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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时代（第1页）

冰封时代

35。欧洲图景一：西欧——教派、战争、未来之国

气候变化、饥荒、女巫恐慌

随着16世纪向前推进，不仅是欧洲，整个世界都渐渐变冷。大约从1540年起，平均气温一开始逐渐下降，然后从大约1560年开始急速降温。泰晤士河和博登湖等大型水域都冻结了。1573年，人们经历了该世纪最冷的冬季，也是近500年来最寒冷的冬季之一。1587年在编年史中被记录为“无夏之年”[37]。冰川蔓延到山谷，谷物在雨中腐坏，冰雹从黄云中倾盆而下。洪水泛滥，狼群在冰冻的城市和村庄中肆虐。欧洲艺术史上出现了第一批大画幅的冬季场景，展现了当时的气候剧变，如老彼得·勃鲁盖尔在1565年创作的《雪中猎人》（插图52）。与此同时，占星术的书籍数量激增。人们害怕未来，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医生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e，1503—1566），即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用他著名的神秘预言吸引到大批信众。

这一系列的天气灾害都发生在地球气候长期降温的极寒时期，即“小冰河时代”，大约始于1300年，一直持续到1850年。直到18世纪，天空才略为变亮。这次大降温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今天，人们推测这是由于太阳活动的减少以及剧烈的火山喷发造成的。温暖的日子和美好的夏天虽然仍然存在，但问题是，持续两三年的糟糕天气可能导致歉收和减产。城市的粮仓里通常只储存九个月的粮食。如果粮食匮乏持续的时间更长，面包——不提价的话——就只能做得更小更薄。波罗的海国家对农庄经济的抑制使谷物的产量得到了提高，可以往南出口谷物，但这还不足以弥补供应缺口。柴火也变得稀缺。

小冰河时代产生了极其剧烈的影响，因为欧洲的人口一直在增长，几乎达到了可能的极限。马尔萨斯的理论在此时得到了验证。饥荒又随之而来，且这一次比以往波及范围更广、更具威胁性。饥荒让人均寿命急剧缩减，比流行病和战争的影响还要大。一些人简直成了行走的骷髅。据一名目击者观察，食物短缺使皮肤呈深灰色，有时几乎是黑色，幻觉会在人们面前伸手召唤，死亡则在人们背后等待偷袭。死亡的另一个帮凶是通货膨胀，除了美洲贵金属的泛滥，人口增长也是推波助澜的力量之一。而实际工资远远落后于物价增长。在16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人口曲线再次下垂，而手工行业根本无法对需求下降立刻做出反应。特别是在产能出了名不稳定的纺织部门，生产大大超过了需求。结果就是，从事布料和服装制造的大量织布工和其他工匠陷入贫困。

国家对资金的渴望加剧了社会紧张局势。国家要求征税，而且首先对那些几乎连饭都吃不上的人下手，通货膨胀对这些贫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们原本为后面更糟糕的日子所储备的一点积蓄，现在也被搜刮一空。国家扩张、战争和气候形成了一个险恶的同盟。16世纪下半叶开始，国家崩溃、革命和叛乱变得越来越频繁，都跟这个同盟脱不了干系，一开始发生在半个欧洲，后来扩散到全球，从墨西哥到日本，从菲律宾和印度到巴西。大多数时候，这些动**并不是为了彻底改变体系，而只是对抗饥饿和物资匮乏，也许是想恢复旧日的、更好的生活。

当时的人并不能理解这些苦难的复杂背景。但法国法学家让·博丹（JeanBodin，15291530—1596）已经意识到，新世界带来的泛滥的银子对货币贬值的神秘现象有重要影响。与他同时代的英国商人托马斯·格雷欣爵士同时也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创始人，他制定出一项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则：如果硬币的价值远远高出用来制作硬币的贵金属的含量，那么这些劣币会把实际价值更高的货币（即良币）驱逐出市场。良币会逃离该国或被藏在贵金属储备中。但认可这种理性解释的人在当时寥寥可数，相反，大多数人怀疑气候剧变及其后果的最终原因是上帝的惩罚。

当时的人总是认为贫困的首要原因就是穷人自己，肯定是他们所谓的懒惰、懒散引发了上帝的愤怒。16世纪末的传教士在布道时说，假如上帝是“工人行会”的一名成员，那么他的对手撒旦代表的就是闲人行会；照顾这群闲散之人的是他们自己的恶魔助手，即“懒惰魔鬼”。很多宗教宣传册也提到对抗懒惰的斗争。工作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原罪造成的令人讨厌的后果，现在却成为一种公民美德。在这次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危机中，逐渐形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催人勤奋的运动”〔保罗·明希（PaulMünch）语〕，在当时市民社会日趋成形的过程中，一直盘桓着这种伴奏。

人们对待小冰河时代的态度既有理性也有妄想。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天气观测的系统记录不断积累，所以人们也开始尝试预测天气。有一种观点普遍流行，认为破坏性天气是由巫婆引起的。随着气温的降低，对黑魔法的信仰逐渐升级到疯狂的程度。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天降冰雹伤害人就是巫师们所做的恶事之一，即使是最近再版的《女巫之槌》一书也提到了这一犯罪行为。此外，人们试图像以前那样，用邪恶女人和危险的魔法师的魔力来解释所有的灾祸，比如瘟疫、牲畜死亡、婴儿早夭或**。迫害风潮早就出现过，而此时爆发的大恐慌，与小冰河时代的气候震**几乎出现在同一时间：二者的高峰时间都是1560—1630年。

拉丁欧洲在神学家、法学家和施刑者的帮助下创造恶魔，让社会从内疚感中解脱出来。像犹太人一样，这些假想出来的罪大恶极的女性罪犯和她们的男性同行都是替罪羊。为了让那些迫害和杀害他们的人内心不再恐惧，这些不幸之人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们帮助解释不幸，并且他们总是为各种行为提供契机，即使没有太多事情要做——无论是为了抵御寒冷，还是洪水、疾病或死亡。为了让民众信服，说法都是精心组织的，比如天父准备了可怕的惩罚，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都知道类似的奖惩体系。事实上，巫师和女巫都来自人类心灵的最深处，他们在世界的任一尽头，以及在任何时间都可能出现。在美国的纳瓦霍人、东非的切瓦人、澳洲原住民和阿兹特克人，或者被称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特罗布里恩群岛居民中都可以找到他们。拉丁欧洲的猎巫运动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它们是由拥有或多或少较为发达的法律体系、“专业文献”（例如《女巫之槌》）和监察部门的国家主导实施的。

告发和检举通常直接来自这些被害人的社交圈子，最终造成数百人伤亡。就那些欠发达的小国家及小村庄而言，其迫害行为特别暴力。这些地方经常忽视正规的程序规则，他们的审判过程往往非常短暂。另外，一些政权利用猎巫行动来验证监管权力的效率。

没有哪里的猎巫受害者能比欧洲更多。保守估计，有5万～6万人被处决。当然，也有一些批判性的论述认为对女巫的恐惧完全是空洞的妄想，甚至质疑魔鬼的真实性，比如约翰·维耶尔（JohannWeyer）1564年发表的《论恶魔幻象》、托马斯·纳舍（ThomasNashe）1594年出版的《夜之恐慌》，或贝尼托·佩雷拉（BenitoPereira）的《反对欺骗与迷信的艺术》。但也有例外，比如1631年印制的著名的《法律思考》，作者是耶稣会神父弗里德里希·冯·施佩（FriedriSpee）。几乎每个人都相信好魔法和坏魔法的效果，不管是菲奇诺和让·博丹这样的知识分子，抑或是一个熟知草药的农妇，她喃喃自语念着咒，想让一个身患痛风的男人不再被痛苦折磨。

与犹太人等真正的少数民族不同，女巫的数量可以任意猜测。事实上，为了解释16世纪下半叶席卷人类世界的各种灾难，相关恶人的数量要比亚洲人口还多。1589年，一位奥格斯堡编年史家计算出参加女巫安息日聚会的人数为29，400。同时，一部神学专著称，现有魔鬼的精确数量为2，665，866，746，664。此外，当时的人在脑海中也想象出了狼人的邪恶形象——在奥斯曼帝国的边境——还有吸食血液和蜂蜜或吃谷物的吸血鬼，他们都要对匮乏和困厄负责。伟大的“教育家”上帝怒气冲天，降下惩罚和训诫。

执政者认为自己有义务清洗一切巫术和恶魔的污垢，净化国家和社会。后宗教改革时代的宗教亢奋激发了民众对道德教化的热情。人们关闭妓院，反对**、赌博和饕餮狂饮，并向魔鬼本人及其差役和喽啰开战。火刑场堆起柴垛，净化必须彻底地进行：女巫、巫师和异教徒一样被送上火刑架，仿佛他们是城市、国家和教会的神圣躯体上的溃疡（插图35）。刽子手会先扼杀这些犯人，这样在火舌舔上来之前，至少能减少他们的煎熬，或者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一袋面粉，让他们早点断气。这场女巫之火可能最终是被一个古老的想法点燃的：向复仇的上帝献上牺牲品，应该能让他消气。上帝摧毁生命是为了带来生命，并重新设定宇宙秩序。

在小冰河时代，教会垄断了魔法，这种坚定的垄断可能是因为，仅仅是宽容异端和巫术就已经冒犯了上帝的尊严。上帝希望被“正确”地崇拜。宽容那些违反规则的人可能激起上帝的愤怒，使寒冷、饥饿和疾病遍布尘世。在不太困难的时期，那些可以被接受的东西，比如白魔法，越来越成为迫害者关注的焦点。它关乎的一直是治愈灵魂。上帝的战士、巡访者和审讯者，甚至是最普通的牧师，都致力于使这个世界变得纯洁，从而被上帝喜爱。

从奥格斯堡到特伦托

文艺复兴时期，没有哪个人可以平和地安享宁静的生活。即使在正常时期，每个年龄段都会受到死亡的威胁。一个小的感染就能使得一切结束。就算考虑到婴儿的高死亡率，当时的平均寿命也就在18～21岁之间。因此，人们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另一个世界。最后还要考虑到关乎永恒的问题，毕竟，1000年的地球岁月只不过是一息之间。与女巫和异教徒斗争的原因和坚定信仰的原因相同，都是为了捍卫“纯粹的教义”。各类宗教派系都在强化自我，不再相信有妥协的可能，行事方式变得更加激进。

西班牙医生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Servet）对三位一体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他不皈依任何派系，因而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激进所在。他参考《圣经》经文和阿拉伯语资料，认为历史上的基督只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他遭到路德宗和天主教徒的迫害，在日内瓦逗留期间被认出并被捕。加尔文多番奔走，确保他于1557年10月27日在日内瓦城门外被处决。塞尔维特被活活烧死，上帝的荣耀得到确立，就连平日里很平和的墨兰顿也拍手称快。只有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Castellio）——他曾是加尔文的弟子，现在是加尔文的反对者——一针见血地说：“杀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一条教义，这意味着杀死了一个人。”在一个更黑暗的时期，1936年，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他是反对暴力捍卫良心的英雄。然而，加尔文继续进行他的火焰布道：反对一切偏离正确路线的人，反对反三位一体论者，反对再洗礼派，反对灵性论者，反对犹太人，反对不坚决的温和派还有那些热爱俗世的人文主义者。1564年他去世后，勃艮第的泰奥多尔·德·贝扎（ThéodoredeBèze，1519—1605），一位神学家和杰出的希腊学家，成为他的继任者。

加尔文主义被证明是宗教改革最强大的传承。这个来自皮卡第的人的教义比路德学说传播得更加深远。它在一些德意志国家赢得支持，并进入尼德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并在每个国家都建立了独立的教会组织。法国受迫害的新教徒用加尔文修订的《高卢信纲》武装自己。瓦勒度派信徒也决心追随日内瓦。而另外，西班牙仍然对加尔文主义保持免疫。这里只有两部加尔文著作得到译介，法国的译本已经有200多个。尽管做过一些努力，加尔文主义者和路德宗之间的敌意并不比他们两派对天主教徒的敌意少。争议的原因仍然是关于圣餐性质的不同意见。

内部纷争不断的德国人在1555年举行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谈判并达成宗教和平的决议。这项和平决议表明帝国从法律上承认路德宗，也就自然排除了其他教派，而这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每一块领土的宗教信仰则由其王侯决定。“教随国定”“谁统治，就随他的信仰”，这类说法在后来频繁出现。如果有哪些臣民因为良心不肯皈依“国家教派”，那么他们仍享有些许人权，可以移居国外。对于一些帝国城市而言，和平为天主教徒和路德信众的共存开辟了道路。但国王斐迪南一世无视皇帝查理五世，单方面发布了“教产保留”（GeistlicheVorbehalt）宣言，为冲突埋下种子。斐迪南要求，假如一个王侯决定改变宗教信仰，他必须放弃自己的世俗权力并放弃教会财产的所有收入，然后选举一位天主教徒取代他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国王的一项声明（即《斐迪南宣言》）保护了新教徒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城市和骑士团体精神领地中已经推行很久了。就财产而言，1552年达成的《帕绍条约》中的条件设定了标准。

教皇保罗四世是一个符合精神病症状的狂热分子，他拒绝认可这项和平协定。他威胁要将皇帝逐出教会，甚至在法国进攻西班牙的战争中冒险与法王亨利二世站到一边。这不是一个好主意。阿尔瓦公爵的部队占领了教皇国，保罗不得不爬上十字架。而帝国重新迎来和平。1555年这一易碎的“玻璃和平”到1618年都未被打破，并且它具有前瞻性的意义，因为它把政治考虑放在优于宗教顾虑的位置。双方都用它折磨自己。国王斐迪南曾经说过，他心中天主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与新教徒的良知和荣誉感一样多，他不想让这两者在他心中交战。尽管如此，他还是签署了协定。但查理五世并没有在和约上落笔。和约签订后，皇帝立即退位，他将西班牙的土地和王冠转交给他的儿子腓力，帝国则由斐迪南继承。

这位退位的统治者在西班牙荒芜的西南部一个名为“圣哲罗姆·德·尤斯特”的耶柔米派修道院中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三年时光。他没有被困在牢房里，而是住在一座为他建造的文艺复兴风格的豪宅中，60名宫廷仆从在其周围，为他供应精美的食物。他临终前的最后一眼望向提香的《荣耀》，画中查理本人身着忏悔者的白色长袍，也可能是荣升极乐的礼服，被他的家人和天堂合唱团围在身边（附图23）。这个强大而又无力的男人向三位一体高举恳切的双手，皇冠被他放在身边。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艺术作品能够像这幅画一样，向观众展示16世纪的人内心的最深处。查理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为他展现出未来生活的愿景。1558年9月23日当他离世时，他肯定坚信自己已经在上帝身边获得了一席之地。

作为查理的接班人，新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Ⅱ，1556—1598年在位）刚一即位，就仿佛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两次迎击——1557年在法国北部的圣昆廷和1558年同样在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法国人都大获全胜。这让宿敌也不得不做好和谈的准备。此外，英格兰似乎也可以融入西班牙的帝国体系。腓力于1554年与亨利八世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的女儿玛丽·都铎完婚，玛丽比他年长11岁。这位未来女王接受了伊拉斯谟的教导，但并未阻止她在宗教改革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好战的天主教徒。1553年，在她同父异母的兄弟爱德华去世后，她成为继任者，并粗暴地背离了前几年对新教的友好政策。英格兰应该再次成为天主教国家，教皇应该再次成为教会领袖。中世纪的异端法再次生效，近300名新教徒被送上了处决台。其中包括大主教克兰麦，他曾经让玛丽女王的父母离婚，使她成为一个私生女。与“血腥玛丽”的联姻让哈布斯堡家族有望成为英格兰王室的继承人，但女王一直没有子嗣。她与查理五世同年去世。玛丽的继任者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亨利和安妮·博林的女儿。她拒绝了腓力的求婚，她已经有一个有合法婚约的伴侣，她说这个伴侣是英格兰。新教徒臣民终于从噩梦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在塞维利亚，有50多名路德的信徒被扔进火焰。

玛丽还没被葬入威斯敏斯特的坟墓，腓力就向法王亨利二世寻求补偿，但两位国王的金库都空空如也。1559年，他们在卡托-康布雷齐签署和平条约，紧接着法国破产，和谈也结束了意大利和法国东北部已经略显疲态的战争。它标志着英格兰放弃加来，这是安茹帝国的最后残留。这样，英国历史上一个血腥的篇章，中间包括百年战争，终于告一段落。英格兰赢得了宝贵的几十年用来扩大其船队，开辟新的航线和市场。领土整合的间接后果是，英国和西班牙各有目的的联盟结束，这本来是为共同反对法国而成立的。

在法国，权力斗争现在也与宗教分歧纠缠在一起。在亨利二世去世后——1559年，他在一次为庆祝《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的骑士比武中受伤不治——法国的君主制陷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亨利的儿子弗朗索瓦二世与玛丽·斯图亚特（MariaStuart，1542—1587）成婚，因而加冕为苏格兰国王，他于1560年去世，甚至没有活到17岁。在他之后登上王位的是10岁的查理九世（KarlⅨ），亨利的遗孀凯瑟琳·德·美第奇成为摄政王。她要安抚相互争斗的政党：一边是以吉斯家族的弗朗索瓦和查理兄弟为首的复杂家庭网络，兄弟俩一个是公爵，一个是洛林的枢机主教；另一边是新教的高等贵族，波旁、孔代和沙蒂隆等几大家族。他们都想保留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但同时都觊觎法国王冠。即将到来的灾难已经投下巨大的阴影：1560年初，新教贵族的阴谋，即“昂布瓦兹骚乱”被镇压，涉及此事的1000多人都被绞死。

摄政王凯瑟琳暂时保持了均衡。同年，她力保米歇尔·德·洛皮塔尔（MicheldeL'Hospital，1503—1573）被任命为掌玺大臣，后者是一位法学家，同时也是深受伊拉斯谟影响的人文主义者。在强硬派人士眼里，他和其他的宽容派都是马基雅维利派。他们被称为“政治家”（politiques），这不是一个友好的称谓。然而当时的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dey，1519—1572）是胡格诺教徒的发言人，他很乐意妥协，大清洗暂时被推迟。

在这片“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的土地上发生的许多大事，让欧洲的天主教徒团结起来。在艰难的谈判之后，主要大国摒弃它们的政治分歧，同意恢复暂停的宗教会议。1562年1月，会议又一次在特伦托举行，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没有新教徒到场，但有200多名枢机主教、主教、兄弟会领袖和修道院院长现身。意大利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不再想为新教徒牵线搭桥，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相反，罗马想明确界限，巩固自己的学说，最后可能也进行改革。1563年12月4日，特伦托大教堂通过了会议决议，理事会的长老也回顾了过去18年的艰辛。

天主教会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在《特伦托信条》[38]和罗马教理问答手册中几乎没有显示，问答手册与路德纲领成相反的一对。天主教紧紧围绕着七圣礼，并宣称基督真实地存在于圣体中。教会长老和宗教会议旧时决议的教义被赋予有效性，这与路德学说的原则相矛盾。现在天主教会以《特伦托信条》为教令替自己辩护，反对路德的恩典学说。首先确立的是，信徒需要上帝的恩典。然而与路德不同的是，信徒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恩典增多，只要那些行为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导下并且总是伴随着恩典，如果有罪，那么恩典又会消失。这篇论文是一部神学杰作。关于神的全能、恩典和人类意愿相互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仍然辩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