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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传播（第1页）

传承，传播

6。新生力量，书写的僧侣

插图6：希尔德伯特（Hildebert）从桌子上驱赶老鼠，在他前面的是埃文努斯（Everwinus）

出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局部），约1140年，布拉格，修道院神学图书馆

一片万花筒大陆的开端

1557年，人文主义者沃尔夫冈·拉兹（WolfgangLaz）将导致西罗马帝国灭亡并不断让东罗马帝国陷入困境的进程，归结为“民族迁徙”（migratiogentium）。“民族迁徙”这一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常被提及的时代主题。更为合适的说法或许是“民族组合”或“民族聚合”。因为那些在两个帝国的边界上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的人，并不是因为流着相同血液而联合在一起，而主要是因为处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在国家形成之初，他们可能遍布这个世界。民族的起源隐匿于黑暗之中。其中一些民族可以在古代的历史学家那里找到只言片语，或是在庆祝皇帝胜利的碑文中被提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剩下一堆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Budinen、Ruzzi、MarharⅡ、Vuislane……考古学家的铁锹可能会挖掘出关于墓葬的习俗、房屋的痕迹、一两件小饰品等线索。诸如“高卢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之类的部落名称，实际上指的是出身起源各异的各民族混合体，它们通常掺杂了在远古时便建有定居点的罗马人。孕育出欧洲国家的生殖细胞并不是民族，而是各统治团体和不同起源的征战队伍联成的网络。他们通过众神、圣徒和英雄找到了自我的身份。后世的传说照亮了民族起源的曙光。例如，法兰克历史学家将他们的人民说成离散的特洛伊人后代。可见，让人民成为民族的不是血液，反而是编年史学家的墨水。谱系取代了基因。

在这个民族聚合的过程中，人们藏身于历史绵延悠长的古老罗马城墙之后。他们在牺牲者的坟墓附近搜索神奇的光芒，它可能比腐朽的栅栏更能抵御危险。一些人盘踞于山丘高地之上，一些人遁入深林之中——或是潜入水里，如同此后的一首关于拜占庭历史的叙事诗所描述的那样。民族聚合始于意大利北部伦巴第人的入侵部队，他们是迁徙的大部队里迟到的分支。即便是势力强大的庄园主及其家族，为了保障自身安全，也不得不逃到位于亚得里亚环礁湖中那泥泞不堪且被带有疟疾病毒的蚊子包围的群岛上。后来威尼斯这座大都市的核心，就是一个被称为“利瓦奥拓”（Rivoalto）的岛屿。根据一封罗马贵族卡西奥多罗斯（Cassiodor，490—583）的信件所说，那里的人们通过打鱼来获取财富。他们捕鱼的船只像“家庭宠物”一样捆绑在房屋的墙上，“如水鸟一般，时而翔于水面，时而栖于陆地”。威尼斯人被称赞是技术娴熟的水手，他们勤勤恳恳，忙于采集海盐。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野蛮时期，出现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开端。

与威尼斯的情况一样，所有国家在形成之初，人们都会共同协作，共同与自然抗争，尤其是对抗土地和猎物的竞争者。事实上，正是战争与备战让政体意义上的国家（Staat）得以形成。首先是其组织通过暴力垄断其地区的统治，从而不断征服其他组织使其屈服于自己，继而是机构、法制系统及社会网络的发展。作为回报，忠诚者可以从首领那里换取黄金、土地和庇护。几个世纪以来，通过共有的经验、偏见，以及对真实或假想敌人的恐惧，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从这些组织架构中发展而来。它们的名字可能是从那些曾几何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家人及其追随者那里流传下来。一个例子是“法兰克人”这个概念，它可能仅仅表示“贪婪，暴力”，但晚期罗马人使用它来指代其中的安普西瓦尔人、布鲁克特勒人或者撒利安人。最终在东方，它被用以指代所有来自欧洲的西方战士、商人和朝圣者。

“迁移”的原因已无从考证。或许欧洲的命运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与远东也相关。由于气候波动，大草原的草地和牧场缩减，可能引发了中亚的权力转移。弱者不得不被放弃。因此，匈人得以奴役和驱使那些涌入摇摇欲坠的帝国的哥特人。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人将阿瓦尔人驱逐至西部，于是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找寻着富裕的城市和肥沃的土地。比起和其他“野蛮人”争抢森林、沼泽和草原，这要容易也更有价值。

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外族人绝不仅仅在战场上与之对峙，他们也很快就投入罗马文化的怀抱。“野蛮人没有察觉到他们是如何变为不一样的人。”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Dio）曾如此说道。直至此时，只是制造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农业社会就已经发展和分化出不同的社区，精英们用抢劫、交换得来的或者是作为纳贡涌入的金钱来购买昂贵的地位象征物——像是以罗马或拜占庭风格设计的珠宝，或者至少也要是红精陶壶（Terrasigillata）[17]。帝国也成了“他们的”帝国。比起起义，他们的战士通常对军队内部或行政上的晋升更感兴趣。罗马和拜占庭教会了他们金钱的作用，以及如何著书、发动战争和管理国家。这使得他们能够成为主人的主人。

当西方陷入战争与混乱之时，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408—450年在位）用一座塔式加固墙改建了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这座城市便一直是欧洲最大的堡垒。它作为东部帝国的中心标志，并不把自身看作罗马帝国的继承国，而是在从未间断的历史传统中与之并驾齐驱的“罗马帝国”[18]。从蓬勃发展的城市收益中得来的高额国家收入也为其开辟了更多政治辖区。一些叛军因收受奉上的贡品而重归平静，或者被收买或者被权力和荣誉前景所吸引。以这样的方式，土地资源匮乏的人民群众被引导向西发展。拜占庭的优势最终变为它衰落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拜占庭的千年历史在东部开启，新的国家也在西部出现。意大利最初被东哥特人统治。他们的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493—526年在位）在东罗马皇帝芝诺（Zenon）的授权下移居意大利，他曾与奥多亚克的部队作战，并亲手杀死了这位篡位者。此外，作为哥特人和意大利人的君王，他还延续了古罗马的文明形式。在东哥特王国的钱币肖像上，他身着皇帝的长袍，留着日耳曼式的发型。他曾戏谑地说，富裕的哥特人热衷于扮演“罗马人”。他那位于拉文纳附近的墓碑被柏树包围着，展示了罗马和日耳曼元素的奇妙结合。

接下来的强大势力是散布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以及定居在伊比利亚半岛、最晚在公元500年前后出现的西哥特人。在人们惯常的印象里，这些蓬头散发的野人或肌肉横飞的战士走出山野，**越发沉闷的旧文明。这已经是一种陈词滥调。许多法兰克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为罗马服兵役的农民，或是以其他法定名义定居在罗马。他们的一些领导者可能精通拉丁语，维持着与高卢地区的罗马精英之间的交往。这一点对于墨洛温家族的后裔国王希尔德里克一世（ChilderichⅠ）来说应该是完全适用的。他和他的儿子克洛维（Chlodwig，481482—511年在位）成功构建了一个几乎覆盖了整个高卢地区的权力组织。东罗马使新贵统治合法化。西哥特人则在法兰克人政权扩张之前就撤退到高卢南部的塞普蒂马尼亚和伊比利亚半岛上。他们也是罗马人的好学生，完成过《维息哥罗马法》（lexRomanaVisigothorum）[19]这样一部意义重大的法典。该法典源自公元5世纪的一部法律合集《狄奥多西法典》，其效力一直延伸至中世纪。文化上法兰克王国依然处于分裂状态：南方深受罗马影响；在罗马影响日渐式微的卢瓦尔北部，则显示出明显的日耳曼文化的倾向。

墨洛温王权的进一步发展揭示了大帝国典型的冲突模式。在克洛维一世去世后，王国的遗产被分给他四个儿子。法兰克王国也再次经历了令人瞩目的扩张：现在它已经包围了勃艮第地区，并在东部到达了潘诺尼亚。然而，自公元6世纪中叶以来，它的历史却演进成为一部兄弟相残并与邻国征战不断的戏剧。团结联合的状态只是偶尔的插曲。

最后的罗马人

公元526年的春天，意大利北部，也许是帕维亚。一位高贵的罗马人在他的遗嘱中写道（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他的话，毕竟他身陷囹圄，死期将至）：“命运女神彻底击倒了波爱修斯。”他是迄今为止狄奥多里克在拉文纳的宫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但他似乎已经妥协于与拜占庭的阴谋勾结。他写于生命最后一刻的这部作品，最终以《哲学的慰藉》之名而闻名于世。波爱修斯将哲学呈现为一位寓言人物（插图5）。她展现了自己古老而又威严的面容，眼神如炬且充满青春的力量。有时她有人形大小，接着她伸展自己，随即变高大，头顶触及天空，俨然高高在上。她穿一件自制的、由坚不可摧的上好面料制成的长袍，右手拿着书，左边握着女王的权杖。她对囚犯说：世俗的命运、命运女神的馈赠和惩罚已经黯然褪色。如她所论述的那样，在面对全能上帝所赋予的最高利益面前，这些微不足道。在不可预见的巧合和命运交织的背后，的确是同一种神的理性在宰制整个宇宙。

为了证明他的思路，波爱修斯利用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古代哲学图书馆。柏拉图和各种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以及被他广泛引用的诸如巴门尼德这样的前苏格拉底主义者的著述，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甚至西庇阿关于点-地球（Punkt-Erde）的观点都给了他慰藉，他也一定没有错过马克罗比乌斯的评述。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波爱修斯的早期作品证实他是一位基督徒，但此时他只字未援引福音内容，究竟为何如此，不得而知。难道他在地牢里失去了对基督的信仰？关于他被执行死刑的进一步情况，也陷入不可知的黑暗之中。然而，这些慰藉的文字继续传扬着它的作者作为殉道者的荣耀。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称波爱修斯是“最后的罗马人”，卡托和西塞罗依旧把他当作同胞。

重建帝国的尝试还是失败了，尽管声势浩大。最后一场战争由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领导。他的将军们击退了非洲的汪达尔人，打败了意大利的东哥特人，他们甚至试图在遥远的西班牙征服西哥特人，但最终由于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短缺而失败。后来，瘟疫窜行，又偏逢波斯人的威胁，他们只得用大量的黄金来驯服敌人。公元554年，查士丁尼依据法律解散了西罗马帝国政府，其法庭和传统久远的执政部门被废除。“西方政府”（hesperiumimperium）最终成为过去。

在内部，查士丁尼推动了基督教化的进程。他认为自己肩负着消灭异教徒的神圣职责。他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宗教会议的决定应与福音书相适用。他举办大规模的洗礼，焚烧书籍，捣毁异教徒的寺庙。对于科学来说，这样的时代无疑是糟糕的。历史学家普罗科普（Prokop）曾写到，告密者阻碍了所有历史的自由书写，甚至不惜以死亡相威胁。公元529年，查士丁尼还关闭了柏拉图创建的学园，其最后一位院长是米利都的伊西多尔（Isidorvo），亦是阿基米德著作的编者，以及当时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建筑师之一。许多学者因此逃至波斯的萨珊王朝的领土。拜占庭彻底丢失了由波斯人赢得、阿拉伯人本应继承的精神。

查士丁尼开启了拜占庭的历史。尽管仍然存在权谋和皇位斗争，但其更具防御性的边界，使其比西罗马帝国更具地利。城市精英对中央（查士丁尼）的忠诚，以及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交响乐”都对它大有裨益。“巴塞勒斯”（Basileus）[20]是创造这种和谐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被尊崇为地上之神。在钱币上他的形象是基督的代表，是真正信仰的使徒。查士丁尼最重要的遗产是罗马法，它在系统性和内在一致性方面是其他法律无法匹敌的。

查士丁尼下令对法律进行编撰，收集、整理和阐释了律法，并尝试将其逻辑与晚期拜占庭的法律相协调一致。顺便提一下，一部中篇小说就证实了罗马在西方的统治地位，而拜占庭的牧首[21]则居于皇帝之下，位居其后。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包含50部《摘要》或《总论》——私法和刑法，此外还有法典——囊括了自哈德良皇帝以来的法律，以及查士丁尼时期新出现的法律，即《新法》，其有效性优于那些更早的法律。此外，还出现了一本法律教材《法理概要》，它规范了法学研究。查士丁尼的这些法典在中世纪晚期才隆重登场，它先是以手抄本形式，然后通过印刷版本的形式在大学、议会会议厅和学者中传播并产生影响。通过拿破仑一世的《民法典》和德国的民法修订，19世纪以来，罗马法在全球范围内流行起来，远至泰国、日本和中国。

破碎的传统

希腊罗马的传统不仅受到来自森林和草原的“野蛮人”的威胁，也因其维护世俗科学而受到批评。批评首先来自神职人员。特土良（Tertullian）已经“袭击”过哲学家了。自耶稣基督时期以来，对知识的渴求已经没有必要，也不再有研究的需求：“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希罗尼莫司（Hieronymus，347—420）[22]是《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a）的作者，他言之凿凿地谴责了一切异教文学。即使是格里高利一世（GregorⅠ，590—604年在位）这位“大帝”，一位居于皇位之上的修士，也是第一位被称作“上主的众仆之仆”的教皇，也大力倡导背离世俗哲学。在其周围记录下的“对话”中，赋予了圣本笃[23]——这位或许是被想象出来的角色——以理想的形象，描绘了他从萨比科的洞穴出来一直登上卡西诺山，并在那里建造了他的修道院。除了大巴西勒（BasiliusderGro?e）[24]，他的条例统治着正教的修道院。约翰·卡西斯（Johannes）——或虚构出他的那个人——在圣本笃之前一直是欧洲修道院最为重要的立法者。

格里高利接受过优秀的个人教育，认为哲学只有出于虔诚目的才是有用的——毕竟净化世界是最重要的。像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人一样，他从《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摘取了“时代的终结”。“对话”还是关于灵魂、死亡和地狱之火之间的权衡思考的集合。对此，它们提供了神奇故事的大杂烩，几乎所有的圣僧和主教都在其中扮演英雄，引用皆出自《圣经》。神迹取代了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正如其中一个传说所示，要移动一块沉重的石头，人们不需要阿基米德的物理学，只要通过祈祷消灭坐在石头上发出怨念的魔鬼。倘若真是格里高利的观点占据上风，那么欧洲的科学将糟糕到不堪设想。

事实上，许多虔诚的信徒在从事异教的工作时都遭到了良知的谴责。奥古斯丁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神学并没有对哲学的思考制造任何根本的障碍。他甚至对于波菲利（Porphyrios）这位对基督教发起正面攻击的作者也大加赞赏，称赞其为“极其有学问的人”。奥古斯丁想要让古代的教育系统重获新生，并给予其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以保证《圣经》作为理所当然的最高权威。然而，在对《圣经》的解释中，他却运用了异教语言发展出来的方法，例如古代晚期解释荷马和维吉尔时所使用的方法。他明确警告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特别是在涉及宇宙学的问题时。伽利略本人也因为哥白尼的世界观是否有违《圣经》，而向教会的神父求助。尽管他在这一点上也颇为矛盾地拒绝了好奇，但奥古斯丁并不是时代之间展开对话的破坏者，而更多是一个积极活跃甚至过犹不及的参与者。与他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后来伊斯兰教的狂热者不同，奥古斯丁认为哲学是在《圣经》的真理之前为自己辩护，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没有其他的一神论宗教——尤其要感谢希坡主教——能与世俗科学建立与之类似的密切关系。

波爱修斯也支持神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盟。在更好的日子里，除了神学著作之外，他还写了一篇对于西塞罗的《论演说家》的评论，说它是演说者的指南，例如其中提到，如何在法庭争论中找到最好的论点。因为他，中世纪的人们也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学，并对音乐与数学之间神秘的和谐关系有了形而上学的推测。他还翻译并评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著述，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这是一本对亚里士多德著述的导读。在中世纪非常流行波爱修斯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因此进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世界。他教育当时的人们如何追踪因果关系，揭示矛盾和找到正确的结论，以及如何有序思考。

正如这种情况一样，古人的著述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转手到中世纪读者的手中。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几乎完全通过拉丁语翻译以及古罗马后期的学者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对它的评论而得名。马克罗比乌斯版的《西庇阿之梦》和他的《农神节》将托勒密的世界观传递到了中世纪早期。公元5世纪上半叶，北非修辞学家马蒂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Capella）向拉丁欧洲人传递了毕达哥拉斯和阿利斯塔克——此前提到的哥白尼之前的哥白尼主义者——的宇宙论。

诞生于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作品《博物学家》（Physiologus）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直到巴洛克时期仍然在被人研读。它基于希罗多德和普林尼的作品，在某个章节提到了源自《奥德赛》的海妖，以及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成群结队出现的半人马。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关于“如何捉住一只独角兽”的线索——人们要将它的头放到处女的膝盖上——以及最好通过燃烧大象的毛发和骨头来驱散邪灵和恶龙。这部作品和希罗多德或普林尼的作品一样，都在激励人们勇敢走向远方，见证那些被描述的事物，去找寻黄金和珠宝。

然而，那场始于黑海，并在学园、斯多葛派和缪斯庵中得以发扬延续的关于上帝和世界的伟大对话，却首次几近完全失声。它最重要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庇护。一两个小国王根本无法取代罗马的大财主们，包括那位居住在克罗地亚、宝箱塞满了塞斯特提[25]的皇帝。凤凰在大教堂学校、罗马宫殿以及高卢别墅中找到了稀有的筑巢点；主人为它雇用奴隶，抄写和诵读古老的文本。它也在主教的宅邸中获得庇护，尽管公元480年前后的一份主教生活指南显示，主教依然被禁止阅读“异教书籍”。这只神奇的鸟儿在基督教虔诚信仰的中心——修道院中定居下来。

卡西奥多罗斯，这位波爱修斯的继任者，正是前文提及的在信件中讲述了威尼斯环礁湖生活的作者。由他创办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斯奎拉切，这是基督徒的图斯库鲁姆城：既是修道院，又是学院。这位创始人对此地颇为赞赏，这里地处佩伦内（Pellene）近郊，从而得以灌溉花园，为磨坊提供动力，为鱼类养殖提供水源。修道院因此得名“维瓦留姆”，意为“供应新鲜渔获的生态园”。即使是夜间，这里也有人值守，以油灯照明。人们在白天用日晷显示时间，晚上和阴天则用滴水钟（klepsydra，也叫“滴漏”，通过水滴数计算小时）。因此，祈祷时间从未被错过。治愈疲惫身体的浴室，好比滋养精神的图书馆。创始人大力鼓励人们交换手稿和复制手稿，因为这种工作最不吝赞赏。这里收藏的大部分作品的作者都是基督徒作家，奥古斯丁也在这些作家中享有崇高地位。荷马，以及伟大的希腊哲学家、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包括医生盖伦都是其中的代表。许多希腊文本都是由这位修道院的创始人翻译成拉丁文，他自己就掌握了这门所有在罗马受过教育的人都会的语言。拉丁文学经典的范围涵盖了从恩纽斯、泰伦提乌斯、普利尼、西塞罗、塞涅卡和昆体良到马克罗比乌斯。人们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贺拉斯和维吉尔、瓦罗、科鲁迈拉（ella）、撒路斯提乌斯，甚至是异教徒卢克莱修。

卡西奥多罗斯的机构，即“人文和世俗科学的课堂”，是世俗科学融入现代学校的先驱。其课程规划细分了神学和世俗科学的科目。前者还包含地理，因为它有助于确定经文中提到的地理方位；后者按照“七艺”[26]进行划分，分为“三艺”和“四艺”。“三艺”指的是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四艺”指的是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这些经典科目主要是通过马提亚努斯·卡佩拉的《哲学与墨丘利的婚礼》获得最终确认，其中还顺带讲授了中世纪关于比喻的文学技巧。就这样，这些“艺术”（artes）以七个伴娘的身份登场。

借助生态园的模式，修道院“另外的可能性”也得以实现：它想要招收能工作、阅读和写作的修士，而不是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或沉湎于自我的隐士。但这种可能性依然是个例外。几个世纪以来，神学和宗教仍然是所有学识严格意义上的权威。修道院的围墙为此给它们建造了庇护之所。对于古代史学的兴趣让位给基督徒救赎历史的取向，因为它已经对自始至终的一切全然知晓。希腊人对新事物的热情与刨根问底的探索欲，几乎没有显现：他们探寻奇迹，努力破译自然现象的隐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