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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天界革命（第1页）

32。天界革命

插图49：皮耶罗·迪·科西莫，《普罗米修斯》，15101520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普罗米修斯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WilhelmFriedrichHegel，1770—1831）对宗教改革的解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最权威的。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将宗教改革称为继文艺复兴之后“将一切美化的太阳，是中世纪末的曙光”，它确实标志着人文主义进程中的突破。在许多欧洲国家，世俗的空间在100多年里持续压缩，信仰问题和神学争执成为伟大对谈的中心，彼此间的迫害和战争有时几乎完全把对谈淹没。无论教皇还是皇帝的大一统都遭到宗教改革的反对，改革成为一种有助于形成民族意识的力量。然而，它呼吁用普通民众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解读《圣经》，这就产生一种趋势，在天主教的欧洲地区也引发热议：在意大利和法国，古典拉丁语或者母语到底哪个优先成为为学辩论中的热门话题。人们应该还记得，弗朗索瓦一世于1539年颁布法令，在司法机构中用法语取代拉丁语。

宗教改革没有创造出“现代人”，只有在与基督有关的论题中，主体性才有一点生存空间。改革让个人获得信仰自由，但把他们囚禁在上帝的话语中。与设想相反，它没有挣脱超验的束缚。假如把个人主义看作新时代的标志，那么人们甚至可以说，天主教传统和与之联系的特伦托宗教理事会的长老都比路德更“现代”，因为与这位改革者不同，前者还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些空间。路德对人的设想与库萨的尼古拉和鲁道夫·阿格里科拉的大胆构思相去甚远，后者二人把人看作事物和概念的创造性造物主。与路德不同，彼特拉克、马内蒂或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等都认为人是“第二位上帝”。列奥纳多对人的设想也有异于常人，他用来取代上帝的是作为发明者的自然，它创造了灵魂和身体，同时还有因果定律，“奇妙的必要性”。是谁颁布了这一定律，他没有下定论。

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学从来不只是乐观地庆祝平凡之人的诞生，文艺复兴主义创造的艺术人物想要知晓一切，几乎无所不能。乍一看，这似乎与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观点相矛盾，他笔下的上帝对第一个诞生的人类说：“我们没有给你固定的住所，亚当……也没有给你自己的外表或者某个特殊天赋，这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所愿、根据自己决定、依照自己想法给你自己住所、外表和天赋，并且能够拥有它们。其他生物的天性都是限定好的，它们只能在我们规定的法律范围内完善自己。你的天性——摆脱一切限制、根据你的判断、通过我给你的双手——由你自行决定。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心，你从这里能够更方便地环顾四周，看看世上都有什么。我们既没有把你创造成天神，你也不是世间物，既不是凡胎也不是仙人，这样你就是自己尊贵又自由的创造者和雕塑家，你将按你喜好塑造自我。你可以退化成较低级的、动物性的生物；但你也能够重生为更高尚的、神圣的生物，由你的灵魂自行决定。”这听起来确实像新时代主体主义的征兆。如果人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最高目标好像并不是掌控世界，而是灵魂与上帝的交融合一。比照天神而创造出的人类在尘世就要开始努力，成为一个天使。在道德教导的帮助下，他要约束自己的**，用辩证法驱散理智的黑暗，“这样我们马上就能清除灵魂中一切无知和恶习的污垢”。最后，我们将“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恰恰成为创造我们的人”。伴随着死亡之吻，即“binsica”，人在脱离躯体后会经历第二次死亡，让自己消散在上帝的美妙中。这一切都与此岸的尘世生活毫不相干。尽管皮科的讲话援引了希腊典籍且召集了一支由众神和学者组成的军队，但它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人文主义宣言。

当路德开始改革时，人可以想要什么和知道什么的问题也触动了皮耶特罗·蓬波纳齐（PietroPomponazzi，1462—1525）。在1516年的一篇论文中，反对一年前拉特兰宗教会议见解的他捍卫自己的论点，认为灵魂的不朽无法合理地证明。不朽的说法只是凭空捏造，为的是让人们良善且顺从，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秩序。上帝不能对自然直接发挥影响，他需要很多行星作为介质；看起来是奇迹的事件其实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蓬波纳齐曾将哲学家比作现代人的原型，即普罗米修斯，并用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自比。“这就是催促我、吓唬我、让我失眠的东西。它是对普罗米修斯寓言的真正解释，他力求从朱庇特那里偷偷地盗取火种，因此被朱庇特放逐到高加索山脉。”在蓬波纳齐笔下，普罗米修斯就是哲学家的写照，因为哲学家也想参透天神的秘密，所以被担忧和思虑啃噬。哲学家“不口渴，不饥饿，不睡觉，不排泄，不咽唾沫；他被所有人嘲笑，虽然他被当成渎神的蠢货，但是宗教审判者仍要迫害他。他为普通民众制造了一个轰动事件。这就是哲学家的财富，这是他们的功绩”。蓬波纳齐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怀疑论者，他后来的其他文章也可以印证，他明白自己眼中的科学不可以再被看作臆测。“在哲学中必须有一个异端者，他渴望找到真相。”他曾这样说。面对死亡他表现出斯多葛式的淡泊平静，而绝没有流露出坚定的基督教信仰。“我愉快地继续前行”，据称他这样安慰身边的亲友。“你要去哪儿，大师？”有人问道。“所有的凡人都会去哪里？”蓬波纳齐这样回答，“我要去所有的人都去过的地方。”他试着用最后一句话让人们更理解他：“放我走吧，我要去了。”他的学说在生前遭到激烈的抨击，但它在哲学和神学真理之间划出了界限，这一学说影响了各宗派内持不同意见者和拥有自由精神的人。本博曾经保护他免受宗教裁判所的侵害。“小彼得”——这是人们对矮个子的蓬波纳齐的称呼——总是老练地强调，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因而人们必须在所有方面都遵守由圣灵引导的教会制定的规约。

我们现在进入了浮士德的时代，这个“奇妙的招魂术士”首次亮相是在1507年约翰尼斯·特里特米乌斯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有一位名叫乔治·萨伯里库斯的学者逗留在格尔恩豪森，他称自己为小浮士德。事实上，这位浮士德似乎代表着“另一种文艺复兴”：他是魔法、占星术和炼金术的大师，掌握了死灵招魂法术。根据特里特米乌斯的报告，他表现得比所有学者更像学者。他声称自己能够背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是炼金术最完美的术士，他甚至可以超越基督的奇迹。尽管他大肆吹嘘，但各种消息来源显示，他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一会儿被放逐到某个城市，一会儿因为绘制星座图得到几个古尔盾的报酬。他为容易受骗的僧侣们驱逐死灵，把它赶出修道院。他可能在一次炼金术实验的爆炸中死于非命。尽管如此，很多人怀疑是撒旦亲自终结了他的仆人的性命。但真正的浮士德博士为了知识居然会与魔鬼缔结契约，不是一个“纯正德国人”。他是一个骗子，可能通过杂耍把戏维持可怜的生计。他活着的时候只被当作骗子，而没有被当作巫师遭受迫害，这是他的大幸。

像蓬波纳齐还有皮科或罗伊希林这样的思想家和浮士德这样模糊可疑的形象之间的界限有多狭窄，浮士德博士历史登场的主要见证人、我们精力充沛的改革派修士特里特米乌斯会用他生命中的一个篇章为我们解答。这位修道院院长因为对速记和秘密作品充满热情——人们认为特里特米乌斯发现了一篇用蒂罗（Tiro）[31]发明的符号写下的手稿，这是一篇古老的速记稿——他差点因为喜好巫术被送上法庭，因为这些速记符号被当作魔鬼的魔法。他的《隐写术》记载了主导世界的思想大师，可惜被收录进天主教会的《禁书索引》里。同时，特里特米乌斯也出版了一本反对“女巫泥沼”的书，这本书名为《巫术的敌人》（Antipalusmalefi）。他的学生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voesheim，1486—1535）一直保留这本书，而其本人创作了《论神秘哲学》，为饥渴的市场奉上了一本白魔法的标准论著。他谨慎地与一切巫术保持距离，而掌握白魔法的大师则拥有无限可能。阿格里帕的宇宙与菲奇诺一样，充满了天使和恶魔，他还添加了一些阿拉伯和犹太配方。他也知道如何在曼德拉草的催发下造出一个霍尔蒙克斯（Homunculus）[32]，即泥人（Golem）[33]的表亲。这个想法让歌德受到启发，灵感的来源还有阿格里帕的黑狗：这就是那只卷毛狗的内核，浮士德和瓦格纳在复活节散步时，它就在旁边跑来跑去，而浮士德的真正内核就是阿格里帕。不过，阿格里帕在一部晚期著作中认为所有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只有研读《圣经》和对基督的信仰才能把人们引向真理。

佛罗伦萨人皮耶罗·迪·科西莫把普罗米修斯作为画作的主题（插图49），而蓬波纳齐把普罗米修斯看作刻苦钻研的哲学家的写照，这样一人分饰二角绝对不是巧合。蓬波纳齐心中想的是薄伽丘的解读，它赋予普罗米修斯双重身份：一个是代表自然和神圣的造物主，另一个是给人类送来精神火种的学者。薄伽丘认为，这位英雄并没有被束缚在一座山上，而是在高加索地区漫游，以参悟大自然的秘密。而神话里那只在普罗米修斯动弹不得时啄食他肝脏的鹰，不过象征着崇高的思想在折磨这位智者的内心。

普罗米修斯与奥德修斯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英雄，但无论如何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创造了人，是他们的光明使者；同时，这个“路西法”也是忤逆神的反叛者。他带来的火焰让人们温暖、给人们启发，但它也有毁灭性的力量，因为知识可能是危险的。“伟大的”洛伦佐二世曾经抱怨说，普罗米修斯对世界的好奇心毁掉了幸福的黄金时代。作为权力大师，他意识到“太多的知识会导致动**”。几十年后，医学的伟大创新者之一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回应他说：“平静比动**要好，但动**比平静更有用。”

范式转换

追求科学、醉心研究、发现新事物——这项工作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相当程度的努力才能搜集一个一个的知识碎片，解决一个一个开放的问题。然而，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S。库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一本引发激烈争论的书中提到的“范式”，即被科学界接受的根本假设、方法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一时期并未发生改变。不过，也会出现确定的事实无法被分类的情况。此时，人们通常会尝试以某种方式把异常之物与旧系统协调一致，从而“拯救现象”。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会逐渐累积。精神大厦之间的桥梁崩塌，人们也无法达成共识。面对充斥的矛盾，只有暴力才有效，毁灭者袭击的时刻来临。旧范式变得无可救药，只有全新的范式能发挥作用。旧范式的捍卫者将被推挤到边缘，尽管可能需要很长时间，还会伴随着愤怒的冲突。“范式转换”最终完成，它们曾经屹立一千年不倒，转眼却成为无用之物。事实都被归入新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又反过来解释事实的含义。

哥伦布坚持他最初的假设，觉得自己到过亚洲，这就可以向人们展示没有办法达成共识的困境。他的远征给热那亚人送上了颠覆性的真实见解，尽管如此，他脑海中一成不变的仍然是对世界的旧观点。如果古代关于海洋延伸范围的知识是正确的，那他们应该是到达了印度。与哥伦布不同，维斯普西意识到将西方“群岛”视为一个大陆的重要性。“我们发现了许多国家和几乎数不胜数的岛屿（通常有人居住），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提及这些地方，”他报告行程时如是说，“我可以得出结论，古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新时期早期最著名的范式转换是“哥白尼转向”，这一概念将在以下几页中详述。日心说世界观的出现属于社会学范畴，当时不仅有对社会学相互关联的追问，还有许多类似问题，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新艺术是如何产生的，哲学领域和技术创新的新想法是怎样起源的，以及古登堡的发明，甚至人类创造力的谜题。它们都在探究，新事物是如何产生的。

知识史的呼吸漫长而悠远。例如，格列高尔·赖什虽然也注意到有一些国家是托勒密无从得知的，但他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在《珠玑智慧》一书中，他坚定不移地接受古代和中世纪、阿拉伯和欧洲权威认定的世界图景，甚至在1583年的第二版中也不动摇。赖什援引“神圣的奥古斯丁”的观点，否认地球上存在着在相对两点居住的对跎者。在希罗多德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他相信非洲有一些怪异民族：无头人，他们的脸长在胸部（附图14），或者吃蛇的“穴居人”，他们不会言语，只会发出咝咝声。对他而言，地球当然位于宇宙的中心。地狱应该在地球的夹缝中燃烧，地球之上的苍穹中是天堂。这些权威组成的军队反对任何触及传统的人，他们还会续写这样的作品。

在赖什和维斯普西勇敢地打破托勒密地理学几年之后，可能位于拉丁欧洲控制范围的东部边缘地带出现了一位更加伟大的人物：尼古拉·哥白尼。1509—1514年，他写下一本《短论》，对天文问题做出短小的评论。其论点是：所有的行星运动都发生在太阳周围，太阳处于这些运动的中间，而非地球。满天星斗和太阳看似在运动，其实源于地球的运动。地球本身每天围绕其不变的极点转动，包括地球外界的水和周边的空气。固定的星空和最外面的天空是静止的。这些说法似乎与所有的经验相矛盾：人们双腿牢牢站立着的地球，其实是一颗处于高速双重运动中的活动行星？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的东升西落的太阳，竟然是静止的中心点？

永恒之乐：古老的天空

格列高尔·赖什和当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同意建立对宇宙的新设想，这些想法都要追溯到我们经常提及的希腊人克劳狄乌斯·托勒密。他的宇宙哲学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科学范式之一，他的《天文学大成》对地球周围的太阳、月亮和行星的——看上去的——轨道提供了精确的数学描述。这本著作的书名指明了道路和弯路，在中世纪的欧洲摸索前行。这个书名在希腊语中叫“mathematike”，也叫“megistesyntaxis”，大致意思是“数学”或“最伟大的汇编”，阿拉伯人翻译成《至大》（al-madschisti），拉丁语又弄巧成拙把“al-”直接借用，译成“Almagestum”。自从克雷莫纳的杰拉德翻译此书，后来便有很多对这本书的摘录和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利伍德的约翰（JohnofHolywood）于1230年前后在巴黎撰写的《天体论》。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都以为地球是天界中心的一个小点，太阳、月亮和行星都被固定在天界里，当时的马克罗比乌斯和波爱修斯都持这种观点。在固定的星空里，它们不停地沿着自己的圆形轨道运行，由此发出天体之声，根据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这是永恒的音乐。与他们之前的思想家一样，当时的宇宙哲学家都相信，宇宙肯定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师根据完美无瑕的条件构建的作品。人类世界必须在中心位置，这样才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圆满原则：每一种物质都有与生俱来的目标，它的能量催促它成形并实现目标。这种能量让树木生长，让叶子落下，让一切都回归自己本源之地。沉重的地球“想”下落到中心，而轻飘飘的东西——空气和火——要向上飞升。月球之上的自然法则与月球之下的不同。根据古代物理学家及其后继者的说法，天上的东西包括恒星和行星，都由五种元素组成，即神秘的“精华”（quiia）。精华既不重也不轻，既不稀薄也不致密，让人无从描述。但人们相信，天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纯洁和不朽的。混乱和变化，短暂和死亡，还有尘世中时而快乐、经常令人沮丧的混乱局面，都只在月轮以下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天界革命”历史中有一条重要法则，即地球上所有的运动都是沿着直线进行，朝向中心；而在天空中，根据自然哲学家的观点，圆周运动占了上风——这与星球的完美球形相吻合，人们相信它们都是球形。

究竟是什么力量移动了天体，让太阳、月球和行星运动，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争论不休。有一种观点非常奇特，比如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就提到，天体也有灵魂和智力，所以能够在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这种观点慢慢消失了，透露出一丝当时的祛魅趋势。取代这种想法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primummobile），布里丹就认同这一观点。人类思想总在找寻开端。中国人认为开端是一个“原始原则”，现代宇宙哲学认为是“大爆炸”。一些人认为，天空中的持续运动是天使在推动。由于这些有翅膀的生物几乎完全是由空气组成的，他们完成这项工作只是通过意念。直到17世纪，人们还在讨论，他们是否会疲倦，究竟是否需要能量来保持天体运转。大约在1650年，一位耶稣会神学家计算出参与这种工作的天使的数量，应该有1000多个。

天文学家认为恒星固定在行星上方的空间里。一些行星的上方还有一片“水之天空”，它的存在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一致，但这是从《创世记》演化而来的。“第一推动者”的彼岸是上帝的住所和国度，即“火之天空”（Empyreum）：一片无法丈量的广阔地区，处处是纯洁之光。如神秘主义者海因里希·苏索所称，灵魂在这里把从前所有暂时性的俗世生活抛诸脑后，让自己融入三位一体。在尘世中恣意放松的时刻，即便是加尔文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也能够和路德进行轻松的交谈，或者与墨兰顿一起庆祝节日。当然，上帝的天堂到底是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路德和一些天主教学者都持怀疑态度。

根据托勒密的世界模型，有八个或九个球体围绕地球，但人们并未轻易信服。人们面临一个困难：这个系统越是清晰且美观，就越不符合人们在天上看到的场景。如果太阳在地球周围均匀地转动，为什么一天的时间长短不一？为什么行星的亮度会发生变化？而且，假设天上确实有环形运行轨道，那些离地球很远的“上面”的天体——土星、木星和火星——在继续运行之前，在天空中好像是静止的，看起来就像是在后退，这又如何解释呢？实际上，背后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球的运行，地球在太阳周围较近的轨道上运行，超越了外侧的行星，而金星和水星从地球旁边掠过，但这一现象超出当时人们的想象力，他们也无法想象地轴向黄道的倾斜，这是四季交替的原因。

如果要保留圆周运动和均衡性的教条学说，需要许多辅助假设的观测数据，只有这样才能“拯救这些现象”。佩尔格的阿波罗尼乌斯、尼西亚的希帕科斯和后来的托勒密为了解释一天的不同时长，都将地球从太阳轨道的中心移开了一些。虽然这与亚里士多德设想的完全中心式的天体排列相矛盾，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太阳可以保持其圆形轨迹。另外，人们猜想有“均轮和本轮”[34]的存在。根据这一理论，行星不仅在“均轮”轨道上围绕地球运行，而且总是围绕它们的“本轮轨道”不停转动。夜空中可见的行星轨道似乎在向后偏移，看上去还会滑行，这些都可以借助这种假设得到解释，因为有重叠的圆周运动。流传下来的法则获救了！为了解释星体似乎存在的节奏变化，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均速点”，这是一个用数学构建的点，从这里开始，均轮和本轮中心的轨道速度是完全均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