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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新世界（第1页）

25。新世界

插图34：沈度，《长颈鹿》，1414年，费城艺术博物馆

南京、休达：世界史转折

南京，1405年10月。在永乐皇帝的命令下，“三保太监”郑和的舰队从南京出发驶向西方，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航海工程。为了建造船只，大片森林被夷为平地。这些圆木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在龙江造船厂里被用来搭建龙骨或被锯成木板，工匠们将其刷胶、上漆，然后仔细填缝。郑和的舰队共317艘船，其中包括令人叹为观止的长达85米的九桅船，以及2。8万名随行船员。成千上万的红色绸帆在仲秋的灰色季风中猎猎作响。大宝船上载有献给沿途国王的礼物和交易品：金子、瓷器、丝绸。除了士兵和马匹，船上还有占星家、医生和工匠。

这次旅程经过爪哇、苏门答腊和斯里兰卡，最后到达印度东南海岸。在此之后，舰队又进行了六次远航，远至马尔代夫、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的马林迪。一支中国使团抵达麦加，他们对克尔白天房汩汩流淌的散发着玫瑰香气的水惊叹不已，也见识到一群按照宗教信仰生活的幸福民众。这些有皇家龙纹雕饰的船只一般被命名为“纯和”或“永宁”，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废黜当地令人不快的当权者，击退海盗并收缴朝贡品。舰队返回时，船上满载着奇特之物、珠宝和外来动物，其中两只来自非洲的长颈鹿尤其引发轰动。正使太监郑和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之后，他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文有云：“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文中颇有自得之意。

明朝对海事的投入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宫廷中附议颇多。永乐的后继者洪熙继续探险，但其在位时间很短；而永乐最喜欢的孙子，洪熙之子宣德则跟随了祖父的步伐，在1431—1433年再次派郑和远航。这是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宣德皇帝去世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放弃了海外活动。中国内陆的“黄土地”是肥沃的良田，且该区域的官僚机构完善，于是这里逐渐占了上风，压制了以个人主义、企业家精神和商人为代表的“蓝色”沿海地区。船只被拆除，甚至造船厂都被关停。大越、占婆等国趁机得利，将其产品出口到东南亚其他地区，例如数百万的杯碟。

在欧洲，时局进展完全不同。1415年8月——几个月前郑和舰队刚刚抵达非洲东海岸——在非洲大陆的另一端，一支葡萄牙海军兵临柏柏尔人的休达城下：这几艘船的指挥官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第三子，阿维什王朝的亨利王子。随船而来的是大批骑士，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冯·沃尔肯斯坦也在其中。他们以十字军的名义集结起来进攻穆斯林，所有的战士都得到了救赎的应许。8月24日，休达的风暴开始。据说只有八名葡萄牙人丧命，而基督教编年史家吹嘘说，数千穆斯林被屠杀。休达的捍卫者据说是用石头抵御欧洲人的进攻。除了救赎和加纳的黄金，胜利者还赢得了一处据点作为继续征服的基地。永乐皇帝的龙舰队看似是大航海的开始，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终结，而直布罗陀海峡的这次事件却是一个贸易帝国起飞的序曲。休达自1580年开始由西班牙管辖，至今仍是欧洲国家在非洲的一处飞地。

欧洲国家的竞争——就像十字军东征时一样——已经超出了欧洲的边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侵占了整个地球。随着休达陷落，世界历史的悲剧拉开帷幕，并在随后愈演愈烈。圣战与争夺世俗权力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一开始只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瓜分，后来其他国家的人也想染指，尤其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他们的目的是为国内获取战争资源，或至少不让资源落入竞争对手的口袋。这种想法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非常陌生。皇家舰队并不是为了征服和传教才扬帆远航。中国在宗教事务上是明智的，而不是狂热的。很明显，郑和的任务首先是展示实力。下西洋是大明帝国力量的展现，中国借此彰显它在东半球的西部地区的霸主地位。后来的闭关锁国可能也是源于一个帝国的自豪感，认为自己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外界的物品。直至现代之前，中国的船只再也没有到达过郑和探险的边缘地带。

休达陷落时，欧洲人的世界地图尚不十分明确。地图上仍然缺少非洲大部分地区、遥远的北方和西北方。欧洲人对两极和神秘的南部大陆一无所知。距马可·波罗的旅行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而亚洲依然笼罩在神秘的雾霭中。人们对佛陀略有耳闻。无论如何，《贝尔拉姆与约瑟伐特》的传奇故事在中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向人们讲述印度王子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对遥远地区的想象仍然取材于古代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世纪的百科全书和富有想象力的寓言故事，比如自称“约翰·曼德维尔爵士”的寓言作家。长期以来，人们对各种故事都深信不疑，例如据称由一位英国骑士讲述的祭司王约翰的故事[192]，以及食莲者——荷马声称他们以芬芳的花朵为食——还有独脚人、狗头人或重生的凤凰。曼德维尔的寓言极富娱乐性，能够用奇妙的事物、怪兽甚至塔坡巴纳岛的黄金山（麦加斯梯尼提到的神话般的岛屿）吸引善良的信徒进入广阔的世界。虽然大部分的故事只是作家在书斋中的奇思妙想，但有一些例外，比如博韦的樊尚所写的《大宝鉴》或方济各会托钵僧鄂多立克（OdoriPordenone）的《鄂多立克东游录》。

除了曼德维尔的童话故事之外，还有许多神奇故事激励着西方的人们远航，比如《圣布伦丹航海记》。这个传说大概写于10世纪，讲的是圣徒布伦丹与一些僧侣一起前往极乐之岛。冒险者要历经七年磨难。有一次，这些上帝的子民以为自己已经抵达，实际上却是来到了一只怪兽的脊背上——这是一条名为雅思科尼乌斯的巨型鱼，而不是一个香气缭绕的小岛。从这些充满文学性的叙述和游记中都可以推断出一点：在遥远的海洋中有一些岛屿，它们像天堂一样美丽，绝对值得一去。人们也听到关于维京人的“文兰”——美洲的纽芬兰或者拉布拉多地区——或图勒岛的传闻。公元前4世纪的马萨利亚的皮西亚斯声称，从不列颠向北航行六天，就可以抵达图勒岛，那里是世界的最北端。直到17世纪，这样的梦想之地仍然流传可能是冰岛、设得兰群岛或挪威的泰勒马克。

除了传说，地理知识也变得越来越具体。14世纪70年代，马略卡岛出现了《加泰罗尼亚世界地图集》，这是第一张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依据的世界地图（附图15）。地图上勾勒出地中海和大西洋周围的海岸线，画上了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不过也包括安提利亚岛之类的幻想。哥伦布甚至还信以为真，希望在前往印度的航行中找到此处。

但是，让我们回到葡萄牙，这里是一切开始的地方。1415年的胜者亨利王子在休达的胜仗中一战成名并赢得了维塞乌公爵的头衔。之后，他很少出海远航，但“航海家”的名号实至名归，因为是他为葡萄牙的海洋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尽管这并非计划之内。当他将舰队驶向远方时，他想到的是十字军和骑士们的战斗。1421年，他们到达马德拉群岛，10年后又占领亚速尔群岛。这两个地区都成为亨利的领地，并由圣殿骑士团管辖。

在葡萄牙进一步扩张期间，宗教动机慢慢消失。葡萄牙人渴求非洲的土地、黄金和人民，他们把人变成奴隶，从而得到黄金；人文主义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发教皇圣谕赐福葡萄牙。亨利还认识到制糖业的丰厚收益。他不仅是葡萄牙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而且还是大西洋制糖业的奠基者。直到15世纪末人们才开始重视探索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线，从而绕过奥斯曼帝国这个在丝绸和香料生意中获利巨大的中间商，并降低陆路贸易的危险。15世纪中叶，嘉玛道理会修士弗拉·毛罗（FraMauro）在威尼斯潟湖一个岛上的圣米歇尔修道院里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这时他就暗示非洲是可以绕行通过的。他借鉴了“有经验的水手”“值得信赖的人”“目击者”等人的说法。直至那个时候，所有向南的探索都失败了。1291年，两艘热那亚橹舰曾试图绕过可怕的博哈多尔角，但最终下落不明。

15世纪70年代初期，葡萄牙人占领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两个岛屿。1482年，他们在加纳黄金海岸附近建立了一座堡垒，即圣乔治·达·米纳堡或简称为埃尔米纳奴隶堡[193]，为向南进一步扩展打下了基础。在被葡萄牙王室统治的区域，十字架和石碑成为其标志。“大西洋世界”的历史从此拉开序幕，随之而来的还有独特的克里奥尔化（Kresprozeβ）[194]进程。一种新的文化逐渐成形，它不单是由政府、资本、商人和奴隶推动的，而是非洲人、美洲人、各种文化背景的黑人白人、男男女女一起缔造的。

天主教帝国的诞生

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建立最初与西班牙王室的野心互不影响。卡斯蒂利亚国王胡安二世即位时不足两岁，长期由其母亲和叔叔摄政，卡斯蒂利亚因王位斗争和起义而实力大减，海上冒险几乎是不可能的。胡安二世自1419年开始独立掌权，国内形势也是风起云涌。1433年，阴谋家甚至认为可以将塞维利亚变成意大利式的城邦共和国，30年后独立运动卷土重来，与阿拉贡结盟的贵族们也是蠢蠢欲动。敌对教皇本笃十三世的侄子、卡斯蒂利亚的重臣阿尔瓦罗·德·卢纳（álvarodeLuna）殚精竭虑，才让国王保住王位。1453年，阿尔瓦罗被反对派贵族推翻，然后被送上断头台。一年后，胡安二世驾崩。继任的恩里克四世（HeinrichⅣ，1454—1474年在位）软弱无能，他对男人的爱慕饱受质疑。人们称他为“无能者”（elimpotente），因为他在各方面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可以说，当时卡斯蒂利亚的历史简直是“一团乱麻”。

1410年，阿拉贡国王“人道者”马丁辞世，绝嗣的巴塞罗那王朝结束了统治，阿拉贡的局势也变得混乱艰难。在阿拉贡、瓦伦西亚、加泰罗尼亚等多地议会的协商下，特拉斯塔玛拉王朝的“正义者”费尔南多一世（FerdinandⅠ）最终继承大统。他在位六年后就离世，继承他的是阿方索五世，这个统治那不勒斯的王者把重心放在阿拉贡王国在地中海的扩张。后来阿拉贡的胡安二世（1458—1479年在位）通过婚姻得到了纳瓦拉地区，无奈他的继位并非人心所向。1462—1472年，加泰罗尼亚陷入混战，各阶层的民众为自由联手御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也来趁火打劫，他向资金匮乏的胡安二世提供大笔援金，以此换取了对鲁西荣和塞尔达尼亚地区长达几十年的统治权。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最重要的伊比利亚帝国的和谈似乎是明智的举动。阴谋和联姻成就了一段世界历史。这一段需要好好讲一下，因为它影响深远！恩里克四世唯一的继承人是他的女儿胡安娜，但这段父女关系并不确定。据称，她的降生源自母亲葡萄牙的胡安娜与情人贝尔特兰·德拉库埃瓦（BeltrándelaCueva）的苟合，因此她被嘲笑为“贝尔特兰的闺女”（laBeltraneja）。另一个王位继承人是卡斯蒂利亚的胡安二世的女儿、恩里克四世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Ⅰ）。恩里克四世为她选定的夫婿在成婚前暴毙，正好让她躲过了许多讨厌的联姻计划。伊莎贝拉成年后仍然忤逆国王，不肯嫁入法国瓦卢瓦家族。她最终选定的伴侣是她的表弟，阿拉贡王位的继承人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Ⅱ）。为了赶在恩里克四世指婚前行动，这个17岁的花花公子——虽然年轻但已经有两个私生女——假扮成马夫前往巴利亚多利德，1469年与伊莎贝拉在那里成婚。

随着恩里克四世撒手人寰，一切都亟须落定。卡斯蒂利亚只有一半地区承认伊莎贝拉的王权，她的竞争对手胡安娜不仅有葡萄牙做靠山，还得到法国的路易十一的支持。但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的部队成功抵御强敌。1479年，双方签订《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葡萄牙丧失了过去对加那利群岛的统治权，但它可以垄断更南部地区的所有贸易。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利亚的女王。她的丈夫在和约签订，也就是老国王胡安二世离世的那一年继承了阿拉贡的王冠。一个大国由此诞生，并在不久的未来将超越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只有葡萄牙和纳瓦拉保持独立主权。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商与北欧建立联系，又与阿拉贡延伸到东方的贸易关系交织在一起。为了限制旧氏族的影响，国王和女王故意提拔因功勋受封的“较低阶”贵族（hidalguía），在城市中通过与当地贵族结盟占据统治中心。在枢密院、法院和官僚机构中，博学多识的法学家逐渐超越高阶贵族的地位。贵族原本可观的俸禄被大幅削减，但还没到让他们揭竿而起的地步。教会也成为君主的可靠仆人和盟友。

伊莎贝拉是一个有权力意识的统治者，她既虔诚又受过良好教育，教皇加冕她为“天主教女王”绝对名副其实，而她的丈夫绰号“天主教徒”（reycatólico）也当之无愧。西班牙的政策从双重意义上都是“天主教式的”“覆盖全面”。西班牙提出明确的宗教主张，并从宗教中获得合法性。从一开始，信仰的力量就被用来融合这两个王国，它们本来就是相互“臣属”的关系。

1478年，这对统治者夫妇获得教皇批准，建立了一个同时主管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宗教裁判所。在其他欧洲国家，宗教裁判所隶属于罗马圣座，但西班牙的分支机构却发展成为直接听命于王室的组织。阿拉贡的各阶层和城市徒劳地反对裁判所的迂回举动，不管怎样，它已变成卡斯蒂利亚的工具，是巩固统治的先锋，是君主专制和压制阶层的帮凶。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由伊莎贝拉的告解神父、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德·托克马达（TomásdeTorquemada，1420—1498）担任。“最高和一般宗教裁判所委员会”（Suprema）关心灵魂，必要时以牺牲肉体为代价，它努力使人民恢复道德感，并让未受教育的人们找到真正信仰。它用酷刑和大火迫害所有非天主教徒、漠不关心的人和迷信异端的人。它把这些人送上火刑架，或流放到船上做苦役。宗教裁判所就像一只纠缠一切的章鱼怪，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规模也不大，尽管有约2万“家人”充当眼线，人手还是不够。宗教裁判所不受欢迎、不被信赖，只能秘密运作，这是它的策略。这样，它看起来比实际上更有影响力。宗教裁判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官员，很多是受过法律和神学教育的精英官员，他们是平庸的邪恶之人，而非疯狂的狂热分子。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明智之人的身影，例如阿隆索·萨拉萨尔·弗里亚斯（AlonsoSalazarFrías），他在17世纪叫停了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女巫审判，因为他相信那些被告者是无辜的。

宗教裁判所的贡献在于，让民众认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彻彻底底的天主教国家。尽管它的黑暗传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但它确实让人明显察觉这里是文艺复兴的极端对立面，文艺复兴不仅欢迎争论，而且对世界持开放态度。宗教裁判所的形象非常阴暗。臭名昭著的信仰审判（Auto-da-fé）简直是一场恐怖表演，是城市主要广场上敬虔的民间节日。受害者**双足，身披赎罪者长袍（Saos），被迫手持明烛参加悲伤的游行，还要公开忏悔。当神父向他们递上十字架作为最后的安慰时，火刑堆已经浓烟冲天。被这些行动波及最惨重的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versos），他们被怀疑私下里继续坚持其“恶魔般”的信仰并诱使天主教徒皈依。还有许多常见的责难：犹太人可能玷污过圣体，甚至把一个天主教儿童钉上十字架。

西班牙的反犹主义很早就创造了一个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概念：“纯洁血统”（Limpiezadesangre）。如果一个天主教徒祖上有犹太人或穆斯林血统，那他就处于不利地位，所有皈依天主教的人也一样。神圣的洗礼仪式因此失去效力，但人们不以为意。因为这条法规，不洁之人不能进入大学、大教堂咨议会、骑士团、行会和城市议会，甚至王室助产士都要被核查是否有古老的天主教血统。1449年，托莱多颁布一项规约，由此血统核验第一次成为正式的城市法规。

西班牙帝国坚定地想要清除所有非天主教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他者”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对抗。这是另一个具有强烈纯洁观念的宗教文化，西班牙就像是在回应这一挑战。1462年，一本为“穆德哈尔”（Mudejaren）——天主教统治下的穆斯林——编写的手册问世，规定了所有违反道德的惩罚方式，有的非常野蛮：偷偷信仰异教者，死刑；渎神者、强奸犯和同性恋者，石刑；所有在斋月喝酒的人或未婚“通奸”的人，鞭刑。

除了14世纪后期的大屠杀之外，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长期以来一直与犹太人、传统天主教徒和穆斯林和平共处，这种局面是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的。只要有利，天主教的统治者们从不会因为与穆斯林强敌结盟而羞耻。天主教徒统治着穆斯林，穆斯林统治着天主教徒。犹太人也获得了基本权利。虽然不是平等关系，但大家相处融洽。在阿拉贡的塔拉索纳地区，穆斯林乐师在基督圣体圣血节上演奏音乐，而在饥荒中，他们还会一起举办祈祷仪式。也有从天主教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和一些像穆斯林一样行事的随性的天主教徒。但是，这种“共存”（cia）的时代即将结束。

伊莎贝拉和费尔南多不仅决心带领他们自己的王国走向正统信仰，而且要让整个半岛成为天主教区。他们厉兵秣马，打算进攻格拉纳达，安拉最后一座屹立不倒的城堡。苏丹优素福三世（YusufⅢ，1376—1417）曾用煽动性的话语号召他的信徒前往“胜利之城格拉纳达，安拉注视下的城市”，并为圣战做好准备。到目前为止，双方只有一些小打小闹的相互抢掠，主要是争夺牲畜或新收成，而不是生存或毁灭的问题。民谣开始传唱圣战中的英雄。在威胁的阴影下，格拉纳达酋长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宫廷发令、官员齐全，还有高效的税收制度。它的强大军事组织在《论骑兵装扮》或《论安达卢斯人民的才干》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表明当时已经出现普遍的义务兵役和进驻兵营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