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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视野新事物（第2页）

在英格兰，一群男爵聚集起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情况，这是议会的前身。一开始，人们很难把它与皇家议会区分开来，但它最终发展成一个独立机构。为占领威尔士，夺回英格兰在欧陆的残余领地，国王支出大笔军费开支，他不得不与贵族和谈。1258年，男爵们未经国王批准在牛津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试图将“商讨”（parlemenz）作为一种机制确立下来，这可能是人们第一次以商讨之意使用这个概念。《牛津条例》规定，每年应举行三次辩论。在“第二次男爵战争”中，国王战胜了构成社会横向结构中坚力量的先驱斗士们；但是他很聪明，他承认《大宪章》并认可新宪法社会的基石。以“自由人”（freemen）身份活动的骑士可以当选郡代表，而“自由的城市公民”（burgesses）也有权利出席会议并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项与罗马法类似的基本原则，“关涉全体之事，须得全体同意”，在涉及税收时经常会被引用。人们不光谈钱，也会抱怨地方行政管理的弊端，还会讨论外交政策的议题。但国王对金钱的需求——例如打击顽强的苏格兰人或威尔士人都需要军费——仍然是社会横向结构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集会活动成为常态。“议会”（parlament）逐渐从“商讨”中演变而生。在下一个世纪，议会甚至有权废黜国王爱德华二世（EduardⅡ）。法国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纳（Philippedeynes，约1447—1511）敏锐地察觉到，议会在给统治者创造税收的同时，实际上也增强了统治者的权力。

午夜的国王和莫斯科河畔的大公

国家的成型也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产生了剧烈震**。例如，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四世（MagnusⅣ，1130—1135年在位）被敌人俘获，惨遭阉割，变成瞎子，还被砍下一只脚。北方的王权迟迟没有被赋予神圣之光。北欧的第一次国王加冕礼发生于1163年或1164年，地点是挪威的卑尔根，尼达罗斯的大主教为马格努斯五世（MagnusⅤ，1161—1184年在位）戴上王冠并给他涂抹圣油。丹麦在几年后也开始举办加冕仪式，瑞典要等到1210年。瑞典的历任国王不仅要提防外来敌人，还得压制反叛的贵族，或者解决自己的兄弟。克里斯托弗一世（ChristophⅠ，1252—1259年在位）执政期间，大主教雅各布·埃兰森（JakobErlandsen）要求拥有至高权力，丹麦经历了一次自己的“授职权之争”。埃兰森甚至要求指定王位继承人的权利，最终他不得不交出权杖。王权衰微，贵族们得到期盼已久的自由，而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直到下世纪中叶，丹麦才重新回归平稳状态。

挪威约有40万人口，人烟稀少，少有城镇，是一个农业国，就连这里的王位斗争都少不了教会的身影。国王哈康四世（HakonⅣ，1217—1263年在位）在“权杖党战争”[130]期间水陆双线作战，后从罗马获得了合法统治权。最终，他成功将挪威变成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其霸权之下，冰岛和格陵兰归顺。不过，他在赫布里底群岛四面受敌，败给了苏格兰的继任国王。马格努斯六世（MagnusⅣ，1263—1280年在位）被称为“完善法律者”，他为整个国家制定了法典，其中包括保护外商、废除农民的奴隶制，冰岛直到今天依然保留了部分法条。马格努斯还以军队改革者和公使馆创建人著称，他的公使馆远驻北非。而在邻国瑞典，王公比尔耶尔（BirgerJarl，约1248—1266年在位）一统长期以来各自为政的地区联盟，巩固了君主立宪制。他让贵族卑躬屈膝，征召十字军挺进芬兰，向当地的森林、湖泊和异教徒宣示主权。如前所述，瑞典试图入侵罗斯公国，但都止步于诺夫哥罗德。斯卡宁地区曾举办过一次宗教会议，将教会法与世俗法分离——通过引入独身的规定——将教士与平信徒也加以区分。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教会获得了免税权，在任命主教时也无须顾及王室意见。12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陆续建立大主教教区，先是隆德、特隆赫姆，最后是乌普萨拉，它们从汉堡-不莱梅的大主教辖区中独立出去。与中东欧的大多数国家不同，此地贯彻的原则是单人继承，由长子继承整个王国，不得分割。多亏这一原则，国王死后的形势已经非常明确，诸王子无须互相残杀。国家的永恒确保了王国的集会。管理制度的影响力逐渐增大，甚至覆盖农村地区，它不断扩张，攫取权限。

在更遥远的东方，立陶宛曾经全力抵御诺夫哥罗德，现在又要与条顿骑士团相抗衡。在第一任基督教国王明道加斯（Mindaugas，1238—1263年在位）去世后，立陶宛陷入数十年的内部纷争，直到1290年前后，这个欧洲仅存的异教之国才开始走上崛起之路。

在罗斯的土地上，现实政治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于1263年去世，各公国开始争吵不休。内讧给了蒙古人机会，几个汗国趁火打劫，想要稳固自己的霸权地位。但是一股势力在暗暗滋生，它不仅阻挡了立陶宛人，也将鞑靼人的铁骑绊住，它就是莫斯科。这座小城位于上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贸易通道上，始建于温暖时期。12世纪下半叶，第一座克里姆林宫竣工，当时还是木制的。统治这座城市的是留里克家族的一支，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触及立陶宛边境，那里承袭了已经瓦解的基辅公国的一切遗留。

人口增长和蒙古大军让许多人迁居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当权者悠闲地侵吞周边地区，那边收取一个小镇，这里拿下一座堡垒。只有“金帐汗国”的可汗提醒着他们作为王侯的尊严。如果他们在萨莱——一个被意大利商人盘活的城市，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大约在今天的阿斯特拉罕附近——受到召见，他们还是得伏倒在尘土中，向可汗行跪拜礼。并非所有人都能全身而退，有的人可能殒命当场，蒙古人很善于以恐怖手段为威慑。不过，蒙古人也从阿拉伯人那里引进技术知识，比如学习建造水坝。反过来，罗斯人从鞑靼人那里借鉴管理技术，学会了征收人头税和建立信使网络。

总结来说，在大西洋和莫斯科之间，现代国家体系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在条顿骑士团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国王的推动下，波罗的海的异教国家渐渐被基督教化，拉丁欧洲得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可能性空间。瓦尔米亚是英诺森四世设立的四大教区之一，也是哥白尼曾经的谋生之处——如同后来康德在柯尼斯堡。如果哥白尼出生在斯摩棱斯克或拜占庭，那么地球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或许还能保持得更久一些；如果康德出现在18世纪的布拉格、柏林或者巴黎，这完全可以想象，但他不可能出现在弗拉基米尔或基辅。

当时欧洲的一些统治者以立法者而闻名于世，他们的优异是公认的。他们把习俗编纂成文，又制定法律。腓特烈二世颁布《梅尔菲宪章》，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是《七编法》的赞助人，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六世也是其中一员，圣路易出台《训令》，还有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他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条例规范了制币业和地产买卖行业，约束了教会权力。所有这些措施都与越发重要的贸易和货币经济相关，也巩固了法律保障。

拉丁欧洲外围的大型城市也早就参与到中部和南部的文化活动中来。例如，特隆赫姆的尼达罗斯主教座堂就受到林肯大教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影响。布拉格的崛起与络绎不绝的德意志商人和殖民者息息相关，现成为一座哥特式城市。在布拉格城堡的顶层大厅里，不知多少灿烂辉煌的宫廷事务曾在这里上演。图林的乌尔里希（UlriTürlin）曾在这里补充修订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骑士史诗《维莱哈尔姆》，人称“女性颂者”的迈森的亨利（Heinrieiβen）颇有些自命不凡，也在这里找到了资助人。

国家的身份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历史的“真实”开端冲破神话的迷雾。许多文献中记载的人物登上了舞台，战争英雄与圣徒和史前英雄并肩而立，而那些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也在日历中找到一席之地。13世纪末，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荣升圣徒之列，而且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熙德永远保留在西班牙的民族记忆中。佛兰德斯人将科特赖克战役的日期定为节假日，而德意志人则在哈尔茨山脉的基夫豪塞山上为西西里人腓特烈二世树立了丰碑。传说他变成了他的祖父巴巴罗萨，暂时于此地安寝，在末日来临前，当他的王国统一之时，他将再度归来。

世界变大：去亚洲！

热那亚，约1298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漫长而惊险的环球之旅后为何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我们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在绝望之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消遣。他将自己的回忆转述给另一位狱友——比萨人鲁斯蒂切洛（Rustichello）。“皇帝、国王和诸侯、骑士和市民——以及所有想了解不同种族和大千世界的人都应该打开这本书，让别人读给你们听。”鲁斯蒂切洛在前言中这样写道：“你们将在其中发现怪异和奇妙的事物，你们将会知道，大亚美尼亚、波斯、鞑靼利亚、印度和许多其他王国有什么不同之处。这本书会好好给你们上一课；因为讲故事的是有文化的威尼斯市民马可·波罗，都是他亲眼所见。你们要知道，自从我们的祖先亚当被创造以来，还没有哪个基督徒、异教徒、鞑靼人或是印度人，从来没有哪个人像马可·波罗一样，知道那么多奇异之事。”

这位代笔者曾创作过多部宫廷小说，经验丰富，他知晓如何用高雅的言辞讲述马可的故事。这本书是用法语写的，当时法语还是文学创作的语言。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忽必烈可汗，他权势遮天、光芒夺目，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统治者，他的演说与亚瑟王对圆桌骑士特里斯坦所言类似，而蒙古铁骑的战斗就如同骑士的厮杀。尽管如此，这本囊括了“大千世界”的报道很可能反映了一些真实经历，它后来被称为《马可·波罗游记》。它以千奇百怪的事物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数不胜数的巨额财富和超级大都市，还有异域风俗和神话生物，比如能带着大象一同翱翔的巨鸟罗克。当马可·波罗目睹这些亚洲奇迹时，他到底是以一名商人、朝臣还是税务官——大汗曾让他担任此职——的身份驻留，我们无从探究。可以肯定的是，一位托斯卡纳的吟游诗人教会了他这种语言，让他懂得如何惊叹。鲁斯蒂切洛写道：“他对拓展视野的渴望超越了所有人。”在1500年之后，欧洲出现了第二位希罗多德。马可·波罗的讲述令他着迷，他将这些一遍遍记录下来，进行改编和翻译，最终印刷成册。那么与之方向相反的旅行又如何呢？

中世纪的东方也出现了一些旅行者和游记作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易卜拉欣·伊本·亚古布和比鲁尼，还有伊本·法德兰（IbnFadlan），受哈里发派遣，他在10世纪时随使团抵达伏尔加保加利亚。伊本·朱拜尔（IbnDschubair，1145—1217）穿越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从休达一路走到摩苏尔；1184年末到1185年初，他曾在诺曼王朝统治下的巴勒莫停留。所有旅行者中最著名的是马格里布的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1304—13681369），他抵达了拜占庭、印度和中国。出身杭州的市舶司提举赵汝适[131]在1204—1224年撰写了一篇引人入胜的报告。他在《诸蕃志》中描写了印度、太平洋的群岛和日本，还有巴格达、麦加和亚历山大港，甚至还有关于西班牙南岸的寥寥数语。聂斯托利派修士列班·巴·扫马（RabbanBarSauma）出生在北京，他对欧洲的了解最为全面。他曾随蒙古使团抵达热那亚和法国南部。

尽管如此，在东方的世界地图里，欧洲仍然是一片空白。这并非因为东方人缺乏灵活知识，或者没有好奇心。文献中描述的是一个贸易之地：那是商人的世界。伊本·法德兰和伊本·亚古布都曾提到一些地方，对他们的同胞而言，那里只是皮毛——四块黑貂皮和一块白鼬皮在1200年前后价值86头牛！——和奴隶的产地。在他们眼里，欧洲远远不如广阔的太平洋贸易区重要，这片地区还连着非洲，东非海岸是中国远洋船队抵达的西方地平线。但是，前往亚洲的欧洲旅行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成为欧洲扩张的先行部队，也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排头兵。当哥伦布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下旁注时，这一大趋势便已经启动。欧洲人对东半球的探索及其让东方融入欧洲世界图景的尝试，是一段悠长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13世纪的欧洲人对亚洲的了解远远超过亚洲人对拉丁欧洲的了解。

去亚洲！这一口号让葡萄牙人向南方进发，又让西班牙人向西方启程，他们既是为了攫取利益，也是为了传播上帝的话语。14世纪初，罗马教廷就在伊利汗国和印度南部建立了教区。第一批前往亚洲的旅行者颠覆了以往的一切所见所闻，他们的经历几乎无法归入古代地理学的范畴。1247年，方济各会的若望·柏郎嘉宾（JohannesvonPianoe）发布了第一篇关于亲眼见到蒙古人的报告。六年后，佛兰德斯修士威廉·范·鲁斯布鲁克（WillemvanRuysbroeck）代表圣路易前往喀喇昆仑，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aliudseculum）。他感慨道，多希望自己是一名画家，才能准确地描绘出自己遭遇的一切：蒙古人的蒙古包里点缀着画饰，他们跳舞唱歌，他们的服饰奇特，可汗的皇宫，一夫多妻制，还有他在维吾尔族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的习俗。他精确记录了蒙古人如何酿造“忽迷思”——一种马奶制成的饮品，是蒙古人的最爱。鲁斯布鲁克撰写的民族志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记述和地图，拿1300年前后的《埃布斯托夫地图》来说，这些书籍描写了许多奇珍异物，经常联系到《圣经》。它们不是对经历的记载，而是从古代文献和中世纪文本中寻找素材，比如伊西多尔的《词源学》，它们分享的更像是神学而非地理学知识。

为了阐明世界的庞大，图片中开始出现图形和数字。除了世界地图，一些更为精确的旅行辅助工具也不断涌现，它们与实际情况更契合，比如波特兰海图。12世纪末，指南针开始盛行。嵌齿轮和大型橹舰使得人们可以在冬季远航，也进一步推动了弗雷德里克·莱恩（Frederie）所谓的“航海革命”。同时，古老的神话也经久未衰，祭司王约翰的形象自巴巴罗萨以来就一直被以讹传讹，人们最初猜测他的帝国在印度，在天堂近处。他统领一支百万大军，时刻准备着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将欧洲从迷惘中解救出来，重建和平与法制。直到近代，教皇和基督教的诸侯都想要与这个幽灵结盟。随着欧洲的传教士、战士和商人越来越深入远地，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地带消失了，这位理想中的国王迁居东方，随即向南，最后被安置在埃塞俄比亚。“我们眼看着奇迹正在不断消退。”人文主义如此总结道。

纸，眼镜与俗世：现状分析

1300年2月22日，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拉特兰宫的凉廊中宣告：无论何人，只要“在今年即1300年”来到罗马，在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外圣保禄大殿待满15天，都将洗脱罪恶获得大赦。这是天主教第一次大赦的由来。欧洲各地的朝圣者蜂拥而至，他们寻求救赎，他们也感到恐惧。救世主诞辰又过了百年，现在是不是离世界末日越来越近了？涌入罗马的人都计划着在新世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世纪的第一天伏倒在使徒的坟墓上，让自己得到彻底净化，谁都不想错过机会。成群结队的虔诚信徒在罗马抛掷重金。在城外圣保禄大殿，一个朝圣者就目睹两名修士清点使徒坟墓上的钱币，日夜不休。人们抛撒这些硬金属制成的良品，以期缩短在炼狱的时间。

民众前往罗马的使徒坟墓和圣髑朝圣是困难时期的救赎之旅。1000年虽然看似一个可怕的决裂，但对人们来说并不是如此。14世纪的开始更让人们胆战心惊，其背后是前文提到的各种剧变：十字军东征、战争、异教徒；人口激增，新的国家，庞大而复杂的城市；金钱和高利贷；西方大门外徘徊的先知和蒙古大军。卡拉布里亚的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Fiore，约11301135—1202）曾提出预言，现在人们对他深信不疑，这绝非偶然；但丁在《神曲》中为他在天堂保留一席之位。约阿希姆看见，在《圣经》预言的世界大战之后、在父之国和子之国后，人们将会迎来第三个“精神王国”。这样的僧侣时代包含着爱、和平与最终启示，人们此时对它充满了期待，因为当前正逢变革，恰如一段预言中的混乱时期。即使在1300年以后，人们依然害怕末日审判。尤其是遇到具有魔力的整数年份时——1400年、1500年、1600年——恐惧逐渐被放大。

哲学是否还应当存续，这一点自然无可争议。但哲学的自由度饱受争议，亚里士多德的“谬误学说”在1277年遭受谴责，正是明证。不过，圣维克多的雨果曾经提出的哲学的蓝图将会在之后几百年中徐徐展开。随着哲学、天文学和医学领域的阿拉伯语文献累积完成，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的翻译运动落下帷幕。自13世纪中叶以来，直接译自希腊语的文献越来越多。

不仅世俗空间越来越大，拉丁欧洲还拥有一些交流工具，从长远看来，它们的影响是颠覆性的。欧洲拥有通用的拉丁语，越来越多的语法和单词书让拉丁语更加精确。对法学家、外交官和传教士来说，拉丁语的修辞大有裨益，而且拉丁语的纸质书大量涌现。

薄如蝉翼的纸张改变了世界。纸传递新知识和新技术，点燃了宗教改革。那些传播批判和话语的人成为民主的核心，不断壮大的国家也吞噬了许多纸张。若没有纸，国家和现代简直无法想象。万事万物几乎都取决于这些植物纤维，以及这些持久的书写材料上所记载的理念。我们犹记得，纸张革命的序幕可一路追溯至古代中国、撒马尔罕，然后是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然后从北非传播到西西里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历经约1500年才到达欧洲。西方最早的纸质文献可追溯至12世纪上半叶，也是从此时开始，得益于商人们历久开辟出的交流通道，旅行变得更加迅捷。第一批造纸工坊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利阿里群岛上运转不歇。1282年，瓦伦西亚附近的基督教区哈蒂瓦也有了造纸坊，到穆斯林时代已经发展成造纸中心。这些都推动了纸张量产的实现。1338年，法国紧随其后，也踏上这条进程，德国于1390年开建，英国始于下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斯堪的纳维亚人和罗斯人也开始实践这项技术。

插图18：托马索·达·摩德纳，《圣雪尔的枢机主教雨果》，1352年，特雷维索修道院（即前圣尼古罗修道院）分院

弗莱堡的迪特里希曾从物理学角度研究彩虹，这象征着科学史的划时代转折。他把彩虹与玻璃球中的光线轨迹进行比较，想要以此确定光在各种液滴内的反射和折射定律。他的见解从本质上来说非常正确，这表明拉丁欧洲在自然科学领域也迎头赶上。迪特里希的著述只涉及光学，别无他物，更没有把彩虹解释为与上帝立约的标志。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波斯人卡马尔丁·法里西（Kamalad-Dinal-Farisi）也研究了彩虹，并得出类似结论，但二者的研究完全是相互独立的。如果用两条线来表示欧洲学术的兴起和阿拉伯科学的衰落，那么一条在上升，另一条在下行，而现在它们交叉了。

人们在交谈时各执己见，甚至经常演变成针锋相对的争论，这种对话的社会基础越来越广泛。一些人把文艺复兴看作反对僵化的经院体系的一场起义，这种陈旧论调要被归于思想史的瓦砾。还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文艺复兴在14世纪拉开帷幕，随后在15世纪的意大利达到**。非也。在巴黎和牛津、帕多瓦和佛罗伦萨之间的广袤大地上，在文学、哲学和神学等领域，一间学识的温室早就已经建成。地中海地区的思想交流无比深入，空前未有。古代古典时期和阿拉伯的文学征服了英格兰、法国北部和佛兰德斯的图书馆。方济各会修士帕尔马的萨利姆贝内（SalimbenevonParma，1221—1287）只是一位普通的编年史家，对尤维纳利斯和贺拉斯都能信手拈来。

现在，“伟大文艺复兴”的可能性空间已经大大扩张。它始于意大利，这个国家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灭后再次陷入战争和政党纷争，这是城邦自由和国家自治的代价。在混乱中，它跃升为世界上思想最活跃、最具艺术创造力的国家。“并不是所有艺术都已被发现，”多明我会修士比萨的乔达诺（GiordanodaPisa）这样说道，“新的艺术还在源源不断地被发现。”乔瓦尼·维拉尼（GiovanniVillani）曾在1300年前往罗马朝圣，他预测了这一切即将发生之处：罗马已然沉沦，而她的女儿和造物佛罗伦萨却日益崛起，坐拥大好前程。他的确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