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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拉丁欧洲世界秩序的瓦解（第1页）

11。拉丁欧洲世界秩序的瓦解

插图12：《玛蒂尔德·冯·图斯齐恩和亨利四世的支持者克吕尼的雨果》

出自：多尼佐（Donizo），《维塔·马蒂迪斯》（VitaMathildis），约1115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围绕纯洁的争斗

对纯洁无休止的渴望是自由思想最危险的敌人，这种宗教般的痴迷在任何时期、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仅仅是因为宗教追求的对象通常是绝对的、非物质的，因而也是极纯洁的。百合之于基督徒就如同莲花之于佛教徒。在危机时期，信徒对纯洁的渴望更加迫切。他们在受洗后得到净化，重新开始了生活。通过忏悔，他们净化了自己的内心。无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信徒，要接近上帝都必须是纯洁的。终傅[63]有助于他们进行最后一次净化。在死后，人们还需要通过“炼狱”（purgatory）——这个教会神职人员的恐怖发明——来达到最终的“炼净”（purgation）。只有如此，人才有可能去往天堂。天堂对不洁之物紧闭大门。人们在生前尽可能远离罪恶，死后在炼狱中的痛苦就可以缩短，最终还可以避免堕入地狱。出于对受到地狱惩罚和末日审判的恐惧，朝圣者将手杖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将刀剑交到十字军手里。宗教鼓励信众帮助穷人和病患，尽管它激发出对战争的狂热，却也培养了乐善好施的博爱精神。在政治层面，宗教的监管无处不在。柴火堆上的火焰——那是为术士和狂热崇拜者准备的末世火海——清洗了异教徒、同性恋者和其他“不纯洁者”的教区。欧洲的犹太人也遭了难。由于奥古斯丁曾经提出“犹太人是基督教真理的见证者”，他们只需缴纳苛捐杂税，暂无性命之虞。然而，在中世纪温暖期的动**过程中，他们一次次地沦为社会赎罪仪式的牺牲品。

纯洁使人们团结起来，强迫整个社会只信奉一个纯粹的信仰。这样的尝试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以战争、恐怖和分裂为终点。夸张点说，中世纪堪称是一个“迫害社会”，而其始作俑者——那些可怕的王侯、审判官和进谗的传教士——大多数都是因为良心的驱使，起码他们如此宽慰自己。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为人类灵魂而战斗就会愧对上帝。为了净化这个世界，他们期待着耶和华降下惩罚：他自己不就是通过将几乎全人类淹没在大洪水中，来净化自己的创造物吗？如果《圣经·旧约》是在谴责以色列与罪恶的异教徒混居在一起，那么它也可以被看作一个信号，即要求信徒抛弃或歼灭一切异端和异教。

围绕着纯洁的冲突频现。反圣像运动和那些废除古代仪式的改革一样，都以纯洁为目标。纯洁要占据城市、房屋和家庭，尤其是圣所。基督在净化耶路撒冷的圣殿时就做出了表率，他开始革新并净化犹太教，而不是为了创立新的宗教，在基督之后的穆罕默德也同样如此。躯体成为这场永恒斗争最重要的战场。诺斯底派对这座“灵魂的监狱”就不抱有任何期待[64]。许多文献都记录了对自我及自我堕落的关注，例如巴伐利亚修士圣埃梅拉姆的奥特洛（OtlohvonSt。Emmeram）在1070年前后所著的《论僧侣之**》。自我修行者要保持纯洁，首先就是要压制生理的欲望。僧侣守则是通往圣洁之路和天国的航海日志，禁欲是其中的重要章节。守则规定了修行者的行事方式，以此遏制他们过多地“思虑自身”，要求他们穿着朴素的长袍，洗冷水浴，禁食并在夜间祷告。正如莫拉斯的贝恩哈德在其作品中所点明的，对女性的敌意要联系到修道院中的夜深空寂寞：那些被压抑的性欲会出现在梦境和幻想中并步步紧逼，使修行者背弃通往圣洁的道路。教派追随者、神秘主义者、禁欲主义者和隐士不辞艰辛地追求着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他们想超脱尘世的纷扰，孑然一身。然而，只有圣人才能成功。有些人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尤其是没有**。传说他们苍白的身体死后也不会腐烂，其坟墓会绽放出百合，散发着永生的芬芳。就像印度的婆罗门一样，他们在尘世的沼泽中似乎出淤泥而不染。

在所有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对纯洁的狂热追求者。耆那教[65]的修行者中有像法国的清洁派（Katharer）[66]一样的，甚至还有空腹饿死的，直至这令人厌恶的躯体完全分解。纯洁的拥护者像是染上一种宗教洁癖，没什么能限制它，没有任何人和事物能被放过。与天国的荣耀相比，凡人的身体和俗世的幸福对他们来说不值一文。然而，无论人们想不想，仅凭不痛不痒的仪式是无法净化不洁之物的——要么隔离这些“污垢”，要么用禁忌来掩盖它们。尽管完全纯洁的目标无法实现，但在现实之中，人们往往通过制定规则来做出尝试。按照这种逻辑，犹太人居住区建立起来，纯洁者与不洁者被区隔开。刽子手和妓女都被驱赶到城墙一隅落脚，疯子被关了起来，乞丐和受歧视的人全被打上烙印。跟他们打交道的市民会被玷污、被传染，就像接触麻风病人一般。

宗教不得不忍受世俗化及其污染，这是必然的，毕竟宗教是在物质世界中运作，无法摆脱它。因此，那些试图清洗和统一的改革行为无法逃避人类活动的最终命运。从长远来看，它们要想幸存下来只能像教皇国那样成为国家政体，或与国家结盟。无论作何选择，它们都不得不卷入与世俗贵族极其肮脏的交易之中。如果某次改革以这种方式获得成功，这派人士通常会变得富有，而后堕入腐败。他们建立的机构首先会扩张，然后变得僵化，最后退化。那些执政官员、虔诚的禁欲主义接班人和神圣的修道院院长或聪慧的导师，渐渐沉浸于尘世的美妙当中。受过各种辩证思想浸润的学者们接纳了改革发起者的包容理念并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话术。他们会制定不容置喙的正统教条来对抗一切批评，但这些教条很快又重新陷入矛盾中。只要这些改革大肆鼓吹或者归于某一宗派旗下，那它们带来的通常不会是净化、革新和团结，而是分裂。比如犹太教中的卡拉派（daskar?istum）只认可《圣经》经文的效力而拒绝拉比释经，再比如哈瓦利吉、路德和其他许多宗教改革者的尝试，最终都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西西弗斯（Sisyphos）[67]再次回到山脚下。当这个肮脏世界似乎将要终结时，他的热情越发高涨。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绝对纯洁仅仅存在于月亮的那一边，在繁星之上那光明照耀的空间里，这种观点至今仍有许多信众。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达成了一致。中世纪的人们试图用各种方式缓解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其中最蔚为壮观的就是建造大教堂，它是西方觉醒的不朽标志。这项工作将思想、光线及天空融入建筑艺术，而指引人们的启示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出现。圣丹尼斯修道院大教堂的建筑师、修道院院长叙热（Suger，1081—1151）留下数张设计草图描绘了他的设想，他称之为“新作品”（opusnovum）。叙热可能读过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Diita，后人称其为“伪狄奥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作品，这位僧侣生活在公元500年前后，其作品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圣丹尼斯修道院里被翻译出来的。狄奥尼修斯受人敬仰要归功于他本人，他宣称是使徒保罗亲自引领他皈依基督的。狄奥尼修斯的“光之形而上学”[68]为追寻上帝的人们提供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视角。这一学说将“太一”（ein）视作存在的根本，这一概念是从各种相近释义中提炼出来的，它超脱了一切多样性与矛盾，是涅槃在古希腊的一种变体。如想要上升到“太一”并得到启蒙，最终与之合为一体，就需要走“净化之路”，屏蔽所有的感官体验。思想也应该脱离躯体。一切可见之物都不过是比拟。

大教堂完美的构造直观地呈现了布满光明的天空。如宝石般绚丽的窗户让人联想到天空中那座耶路撒冷的宝石城墙。建筑结构、画像和雕塑让人眼花缭乱，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个空间展现的是此岸世界。墙也不再是墙。大教堂寓意着伟大的太一，伪狄奥尼修斯是这样定义它的：玻璃与石头的形而上学，一个悖论般的存在。

带有缺陷的物质与其拥有的纯粹精神之间的差别，如同城墙和投射于其上的卓越绮丽的光影一样明显。当生命被注入人的躯体后，它要经过挑选，要经历痛苦、软弱和欲望。但肉身一直阻挠着精神的飞升，直至死亡。纯洁的信徒即使做到了极致，也还是无法抹去作为基督徒的原罪。同时，对纯洁的渴望也引发了一次次的改革。早在15世纪，改革者们开始强调真正基督徒的纯洁血统，奏响了现代种族主义的前奏。“改革”（Reform）一词的前缀“Re-”意味着一次大撤退，号召人们重返过去以消解时间，另一种效用类似的方式是举行仪式。人们想重拾纯洁的本源，曾经的第一批基督徒生活虔诚，日常只有敬拜。历史中掺杂的残渣都应该被清理干净。人们不是要寻求革新，而是寻求最古老的模式，追求圣徒式的清贫，找到萦绕在本源周围的纯洁明晰的话语并借此获得原初的纯洁信仰。

千禧年来临前，出现了种种征兆与神迹，人们对末日的恐惧也被逐渐放大。公元1000年前后，一位学者写道：“撒旦的千禧年已经到来。”约翰在《圣经·新约·启示录》中言辞闪烁，令人疑惑，让末日的纪年史更加令人费解。无论事情是好是坏，人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毕竟，近代以前的欧洲从来不乏饥饿、瘟疫、物价飙升或战争，当然也不乏神圣的英雄——他们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君，将在末日审判到来时统领那个千禧年帝国。没有哪个世纪不是在那些令民众人心惶惶的世界末日预言中结束的。有时候，历史的进程本身似乎就预示着终结：要么是匈人来袭，要么是暴君当政，抑或是被异教徒围困。上帝既然放任这一切发生，不就是在敦促人们要为末日做好准备，要净化自己吗？

修道院改革

早在狂热的11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潮流，可以被称作“重返荒原”：遁世的拥护者越来越多。他们归隐于林郊荒野的孤寂中，希望以此更加接近上帝。女人被关在修道院的禅室中，幽闭至死，她们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一扇窗户。一些教士组成了后来被称为“清规咏经团”（Regularkanoniker）[69]的修会，他们聚居在一起，像僧侣那样生活。在修道院里，教士们为国家乃至全人类祈祷。当被问及他们的修道院在哪里时，圣方济各的门徒会说：“在目光所及的整个世界。”就像寺庙在佛教盛行的国家，欧洲的修道院也颇受优待，资助源源不断，许多修道院坐拥大量田产。随着修道院享有的权力越来越大，它自然越来越频繁地插手世俗事务，教士们想要重获最初的纯洁，却总是被玷污，革新理念时时遭遇挑战。从意大利到英格兰，修道院为获得纯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声势浩大的一场来自克吕尼修道院。这所位于勃艮第的马孔镇附近的修道院希望恢复本笃会的教规，强调使徒般的清贫、禁欲和博爱，让生命宗教化。改革的另外一个目的则是摆脱大主教的管辖。克吕尼修道院建立时正值加洛林王朝倾覆，时局动**，这场改革运动得到许多修道院的支持响应，远播西班牙，而意大利和德国的一些修道院也有效仿。

成千上万的穷人和朝圣者在前往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途中都会在克吕尼落脚，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可以慰藉炼狱亡灵的盛宴。克吕尼修道院教堂于1095年建成，如今已年久失修。在圣彼得大教堂重建之前，它曾是天主教世界中最宏伟的大教堂，是抵抗地狱邪灵的堡垒。克吕尼修道院提出一项倡议，很快便广为流传，即呼吁“教会自由”（libertasecclesiae）。其目的是摆脱平信徒的势力，保证精神领土的绝对纯洁，远离世俗权力的污秽。[70]实际上，克吕尼和追随它的其他一些修会最终获得自由，拥有了摆脱当地主教管辖的豁免权。改革后的修道院与罗马的联系更为密切，反之，罗马现在也深陷在这场净化的旋涡中。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们成为教皇和皇帝的耳目。

早在教皇利奥九世（LeoⅨ，1048—1054年在位）时期，改革运动就已经全面展开。教堂的内部并非唯一的战场。“利奥”在拉丁语中意为“狮子”，这位勇猛的教皇想要歼灭盘踞意大利南部的虎视眈眈的诺曼人。教皇向他的战士们许诺了天国，不料这支天主教军队却遭到惨败，利奥本人被俘。拜占庭也不肯臣服，但东方教会的“冒牌”信仰及其“冒牌”仪式是很容易分辨的。一位俄罗斯旧信徒派（Altgl?ubigen）[71]的教徒在17世纪警告说，哪怕改动一个字母都是异端。神学大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对《尼西亚信经》[72]的一点小小补充。该补充希望明确圣灵源自圣父“和圣子”（拉丁语为“filioque”）。中世纪神学家里尔的阿莱恩（AlaindeLille，约1128—1202）将这个引发争议的矛盾解释为：女儿怀上了父亲并重新生下他。如此，父亲就成为女儿的儿子。拜占庭拒绝接受基督有这样的父亲身份，但罗马认可了。逐出教会的惩戒一路从台伯河飞越海洋，又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折返。这不是东西方教会的第一次分裂，但我们谈及的1054年的这次应该是最终的决裂。教皇清理了拜占庭的余孽，自此再无任何反对的声音。今后谁再敢质疑罗马的统治地位，都会被当作异教徒和分裂主义者而任人唾弃。

导致罗马与拜占庭决裂的主要推动者是枢机主教希瓦康第达的宏伯特（HumbertvonSilvadida），在改革中他的势力大盛，其他一些修士也借机攫取影响力，比如彼得·达米安尼（PeterDamiani）：在托斯卡纳的一家修道院中，彼得严守禁欲规则，鞭笞自己时也毫不手软。饱受谴责的神职买卖、教会职务买卖和宗教权力的交易都成为要被钉到十字架的罪行，涉及祷告、圣餐、圣髑和其他圣器的交易更要被严惩不贷。1045年，教皇本笃九世（BeⅨ）为了钱财甚至选择让位[73]。1059年，罗马大公会议通过了多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教皇候选人的范围缩小到枢机主教，严格执行独身的律令。神职人员要以禁欲的纯洁之身来履行圣职，不能诞下私生子，以防止他们为满足一己私欲而瓜分教会财产。

神圣罗马帝国曾一度达到其势力的顶峰，如今落入萨利安王朝手中。1046年，亨利三世（HeinrichⅢ，1039—1056年在位）在苏特里的宗教会议上同时罢黜了三个敌对教皇[74]。为此，他推举恭顺的主教班贝格的西格斯（Suitgerv）坐上圣彼得的宝座，此人也是亲改革派，同时亨利自己也加冕为皇帝。西格斯被称为克雷芒二世（sⅡ），他虽有教皇身份，却是皇帝的傀儡。从罗马一路向北，沿着卡西亚大道就能抵达苏特里，这座小城成为统治者的象征，对教会和世界的掌控都从这里开始。奥托大帝就曾把自己看作基督在世间的代理人，他的地位与教皇相当，也有权任命主教。在卡诺萨发生的故事则恰恰相反。

地震：主教授职权之争

1077年1月末，在亚平宁山脉脚下边境女伯爵玛蒂尔德·冯·图斯齐恩（MathildevonTuszien）的卡诺萨城堡里，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亨利三世的儿子，同时也是他的继任者亨利四世（HenrichⅣ，1056—1106年在位）身披毛衫赤足站在雪地上，请求教皇收回开除他教籍的惩罚。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卡诺萨觐见的前情是，亨利在此之前享有世俗授职权并干预了意大利主教的选举，包括重要的米兰教区。皇帝和教皇之间因而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后来这次事件被称为“主教授职权之争”。他们的结果——这是双方参与者都不想看见也未曾预料的——竟为欧洲“奇迹”又树立起一根支柱，即对宗教的制约。

苏特里会议上的教皇更替，在今天看来很是独特，其中最不同寻常之处在于有三位教皇同时被废黜。自古以来，皇帝一直有权处理有关教会和信仰的事务。直到近代，捍卫宗教仍被视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对国事的关心始终意味着对人类灵魂救赎的关心。作为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及土耳其苏丹的先驱，君士坦丁就曾将包括对宗教器物的管理在内的一切事务视为己任。这份权力源于他的古罗马祭司团大祭司的身份。他召集宗教会议并主持他们的商议，就像召开罗马元老院会议。他虽是平教徒，却参与神学家们的争论。自奥古斯都以来，大祭司一职都归属于皇帝。在皇权和教权发生巨大冲突的前夕——下文将详述——韦尔切利的主教阿托（AttovonVercelli）写道：“教宗在恺撒的权力之下净化了世界！”

改革逐步推进，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统治逻辑，此时却成了丑闻。罗马的净化派从平信徒分配教会职务的过程中看到了罪恶的神职买卖现象。1073年，会吏长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加冕为教皇，后称格里高利七世（GregorⅦ），他此前曾是改革派中颇具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再之前可能是僧侣。格里高利认为自己肩负使命，有责任推行新的原则。满满当当的《教皇敕令》可以反映出格里高利七世的执政方针，他认为自己不仅是教会的解放者，而且是教会的全权代表，地位甚至应当在皇帝之上。他威胁亨利改变主教授职程序，但这无异于硬碰硬。亨利宣布，“希尔德布兰德不再是教皇，而是冒牌僧侣”，想以此逼格里高利七世退位。格里高利的回应则是废黜亨利的皇位并将他开除教籍。亨利虽然言辞强硬却不见任何实效，根本没有人追随响应。在这紧迫关头，前往卡诺萨进行痛苦的忏悔已是亨利的最后出路。

这次斗争非常激烈，不仅关乎格里高利七世虔诚的热情及他所要捍卫的荣誉，而且关乎真实的权力。教皇和皇帝一直竭力扶植主教和修道院的势力，授予他们土地和权利。同时贵族势力也借了东风，他们大多出自主教和修道院家族势力。上帝的代理人必须拥有能与俗世帝王相抗衡的势力。由于没有合法的后代，教皇无法建立起一个可以质疑和挑战当朝统治的王朝。皇帝从这些上帝的使者那里得到祈愿与祝祷，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抄写员、顾问和大使。主教们在城市中——包括授职权争议最初的爆发地米兰——担任领主并统领自己的军队；一些主教甚至统治整个领地。此外，教区和帝国修道院是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贡献了其中四分之三的军事力量。有人声称主教要有戒指和权杖“装点”并通过“授职”得到委任，这样的诉求甫一出现就遭到攻击。主教一职不仅具备各种职能，在经济上也有重要意义，“授职”变更触及了皇帝的根本权力。

直到此时，皇帝在皇冠和主教权杖的同盟中仍是略占上风的一方。他们决定人事任用并保证教皇国的存续。当教皇卷入罗马城的冲突时，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的利剑不止一次救他们于水火。而今亨利却匍匐在教皇面前的冰冷雪地上，情况似乎已经颠倒。面对这个对手颇有仪式感的屈服和忏悔姿态，格里高利七世被迫撤销了对他的绝罚。但是，卡诺萨冰冷的和平转瞬即逝。另一位教皇已然被推举出来，并于1084年为亨利加冕称帝，因为亨利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上风。次年，格里高利七世在痛苦中去世，直到咽气仍坚信自己的权力。1122年，当亨利的敌人们均已离开人世时，和解才通过沃尔姆斯决议达成。自此，皇帝只能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行使主教授职权。权杖是主教权力的世俗象征，主教候选人应在授职庆典上得到权戒与权杖。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大主教一职与皇帝和其他主教的联系更为密切，与罗马则较为疏远，所以这两地由各方商定解决方案，以确保国王有权决定主教宝座的归属。

卡诺萨觐见之后，尘世发生的一切仿佛被刻在石头上，几百年后仍然引发论战。历史学家对此的解释依旧存在分歧。一些学者将它视作神圣皇权覆灭的开端，是教会与国家分裂之兆。另一些学者则视之为国王在外交上的成功。有时候，卡诺萨被视为一次成功的改革，令日益上升的世俗权力屈服；偶尔，它又会被当作教皇的傲慢的极端体现。毫无疑问，亨利的卑躬屈膝使整个帝国蒙羞。有些学者甚至从卡诺萨事件中看到了世界历史性的转折，认为它是世界走向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点。然而，授职权之争更像是一场地震，是地表深处地质结构的一次爆发。为皇帝加冕的人难道不应该比皇帝更加尊贵吗？难道狄奥多西一世和“虔诚者”路易也必须接受教会的惩戒吗？这两股强大的势力相互对抗，但同时这两种职权理念都想要涵盖一切事务。在这动**地表的最深处，纯洁与污秽、神圣与世俗、精神力量与政治力量的矛盾对立——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合法宗教以来它们就已经存在——却被挤压得嘎吱作响。

格里高利七世为净化所付出的努力还剩下些什么呢？反对神职买卖的战争以道德的落败而告终。一提到贪婪的教士、神职交易，尤其是教皇统治，批评声从来不绝于耳。改革试图遏制神职人员的性欲，最终却输给了人的天性；想要追缴教士的过高薪俸，也收效甚微。不过在另一方面，罗马教皇却赢得了自治权和影响力，罗马之外的地方也一一臣服。罗马“教廷”（Kurie）——这一自11世纪末开始使用的概念取自“御廷”（curiaregis）——成为西方教会的指挥中心。罗马的裁缝在缝制教皇紫袍时用料大方，这曾是巴塞勒斯和皇帝的御用色。教皇君主制发展成中世纪欧洲最现代化的国家体制。数百名书记官听任教皇差遣，他们擅长用优雅而古老的拉丁语书写，笔耕不辍，他们产出的文件很快就有帝国文书部门的十倍之多。

罗马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神圣的垄断地位，它是通往天国的权限。除罗马教会之外，再无别的救赎之地。哪些仪式与形式可以取悦上帝，哪些是绝对禁止的黑魔法，哪些是要被诅咒和唾弃的异端邪说，只有罗马对这些问题拥有裁决权。倘若有谁宣扬无须神父的虔信形式，他必定面临迫害。高级阶层始终致力于清除那些正统之外的信仰，让宗教改革运动也俯首称臣。甚至连推举圣徒的权力也被教皇揽入手中——几乎与中国皇帝相当，他们甚至可以造神。

教皇改革和授职争议对近代的世俗化有重要意义，只有从一个跨度极大的视角才能看得清。格里高利七世没有止于做一名改革者，而是质疑皇权的权力，这使他领导的教会陷入了政治冲突。一种暴力首次出现，将来它的影响力令人生畏：公开性。实际上，主教授职权之争引发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宣传大战。教皇的支持者认为，亨利四世这样无能的统治者就像一个不好好放猪的猪倌。与之相反，皇帝的忠臣则回溯到一种古代晚期的关于统治者的说法，宣称亨利是基督的化身，而基督是一位完美的、涂过圣油的“国王和教士”。一个尖锐的声音加入这场辩论中：如果教皇可以被唤作“冒牌僧侣”，统治者可以被骂作“猪倌”，那还有什么禁忌？授职争议引发的这场论战既事关宗教，又是高度政治性的问题，这种情况在别的宗教中从未发生。伴随着授职争议，这场关于权力、宗教和权利的批判性讨论首次达到**，并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中继续升级，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