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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深层故事 回声测深仪（第1页）

48。深层故事：回声测深仪

插图80：汉斯·乌尔里希·弗兰克（HansUlrick），《铠甲骑士》，1643年，柏林，铜版画陈列馆

信仰冲突之幸

让我们再次回到象征世界历史冲突之地的卡诺莎遗址，这里曾有各方轮番登上竞技场：不仅有皇帝与教皇之间的争执，还有纯洁与污秽、宗教与世界之间的永恒矛盾。该事件在发生时可能令同时代的人无比震撼，但在教会与国家、宗教和科学之间长期的分离过程中，它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卡诺莎”代表教会的巩固和崛起，也意味着神权的扩张：从亚平宁的城堡一直扩散到阿维尼翁、维滕贝格和日内瓦，甚至到达教皇庇护九世的避难地加埃塔城堡——这位频繁犯错的教皇还坚持把他的错误决定当成教义。事实上，引发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正是教会——它插手世俗事务，带着政治目的和金钱欲望，犯下的许多错误都与宗教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的崛起”必须经历宗教纷争之火的试炼，然后才能慢慢成形。浴火重生的正是这只名为“现代”的凤凰——它美丽得令人着迷，同时又带来恐怖的死亡。

西方不仅与拜占庭、伊斯兰和——可能——美洲古老的社会体系差异明显，与那些信奉佛陀、道教或者印度教诸神的社会也有很大区别。他们对十字军东征这样激进的虔诚举动完全无法理解。16世纪中叶，一位暹罗国王宣称他是身体的主人，但不能驾驭灵魂，因此他无法皈依。亚洲主要宗教团体分散的组织形式几乎总是给予世俗势力更多重要性。出于宗教目的而集结的军事力量非常罕见，比如日本“战国时代”的教徒起义总是局限在某个地区。亚洲的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动摇过帝国的统治。远东宗教及其首领都受到国家权力的监视，拜占庭是这样，莫斯科东正教更是如此。只有接近世俗权力的中心，他们才能得到一些影响力。因此，婆罗门教徒——古代吠陀经的祭司、学者和托管人——在宫廷中担任政治教师和亲密顾问。他们要维护各地百姓的利益，但不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而更像是贵族。就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东亚也出现过迫害佛教徒和摧毁寺院的运动，但欧洲的君主在与教皇争夺任免圣职的叙任权时，会把僧侣看作统治者的强大对手；而在东亚，僧侣仅仅被看作这些行动的受害者。

在第三大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宗教和世俗权力似乎也是纠缠不清、不可分割的。哈里发被认为是信仰的保护者、通往麦加的朝圣之路的守护者和正义的守护者。作为先知的追随者，他们把皇帝和教皇的权力集于一身，随着时间推移，不太重要的权贵也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因此，宗教与世俗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幸福的亚洲，幸福的东方统治者，他们不怕臣仆的武器，也不担心主教的阴谋！”——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曾经痛苦地见证教会的无法无天，因此发出这样的感叹。

伊斯兰教不会为了强迫“异教徒”皈依而发动战争。此外，伊斯兰教也远远不像基督教那样疯狂地迫害异端者。除了几次例外，这一论断绝对符合事实。穆斯林征服者的克制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有关。容忍被征服的“异教徒”继续他们的信仰，是为了顺利统治赢得的土地。一个伊斯兰国家是否纵容其他信徒，取决于权力掌握在温和派还是怪物手中。被蔑称为“卡菲尔”（kuffār）的犹太人、基督徒，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教徒和佛教徒都可以得到一个“受保护民”（Dhimmi）的身份，这样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都有所保障。“受保护民”必须缴纳特税，这让皈依有了强大的吸引力——结果就导致许多人受到资本利益的钳制。非穆斯林在信奉其他宗教时自然有不少限制，衣着打扮常常就让他们格格不入。无论如何，他们的处境要比天主教欧洲的宗教少数群体好很多，也好过美洲及非洲的“异教徒”。同时代的阿尔贝里科·真蒂利就将奥斯曼帝国视为宗教宽容的典范，他认为宽容对权力政治大有裨益。

印度经历了两种处理宗教多元化以实现融合的方式：宽容，以及强硬的伊斯兰化。在莫卧儿皇帝治下，伊斯兰教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独立的变体，吸纳了印度教传统。阿克巴免除了对“异教徒”通常会收取的特税，他提出了一个美丽的口号：“普遍和平”（Sulh-ikul）。阿克巴的继任者贾汉吉尔虽然是一个坚定的穆斯林，却仍然延续了这一方针。王朝后期，“印度的腓力二世”奥朗则布转而推行严苛的宗教政治，例如他下令摧毁印度教寺庙。他无法将征服的土地融入他的帝国，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严厉的宗教政策。在他去世之前，莫卧儿帝国的崩溃就已经开始。

在拉丁欧洲天主教地区之外，很少出现精神与世俗力量的角逐，也很少出现宗教战争，原因之一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它既无所不能，又要求掌握政治霸权。哈里发、苏丹和以前被古希腊人尊称为巴赛勒斯的国王都把世俗统治与祭司职能集于一身。莫斯科的沙皇也根本不听从宗教长老的命令。

拉丁欧洲的皇帝和国王也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涂抹过圣油，这让他们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死亡；法国和英国的国王通过触摸治愈了病人颈部的疮。但这少量的神职工作完全不能与远东许多统治者的萨满角色相提并论。有些皇帝喜欢说自己是天神后裔，比如罗马皇帝；日本天皇也宣称自己是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传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崇拜神祇并通过传统仪式保持天界与尘世的平衡，还有一个专门负责神圣事务和国家崇拜的部门从旁协助。

中国天子的权力也是基于他们对仪式的掌管。蒙古帝王甚至清朝皇帝都有点像基督，他们扮演着菩萨的角色：这是一个善良的神，他想成佛所以致力于参悟，但他迟迟没有涅槃，而是行走人间普度众生。哈奄·武禄（HayamWuruk，1334—1389）是爪哇岛上满者伯夷国最重要的统治者，他甚至被看成湿婆和佛陀的化身，同时也是世界的主人。

在亚洲的天空下，诸神之间的共存——单单印度教就有三亿三千万神祇——通常就像统治者与神职人员之间一样平和。例如，中国的金朝不仅推广佛教，也容忍道教甚至犹太教的流行。开封古老的犹太社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一个道教徒可以同时信奉佛陀和湿婆，而日常行为又遵循儒家。不同宗派的僧人也可以生活在同一个佛教寺院内。亚洲神祇的居所类似欧洲远古天神的邻里关系，而后来一神教肆虐整片大陆。为此付出代价的第一批人是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在遥远的亚洲拼命要把自己的上帝推上唯一的统治宝座。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破坏圣像运动虽然偶有发生，但只是罕见的插曲。

就像罗马和希腊一样，亚洲的天神在穿越时空时也经历了温和的转变。例如，一位印度教的母神可以变成佛教中象征无私慈悲的多罗菩萨。她是阿缚卢枳低湿伐逻（Avalokiteshvara）的化身，这位男女同体的神在中国被称为观世音，在日本被称为菩萨，在其他国家又有别的化身。人们偶尔会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央帝国长期以来一直泰然自若地看待伊斯兰教这个“小宗教”，中国商人最早在中亚的绿洲城镇接触到它。1307年，大汗甚至允许在元大都建立一个大主教管区，伊本·白图泰在几十年后走访广州时注意到，这里有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日本的佛教徒从古老的神道教信仰中寻求指引并庆祝神道教节日，印度教徒也受到神秘的伊斯兰教的启示。14世纪，印度尼西亚一个神秘主义者把亚洲理性的宗教和平总结为一个公式（这不禁令人想到莱辛的“戒指寓言”）：“耆那（佛陀）的真理与湿婆的真理是同一个；它们在行为上不同，但仍然是一体，因为真理无二。”

亚洲的天空之下宗教和平几乎不受任何干扰，这对于贸易和变革来说当然是一种优势。亚洲没有经历过教会和世俗之间的战争，宗教之间也几乎没有屠杀——但这样就不会引发改革，也很少出现启蒙，教派时代的混乱与宗教现状之间的矛盾就是改革和启蒙在欧洲胜利的首要原因。在“西方”，和平的生活与真理的生活是分开的。就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出现了欧洲公民社会，也为科学理性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

人口统计制度：生活、幸存、死亡

如果人们想把一种强大而持久的力量当作“大分流”出现的更重要的原因，不一定要陷入生物决定论：还有人口统计学。统计数据中隐藏着整个社会的记录。它不仅能反映流行病和饥饿、经济繁荣和衰退、生育和避孕，还能呈现心态、信仰或无神论。

欧洲的人口数量一直远远低于东亚，但是我们依赖的是粗略估计。印度直到19世纪后期才有更准确的数据。绝对数字——中部地区约1200万～1400万人口，伊斯坦布尔约40万人口，1600年前后的日本约1800万人口——不能说明很多情况，因为我们对家庭规模了解甚少。无论如何，中国的家庭规模似乎比欧洲的大。欧洲家庭到现代早期平均不过3～5人，而在中国金朝平均每个家庭就有6。33～6。71人；1380年人口普查显示为7。5人。这证明约翰·哈纳尔经常被引用的论点是正确的。

各种迹象都表明亚洲的人口众多，这种情况似乎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百万雄师、超大城市和宏伟建筑就是亚洲庞大人口数量的证明。比起伊拉克萨迈拉复杂又华丽的建筑或者中国皇帝的宫殿，同时代的查理大帝的亚琛大教堂简直相形见绌。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前往罗马朝觐时只有几千骑士护驾，他们怎么比得过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麾下的十万金戈铁马或者哈伦·拉希德在攻打拜占庭时可轻易调遣的13。5万名将士？宋朝的军队有时达到100万人，而明朝甚至有400万人，这样的数字在近代欧洲的军队中简直无法想象。

17世纪，东南亚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大城市大约有15个或更多，其中包括勃固城（今天缅甸勃固省首府），以及阿瑜陀耶、金边和升龙（今天的河内）。公元9世纪，在新罗王国（后来成为韩国）的首都庆州，当时曾有人精确统计，城中有178，396间砖砌房屋，以及许多精美的别墅。中世纪没有哪个欧洲聚居地能接近当时中国城市的规模。唐朝的长安城像后来的南京一样有100多万居民，而宋朝首都开封有40万人之多。11世纪末，中国人口多达9500万，1600年前后为约1。5亿，1800年达到3。13亿，而整个欧洲才只有2亿人。中国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少于欧洲国家，这一点应该有利于人口增长。

供养特大城市必须通过巨大的贸易网络，需要数百万被奴役的人开凿运河，但首先要归功于大米经济。大米的亩产量超出谷物很多。米的热量是小麦的四倍，且更容易储存，因此更易于长距离运输。稻米是数百万人的食物，大米的供应是东亚人口众多的原因之一。通过开辟新的农田、使用肥料和栽培以前未知的美洲水果，即便人口呈指数增长，也都可以生存下来，比如中国、印度和日本。但食品供应链仍然很薄弱，饥荒经常出现。

人口统计学所显示的差异对于“大分流”的产生有多重要？据一篇饱受争论的论文称，中国可以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所以没有面临挑战，不需要寻找替代的生产方式，例如开发机器和使用蒸汽动力。中国式的勤劳经济无法转型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根本不需要工业化。这一系列原因可能确实导致了中国的“惰性”和亚洲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失败”。

根据另一种更深入的且不无争议的理论，养活几百万人口的急迫性可能强化了自上而下的阶级统治——专制政权必须解决一些复杂的组织任务，如迫在眉睫的农田灌溉或运河开凿。此外，饥荒是一个危险的炸弹，它的威胁不单体现在中国。如果无法养活百姓，就要准备好军队和武器，在必要时将民众镇压。事实上，中国皇帝的数百万雄兵经常要肃清境内叛乱，而不是抵挡野蛮的入侵者。专制国家既无法为科学和研究提供长期有利的环境，也不能让百姓生活富足，否则他们也不会投身起义和革命。通常情况下，只有对权力有利的事才会得到手段严酷的统治阶级的许可和促成。私有财产受到国家的支配，而成就——以及发明——在这里的价值，比不上那种权利与权力相抗衡的更加开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