡耶纳的贝纳迪诺·德利·阿尔比泽斯基等僧侣将改革的思想带到了城市。他鼓动群众，在广场上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他的传道可能会持续四小时之久，尽管其牙齿已经掉光。他的标志是一组光芒四射的代表基督的字母缩写“YHS”，即“人类的救世主耶稣”（Jesushominumsalvator）。演讲结束时，他还会呼吁人们捍卫耶稣的尊崇，这样的成功要归功于贝纳迪诺的演员潜质。他就像是薄伽丘或萨凯蒂，有着托斯卡纳的风格，其间不断用各种笑话为他那推崇节俭的道德汤料添油加醋。但不利的一面是，他像其他同类人一样，对犹太人、女巫和同性恋者都抱有愚蠢的偏见。之前时不时指控他为异端的官方教会，随后接纳了他，并在禧年1450年加封其为圣徒。

马丁的继任者、肯杜梅的尤金四世（EugenⅣ，1431—1447年在位）宣布，独立于方济各会守规派分支的其余部分，即“住院派”。住院派因而受到保护，得以避开改革的热潮。尤金，这位威尼斯人，于1431年7月底在巴塞尔如期召开宗教会议，然后计划在11月解散宗教会议。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宗教会议参会者拒绝遵守教皇的训令。因此，横向与纵向之间的权力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就像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的斗争那样，民族身份在偶然中得以巩固。

西吉斯蒙德没有闲着。尽管波西米亚发生了动**，他还是去意大利挽救了宗教会议。他为争取意大利北部大国之间的和平而战，并效忠于教皇。在1433年的圣灵降临节这天，他从教皇手中接过了皇冠。皇帝亨利七世在意大利之旅中曾经听到过的怀疑和赞扬之声，也始终伴随着这位卢森堡王朝后人的旅程。艺术品作为纪念留给人们：皮萨内洛在费拉拉或曼图亚描绘了皇帝西吉斯蒙德的肖像（插图28），而在里米尼的一幅壁画中，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赋予圣西吉斯蒙德以卢森堡同名者的特征。1433年，尤金四世做出让步，撤销解散宗教会议的训谕，然而这件事却与西吉斯蒙德的外交关系不大——皇帝急忙回到巴塞尔，但很快就感觉自己像是“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与罗马的复杂性关系不大。尤金四世当选教皇时，他被要求剥夺科隆纳家族的部分战利品，而他的前任（马丁五世）给科隆纳家族带去了大量好处。这导致了罗马及其国家的最后一场战争，也使尤金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伪装成僧侣，藏在一袋龙蒿下，不得不登上橹舰逃亡。银行家之城佛罗伦萨接纳了他，此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都离罗马远远的。

在教皇国，枢机主教使节乔瓦尼·维戴莱斯奇（GiovanniVitelleschi）——一位像阿尔伯诺兹那样的战士，更加野蛮，但在政治舞台上不过是个小丑——开始清理阿尔巴诺山的科隆纳巢穴。与此同时，教皇重获至高无上的头衔。在东部，奥斯曼帝国重新进攻。1430年，威尼斯的堡垒萨洛尼卡沦陷。随着绝望不断增加，拜占庭皇帝几乎已经被视作只是拜占庭城市的统治者以及臣服于苏丹的附属，因此不得不四处寻求援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人们做好了要与拉丁教会联合的准备。趁着拜占庭人的困境，尤金决定一石二鸟：取缔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权力，自己则以东西方教会统一者的身份载入史册。其中的决定性举动是按照拜占庭的意愿将宗教会议迁移至意大利的领土。从1437年9月起，会议地点定为费拉拉，后来因为波河流域暴发瘟疫而改为佛罗伦萨。多亏了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在阿诺河畔为宗教会议筹集资金变得容易起来。

拜占庭参会的代表团里都是高级官员，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JohnⅧ）、都主教基辅的伊西多尔（IsidorvonKiew）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巴希利奥·贝萨利翁（BasiliosBessarion，1403—1472）都在列。枢机主教塞萨里尼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对局势做出正确的评估，并决定支持尤金和费拉拉，反对巴塞尔。拜占庭人不得不承认罗马的教条，基督因此获得“圣灵之父”的身份。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便仍然有些含混——也因此被确立起来。1439年7月6日，在布鲁内莱斯基刚完工的穹顶下的大教堂中，东西教会联合的消息被公开，震惊了佛罗伦萨的人们。对于东部的教会来说，这笔交易仅仅意味着一场失败。神职人员和民众都没有接受它，拉丁人也没有考虑要向奥斯曼帝国屈从并提供军事援助。巴希利奥拿走了一件罗马教会枢机主教的紫色长袍。而从拜占庭带来的近1000份羊皮纸文献给予了人文主义的古希腊分支以灵感，它们后来被捐赠给了威尼斯的圣马可图书馆。

然而，巴塞尔一方仍然固执。尽管他们的事业失败了，但大多数参加宗教会议的人仍在莱茵河畔坚持不懈。他们本可以取得积极的成果：在会议的间隙，本已显现了与胡斯派和解的契机。1431年8月，一支十字军在陶斯附近的失败就已经预示了妥协的临近。三年后，谈判结果在布拉格达成。饼酒同领派被授予平信徒的圣杯，但依然不被允许布道。激进派的顽固核心拒绝妥协并继续战斗，但他们并非立于不败。

血腥的“胡斯战争”就此结束。波西米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国家，高级贵族是这场动**的真正赢家，他们在选举国王时拥有重要的发言权。天主教神职人员仍然被排除在各阶层代表大会之外，一直到17世纪才出台了新的律令：布拉格的第二扇窗楣——1618年，叛乱分子模仿胡斯运动的模式——将引发“三十年战争”的灾难。但是当出现秩序失控或宗教狂热分子当权的情况时，人们看清了眼下发生的一切，减少了虔诚的热情。塔波尔派的遗产由他们的“波西米亚兄弟”接管，他们起初被包容，而后还是遭到了迫害，在东欧中部多样化的宗教环境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教会改革仍未完成，在许多人看来，这场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