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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话语革命释放出了它的孩子（第1页）

22。话语革命释放出了它的孩子

插图29：乔尔乔内（Giione），《三位博士》，15081509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教育学、修辞改革和文本批评

始于12世纪的学校教育改革，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得以严谨施行。在课堂教学计划中，古代经典取代了所谓的“非主流”作品，即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信奉异教和基督教的作家作品。与此同时，人文主义教育的方案也越来越有系统。一名来自卡波迪斯特里亚[171]的博学的法学家皮埃尔·保罗·韦尔杰里奥（PierPaerio，1349—1420），撰写了《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该书文采斐然，成为人文主义教育的奠基之作，其地位不亚于一门科学的诞生宣言。韦尔杰里奥主张健康的心智在于健康的体魄，体育、狩猎和钓鱼旨在训练身体，正如学习旨在训练理智，强调通过哲学和“自由学科”培养自由的人。这些学科之所以被冠以“自由”之称，正是因为它们是为自由的人量身定制的。个体对学习科目的选择，应基于自身的能力与天赋。他称赞诗歌和音乐——它们都是全新的声音——首先是快乐的源泉。天文学“从阴暗、混浊的空气中崛起”，并邀请人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充满光辉的新世界。总而言之，与同时代的其他教育理论家不同，韦尔杰里奥更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他写道：“实际上，它让我们了解包括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在内的万物起源及变迁。我们可以找出曾被视为奇迹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民众的雄心抱负和贵族的争荣求誉在这里体现为积极上进的动力。”

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GasparinoBarzizza，约1360—约1431）是西塞罗著作的鉴赏家，创作了许多指导写信艺术的书籍。作为语法和修辞大师，他在帕维亚、帕多瓦、费拉拉和米兰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其弟子维托里诺·迪·瑟·布鲁托·德·兰巴尔多尼（Vittoriode'Rambaldoni，1378—1446）生于费尔特雷，因此又叫费尔特雷的维托里诺。借助曼图亚本地侯爵的支持，维托里诺在明乔河畔建立了教育史上第一所寄宿学校“快乐之家”（Casagiocosa）。在这里，他培养了许多未来的诸侯、枢机主教和学者，并与他们一起过着修道院式的生活，指导他们学习自由技艺，与他们一起旅行，鼓励他们骑马并参加各种游戏。维托里诺没有提出什么教育理论，但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了很多人。他的学生费德里科·达·蒙特费尔特罗的工作室（studiolo）描绘了诸多伟大哲学家和诗人的肖像，其中就包括维托里诺。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egna，1431—1506）在曼图亚宫的壁画《婚礼堂》（Cameradeglisposi）中，展示了贡扎加朝臣中的教育家，这是该时期人文教育获得重要地位的最佳体现。教育家维罗纳的瓜里诺（GuarinodaVerona，1374—1460）和尼科洛·佩罗蒂斯（i）的新型语法和百科全书，为雅致风格的形成提供了工具。乔瓦尼·托尔泰利（GiovanniTortelli）的《正字法》（Deraphia）介绍了3440个希腊语术语的拼写形式，并且还推介了许多哲学家及其学派。

与教学法新方向紧密对应的，是所谓的“修辞革命”。这场革命酝酿于中世纪语法、修辞法与博洛尼亚法学家书房中的书写艺术（arsdiis）的蓬勃发展，由政治事务教授者主导，而其中最重要的开路人当数彼特拉克。“双边讨论”的论证技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可能反映了公众话语的重要性在意大利诸国和城市乃至整个欧洲与日俱增。从横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又一次繁荣的迹象。有关哪个教堂和宫殿更壮美的争议和论战，始终伴随着修辞上的天花乱坠。大使在原始文献中就是以“oratores”，也就是演说家的身份出现的。至此，修辞学进阶成为一门基础科学。它给出了艺术理论的标准和术语，为法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用，而其本身——本书开篇引用的伽利略的对话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也渗透到科学著作中。布鲁尼曾经借导师萨鲁塔蒂之口说：“在众神那里，还有什么比从不同角度观察和探讨公众主题的方式，更能揭示可能被隐藏和掩盖的真相呢？”

最出色的修辞风格是西塞罗风格。这位雄辩家中的雄辩家，是议会和法庭上虽不可见但绝不沉默的代言人，他的方法一路畅行到瑞典城市隆德。这位顽固的共和国议员的信件和演讲中所包含的政治信息，并未阻碍他的修辞学在宫廷里广为流传。

洛伦佐·瓦拉（LorenzoValla，14051407—1457）是修辞学的另一位奠基人。通过担任教廷律师的父亲，他结识了古希腊语言学家乔瓦尼·奥里斯帕（GiovanniAurispa，1376—1459），学会了雅典语。在枢机主教乔达诺·奥尔西尼（GiordanoOrsini）身处的罗马圈子中，瓦拉结识了布鲁尼、布拉乔利尼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他讲述了人们身着节日长袍在奥尔西尼宫举行集会、体验古罗马生活的行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者的浪漫。瓦拉所著的《拉丁语的优雅》后来成为拉丁语教材，在欧洲广泛发行。他将优美的拉丁语当作唯一能够表现真实的工具——用奥卡姆的话说，真实只存在于个体身上。

瓦拉才华横溢，他的对话语气奔放、嬉闹，修辞上颇有亮点。瓦拉同时还是一位批评大师，在四面树敌、激起舆情公愤方面可谓驾轻就熟。瓦拉曾于阿方索国王处短暂听差，也只有后者对他伸过援手，使其免遭那不勒斯的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在严苛的语言学研究过程中，他的批判艺术大为精进，然后延展到逻辑、语言、道德和对罗马法律术语缺乏准确理解的法律实践等其他各个领域。瓦拉反对屈服于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嘲讽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为“野蛮人”，更不放过波爱修斯和托马斯·阿奎那。他认为后者虽具备崇高的美德，但对知识的理解是肤浅愚蠢的，而且只埋头于“辩证学家不足挂齿的推理”，却没有意识到这同时也阻碍了获取知识的更好途径。瓦拉的洞察力不止于此。他还将希罗尼莫斯翻译的《圣经》与希腊原文进行了比对，发现错漏频出，并推进了有关《圣经》的语言学研究。因此，他是路德和释经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先驱，后者更是对《拉丁语的优雅》推崇备至。同时瓦拉也第一个意识到，备受尊敬的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绝对没有听过保罗的布道。他的盛名（在一些人看来也可能是污名）源自其曾证实君士坦丁大帝的捐赠系伪造，这一发现导致他对教皇的世俗权力持批评态度。从1447年起，罗马教廷聘请瓦拉担任宫廷抄写员和秘书，直至其辞世。

瓦拉对尘世的现实生活感兴趣。他认为自由意志无法与神的绝对权力相协调，并总结了一段可上溯到波爱修斯的谈话。他关注的只有信仰，其余则依靠经验训练的理性。作为历史学家，他遵循修昔底德的分析方法，将修辞学置于哲学之上，称其为“万物女王”，能帮人们公正、无偏颇地洞察一切。他将其作为捍卫真理的武器，用来抵制被各种学派的教条所束缚的、毫无活力的哲学上的混沌呓语。他对许多学者的抽象理论提出批评，有助于打破获得“有用的知识”所遇到的学术屏障。简而言之，洛伦佐·瓦拉是启蒙运动的先驱。

意大利-希腊网络

然而，宽容在那个时代仍是外来词。拉丁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似乎无法想象天主教之外的世界，更别说向往了。但是，亚美尼亚、北非、拜占庭和罗马还是发展出了各自的上帝和多样化的宗教信仰。十字军东征和异教冲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天主教一统“西方世界”不过是一段神话传说。

有关传统的继承，尤其是柏拉图关于上帝观念的讨论，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各种宗教中难道不是都包含着有关人类起源的启示？上帝的“百种姓名”背后隐藏的难道不仅仅是无法表述的规律理念及言语统一吗？研究奥古斯丁的专家认为，柏拉图哲学中有一部分似乎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容；但丁从《蒂迈欧篇》中摘抄引用；彼特拉克则认为柏拉图的著作是启示的关键。但至此时为止，只有拉丁语版本可供解读，而拉丁语版本又是从阿拉米-叙利亚语翻译过来的。为了理解纯正原版，必须学习希腊语。巴巴罗萨的某位专职教士已经意识到，拉丁人的所有科学都来源于希腊。

正如罗马帝国曾被希腊文化征服，意大利也屈服于希腊精神。首开先例的是拜占庭南部，该地名在诺曼国王时代就已经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了。欧洲许多图书馆中都藏有希腊手稿，但只有少数人讲这种语言。贝里公爵曾在一本书中不无遗憾地注释道：“这是用希腊语写成的；无法读懂。”通过来自东方衰落帝国的难民，关于荷马和柏拉图语言的知识在意大利传播开来。薄伽丘赞助了来自南意大利（也有说是塞萨洛尼基）的莱昂齐奥·皮拉托（LeonzioPilato），他在佛罗伦萨教希腊语并翻译荷马的著作。从现存的几百本手稿来看，希腊语曾在半岛上流通。在威尼斯的帕多瓦（通往拜占庭的门户），处于流亡生涯中的帕拉·斯特罗兹继续搜集其他手抄本，包括托勒密的宇宙学著作的插图版——该书由斯卡尔佩里亚的亚科波·迪·安吉利（IagelidaScarperia）翻译，是制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希腊文艺复兴的另一位先驱，是专注于翻译教父作品的嘉玛道理会修士盎博罗削（AmbrogioTraversari，1386—1439），他曾得到过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支持。

串联起希腊-意大利语之间联系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弗朗切斯科·费勒弗（FrancescoFilelfo，1398—1481）。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期间，他曾担任威尼斯商会代表（Bailo）的秘书，之后为皇帝服务，从而有机会接触手稿本。赫里索洛拉斯的一个兄弟——同时也是费勒弗的岳父——曾教授费勒弗学习拜占庭的语言。回国后，费勒弗先是在博洛尼亚找到了工作，后来又去了佛罗伦萨。在这里，由于他同情美第奇的反对者，因此在里纳尔多·德利·阿尔比齐战败后，他不得不逃至锡耶纳。他后来主要在米兰、帕多瓦和罗马等地工作，并与西奥多·加沙（Theaza，约1400—1475）成为终生挚友，后者致力于翻译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的《植物志》等著作，并撰写了希腊文语法。此外，费勒弗还与特拉布宗的乔治斯（Geiosvo，1395—14721484）保持着联系，后者是曾卷入众多论战的挑剔难缠的人物，也是柏拉图哲学的死敌。乔治斯曾跟随维托里诺学习拉丁语，并协助他翻译希腊语。

另一个联络人是费勒弗的导师，来自西西里岛的乔瓦尼·奥里斯帕，后来两个人成为同事。洛伦佐·瓦拉学习希腊语也多亏有他帮忙。奥里斯帕是一位充满**的手稿收集人，也是一位进取心极强的书商，在两次前往东方的旅程中，他收集到了价值极高的希腊著作。然而，当局禁止出口神学手稿，却对非基督教的手稿网开一面。奥里斯帕宣称收藏了柏拉图的全部作品。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费拉拉度过，正因如此，这里后来成了希腊研究的中心。他将西奥多·加沙带到了当地的大学。特拉布宗的乔治斯也曾在这里供职过几年。有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充当先锋，希腊语尤其是柏拉图主义进入学术界的道路畅通无阻。加沙似乎是第一个在费拉拉阅读柏拉图教义的人。凭借精神本质、光的形而上学以及神秘的上帝形象，柏拉图提供了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费拉拉和佛罗伦萨的宗教会议给世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当时，拜占庭帝国最后的荣耀深深触动了意大利。“希腊皇帝坐在教皇御座对面的一张丝绸面料装饰的椅子上，”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比斯蒂奇回忆道，“他的着装是希腊风格的，身披锦缎织成的长袍，戴着希腊式的小帽，上面嵌着漂亮的宝石。”人文主义者被深深吸引，拜占庭人看起来像是古典主义的“幸存者”。比斯蒂奇认为，在100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他们似乎都不曾改变穿衣风格。因此，巴塞勒斯约翰八世成为那个世纪被效仿最多的人物之一。皮萨内洛用他那蓄着胡须、留着长发、头顶希腊帽的肖像制作了一枚奖章。佩内利诺（Pesellino）和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将他的造型用作塑造当权者经典形象的模板。

智慧考古学

此时，拜占庭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是乔治斯·格弥斯托士·卜列东（GeemistosPlethon，约13551360—1452）。他曾是希腊代表团的一名成员。他用一个无法翻译的希腊双关语“logikaiarchai”，表达了将思想的基本原则与古代史研究结合起来的意图，从而创建一种全新的考古学（archaiologia），其目的是依托上帝的清晨训诫以及被赋予新生的查拉图斯特拉，重建一种原初的神学。最有智慧的人难道不应该也是最年长的人吗？卜列东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早期人文主义者对“古典的痴迷”和对纯正来源的渴望。对他而言，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并不陌生。据说在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他曾师承卡巴拉主义者埃里萨奥斯（Elissaios），其作品的语言模糊隐晦，饱含深意，极富异国情调。就这样，他们推动了一种“神秘”的文艺复兴的发展，尽管他们仍属于启蒙、宽容以及一切现代普世主义之前的历史。

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抗议，体现在人们对宗教根源的探究，智慧的考古学家因而进入遥远的东方和神秘的混沌世界。人们研究埃及的传统和印度婆罗门的教义，聆听被视为祭礼创始人的诗人俄耳甫斯对神、宇宙和自然的赞美。所有这些活动的核心人物则是柏拉图，因为他能同时给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带来灵感。他的宇宙遵循严格的几何形状，恶魔穿梭其中；他眼中的神既不排斥知识分子，也不拒绝虔信者。历代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无法想象，这种级别的教义完全是通过思考而产生的。无论如何，这其中一定有神灵的参与。然而，柏拉图自己似乎都没有意识到，神的启示会降临到他身上，就像摩西、保罗和穆罕默德一样。由此，一个大胆的谱系被建构起来，即柏拉图教义出自遥远的过去，与神同在。

这些就是通过历史推测将人类本身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的奇特例子，俄耳甫斯也因此被视作毕达哥拉斯的老师。反过来，他又将神的启示转告给柏拉图。仔细翻阅《圣经》就能发现，柏拉图哲学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确立：希腊化的犹太人将耶和华的对话者摩西当作希腊人和柏拉图的老师。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osvonCaesarea）视先知耶肋米亚（Jeremias）为直系血亲，宣称柏拉图在埃及见过先知，并通过他聆听了上帝的训诫。因此，这位希腊人（柏拉图）就成了“阿提卡的摩西”（attisMoses）。这一回溯似乎揭示了一项宏伟神圣的计划：在地狱中短暂战胜死亡的俄耳甫斯，难道不是基督的先驱者吗？毕达哥拉斯，这位类似耶稣的精神领袖和预言家，更是预示了救世主的出现。

11世纪时，普塞洛斯首次试图调和柏拉图哲学、神话和基督教义。他使《迦勒底神谕》得以重见天日。这是一部有关中东传统的占星术和魔法实践的奇书。卜列东认为这本神谕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启示。在他的笔下，波斯的光明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不着痕迹地化身为柏拉图之前的柏拉图主义者。因此，谱系可以一直追溯到远古时代。在卜列东看来，查拉图斯特拉生活的时间比那场标志世界历史开端的特洛伊战争要早五千年。

这一巡游之旅表明，柏拉图哲学的基督化，以及其在佛罗伦萨的“伟大的”洛伦佐时期登台亮相（后文会再提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如果柏拉图的神将《圣经》里的上帝从宝座上驱离，那么三位一体神学的基本问题，包括“和子说”的讨论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然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天，人们依旧无法在各种宗教背后找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真理。事实证明，1450年前后的宗教纷争是把双刃剑，怪诞杂乱的“神秘教义”随之进入了欧洲主流话语体系。

当然，只要是参与者，就像柏拉图主义的狂热者，都容易被怀疑是异端。普塞洛斯以及400多年后的卜列东都受到了正统势力的批评。而在拜占庭，即使身为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人物，卜列东也未曾受影响。彼时他已退居虽偏僻但如田园般的米斯特拉斯。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将他、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一道贬入三大异端。借助亚里士多德，他向卜列东提出异议，基督教必将成功驯服分裂与异端的挑起者柏拉图。特拉布宗的乔治斯尖锐地指出两种学说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两大哲学家针锋相对的思潮，并开创了以下这种错误的类比：亚里士多德对应旧时的中世纪，柏拉图对应当时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为了厘清这位出生于斯塔基拉的学者与其导师之间或实际存在或子虚乌有的矛盾对立，无数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引起论战无数，柏拉图的思想依然极具吸引力。他主张摒弃唯理智论，强调感觉的合理性、“直觉的智慧”和类比法。这一点与中世纪晚期的神秘主义是相通的，而神秘主义也借此走出了“莫测高深”的神学理论困境。卜列东的门徒贝萨利翁是支持柏拉图并试图将其学说基督教化的学者之一。卜列东本人的遗骨被放置于马拉泰斯塔教堂〔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多·马拉泰斯塔（Sigismoa）的家族教堂〕壁龛中的一座荣誉坟墓里，这象征着柏拉图主义的日渐复兴。

枢机主教尼古拉·克雷布斯（NikolausKrebs）的哲学也显示出雅典人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尼古拉来自摩泽尔河畔的葡萄种植村库萨，因此也被称为“库萨的尼古拉”。他研究的正是困扰卜列东的问题。两人相识于费拉拉-佛罗伦萨宗教理事会成立之际。库萨的尼古拉认为，他在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Trismegistos）的启示教义中，发现了“第一神学”的踪迹，该教义同时也奠定了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基础。这位“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可能是同名的希腊神与象征魔法和智慧的埃及神托特（Thot）的混合体。柏拉图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的虚构文本以及犹太-基督教著作的合集，可能汇编于公元2世纪。赫尔墨斯（曾被视作三个同名的古埃及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后又在中世纪被拉丁人誉为集古老知识者、超强魔法师及神学家和文化英雄于一身的神。他的不朽促使拉克坦提乌斯将其归入基督教早期历史。一部被误认为是奥古斯丁所著的论文也将其视为三位一体的异教捍卫者。因此，由基督教神学家实际统治的“上帝之城”对赫尔墨斯主义的明确拒绝，并不能阻止其迈入文艺复兴时期。库萨的尼古拉将他的启示升华为伟大的哲学。

真理在小路上的呐喊：库萨的尼古拉的“对立统一论”

库萨的尼古拉生于1401年，作为一名教会政治家，他主张必须全力以赴消除谬误，并强烈反对胡斯派。平生以来，他一直仇视犹太人。然而，他认为在伊斯兰教、犹太教、印第安人的宗教，甚至鞑靼人的宗教中都能找到某种真理，这一观点意味着距离东方与西方、南部与北部地区的和谐相融又近了一步。尼古拉惊异于古典哲学，他曾经说过，古典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仅靠反思就发现了“几乎整部福音”。

这名库萨人曾在代芬特尔市的现代艺术精神氛围中接受教育，后又在海德堡和帕多瓦研究教会法学，是中世纪神学在早期人文主义中最关键的对话伙伴。他于1433年创作完成《天主教的和谐》（tiacatholica），描绘了基于伪狄奥尼修斯的普世体系的图景。精神、身体及其混合体分别能生成九个等级、天使团和天体，将它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库萨的尼古拉希望，兄弟会所达成的共识能使教会中的等级原则变得没那么森严。他认为宗教会议中关于言论自由的判断来源于上帝。决策的一致性能够确保事实真相。在信仰方面，只有统一的教会才绝对可靠。哲学上的推测演变成具体的政治理论。库萨的尼古拉用历史先例证实，宗教会议的地位在教皇之上。根据他的理论，由选帝侯、市民阶层、大学、神职人员和贵族共同参与和决策的集会，能够有效克服和弥补帝国制本身存在的缺陷，最终达成共识。

因此，自然法则为横向联合奠定了基础。主教的共识确立了教皇的地位，正如公民的共识使得世俗权力合法化一样。在帕多瓦学者马西利乌斯的基础上，尼古拉引用了如下观点：涉及整体利益的事，必须经过所有集体成员的同意。尼古拉曾设想过天使和魔鬼同在一个宇宙，是民主理论的前身。所有暴力，不管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可能隐藏在民众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热情洋溢的宗教会议至上主义者（他几乎与洛伦佐·瓦拉同时意识到君士坦丁的捐赠系伪造）成长为教皇的副手。宗教理事会是当时所设想的朝着宗教和谐迈出的最具体的一步，也促使尼古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在1448年将他推上了枢机主教的位置。在此之前，他能抽出更多时间创作关乎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所有世界性事件的意义和人性的哲学巨著。

任何对布克哈特的文艺复兴个体主义观点感兴趣的人，都会在尼古拉那里领略到其对人类主观、通透的洞察，并了解到人是第二位上帝，通过自身作品展现自我这一观点。亚当从给事物命名开始赋予它们灵魂，为它们二次塑型。上帝创造了现实世界的一切，而人类则创造了观念的宇宙，这些观念既是事物的标志，也是思想的观念。尼古拉将耶稣基督视为最伟大的人、最完美的自我实现。他认为，基督与神灵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达成了人性与神性至高无上的统一。现实统一性的缺失，是由人类理性造成的。理性通过其创造概念的能力，对现实进行分门别类。因此，统一性被逻辑的泾渭分明、理性的条分缕析破坏殆尽，直至面目全非。人的理性虽然可以让人产生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错觉，但人只能认识到上帝不是什么，而不能认识到他是什么。因此，哲学仅仅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虔诚猜想”，这便是“有学识的无知”（doorantia）。

尼古拉的上帝不单单是柏拉图的神，但也相差无几。毫无疑问，他的信念来源是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精神，坚信掌握可靠知识的最佳途径是数学。就这方面来说，尼古拉是科学革命的思想先驱之一，并与其中一些思想先贤保持联系，如学生时代就在帕多瓦与其结缘的托斯卡内利，以及在维也纳任教的天文学家格奥尔格·波伊尔巴赫（GePeuerbach，1423—1461）。在拉蒙·柳利的影响下，尼古拉尝试计算圆的面积，发现无限的圆与无限的三角形趋向一致。另一个例子是他建议把时间视为一系列“当下”的点状排列，无数最小单位的点用这种方式集合在一起。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困扰尼古拉一生的首要问题，即如何使理性无法解决的矛盾对立重归统一，这类哲学的经典挑战是三位一体问题：它既是三位的，也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