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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文艺复兴之秋（第3页）

帕拉塞尔苏斯或费尔内尔的医学理论既有传统又有创新。在他们和同时代的人眼里，人体绝不仅仅是骨骼、血肉和肌肉组成的机械，而是与宇宙相连。他们推测在身体内有生命精神，这种观点与中国学者的生命哲学模型类似，中国医者试图用针灸、推拿和艾灼法促进体内气的循环。和他们一样，大多数欧洲人相信巫术、天文和探地术或“风水”。甚至地球上的不朽理念，欧洲人也不陌生。然而，与中国人不同，一些欧洲顶尖思想家推动了双重范式转换。通过借鉴希腊罗马哲学，他们破坏宗教模式；通过摧毁古代体系，他们为现代科学打开局面。

欧洲学者在古代纪念碑前没有因为惊讶就畏首畏尾，而是敢于摧毁它们，这是科学史上最令人惊讶的事件之一。然而，他们在决裂中需要的技术也同样来源于希腊，在苏格拉底的对话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一起承袭下来。新时期怀疑论的一位奠基人赫伯特·冯·切尔伯里（HerbertvonCherbury，1583—1648）甚至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寻找答案，他想知道如何感知真理。亚里士多德本人不就拒绝对权威的敬畏吗？他这句评论常被引用，“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中世纪堆积起来的等级制度现在面临崩溃，自然的力量也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束缚。一种重要的认识开始出现：真理从未掌握在人类手中，重新找到真理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未来目标，可能无法实现。现在人们数千次演练如何明确描述事物，解剖躯体并收集物品，逐渐剥去了真理身上未知的魔力。

旧体系也遭到全方位的攻击。在植物学领域，早在15世纪人们就开始怀疑普林尼是否正确翻译了希腊植物名称。就草药而言，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人们着手观察比较，把经验和实验当作依据，并走进大自然。“普林尼或翻译帕拉塞尔苏斯的西奥多·加沙真有那么权威吗，难道我们宁可相信他们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医生尼科洛·莱奥尼切诺（Niio，1428—1524）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是当时最重要的植物学家。阿维森纳是一个残忍的“暴君”，追随他的人完全信任这位领导者，并断言自己获得了从经验中无法获得的知识。解剖学家雷尔多·科伦坡（Realdobo，约1516—1559）简明地说，“古人和现代人”都是他反驳的对象。即使亚里士多德——整个欧洲理性的最伟大导师——也遭到攻击。人们批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不甚明确，表述令人费解，把自己像墨鱼一样隐藏在自己的笔墨中。彼得吕斯·拉米斯甚至攻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坚固核心——他的逻辑学。

古代知识和古代艺术堆积而成的钻石山已经崩塌，现在人们可以看得更远。人们用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反抗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统治，在政治上反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在宗教上反对教皇，古代权威和他们在中世纪的继承人也面临挑战。与神学的联盟让这个摇摇欲坠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帝国尚未倾覆。新思想并没有完全取代亚里士多德主义，而是在它身边生根发芽。16世纪中叶，威尼斯的琼塔（Giunta）搜集编纂了阿威罗伊的所有著作并翻译成拉丁文。1597年，让·博丹用《自然的戏剧》一书捍卫以《圣经》为基础的古老哲学。它反对自然魔法和享乐主义的无神论，驳斥一切对灵魂不朽的疑虑，维护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永恒的观点。就连牛顿也是在一本以亚里士多德学派为出发点的教科书中获得了科学知识。

哲学话语是监测时代形势的地震仪，其中也有蒙田的疑虑萌芽。医生弗朗西斯科·桑切斯（Franches，15501551—1623）在1581年的文章《人一无所知》中提出，三段论没有用，只有精确观测能让人们获得知识，而且最好是单独解决每个问题。在哪里能得到确切答案？波纳蒂特·特勒肖（BernardinoTelesio，1509—1588）认为要靠感官感知，只有感官是权威的衡量标准。走向知识的第二条道路是通过数学的引领。在文艺复兴晚期的自然哲学家中，卡尔达诺最青睐数学，他本人就集大胆的思想家、能工巧匠和天才数学家于一身。他认识到，能够被人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但数学能够突破被感官限定的界限，甚至能够掌握永恒。不过，卡尔达诺很清楚，观察、实验和计算的相互作用也不会通往对世界本质的绝对了解。他的自传表明他是一个深刻的悲观主义者。

天文学家强硬地抵抗一切新事物。绝大多数人都不屈不挠，对哥白尼学说充耳不闻，他们只关心“现象的拯救”。宇宙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天体，可能有12个、14个、77个甚至79个。有人提出奇怪的想法，认为行星——像兔子在洞穴里一样——在天空的“运河”里移动。天界的另一边是什么，仍然无从得知。无限？虚空？但是有人问道，如果宇宙的另一边是“虚无”，这种虚无如何限制“存在”呢？哥白尼对此未作评价。“但是，世界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这个问题应该由物理学家来解释。”思维复杂的约翰·迪伊有一个弟子叫托马斯·迪格斯（ThomasDigges，1546—1595），他在哥白尼之后指出，宇宙可能是无限的。迪格斯于1576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天界的论文，扉页的木版画呈现了无边无垠的星空，他依然把星空看作古老《圣经》中“选民的居所”和“伟大神祇的宫廷”，尽管这里没有边界。大约在同一时间，弗朗西斯科·帕特里齐驳斥亚里士多德，提出“绝对空间”的观点，认为其超越一切存在。帕特里齐还曾提出“绝对时间”的概念，这两种观点都与感官的感知没有关联。特勒肖也曾有类似观点。这样，无限宇宙的模型所需要的哲学预设都准备就绪——也是在这一时期，宇宙学开始讨论宇宙极限的问题。

罗马，1600年2月16日。一群蒙面人出现在暮色中。这里是托尔迪诺纳街区的教皇监狱，距离罗马的圣天使城堡不远，对于那个蹲在暗无天日的地牢里的男人来说，这群人的出现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些人把脸藏在黑色兜帽下，他们是临终时刻的天使，是安抚生命与残酷死亡之间的可怕时刻的撒玛利亚人：这些人都是“被斩首的圣约翰兄弟会”的成员，到此地是为了陪伴那个被判处死刑的男子。这个留着赤褐色胡子的男人个子不高、身形瘦削，长时间的囚禁让他面色苍白。整个晚上，兄弟会的成员们费尽口舌说服这个囚犯，试图劝阻他的异端观点。据一位消息人士说，“但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冥顽不灵、倔强不屈”。现在剩下的只有为死刑犯进行常规祈祷。最后，这位男子被带到清晨第一缕阳光下，这束光从贾尼科洛山后缓缓升起，驱散了阑珊夜色，让罗马教堂的塔楼和穹顶都沐浴在阳光之下。

这群人上路前往鲜花广场，从托尔迪诺纳过去不是很远，如果悠闲踱步，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达。对于这个垂死之人来说，穿越城市街道就像是耶稣受难之路，因为他很清楚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在那个四方形广场上架起了一个木桩，柴火也已经铺好——处决他的这个广场上，今天为他竖立了一座纪念碑。那个青铜男像从他的基座上严肃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他的名字举世闻名：乔尔丹诺·布鲁诺。

埃托雷·费拉里（EttoreFerrari）于1889年创作了这座雕像，当时意大利历经复兴运动[62]于不久前艰难统一，教皇长期占据的罗马城也刚刚回归意大利人之手，此时立像就是意大利人的一次宣言。青铜打造的布鲁诺对新国家来说，是真理的殉道者，是公民社会的英雄。这虽然有些夸大；乔尔丹诺肯定算不上自由派市民阶级的先锋，但他的人生中有一个愈演愈烈的冲突，我们在卡诺莎的书中可以详细了解。这个冲突事关一个问题，谁享有更多权利和自由：是宣称自己掌握一切真理的教会，还是这个为科学和哲学也保留一席之地，并允许批判性话语传播的世俗世界？

1548年，布鲁诺出生于坎帕尼亚的小镇诺拉，是一个士兵的儿子。布鲁诺加入了多明我会，接受了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他是一个不安分的天才，一个满腹经纶的庞大固埃。很快，他就被赋予了异端的名声。他的生活轨迹就是在文艺复兴晚期阴沉的欧洲展开一场冬之旅。他寻找并找到了恩主——其中包括亨利三世和鲁道夫二世——和资金。每一次告别都不是和平地进行。“我就这样到来，在你们的城市穿行。”1588年他在维滕贝格这样说道，而且很快又前往下一座城市，“一个外国人，一个流亡者，一个叛逃者；一出命运的喜剧，身材瘦小，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幸运不再垂青，被众人的仇恨所排挤，被一切傻子和俗人鄙夷……”在此期间，布鲁诺已经退出多明我修会。他笔耕不辍，撰写关于记忆艺术、宇宙学、物理学、魔法和几何学的书籍，创作十四行诗、教育诗，甚至还有一个剧本。许多人认为他是异教徒，有些人把他看成魔法师、先知或革命者。他曾三次被逐出教会：在罗马，在追随加尔文主义的日内瓦，还有信奉路德宗的赫尔姆施泰特。他曾透过天主教监狱的小窗户仰望天空，也曾隔着新教监狱四四方方的栅栏寻找阳光。

在1584年出版的《圣灰星期三的晚餐》一书中，他既有无神言论又很虔诚，语气时而轻快时而愤怒，娴熟如大师又青涩如学徒，既严肃又蠢笨。这个故事发生在弗路克·格雷维（FulkeGreville）爵士的家中，这个著名人物在现实中就生活在伊丽莎白女王的英国，是诗人菲利普·西德尼（PhilipSidney）和弗朗西斯·培根的好友。客人们穿过伦敦的夜色去参加圣餐礼，这是在隐喻学术辩证法给人带来的困惑。人们想抄近路，在一艘缓慢的渡轮上浪费了许多时间，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停滞不前，还迷了路。布鲁诺评论道：“啊，善变的辩证法，纠结的疑问，恼人的谬论，虚假的曲解，晦暗的谜语，混乱的迷宫，妖魔化的斯芬克斯，你们都瓦解吧，或者让人们来解决你们吧！”这些漫游的人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一个专题讨论会。幸运女神翩然而至，在理智的帮助下打开了精神的大门并向他们下达自由的决议，同意他们继续这段旅程。布鲁诺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思想。理智的决定和精神的自由应该战胜吹毛求疵的经院哲学，说服反对者，让黑暗被照亮。布鲁诺认为，人幸有理性，因此能变得自由和强大。就算是无法体验的永恒，在他看来都是可以思考的。

《圣灰星期三的晚餐》宣告了布鲁诺的中心论点。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的恒星和行星也是无限的。所以，宇宙没有中心。一些看上去相近的恒星实际上比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更远。“想象出来的”天体没有移动，是行星本身在运动。地球与这些天体以及星星一样，并没有被固定在天上，而是在24小时内自西向东旋转，并围绕太阳运行。1584年同时发表的檄文《论无限、宇宙和世界》和其他一些著作加深了这种观点。布鲁诺曾写道，土星另一边持续闪耀的恒星实际上是其他的太阳，它们也被别的行星，即很多“地球”所环绕。

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有生命体居住的世界，这一论点早在古代以及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梅杰（JohnMajor，1469—1550）那里就有提及，直到今天也没有定论。但之前从没有人明确坚定地表述这一观点，它的基础是起源于柏拉图和神秘主义的上帝概念。布鲁诺的上帝是一个无限界限的悖论，“因为他为一切设限，又不被任何东西所限制”。上帝是宇宙中“无限的无限，在一切事物中无处不在”，上帝既包容宇宙，又在宇宙中展露自己，就像是照镜子，他自己一直存在于宇宙中，不只是一张图像。布鲁诺还说，在宇宙的远方应该也有别的世界，那里的居民比地球上的人类更幸福。上帝的卓越不是通过一个太阳闪耀，“而是有无数的太阳，不是在一个地球、一个世界上，而是几百万个世界中——以我所见：多得数不胜数……”但在无限的宇宙的另一边什么都没有，既没有空间，也没有实物，没有虚空也没有时间。

与布鲁诺对哲学的深远影响相比，他在新天文学的历史中没有扮演特别的角色，因为他的猜想既不是源于观察也不是以计算为基础。他所持的宇宙扩张论只是对应他的超神构想，也向人们展示了哥白尼宇宙学的可能后果。如果地球不是中心，那么世界的中心可能无处不在或者根本不存在。

很明显，在布鲁诺抽象的全能上帝面前，虚妄说完全黯然失色。布鲁诺在《圣灰星期三的晚餐》中轻蔑地认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是“三个相互敌对的不同教派，每一个教派中又有无数相互敌对的不同组织”。他在审讯中说，路德、墨兰顿、加尔文和“其他山那边的异教徒”根本不配被称为“神学家”，只算是“学究”。布鲁诺不是因为大胆的宇宙论被送上火刑架，而是因为他对宗教的攻击。他的论战文章《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是尼采之前对基督教——布鲁诺甚至称它为“驴教”——最激烈的檄文之一。基督被神秘地包装成“神圣的创造奇迹的俄里翁”，让“天空吓得屁滚尿流”。这个诺拉人讽刺基督是神的智慧下一只傲慢的猴子，他耍花招、变戏法，演出一些奇迹，但没一件好事。布鲁诺指责那些宗教狂热分子，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当他们向你致以和平的问候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分裂的刀子和驱逐的火把。”他这样写道，“你看，他们说自己是耶稣的仆人，说耶稣能使死人复活让病人痊愈，但比起那些大地养育出的杀人致残的人类，他们难道不是更坏吗？虽然他们手里没有火焰和兵器，他们的舌头就能毁灭人……”

一种始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传统在布鲁诺这里得以终结。这种传统观点中包括卢克莱修，他认为一切都是飞行的原子；也包括柏拉图，是他创造了布鲁诺学说中掌管宇宙的上帝；还有亚里士多德——是的，也包括他，虽然布鲁诺对他无限嘲讽——但他提出了宇宙非创性的学说；最后是库萨的尼古拉，他认为宇宙无限，尽管不是永恒。这样说来，布鲁诺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也承认这一点，把自己的科学看作“古老科学的归来”：“这些都是断裂的根源，带来新的萌芽，古老的东西重新回来，隐藏的真理揭示自己：他是一道新的光亮，在漫漫长夜后出现在我们的洞察力的地平线上，照亮苍穹，并渐渐来到中天。”

人们不应该把布鲁诺塑造得过于现代化，应该实事求是。人们试图将他刻画成一个博学多识的矫饰派艺术家，他的观点把事物颠倒，就像16世纪晚期的艺术家一样行事。这虽然不假，但描述的只是布鲁诺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不是他的思想风格。布鲁诺从“中世纪”般的猜想中（事实上来自12—13世纪的文艺复兴）获得了知识。在他的一些作品中，他时而是一个幽灵般的神秘主义者，时而是一个欣喜若狂的柏拉图主义者。他的世界观具有生命力和魔力。他将恒星和行星视为有生命的生物，这种看法流传甚久，在今天却只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观点。另外，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想法，所有生命形式——从牡蛎到人类——从实质来看都是一样的。布鲁诺和古老的结论都有一个传统，它们并不是以数学和经验为依据，而更像是哲学家的观点。他在这个领域触及了限制欧洲发展的边界，虽然方式完全不同，但伽利略也想探究这一边界。布鲁诺在探讨无限的最后向自己提出挑战：“摧毁那些向内向外拱起的表面，它们把那么多的元素和天空限制在内部或外部，让本轮轨道和恒星也变得荒谬。盲目的暴徒在第一批移动之物和最后一些凸面之间修建了金刚石一般的高墙，现在让我们用生机勃勃的喧嚣和风暴砸向它，把它夷为平地。接受这个地球，它是唯一的和实际的中心。”伽利略、开普勒和牛顿等其他伟人也都接受了这一挑战，迎难而上。

伦敦，1600年前后。这座城市的居民数逐渐达到18。7万，成为欧洲最大的五个城市之一，它现在充满期待，可能成为未来的世界贸易中心，成为大陆的港口。克拉斯·维谢尔（ClaesVisscher）在1616年绘制的长达2米的城市景观画上记录了微微转弯的泰晤士河的两岸风光，河上有大帆船、驳船和其他各种船只熙熙攘攘，“圣凯瑟琳码头”上桅杆耸立，密布如林。后面的城市背景中是紧密相连的山墙和教堂塔楼，圣保罗大教堂是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座。中间也能看到备受赞誉的伦敦大桥，就像里亚托桥一样，桥上也有许多房子，一楼可以购买针线和其他小玩意儿。旅行者如果从南华克桥走来，便能看到刚刚被砍掉的人头在向他咧嘴致意——维谢尔连这个细节都没忘——这也在提醒旅行者扰乱城市和平的下场。画上还有远处的哈罗山丘，地平线上是哈克尼和斯蒂普尼的村庄，一片葱郁中依稀可见汉普斯特德的风车。画家在最中间着重凸显出伦敦市政厅，这里是公社所在地，还是一个交易所，伊丽莎白女王在1570年为它赐名“王家交易所”。维谢尔在河滨画上庄园、伯利勋爵的宫殿还有萨默塞特宫，这是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风格在伦敦的第一个桥头堡。越接近市中心，就越繁忙。泰晤士河畔的“斯蒂利亚德”（TheStilliarde）是一个客栈，因为附近堆积钢材的码头而得名，这里是强盛一时的汉萨同盟在伦敦的会馆，现在已经闭门停业。离这里不远的上游是鱼贩子的行会所在地。

人们可以听见船夫的叫喊、起重机的呻吟、造船厂里的锤击，还有渡船上传来的“向东！”“向西！”人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渴望的眼神，目送帆船沿泰晤士河驶向远方，返乡者被阳光和海盐灼伤的脸上则是不耐烦的表情，他们几个月来魂牵梦萦的就是大都市的妓院、小酒馆和赌场。许多清教徒在那时候就把这个城市视为新的巴比伦，而人文主义学者一直称它是特洛伊的女儿。

“教皇”手下的田产以荒谬的价格被出让。约克主教的官邸曾经落入大肆敛财的沃尔西之手，扩建得富丽堂皇，现在成为王家资产，它被改名为“白厅”，是女王的住所。奢华的伦敦人纷纷在附近定居，如金匠或丝绸商人。廷臣则对其他地方下手，从中攫取财富。萨伏依本是济贫医院，此时被改成玻璃工厂，穆拉诺的玻璃吹制工从威尼斯来到这里淘金。以前僧侣们祷告、主教居住的地方，此时出现了军火库、糖厂、网球场，甚至为船员提供食物的面包店。修道院被剥夺了城市管辖权，它名下的地产成为一项特别有吸引力的投资。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编年史家约翰·斯托（JohnStow）嘲笑新富的宅邸，他写道，这些塔楼和烟囱就像“仲夏游行”，毫无用处，只是为了炫耀和消遣，它们泄露了人类思想中的虚荣一面。

一位来自乡下的诗人可能曾在这里来回奔走：威廉·莎士比亚，祖籍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有段时间，他就住在离这里很近的克里普门。由于对莎士比亚1585—1592年的踪迹一直缺乏史料——研究者把这段时间忧郁地称为“失落的岁月”——出于对研究的怀疑，我们不敢说莎士比亚当时人在意大利。无论如何，他对意大利的地理似乎不是很熟悉。但他的创作以意大利诗歌为源泉，他对南方的诗学熟稔于心。这样，《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些情节可以与14世纪的诗人乔瓦尼·菲奥伦蒂诺（Giovaino）的小说雷同。不管怎样，莎士比亚从出身来看确实算是博学多识——他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了工匠，还当上了斯特拉特福市长。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读到普劳图斯、奥维德和普鲁塔克、薄伽丘和乔叟；对编年史家和同时代的诗人，他也有所借鉴。这个在斯特拉特福只上过文法学校、在那里学过“少量拉丁语、更少的希腊语”的农民之子，他的知识，如果不是从伦敦的书商那里获得，还能来自哪里？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舞台就是他的世界，除了前往首都没有别的选择。每天下午都有两三场喜剧在某处上演，一位旅行者这样记载。这里有最好的机会找到一位身居高位的赞助人，然后组建一个演员剧团，别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有更多的剧院。维谢尔在画中特意画上了最著名的两处：可以容纳3000人的“天鹅”剧院和“环球”剧场，仅从名字就能看出这个剧院包罗世界的特质。人们不需要把这里想象得特别精英化。莎士比亚的艺术来自边缘地带，那里的娱乐场所臭名远扬，妓女叫卖肉体，梅毒寻找受害者，为了维护安全还准备了监狱。剧院与动物狩猎具有相同的用途，“全球”剧院旁边的“熊园”天天都有上演。人们在观看表演期间吸烟，咀嚼水果，痛饮啤酒和葡萄酒。剧院经理和他们的演员——野狗、可怜的恶魔和一些绞刑架——必须在严酷的市场中求生。他们可以做很多事，只是不许让人无聊。如果有布景的话，就是那些吸引人注意力的寒碜的服装和烟花。演员在舞台上互殴、跳舞、谋杀，召唤魔鬼，讲下流笑话。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剧中会出现巫婆、仙女和恶魔，在几乎所有的悲剧中都有一个疯子在舞台上插科打诨，疯狂是这个忧郁时代的时尚。但是，这位语言大师的话在观众脑海中将唤起何种画面！

不是所有人都向这个斯特拉特福人张开怀抱，竞争对手约翰·格林（JohnGreene）在临终前还诬蔑莎士比亚是“发迹的乌鸦”，但这样的判词实属罕见。这个新来的人在第三任南安普敦伯爵那里找到了靠山，他开始根据潮流撰写十四行诗。1593年，莎士比亚的史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成为畅销书，赢得宫廷青睐。次年，他跻身“宫务大臣剧团”，这个剧团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由詹姆斯一世统治，作为“国王班底”创作戏剧。经济上的成功逐步显现：莎士比亚能够享受奢华，为自己定制族徽，在斯特拉特福买下许多地产，包括果园和田地。这样，他现在也成了“乡村贵族”。后来，他陆续成为“环球”剧场和另一个剧场“黑衣修士”的合伙人。他在斯特拉特福度过了晚年。1616年，在塞万提斯去世10天后，他也与世长辞。本·琼森（BenJonson）为莎士比亚剧本集“第一对开本”撰写序言，他称赞这位老对手和朋友的话后来经常被引用：“他不属于这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

这是事实，又不是事实。少数保存下来的文献让浪漫的崇拜者对莎士比亚倍感陌生，他不是一个巨人，而首先是一个忙着赚钱的企业家。如果看过斯特拉特福圣三一教堂里莎士比亚的半身肖像，你就会相信，这个《麦克白》和《仲夏夜之梦》的作者绝不是罗密欧，而是一位额顶秃发、留着八字胡、长着双下巴的杰出绅士。他的巨著可能很少是出于狂热的创作欲望，而是因为经纪人的需求，整个剧团“嗷嗷待哺”，他不得不每天都提供新素材。但是，莎士比亚有时候可以赢得一些聚精会神的时刻，他远离现实世界专心写作，让自己“遗失在梦里寒冷的大雪中”。

莎士比亚对权力分析透彻、对人性观察敏锐，他曾把人性描述成从第一个童真到最后一个童真的道路——到达“彻底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味道，没有任何东西”。他对欲望和**非常了解，也清楚爱欲带来的幸福和深渊：“一开始只有喜悦，然后有梦想。世界太了解这一点了；但没有人知道要逃离天堂，成为地狱。”他创作高度复杂的人物——布鲁图斯、赫克托耳和哈姆雷特——和坚强的女性如泰坦妮亚、痛苦的麦克白夫人和脆弱的丹麦王后乔特鲁德。其中一些人物在今天仍像400多年前一样生动鲜活，例如托比·培尔契爵士或放浪形骸的福斯塔夫。莎士比亚的喜剧直到今天仍让人发笑，悲剧场景仍然让人们屏息凝神。马基雅维利笔下不知廉耻的贵族在英国人的戏剧中找到一些代表，最臭名昭著的一位是爱德蒙，他通过阴谋和暴力抢夺李尔王的王冠。在这出剧和其他历史剧中，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般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学到什么。

莎士比亚在王家戏剧中展现的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中世纪是一个阴暗的时代，没有辉煌的场景，辉煌会带来无聊。观众可以接受所有的谋杀和暴行，这些剧情让他们愉快得战栗。15世纪的伟大战争已经成为过去。他们在对阵西班牙时取得胜利，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民族的雏形初现——用冈特的约翰的话说，“这个很贵很贵的国家，在世界上有贵重名望”——似乎正在驶向新的海岸，其内部平静，在海上所向披靡。莎士比亚在舞台上展现的历史画面似乎与马基雅维利的设想相近。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而不是上帝。历史的导演是盲目的幸运女神，时而是人类的对手，时而是人类的女友，只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显露宏大的主题，比如罪责和恩典、宿命、必然或意志自由。在历史进程中，人类——即便也能反映伟大的宇宙——只不过是“尘埃的集聚”。对于众神来说，《李尔王》中的葛罗斯特伯爵说，我们就像苍蝇之于自负的男孩。“他们为了好玩而杀我们。”这些句子是否反映了当时人的经历，抑或只是戏剧化的演绎？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种征兆，预示着当时古老的、坚固的世界观在1600年前后即将崩溃。一切都由自然法则决定，这种观点让命运、自由或天命的旧观念都失去影响。考虑到地球上飘忽不定的不公，一种令人沮丧的想法逐渐被人们接受：无神世界的可能性。让我们再次引用《李尔王》：“如果不是上天派可见的神祇降临，以遏制这些可怕的暴行，”奥本尼公爵说道，“那么人类就会成为自己的猎物就像深渊里的怪物。”不会有机器之神现身并调节事物。爱德蒙确实得到了应得的命运；李尔死于悲伤，他的王国衰败。这个悲剧以一场丧礼落幕。

莎士比亚知道很多问题，但却没有简单的答案。《仲夏夜之梦》以浦克的独白结束，观众可能会感到不安，不知道现实和真理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堂吉诃德》的读者，在维奇诺·奥尔西尼的花园中漫步的人或玩阿尔钦博托发明的解谜游戏的人，也都有同样感觉。《仲夏夜之梦》的戏剧框架嵌套了一个现实层面，同时在戏剧中还有另一场戏，这稍稍让人回忆起100多年前普力菲罗的漫游之旅。与《寻爱绮梦》不同，在《仲夏夜之梦》里回到圣母修道院也不会让事情走向圆满结局，甚至死亡也不能改变事情走向。一切都悬而未决。小精灵浦克最终的建议是，必要时把这一切都当作一场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