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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与创造力 14501500年（第1页）

竞争力与创造力：1450—1500年

23。“时代重现”

插图32：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AndreadelVerrocchio）和奥尔西诺·贝宁滕迪（Orsiendi），《洛伦佐·德·美第奇像》，14781521年，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美术馆，塞缪尔·H。克雷斯藏品

君士坦丁堡决战

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各方势力不得不停战和谈，枢机主教塞萨里尼也从中斡旋。斯坎德培在阿尔巴尼亚煽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其效果似乎颇有成效。然而在1444年，十字军在黑海附近的瓦尔纳几乎全军覆没。瓦迪斯瓦夫三世和塞萨里尼都“马革裹尸还”。接连获胜之后，面对已经遥遥在望的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城之战，特别还使用了大口径火炮列阵。隐约有传闻说，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青铜铸工因为帮助奥斯曼人制造火炮而加官晋爵，但关于他的信息人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叫乌尔班。形势变得非常严峻，1452年末，一艘橹舰在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被奥斯曼人的火炮击沉。决一死战的呼声逐渐减弱。

欧洲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君士坦丁堡的决战。数千名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坚定地站在拜占庭人一边，与他们对阵的是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最终约有8万奥斯曼人参战。1453年初春，君士坦丁堡被围得水泄不通，炮火不息，城墙受击。第一次攻城战被击退。基督教舰队在金角湾[172]大败奥斯曼海军，让人们燃起最后一丝希望，但是4月底希望就灰飞烟灭。君士坦丁堡原本用锁链封闭金角湾，使得敌舰无法从外海攻入，但奥斯曼帝国的先遣队铺设一条涂满油脂的圆木滑道，在夜色掩护下从陆路翻山越岭，把船只拖进金角湾。城内军民再次抵御了进攻，但食物和勇气都在减少。5月29日晚上，一切都结束了。在一波接一波的攻城战中，奥斯曼帝国冲破了屹立千年的狄奥多西二世城墙。当太阳在金角湾上空升起时，君士坦丁堡已经落入奥斯曼人之手。有门路的人尚能挤上基督教的舰队，仓皇逃往西方。

征服者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君士坦丁十一世殒命，是战死沙场还是自行了断，我们无从得知。人们曾预言，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皇帝将与第一个皇帝同名，这下算是应验了。拜占庭人自己就处决过数百名奥斯曼战俘，因此也没指望获得苏丹的恩典。无数人被屠杀或被卖为奴隶。一位目击者用生动的比喻描述当时的场景：城中好像下了一场血雨，遍地黏腥，海上的尸体多如海藻。苏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Ⅱ）身骑白马巡视他的新城，就连他都不禁感叹道：“这座城市简直被我们掠夺一空，毁灭殆尽！”

今天的拜占庭被称为伊斯坦布尔，或者叫“伊斯兰布尔”（Islambul），意思是“伊斯兰教覆盖的地方”。这个名字可能也源于战场上的呼唤“进城！”（Eistinpolin!）——新上任的统治者为了强迫人们在这荒芜的城墙内安家，经常得用上武力。东正教徒可以继续信仰他们的宗教，但教堂的钟声不可再响起，犹太人也可以建造犹太会堂。威尼斯商人获得了特权，一个庞大的佛罗伦萨人的定居点出现在加拉塔。佛兰德斯和地中海周边的贸易中心很快又与这里建立联系。穆罕默德让威尼斯人真蒂莱·贝利尼为他画像（附图9），而佛罗伦萨人弗朗西斯科·贝林杰耶里（Francisghieri）则把以托勒密的理论为基础的地理学著作献给苏丹。宏伟的宫殿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方拔地而起，后来被称为托普卡帕宫。一些建筑构造——如中央大门和凉廊——都显示出文艺复兴的影响。古老的廊柱也出现在建筑中，暗示了征服者统治全球的野心。圣索非亚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而不远处就是这座大都市的腹地——大巴扎。这样，伊斯坦布尔逐渐又变成那座“举世向往的城市”。奥斯曼超级帝国迅速扩张，囊括了东方和西方，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之战几年后，加泰罗尼亚人统治的雅典也陷落。这里是欧洲文化历史的起点，城市的王冠帕提农神庙曾经被当作圣母堂，现在成为礼拜安拉的地方。1461年，随着特拉布宗[173]并入奥斯曼帝国，拜占庭的千年文化成为历史。佩戴双头鹰徽记的贵族逃到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wanⅢ，1440—1505）[174]的庇护之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帕列奥罗格（SofiaPalaiologa）与伊凡成婚。同时，伊凡与东正教传统息息相关。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最后堡垒，自认是“第三罗马”，它对充满敌意的世界和现代化都非常反感。

1453年之后

1454年2月17日，在里尔的拉萨尔宅邸，勃艮第公爵举办了这次自古罗马衰亡以来就再没有在欧洲出现过的宫殿盛宴。宴会厅的墙上挂着大幅挂毯，描述了大力神的生活：古代神话早已渗透到北方；留着长发的**雕像可能代表维纳斯，从这座雕像流淌出供客人自取的希波克拉（Hippocras）红酒[175]，这是一种略带甜味的香料酒，也是国王的饮品；一头狮子在旁边守护着这位美丽的女侍从，它的笼子上写着：“别碰我的女士！”；有48种口感的葡萄酒供客人选择。宴会的主人“好人”腓力三世是个皮肤晒得深红的勃艮第人，他曾经自称“天主教界最佳葡萄酒之王”——镀金的水晶玻璃杯散发出光泽。此时的勃艮第就像克利福德·盖茨（Cliffeertz）所说的“剧院之国”：权力为奢华服务，而非奢华为权力服务。

宫廷诗人奥利维耶·德拉马尔凯（OlivierdelaMarche，约1426—1502）详细描述了这场奢靡的盛宴，就像扬·凡·艾克的写实画风一样。奥利维耶也很注重细节描写，没有哪个细节能逃过他的眼睛。马匹上的毯子由白色锦缎制成，还饰有金色条纹，鞍褥则是金色或深红色，天鹅绒长袍是勃艮第黑色，上面的金饰和珠宝闪闪发光。宫廷侍女成群结队，男人们则穿着紫色的貂皮长袍。高阶贵族的军服上镶满徽章，他们身着金色锦缎，也有蓝色或灰色。队伍中还有一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她穿着镶金边的紫色真丝连衣裙。贵族们用昂贵的颜色和高贵的材料暗暗较劲，也用这些强调他们与“低等”公民的差异。腓力三世为了向客人展示他的尊贵，没忘记在餐桌装饰上下功夫，光是这项费用就足够招买一个连的雇佣兵。奥利维耶还提到了马辔头的银铃叮当作响，香颂和赞美诗回**在耳边，历经500多年依旧余音绕梁。乐师们躲在一个包厢里，用风琴和合唱团送上伴奏声。最后出现的是生动鲜活的画卷：一幅画描绘的是伊阿宋抢夺金羊毛的故事；另一幅画上则是神圣的教会之母（MaterEcclesia），她端坐在大象驮着的高台上，一个撒拉逊人打扮的巨人牵着大象的辔头。这是在影射时代历史：教会之母抱怨自己的处境，最后命令骑士们出手相助。腓力三世设立的金羊毛骑士团此时也出现在现场，还带着一只被金链锁着的野鸡。金羊毛骑士团在上帝、圣母和野鸡的见证下宣读十字军东征誓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总之野鸡要在场，它在改编的伊阿宋传说中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铃鼓、小提琴和竖琴叮咚作响，人们互相传递葡萄酒和胡椒饼。腓力三世曾向奥利维耶坦白，他全力以赴举办这一耗资巨大的野鸡节，都是为了侍奉上帝。

虔诚的宣誓并没有伴随实际行动，在其他宫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也许一开始令人惊愕，但后来人们也见多不怪。枢机主教库萨的尼古拉因为外交事务和争端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抽时间在博尔扎诺-布雷萨诺天主教教区举办了一场文化庆典：天使带领所有宗教中最聪明的人研读上帝的话语，智者就在这些话语中找到了所有人共同的宗教。库萨的尼古拉早在25年前就开始思考原因：只是因为时间流逝，宗教仪式出现很大差异，因此才出现不同的宗教。如果人们对这种智慧进行反思，得到一种通过理智构想出的宗教——说的当然是天主教——那么人们应该可以得到“永恒的和平”。然而这些都是空想。库萨的尼古拉于1464年去世，他的遗体安放在罗马圣彼得镣铐堂的一块大理石板之下。遵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心脏安放在库萨的医院教堂——该教堂是由他捐资修建的，以纪念那个时代一个杰出的灵魂。他是两个世界的人，既接触过北方的学院派文化，也沐浴过南方柏拉图哲学的阳光。

他曾哀叹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荷马的第二次死亡，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欧洲西部，特别是意大利从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中得到文化上的好处，许多希腊学者带着他们的语言和知识在意大利寻求庇护。例如，约翰内斯·阿吉罗波洛斯（Jyropoulos）就加入了佛罗伦萨议会，受到阿奇亚奥里家族的庇护，在阿诺河畔广为人知。他开设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讲座，吸引了许多达官贵族，其中包括“伟大的”洛伦佐。

奥斯曼帝国的威胁滋生了人们的想象，认为基督教欧洲与穆斯林世界“不同”，一种由十字军精神塑造的欧洲的恐慌由此出现。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第二年，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在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大声疾呼：“在过去的某些时候，我们肯定在亚洲、非洲及其他地区被击败过，但现在是在欧洲，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我们自己的家中，我们在这里遭遇攻击而且一败涂地。”欧洲即“作为共同家园的欧洲”——他想把这一理念灌输给参加法兰克福帝国议会的人。“基督教堡垒”的沦陷都没能惊醒这些人，让他们一致行动，更不用说皮科洛米尼的建议。组建一支欧洲军队根本是空谈。他们更关心自己那个或大或小的国家何去何从，“基督教西方”的理想离他们太远了。长期以来，欧洲人都对自己国内的事情更上心，即使教皇敦促的大事也不如这些重要。人人都知道，希腊人更愿意摆弄自己的头巾，而不是屈从于着三重冕。而在意大利半岛，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让岛上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达成一项脆弱的协定。威尼斯结束了与米兰的战争，并于1454年4月在伦巴第的洛迪缔结和平协议。不久，教皇和其他国王也加入该协议。他们的同盟，即所谓的“意大利同盟”是恐惧的产物：对彼此的忌惮，对其他国家的担忧，尤其是对法国和奥斯曼帝国。

然而，就权力政治方面而言，征服君士坦丁堡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它的陷落只是为一个久负盛名的帝国钉上了最后一颗棺材钉。经济上的后果更为严重：东亚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地现在易主，它从基督教徒手中被夺走，而苏丹宫廷明显不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易的场所。作为一种替代，人们暂时绕道马穆鲁克统治下的埃及，直到这里并入奥斯曼帝国后也被关闭。

从长远来看，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反而鼓动欧洲寻求进入远东的新途径。热那亚失去了在黑海的据点，并逐渐从地中海东部地区完全撤退，仅在希俄斯岛上还有一家朱斯蒂尼阿尼家族经营的股份公司。热那亚典型的殖民模式是“毛纳”（Maona），指的是由投资商组成的财团要听命于热那亚，把岛上的经济开发与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向苏丹缴纳贡税。在大陆上，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地区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在东部，苏丹成功击败克里米亚汗国，分崩离析的金帐汗国的后裔也尽听命于苏丹的号令。

意大利的动**

《洛迪和约》签订之后，威尼斯虽然得以集中力量对抗奥斯曼帝国对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的进犯——这场战争发生在1463年，让威尼斯的贸易特权沦为一纸空文——但是威尼斯海洋帝国的颓势已经不可挽回。即使在大陆上，环礁湖城也受到威胁。威尼斯人从钟楼上就可以望见浓烟四起，弗留利一带的村庄陷入一片火海：这是征兆，表明来自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就在附近肆虐。威尼斯买下屈辱的和平，割让了1470年陷落的埃维亚岛。剩下的除了一些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据点外，就是科孚岛。1500年前后，海外已经不能带来任何收益：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大陆上的资产每年可以带来20多万杜卡特金币的利润。

在意大利大陆上，《洛迪和约》在过去的40年中确保了五大国之间的平衡：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但这是一种严酷的和平，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个“意大利平衡”（Italiabilanciata，马基雅维利语）一直通过外交和小规模战争调整平衡状态。蒙特费尔特罗和马拉泰斯塔等家族在洛迪的屋檐下卷入毁灭性的战争，寄希望于扩张自己的国家。在罗马，尤金四世去世后，人文主义赢得了教皇宝座。新任教皇是博闻强识的神学家托马索·帕努图凯利（TommasoParentucelli，1447—1455年在位），即尼古拉五世，他开启了罗马文艺复兴的历史。这位教皇让梵蒂冈图书馆如获新生，他命人抄写并翻译了成千上万本书，包括从荷马到修昔底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经典著作。另外，他还扩建了梵蒂冈宫。

教皇的地位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斯特凡诺·波卡里（StefanoPorcari）出身于罗马一个古老的家族，他沉迷于西塞罗式的共和国理想，本想于1453年1月策划一场谋反，但还未开始就被扼杀。一年前，罗马教皇为皇帝腓特烈三世加冕，这是最后一次加冕典礼：这个始于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的传统，在此刻落下帷幕。

1458年，又有一位人文主义者当选为教宗，他就是埃涅阿·西尔维奥·皮科洛米尼，即我们熟知的庇护二世。他撰写了地理和历史著作，其书信颇具个人风格，《庇护二世闻见录》就是他的作品。这本书记载了他任期内的事件和经历，同时也有自我反思。这位埃涅阿，顾名思义，似乎从母乳中便汲取了经典知识。而他为自己选择的教名“庇护”（Pius），更强化了与维吉尔的联系——当维吉尔史诗中的英雄被要求报上姓名时，他说：“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SumpiusAeneas。）

庇护二世是一位独特的教皇，他不仅头戴三重冕，而且之前已经戴上了诗人的桂冠。他的书信体小说《两个恋人的历史》——我们刚刚提到过把这本书改成德语版本的尼古拉斯·冯·怀尔——把薄伽丘的创意和奥维德的爱情诗结合在一起。当读者看到作者把爱情看作自然法则，甚至是命运的力量，一定非常惊讶：与以往禁欲式的爱情和苦行僧式对身体的恐惧截然不同。因此，作者并不一定热衷于教皇宝座。他甫一当选，就略带悔意地说：“埃涅阿斯退后，庇护要登场了。”他就像是一位罗马帝国皇帝，为自己竖立了一个独特的纪念碑：他的出生地在锡耶纳以南的村子科里尼亚诺，他让这里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理想城市，称之为皮恩扎。人文主义的思想第一次被用在城市规划上，这个项目背后的思想源头可能是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

庇护的继任者保罗二世（PaulⅡ，1464—1471年在位）以反对人文主义为人所熟知；作为枢机主教，他是意大利最早收藏古代文物的人之一。他禁止在学校中教授异教诗歌，削减公职人员的人数，令学者和文人艰难维持生计。波焦·布拉乔利尼以前曾嘲笑教皇，说他的职权如此之大，以至仅靠他就可以抵挡奥斯曼人。另外，一场宏伟的复兴在保罗二世任内逐渐成形，其中包括威尼斯宫和罗马圣灵医院。德拉·罗韦雷家族的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Ⅳ，1471—1484年在位）继续加大对建筑方面的投入，致力于修复教堂和铺设道路。罗马为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提供了财力，而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则为罗马的文艺复兴提供人力。托斯卡纳的大师为西克斯图斯四世下令建造的西斯廷礼拜堂绘制了湿壁画，其中包括彼得·佩鲁吉诺（Pietrino）、基尔兰达约和波提切利。

除此之外，在罗马的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发生。像一直以来那样，圣职买卖和裙带关系激增，西克斯图斯四世是这个领域最成功的人之一。他在任期内擢升了34位枢机主教，其中6位的徽章上都刻着德拉·罗韦雷家族的橡树。他一直努力为自己的亲属和国家谋求利益，这导致罗马与米兰及其盟友佛罗伦萨发生冲突，米兰与佛罗伦萨之间的同盟关系可谓互惠互利。1458年，在经济危机引起巨大争议的背景下，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统治被动摇，斯福尔扎的军队蠢蠢欲动，八年后又卷土重来。1466年，原本效忠美第奇家族的金融巨鳄卢卡·皮蒂（LucaPitti）煽动一些人试图结束科西莫的长子、人称“痛风者”（ilgottoso）的皮耶罗一世·德·美第奇的统治。然而，“痛风者”成功镇压了这次谋乱，并把他的儿子洛伦佐（1449—1492）扶上宝座。

在“伟大的”洛伦佐的领导下，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发展至巅峰。但与此同时，美第奇政权的专制统治也有所加强。这个家族的野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他们正在努力超越佛罗伦萨的城墙，并试图与封建贵族联姻。洛伦佐已与克拉丽丝·奥尔西尼（Clarii）商定了婚事，克拉丽丝的家族位于罗马北部富饶的布拉恰诺。杜卡特金币与这古老的氏族相见恨晚。当时佛罗伦萨人和贵族对这场联姻很是惊讶，但在美第奇家族的后代身上，这成为司空见惯的事。通往公国的道路已经隐隐显现，钱财就是铺路石。

美第奇家族也用自己的平民资产打造骑士的辉煌，但他们举办宴会的花费几乎不逊于“好人”腓力的野鸡盛宴。这些宴会使美第奇家族摆脱了市民阶级灰扑扑的身份，勃艮第是他们效仿的对象。洛伦佐与其新婚妻子于1469年在圣十字教堂前面举办了一场骑士比武。据称，美第奇家族的荣耀应有尽有，如同贵族一般。洛伦佐的珍珠长袍上绣有“时代重现”（Lete）的字样。法语文字让人们想到，所有的骑士仪式都来自这个拥有香颂和骑士史诗的国度。美第奇家族的御用诗人路易吉·普尔西（LuigiPulci，1432—1484）想用这寥寥数语表达一种想法：世界将革新，一个黄金时代将要回归。

至少洛伦佐的外交政策风格是新颖的。他调动一支庞大的雇佣军队伍，说动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担任指挥官，以共和国的名义将反叛的沃尔泰拉人[176]降伏。1472年的这场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保护美第奇家族对明矾的垄断，而该地区似乎存在威胁。在沃尔泰拉的暴风雨过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雇佣军烧杀抢掠，这些事实让美第奇家族的声誉黯然失色。另外，银行也出了麻烦。美第奇家族向国王和王侯提供了丰厚的贷款，此时他们无法履行偿还义务。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账房先生托马索·波尔蒂纳里此时前途未卜，我们早就听过他的大名，他是画家梅姆林和雨果·凡·德·古斯（Hugoes）的资助人。波尔蒂纳里负责“大胆”查理的借贷业务，这位可是15世纪最大的政治破产者之一，他与查理走得太近，甚至担任查理的外交官。

似乎到了要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结算的日子，但另一场风波突现。1478年，以雅各布·德帕齐（Jacopode'Pazzi）和弗朗切斯科·萨尔维亚蒂（FrancescoSalviati）为首的一群人试图谋反，他们只是西克斯图斯四世的牵线木偶。洛伦佐大开杀戒，肃清美第奇的敌人。他的祖父科西莫曾说“单凭祈祷不能统治一个国家”，洛伦佐深以为然。尽管美第奇银行深陷赤字危机，但一些法律修正案还是确保了其家族权力。如有必要，他们甚至从国家金库中借钱周转。

过度的报复行为引发了一场战争，那不勒斯与教皇结盟对抗佛罗伦萨。危急关头，洛伦佐独闯虎穴，孤身一人到那不勒斯拜访他的敌人。那不勒斯王位上端坐的是国王斐迪南〔Ferdinand，通常称为“费兰特”（Ferrante）〕，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说的典型怪物之一：据说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癖好，他的敌人要么在地牢中等死，要么死后被涂上防腐香料，然后穿戴整齐地被放在国王身边。无论如何，洛伦佐说服了这个恶人脱离反佛罗伦萨的联盟。洛伦佐带着一身救世主的荣耀返回阿诺河畔，这是该世纪最壮观的外交行动。史学界称赞他保障了平衡。1481年，威尼斯试图占领费拉拉，佛罗伦萨与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两个宿敌并肩作战，三国同盟设法逼退了威尼斯共和国。意大利曾经略有动**——现在又恢复了平衡。费拉拉战争结束的那一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有位诗人在罗马写道：“没有什么力量能杀死疯狂的西克斯图斯只有‘和平’这个词能让他立刻去见上帝。”

意大利土地上的联盟也有了全新布局。“伟大的”洛伦佐将一个女儿嫁给西克斯图斯的继任者英诺森八世（InnozenzⅧ，1484—1492年在位）的私生子。作为回报，当时年仅13岁的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得到了枢机主教的紫袍。这些利益交换让佛罗伦萨与罗马紧密相连。在米兰，这座圣安布罗斯（heiligenAmbrosius，约340—397）[177]的城市，斯福尔扎的统治也摆脱不了仇恨和谋杀。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儿子加莱扎佐·马里亚（GaleazzoMaria）以奢侈和专制闻名，他后来死于一场暗杀。继任的吉安·加莱扎佐（GianGaleazzo）尚未成年，受到严格管控，摄政的是他的叔叔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odovicoSforza），因其深肤色而被称为“摩尔人”。他寻求与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结盟，试图让他的被监护人吉安·加莱扎佐与这位阿拉贡后裔的孙女联姻。这次婚礼庆典也是奢华空前，由达·芬奇担任总策划。1494年，刚刚成年变为合法继承人的吉安·加莱扎佐英年早逝，告别了姻亲，也与同盟挥手作别。“摩尔人”立刻被怀疑是始作俑者，这种猜测可能并不假，他现在可以独享米兰大权。也是在这一年，国王费兰特去世。

在此之前，为争取——或反对——意大利平衡的小规模战争大多是小打小闹，充其量与大规模的骑士比武类似。1467年7月23日爆发的莫利内拉战役因大量使用火炮，成为15世纪最惨重的战役之一。硝烟散去，双方的军事领导人巴托洛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eoi）和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商定停战。他们真的用握手来言和立约，就好像他们刚刚参加完体育比赛。雇佣军也是资本；人活着才有用。经济因素让所有战役的规模都缩小了：它们都变成克制有度的战争。另一方面，统一意大利的所有希望都是虚妄。没有哪个意大利国家可以调动所需资源来组建必要的大型军队，这可能需要一片辽阔的国土，或被征服的土地贡献所有资源。

1461年，受波西米亚国王波杰布拉德的伊日（GevonPodiebrad，1458—1471年在位）[178]的委托，来自格勒诺布尔的商人、发明家和外交官安托万·马里尼（AntoineMarini）开始游说各国和平一统。这种想法早已有之，重点一直是建立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同盟。实际上，马里尼倡导的是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欧洲，既不听皇帝指挥也不受教皇调遣。这是个很有远见的想法——尽管没打算让平民参与——但“祖国欧洲”已经初具规模。马里尼考虑的是一种国家联盟，它需要有自己的官僚机构。议会有几个常驻地，但会定期更迭，它应当具有最高管辖权，可以自由裁决。根据这一制度，高卢、德意志、西班牙和意大利——马里尼在这里点名提到威尼斯和其他城邦——各国的统治者各持一票，服从多数派决议。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样的设想丝毫没有实现的可能。

欧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