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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新知识信仰分歧（第1页）

新王国，新知识，信仰分歧

30。帝国和世界霸主

插图45：马丁·贝海姆、格奥尔格·格洛肯登等人，贝海姆地球仪，约1491—1494年，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

奥斯曼帝国全盛时期

一个群体如果没有敌对方，貌似是行不通的。他们必须找到一股异常醒目的邪恶势力，通过与其对比，可以很好地或者更好地认清自我。敌对方可以巩固一个群体的共同身份，它们为控制体系的设立，军队的维持，时而出现的迫害、折磨和谋杀提供了合法性。16世纪，人们在社会各方面暗暗提出了许多假想的邪恶势力，比如女巫、犹太人、异教徒等，奥斯曼帝国也是位列其中的敌人之一。自从君士坦丁堡陷落，它就一直在危险地逼近，也成为恐惧和偏见的投射对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很难为基督教文化所接受：当上帝之国在西欧和大洋彼岸拥有诸多皈依者时，东欧却沦为失地。君士坦丁堡之战不仅可以看作上帝的惩罚，许多人认为它是即将来临的末日审判之前的最终决战。教皇之所以无数次尝试促成和平、组织十字军东征，是因为在永恒的阴影中，基督教世界必须互相靠拢才可以抵挡非信徒的冲击。

拉丁欧洲也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早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期，克里米亚汗国[13]就已臣服，导致整个黑海沿岸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到了1468年，斯坎德培离世，阿尔巴尼亚也成为奥斯曼的附属，安纳托利亚半岛东部一并沦陷；现在帝国的边境已经扩张到幼发拉底河。统治叙利亚和里海之间地区的部落联盟“白羊王朝”[14]一开始还能抵御奥斯曼的冲击，但在一场抵抗穆罕默德的鏖战失利之后，他们又经历了领导者乌宗·哈桑（UzunHasan，1453—1478年在位）的离世，整个王朝分崩离析。威尼斯本来与其敌人的敌人结盟，此时该联盟也烟消云散。奥斯曼的进军看起来势不可当。1480年，随着攻占阿普利亚的奥特朗托之后，通往罗马的大路似乎已经铺就，这可是历代苏丹觊觎已久的“金苹果”之一。前沿阵地不断失守。穆罕默德的儿子和继任者巴耶齐德二世（BayezidⅡ，1481—1512年在位）攻占了伏尔塔瓦河上的两座港口城市契尔贾和阿克曼。波兰对伏尔塔瓦河的野心暂时抵挡了他的军队。

1499年，奥斯曼舰队在爱奥尼亚海的佐奇奥地区大败威尼斯舰队。在接下来的数年中，威尼斯共和国在其希腊领地连番丢城失地，其中包括科农和莫东。在此之前，“共和国的双眼”可是一直密切注视着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巴耶齐德二世本是一位热爱和平、多愁善感的男子。此外，他的对外政策也比较克制和稳重。巴耶齐德用火器装备军队，提高货币冶炼纯度，又让经济得以发展，之后数位继任者都坐享其成。艺术方面，一座座壮丽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布尔拔地而起，这是巴耶齐德作为苏丹的职责。后来他退位让贤于儿子塞利姆，但很快便撒手人寰，可能还是惨遭非命。

在乌宗·哈桑的孙子、沙阿伊斯玛仪一世（IsmailⅠ，1487—1524年在位）的治下，萨非王朝[15]崛起，成为奥斯曼帝国新的对手。伊斯玛仪一世在这场以“红头军”为代表的伊斯兰教苏菲派神秘主义运动中成为神授的领导者，他凭借白羊王朝的遗留，以伊朗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大国。这个新王国发现自己深陷在与中亚乌兹别克人的战争中，与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也不断发生冲突。宗教分歧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成为权力政治的分歧所在，萨非王朝是什叶派，印度莫卧儿王朝则是与奥斯曼苏丹一样的逊尼派。萨非王朝的边境线战火冲天，而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敌人正好可以喘口气，毕竟庄严朴特（HohePforte）[16]里如坐针毡的苏丹可不想看到多线作战的局面。1560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曾下结论说，单单波斯的威胁就让欧洲免于被征服的命运。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elimⅠ，1512—1520年在位）重拾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在一轮大规模的征战过后，马穆鲁克王朝[17]四分五裂。叙利亚、巴勒斯坦包括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阿拉伯半岛地区都落入奥斯曼苏丹的手中，这一地区的王侯也对苏丹俯首称臣。最重要的收益是富饶的埃及，精神上的战利品则是哈里发的头衔：迁至开罗的、最后的阿拔斯王朝向胜利者交出这一早已失去实际价值的头衔。至此，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中间人。它经历了自己的大发现时代，阿里·阿克巴尔于1516年写就的《中国纪行》，对中国明朝的精确描写在当时首屈一指。1517年，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在航行后为苏丹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不仅把目光投向东方，地图上对中、南美洲海岸线的标注也让人们了解到一次相当于“哥伦布的大发现”（附图20）。

“立法者”苏莱曼一世（SüleimanⅠ，1520—1566年在位）是奥斯曼帝国最举足轻重的统治者之一，他作为塞利姆一世唯一成活的儿子登顶王座。在位期间，他按照“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指令，遵循奥斯曼家族内部的风俗，用野蛮的方式确定继承人：新上任的苏丹要杀掉所有的兄弟和侄子。这件事通常是以一种雅致的方式进行，即用丝绸的绳子把他们勒死。这样一来，应该就不会产生内战和分裂。17世纪中叶，这一风俗被长子继承权所取代，每一朝最年长的后嗣会继任苏丹。

一朝大权在握，苏丹的统治几乎不可撼动。除了穆拉德一世创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耶尼切里军团（yeniceri，意为“新军队”）也是历任苏丹的核心军队，当时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欧洲。这支精英队伍是从年轻的基督教俘虏以及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农家之子中招募的。后者是被当作贡物从家中掳走的，但是也不会让他们与家人完全断绝音信。这一臭名昭著的“德夫希尔梅”制度（儿童税制度）把它的牺牲品，即那些基督教男孩送进穆斯林农家，使其学习他们的语言，慢慢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组成的军团在宗教上深受苏菲派拜克塔什教团的影响，是一支宣誓效忠的部队，国家管理和宫廷也会传召耶尼切里军团。他们是苏丹的奴隶，没有效忠部落的意识，所以是苏丹维系权力的可靠力量。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文牍之国，它下辖一个高度分化、公文堆积如山的官僚体系。国家财政来源于战利品分成，所有掠夺来的财富的五分之一都要上缴国库，被俘的奴隶也要被估价。大部分土地都是苏丹的财产，苏丹可以分封土地作为奖赏，或者收缴土地作为惩罚。靠政府薪俸供养公职人员、军人——尤其是骑兵，这样他们也有资金购买装备——有时也包括宗教学者和法学家。这些人如果去世，他们的“铁饭碗”就要交还国家，苏丹再继续分配赏赐他人。

一个哈布斯堡特使曾经记载，差事和职位都由苏丹本人分配。当特使回到家乡或者别处时，他又补充说：“他做这件事时不关注财富，不看重捉摸不清的贵族称号，不关心某人的声誉或众人的评价，而是考虑一个人的优点，他的举止、天赋和能力。”如果这一观察并非完全失真，那么苏丹帝国在政治上取得非凡成功，该举措功不可没。跟其他帝国一样，苏丹安排当地的领导团体来统治被征服的地区。

苏莱曼一世和他的先祖一样是一位伟大的征服者。他的军队所向披靡，贝尔格莱德曾经久攻不下，却不得不臣服于他，他于1526年在摩哈赤附近大败匈牙利人。年轻的拉约什二世在溃逃途中淹死，这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位雅盖隆王朝国王的死让他姐姐安娜的丈夫斐迪南一世继承了两个王国：匈牙利和波西米亚。10年前亲上加亲的两场王室婚礼早早收获了成果。然而，新得的疆土受到最严重的威胁。苏莱曼的军队远征维也纳，但没有攻下这座防守严密的城池。哈布斯堡只能维系匈牙利的西部地区，驻扎匈牙利的军队需要大笔军饷，它们来自富格尔家族的贷款。乌兹别克斯坦和萨非王朝为抵御奥斯曼的进攻而集结军队，终于让西线阵地能够放松一下长期紧绷的神经。萨非王朝与拉丁欧洲有贸易往来，是中东权力博弈中的一张王牌。这样，就连哈布斯堡的基督教宿敌们，尤其是法国，都远赴奥斯曼帝国说情，一个个候在托普卡帕宫等待召见。

在地中海地区，奥斯曼帝国兵力大盛，从医院骑士团手中夺取罗德岛，骑士团不得已撤回马耳他。1538年，伊斯坦布尔战胜“神圣同盟”的舰队，把普雷韦扎海域牢牢控制在手中——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给同盟输送了大部分的船只，指挥官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Doria）更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海军上将。威尼斯在爱琴海、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达尔马提亚的最后基地业已沦陷，圣马可狮子旗只能飘扬在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与此同时，萨非王朝连连败退，苏莱曼还成功夺取了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巴格达的大片土地。苏莱曼一世在位很久，到他统治末期，奥斯曼帝国的疆域从里海一直延伸到喀尔巴阡山脉，从也门到北非的海岸，两千多万人对他俯首称臣。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可汗与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和瓦拉几亚地区的王公躬身让位，1538年后摩尔多瓦也陷落了。

只有征服东方之后，这个帝国才成为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穆斯林在巴尔干地区仍然是少数。国家颁布规定，基督徒如果不肯皈依，以后也享有信仰自由。只不过，他们普遍要缴纳特殊税，并不得不面临一些法律上的不利情况。其他宗教少数群体也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多样性是帝国的一个标志。谁说自己是先知，在行政机构或军队中的职业生涯也不会受到干扰。在巴尔干地区和从前的拜占庭，不少曾经信仰基督教的贵族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可升任大维齐尔。但是，异教分子一旦为政治目的集结，那么就会遭到当局严酷打压。国家的基调仍是伊斯兰教，宗教学者掌控着高等学校和立法机构。如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臣民可以到御庭诉讼，奥斯曼帝国的农民如果有冤要申，苏丹的国务会议厅也为他敞开大门。这个最高民事法庭同时也是为苏丹提供政治咨询的顾问团。

苏莱曼喜欢用穷奢极侈吓倒其他宫廷的来使，拉丁人将其视作“奢华的王”。跟其他新贵国家一样，历代奥斯曼苏丹喜欢搜罗艺术、推崇博学。他们用各种语言称颂自己的帝国。希南（Sinan，约1490—1588）是他们慧眼识得的一个极具才干的建筑师，因为儿童税他才进入宫廷当差。希南建造经学院和宫殿，修建陵墓和清真寺，还有高架引水渠、学校和医院等功能性建筑。没有希南的手笔，伊斯坦布尔会截然不同，也不会如此美丽。希南自己称赞他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是“纯洁爱好者的聚会场所，一个天堂般的、令人愉悦的逗留之地”。

苏莱曼被其同胞尊称为“立法者”（Kanuni）。实际上，他的确重拾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已经着手的编纂工作。他修订法律，规范税收和金融行业，又制定了土地法。统治者制定的“法律”（Kanun）第一次凌驾于沙里亚法[18]之上。苏丹认为自己是罗马世界霸主的继承人，是“罗马的恺撒”（Kayser-iRum），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们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的仆人”，又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中身先士卒，所以备受赞誉。在铭文中，他们被尊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和什叶派的战胜者。

伊斯坦布尔的人口超过60万，成为地中海地区遥遥领先的最大城市，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喜好藏书的统治者把被征服国的文字宝藏都带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通过敦促或强迫的方式把艺术家、学者和工匠迁居到首都。奥斯曼帝国掌控的香料贸易从东南亚途经埃及直到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达到巅峰。

莫斯科：帝国转折前夕

也是在这一时期，莫斯科公国从交易场所变成了大陆农业国，从此靠土地田产积累财富，而不是靠商品交易和贡品。莫斯科大公管辖着人烟稀少的土地，周围没有自然边界，一直绵延到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地方。这迫使大公积累资源，供养大量军队：一开始是阻止入侵者，后来是为了扩张。

中世纪晚期，俄罗斯统治者最看重的政策就是如何与竞争对手进行战争和权力斗争。通过灵活的政策，甚至做好战争准备，俄罗斯让立陶宛的强大军队望而却步。15世纪晚期，立陶宛开始衰落。眼见有机可乘，莫斯科人想从鞑靼人的分歧中坐收渔翁之利。俄罗斯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张，而钦察汗国分崩离析，且相互间内讧不断。但大公瓦西里二世（WassiliⅡ，1425—1462年在位）环顾邻国，却四处无援，被喀山汗国[19]的鞑靼军队击败。虽然在这场手足之战中他被刺瞎了双眼，但他还是成功压制了对手。“失明大公”在教会和大地主的支持下，手段冷酷，维持住莫斯科的领导地位和长子继承权，后者是莫斯科公国崛起和巩固的前提之一。他的反对者被切断双臂、剁去双腿，斩首示众。他的儿子伊凡三世（IwanⅢ，1462—1505年在位）顺利即位，没人敢提出异议。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跟几个世纪前的意大利形势相同。

国家和大公的头衔已经被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看作私人财产，被视为“父辈遗产”；伊凡也是如此。莫斯科贵族渐渐把所有土地田产都与徭役捆绑在一起，私有财产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腐朽的钦察汗国再也无力阻止这个前附庸国的崛起。1480年，被围困在乌格拉河畔几周后，他们的铁骑不战而降，屈从于俄罗斯的大军。鞑靼人完全放弃了征服莫斯科的打算。波兰-立陶宛对钦察汗国进行了另一场毁灭性的打击，这支曾经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黯然退场，但“挣脱鞑靼枷锁”仍是俄罗斯创建民族身份的叙事中一个重要篇章。

很久之前，莫斯科人就认为他们的幸运主要归结于《弗拉基米尔圣母》，一幅拜占庭的希腊正教圣母像，据传出自圣路加之手。她奇迹般地从基辅来到弗拉基米尔，1395年，又从这个大都会被带到莫斯科。她很快就在此处证明了其神奇的力量，因为帖木儿决定不进犯莫斯科。这幅圣像500年的历史之旅映衬了俄罗斯的漫漫长路。这幅画的最终抵达，也象征着国家的统一。

伊凡三世绰号“大帝”，不仅是因为他征服了蒙古，更是因为他占领了很多土地，打下了很多城池。立陶宛失去了东斯拉夫大部分的公国。最丰厚的战利品是诺夫哥罗德，领旨攻城的那支莫斯科军队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该域。这座城邦以往享有的有限自由现在成为历史。教堂大钟曾经用来召集公民议会，既是通信工具，又是权力象征。这口钟被伊凡带到莫斯科，从此融入一曲多声部的合唱之中。诺夫哥罗德设在汉萨同盟的海外事务所被关闭，让处在竞争中的俄罗斯贸易终于能够缓口气。特维尔本是莫斯科长期以来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也于1485年并入莫斯科公国。这些征地运动的资金应该是用教会地产筹募的。

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莫斯科跟拉丁欧洲一样被末日情绪所笼罩，1492年恰好是上帝创世以来的第7000年，对东正教来说意味着大祸临头。出人意料，生活居然平静地继续，至少预示着一个新的永世的到来。伊凡三世化身为新纪元的君士坦丁大帝。“沙皇”（Zar）这个称号来自“恺撒”（Caesar），瓦西里二世已经使用“皇帝”（Kaiser），而现在首次使用了双头鹰的标志，莫斯科同伊斯坦布尔一样，也融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在基督教拜占庭灭亡之后，人们希望莫斯科能继续履行上帝的使命，从此开始维护真正的信仰并把它传播出去。大公将自己视为东正教教会的世俗保护者，在波兰-立陶宛则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它的教会统治集团。

异端被镇压。几经犹豫之后，伊凡三世听从大主教的要求，追随虔信的天主教国王们，肃清那些据说有犹太教倾向的“异教徒”。第一个罗马是因为它的异端邪说而灭亡的；第二个罗马——拜占庭——因为与第一个罗马结盟而灭亡；“第三个罗马，莫斯科，将永存于世。而第四个永远不会出现”，普斯科夫僧侣斐洛菲斯（FilofeivonPskow）写道。他把沙皇感受到的世界历史使命付诸笔端。

伊凡三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在位期间，“俄罗斯疆域的聚拢”暂时告一段落，这话用来形容莫斯科的扩张既委婉含糊又尖刻嘲弄。1510年，普斯科夫的公民议会大钟也被送走，迎来的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总督。原先的领导层整整有300个家庭，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驱逐出境，并被诺夫哥罗德来的仆人取而代之。莫斯科又将斯摩棱斯克从其竞争对手立陶宛的手中夺过来，然后征服了梁赞公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增强了莫斯科的力量，把贵族宫廷变成社会和文化的磁铁，这个策略又帮助瓦西里驯服了精英。沙皇手中紧紧握住分封大权，阶层和头衔都精细划分，朝臣们不得不与统治者走得更近，或者敬而远之。这种方式迫使人们为了邀宠而互相竞争，对君主制非常有利。如果一个贵族太有影响力，他要么被送上断头台，要么被送进修道院。沙皇又从草原领主那里偷偷借鉴了金融系统的基本要素、信使服务、礼仪庆典和军事策略。在其他方面，专制政府则遵循自身规则不断演变。它并非“东方专制政体”的一个简单萌芽。

自古以来，莫斯科公国只有几座大城市，能与西方大都市相媲美的更不存在。据估计，只有4％～7％的俄罗斯人是城市居民。毕竟，与罗马不同，莫斯科的基石不是古老的高度文明。它在丛林、沼泽和草原的环绕中慢慢崛起，只有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几个城市达到了现代早期科隆城的规模。莫斯科没有护城墙，跟所有俄罗斯的联邦一样，城市里几乎全部是木制建筑：一旦被闪电击中、因为粗心大意或遭遇突袭的鞑靼人肆虐，都是大火的助燃剂。在农庄、木屋、仓库和棚屋的一片灰色木建中偶尔会矗立几座石头建筑，大多数是教堂。无数花园和广场让城市延伸无际，所以从远处看去它们会比实际上更大。铺就的道路和自来水几乎无处可寻。俄罗斯人把厚木板称为“桥梁”，可以铺在淤泥上，因而也容易让火势愈加蔓延。所以，俄罗斯人旅行到西方城市，见到铺路石都会大吃一惊。

首都的领主不会畏惧市民反对派。城市自治是不受欢迎的，议会更不存在。俄罗斯的城市承担捐税，还要想办服劳役，没有谁有特权。只有平信徒建立的东正教兄弟会勉强算是一个集体组织。自治的渴望仅在第聂伯河西岸的一些城市时不时掀起热潮。16世纪下半叶，沙皇任命越来越多的大商人担任顾问，特别是在经济问题上。他把行政职务移交给他们，派他们出使别国，给予他们经济让利，为的是以后像榨柠檬一样榨干这些“上宾”。

尽管拥有像彼得大帝这样的伟大统治者，在管理智慧、技术和学术等方面，俄罗斯直到近代仍然无法追上拉丁欧洲。艺术、知识和武器主要都是从拉丁欧洲进口的。哈布斯堡外交官西格蒙德·冯·赫伯斯坦（Sigmuein，1486—1566）就曾记录过一位名叫尼克拉斯的枪械匠人，他跟帮助奥斯曼帝国获胜的青铜匠乌尔班一样，都是德意志人。事实上，斯摩棱斯克的城墙在大约140门大炮的轰炸之下坍塌。要找医生也得请德意志人，不管是医生还是药剂师。自1462年以来，从事城建的都是意大利人。博洛尼亚的工程师兼建筑师阿里斯托泰莱·菲奥拉万蒂（AristoteleFioravanti），能浇注大炮又会铸造钱币，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新建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也出自他手。他设计时没有坚持文艺复兴风格，而是以弗拉基米尔的那座教堂为模板：能带来幸运的《弗拉基米尔圣母》将被放置在这座大教堂里，这样设计是希望这幅圣像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文艺复兴很早就传入莫斯科，比如多棱宫（插图46）和献给大天使米迦勒的教堂都是代表建筑，也都是由意大利移民兴建的。塔楼高耸的克里姆林宫的红墙是米兰建筑大师设计的，让人想到斯福尔扎城堡的防御工事。莫斯科现在成为东方新风格的前哨站。

插图46：多棱宫，1487—1491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征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