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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之前（第1页）

现代之前

41。利维坦时代

插图66：亚伯拉罕·博斯，封面：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1651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之间的生活：光束

对于普通男女来说，生活在寒冷僵化的17世纪实属不易。每次遇到饥荒，他们都遭受死亡的严重威胁，在城市穷人中这一比例特别高。例如，莎士比亚、培根和牛顿等人所在的伦敦，对成千上万移民来说，不过是一个恶臭拥挤的死亡陷阱。起义、骚乱和革命越来越频繁出现——不仅是在欧洲，而是在全球范围内。穷苦大众当中的强者都被关进监狱，或者被送进劳教所。这样的强制性机构越来越多，是对抗闲散和无序的手段。在这个即将终结的时代，映入人们眼帘的还有边缘人物：居无定所的人、疯子、残疾人和剥皮工人，以及处在社会边缘的不法之徒。巡回演出的喜剧演员使普通人有机会一瞥大型舞台艺术。在大半个欧洲来回穿梭的英国剧团，在演滑稽剧时少不了被戏称作“腌鱼”的小丑，甚至偶尔也上演莎士比亚和马洛的剧本。机械钟帮助人们越来越精确地把休闲时间——自由时间——和日常工作区分开来。到了17和18世纪，市民阶级也越来越想“征服夜晚”。显而易见，一些人会花上几个小时读书解闷，而更普通的百姓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宇宙学家已经让宇宙不再神秘——而古老的等级观仍然坚定地反对一切解放的努力，反对对民主的褒赞，反对废除奴隶制，反对公民自由。它也为压迫妇女提供了理由。在等级观中，女人是男人的不完美版本，而男人是人类的衡量标准。但是在某些地方，现实总是能克服这种歧视。事实上，人们已经见过重要的“国家女性”，如伊丽莎白一世和凯瑟琳·德·美第奇，还有伊莎贝拉·埃斯特或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她们是资助艺术家并庇护受迫害的人。除此之外，女性在文艺复兴文化的图景中只占很小的份额。大学、学院以及科学话语仍然不对女性开放，就连行业公会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活动地点就是家，她的工具通常是木勺、扫帚和纺车。哲学史中没有女性的身影，建筑史或科学革命也一样。诗人中有稀缺的几位女性：除了纳瓦尔的玛格丽特和维多利亚·科隆纳之外，还有奥林匹亚·富尔维亚·莫拉塔（OlympiaFulviaMorata）、路易丝·拉贝（LouiseLabé）或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Whitney）。但与男性的成就相比，这些女诗人的作品微不足道，而且数量也很少。这当然与缺乏天赋完全无关，而更多要归咎于社会环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要怪荒谬的角色定义。在女性艺术家身上发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如女雕塑家普洛佩兹阿·德罗西（Properziade'Rossi）、女画家索芳妮斯贝·安古索拉（SofonisbaAnguissola）和凯瑟琳娜·梵·赫姆森（avanHemessen）。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ArtemisiaGentileschi，1593—约1653），她已经算是“光和影的魔法师”卡拉瓦乔之后的一代了。

崛起的巴洛克国家的自我形象仍旧是新世纪的风景之一。它们拥有主权、学者和军队，似乎不可撼动。巴洛克国家用占领、狩猎、游行和节日展现自己，用舞蹈、音乐、戏剧、晚餐和烟花为自己助兴。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为这种行为辩护：多明我会修士罗杰·迪莫克在一篇献给理查二世的文章中说，贵族老爷让普通百姓看到这种奢靡，这样百姓就会尊重他们，对手也会被吓退。

庆祝统治者的荣耀在巴洛克时代达到极致，耗资空前巨大。贵族在修建宫殿时相互攀比，一个比一个宏伟，一个比一个华丽，这种建筑上的骄奢之风终于触及了财政的神经：这种文化风格毫无节制地扩散，最早出现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像以前一样，利维坦通过公开处决彰显它的权力，法律行动成为展现献血和尸体的热闹场面。强盗和土匪被拖到行刑场，还有同性恋者，据称也有女巫和巫师。即使在开明的时代，打桩、燃烧和分尸仍然是保留节目。爱看热闹的人不仅得到警示，也得到消遣。死尸对活人有吸引力，不管是囚犯被绞死时的可怕模样、圣人的木乃伊还是解剖室里被剖开的尸体。它们在文学和艺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醒读者所有尘世事物的短暂性。

各宗教教派对欧洲的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牧师之家、宫廷和大学成为新教知识文化的聚集之处。在路德、茨温利和加尔文的土地上，圣徒已经离开天堂，圣人遗物也失去了魔力，圣母的宝座空悬。这一变化反映在当时的艺术中，世俗主题变得更加普遍。在新教地区，世俗作品占据统治地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荷兰。据估算，荷兰到1650年前后一共创作了约250万幅画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艺术家用缤纷的色彩绘制盛大的节日和欢快的狂欢场景。他们展现出市民的整洁，城市房屋的大理石地面就是印证，他们也在油画中画上一望无垠的大海，记录辉煌的海战。荷兰风车，实际上是技术型的、完全不浪漫的建筑，也被搬进了风景画——这是这个年轻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它们主要分布在广阔的土地上，白色、灰色和粉红色的云彩飘浮在空中。云彩中间的光线——如雅各布·范·鲁伊斯代尔（JaRuisdael，16281629—1682）在《阳光》中所绘——意味着，他们明白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典。这样，绘画本来已经完全臣服于世俗的美丽，宗教又以隐蔽的形式回到绘画艺术中。往昔的回忆以及世界的浮华隐藏在静物画或玩肥皂泡的儿童身上。很久以来，荷兰的艺术一直与意大利的人文文化进行深入接触，意大利人熟知如何在图像中影射典故，是这一领域的前辈。

对广大民众来说，伟大的信仰体系和它们的工具一直是为彼岸准备的。在各处，在瑞士联邦或在德国的一些帝国直辖市，混合的教派团体逐渐发展壮大，而他们都严格维系和平。与新教的对手不同，天主教的欧洲已经建造了上千座巴洛克式教堂，它们受特伦托启发，经常以罗马耶稣堂为模本，成为“神圣戏剧”的舞台。这些教堂是镶金的彩色机器，让人们皈依天主教或让异教徒皈依古老信仰。西班牙在政治上已经疲惫不堪，经济跌到谷底，陷入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衰退状态。只有绘画和诗歌取得了胜利，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纪称为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69]和卡尔德隆（）[70]的世纪。

政治祛魅

许多人已经厌倦了教派争端。作为解决方案，政治理论建议增强国家意识，这似乎是唯一能结束这场群狼厮杀的办法。让·博丹写于1579年的《国家六书》就是开端。博丹生活在宗教战争的时代，亲历了国家权力被侵蚀的过程，因此坚决抵制这种趋势。他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权概念。主权被认为是最高的、不可分割的力量，在时间上永不受限。博丹认为，只有国家才拥有这种力量，没有主权就不是一个国家。主权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无限权力，他能够决定战争与和平。他对立法有垄断权，但本人不受法律约束：“legibussolutus”。这个拉丁语表述中隐含着专制主义（Absolutismus）一词，符合罗马法律中对贵族的定义。但博丹所谓的君主不是暴君。无论如何，他都必须遵守自然法则，即上帝的律法。他也要尊重家庭和财产。

时代在呼唤一种不是由宗教热情决定，而是由冷静的几何学决定的政治。马基雅维利清醒的分析处处被妖魔化又被审查压制，现在却激发出丰富的论述。意大利人乔瓦尼·波特罗（GiovanniBotero，1540—1617）总结了这个佛罗伦萨人提出的政治行动必须遵循的原则，提出“国家利益”（ragioo）的概念。这一学说是关于如何获得、维持和扩张权力。跟其他作家一样，波特罗在书中也把声名狼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隐藏起来，他在书中没有引用这个佛罗伦萨人，而是援引塔西佗。塔西佗的史学书写是丰富的论著，探讨了共和自由在何种机制下会过渡到暴政，或者从更积极的方面看，如何从混乱到有序。

当国家披上闪闪发光的主权金甲，配备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就应该着手解决宗教战争和宪法斗争的混乱局面。在国家内部，沉重的时代可能就要开始，什么结果都比完全瓦解秩序更好。尤斯图斯·利普修斯本身是和平的斯多葛派，也认为教派统一绝对必要。他在《政治六书》中建议，危及和平的离经叛道之人都应该被从集体中“烧掉”。而他的同胞，鹿特丹大议长雨果·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则要求，只承认一个超越教派的宗教。他的话语真的触及本质，应该受国家保护，他说只有一位上帝，而这一位上帝掌管人类事务。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了《战争与和平法》，把国家理解为一个机构和权力的体系，而不再是一个与宇宙相连的组织。自然法则的戒律源自理性和对集体的考虑，必须强制执行，就连上帝也无法改变它。它甚至适用于假设的情况——上帝不存在或与人类事务无关。战争的目的只能是捍卫或执行正当要求，或是为了惩罚犯罪行为。这样一来，宗教理由就不能再把战争合理化。

像博丹和那些荷兰人一样，托马斯·霍布斯也提议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从而制止“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他的国家学说是例外情况下的产物。“我的母亲生了双胞胎，”他写道，“我和恐惧。”他回忆起他出生的1588年，大型舰队的厮杀染红了海面。他的母亲因为担心即将到来的西班牙舰队，不幸早产。

霍布斯使用了几何方法，认为人、社会和国家都臣属于数学政权。与博丹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信约概念，为一切国家政权的开端都备好了协定。社会的“粒子”，即个人，共同成立一个政治机构——“政治体”——并将其权力转交给某个个人或集体。他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中没有提到专制主义理论。不管他写了什么，都更像是一个国家理论。霍布斯称之为“有朽的神”。扉页上写着“地上没有强权可与伦比，这就是‘利维坦’”，这其实是对《圣经·旧约·约伯记》（41∶33）的改写（插图66）。与遥远的上帝不同，它可以保证和平。它拥有无可估量的力量，所以能让人民过上安全舒适的生活。尤其是，它应该凌驾于宗教之上。人们只需要服从世间主权，否则就会导致暴力和内战。对霍布斯而言，和平比宗教真理更重要。真理是什么，由君主决定。那自由呢？“在卢卡的塔楼上至今刻着‘自由’（Libertas）这个词。但是没人可以断定，这里的人比君士坦丁堡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少的对国家的义务。”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是两回事。如人文主义所示，积极为国家服务和“美德”与个体的公民自由没有多大关联。霍布斯用这些嘲讽的字眼埋葬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理论理想——如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所言——也为它写好了墓志铭。

在政治现实中，早期现代国家仍然需要继续装备自己。即便在重要职位上，当局机构和受过司法培训的官僚人数都继续增加。例如，法国路易十四（Ludwig，1643—1715年在位）时期的大多数王室议员都来自“长袍贵族”（Noblessederobe）。雇佣兵将领和按需购买雇佣兵部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常备军部队开始成形。“常备军士兵”最早的缔造包括三十年战争，这是那个时代最后一次欧洲的国家战争，宗教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至少在某些阶段。

宗教战争的结束极富戏剧性。混战让每个国家都大唱死亡赋格，战争最终将自己扼杀。它吞噬了贵族们的最后一块金币，让城市奄奄一息，让土地杂草丛生，军队几乎无以果腹。在德国土地上，受害者的人数比以往和之后的任何战争都要多。这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精辟的观点：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企图总是以地狱的降临而告终。火枪和大炮，再加上饥饿和疾病让几乎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非命。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欧洲外交史上的最佳成就，荷兰和瑞士联邦得到主权，法国和瑞典获得土地和补偿，德国的主权邦国享有高度自治权。和约以关键的1624年为准规定了各教派辖区，并确立了宗教冲突情况下公平的处理方案，教派之间一触即发的局势逐渐缓和。臣民无须因为统治者改换信仰就被迫追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教皇英诺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的特使拒绝签署和约，而教皇的徽章是一只和平鸽。

西班牙与法国的争端继续延续10多年，1659年的《比利牛斯和约》才结束了这场世纪对决。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骄傲的帝国就被看作世人皆可取而代之的世界强国。“西班牙的君主政体是一个无能的怪物，”一个意大利人在三十年战争前就提出这种见解，“一个巨大的、松弛的、脆弱的身躯，秸秆做的巨人。”1640年，葡萄牙已经分裂出去，国家内部骚乱四起。在德国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腓力四世的首相和宠臣、奥利瓦雷斯公爵加斯帕尔·德·古兹曼（GaspardeGuzmán）得出一个忧郁的结论：“这就是世界，即使我们相信我们能让奇迹发生、能让它变成它永远不会成为的东西，它也一直都是这样。”

世界角逐

英格兰已经开始接管西班牙的角色。伊丽莎白一世留下了统治海洋的手段：一支远洋舰队和“蓝水”[71]政策。哈克卢特第一个系统性地提出殖民扩张的理由，并为帝国意识形态搭好布景。1584年他出版了《论向西拓殖民》一书，既提到传播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机会，又强调了遏制西班牙权力和海外种族灭绝的必要性。通过剥削新地区并向当地出口英国产品，国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还能创造就业机会，为人口压力打开泄压阀。沃尔特·雷利爵士也警告说，如果西班牙国王占领美洲，他将所向披靡。

霍金斯和德雷克的舰队像是轻骑兵，只是这场全球力量角逐的前奏。古老的骑士比武大赛升级为世界大战。由于对经济增长一无所知，人们普遍认为，想自己获益只能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人们担心，无论是大草原还是海湾，即便是找不到金粒的地方，将这些领地留给敌人也可能会让他们在欧洲陷入劣势。资金经常流入战争中。如果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贸易，没有贸易就不能发动战争，一个当时的人在1614年简明扼要地总结道。人们以为利润是为了增强军事力量，这种政策的反面就是高税负。而保障殖民活动和基础设施的军事力量，通常是要国家自掏腰包——1650年葡萄牙王室就因此破产——但大部分利润都进入私人口袋，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竞争的动力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全球扩张并点燃了一场“经济革命”。除了莫斯科公司外，英国为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都成立了公司。1600年，东印度公司随之而来，王室授予它与主权相当的特权。两年后，荷兰的回应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联合股份公司“联合东印度公司”，并为之建立了一个商品交易所。联合东印度公司得到的收益是650万荷兰盾，比竞争对手当时可用的资金多出9倍。它的权力使它成为国中之国。一个公司也能够发动战争，与外国统治者签署条约并建立堡垒。相互作用力开始发挥强大作用。公司用利息极低的借款寻找投资方，又拥有造船的技术能力，而且企业家非常具有开创精神，这些共同推动了新的投资。设在阿姆斯特丹旧市政厅的“交易银行”允许以各种货币进行无现金交易。荷兰人的雄心和资本远远超越他们的一方小小国土。

早在1596年，荷兰船只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就已经到达富饶的爪哇。联合东印度公司在这里建立基地和工厂的网络，从波斯湾延伸到日本，包括苏门答腊和东帝汶，还有1616年登陆的苏拉特——莫卧儿帝国最富有的港口，可能也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港口。1619年荷兰人最终赢得一处码头，它被新主人称为“巴达维亚”，即今天雅加达的一个城区“查雅加达”。联合东印度公司冷酷无情地追逐利润。1621年，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Jaerszoon，1587—1629）在马鲁古群岛的班达谋杀了土著居民的整个统治阶层，其他人则被逼为奴。两年后，公司管理者在附近的安汶岛上把21名涉嫌密谋的男子送上绞刑架，其中包括10名英国商人。对联合东印度公司来说，暴力的报酬就是对令人垂涎的肉豆蔻贸易的霸主地位，他们与英国人在价格上长期有分歧。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公司在东亚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成为一个味道稀有、气味醉人的无边王国：斯里兰卡是肉桂帝国，马拉巴尔是胡椒之地，1660—1669年征服的苏拉威西源源不断地提供肉豆蔻和丁香。这个公司把香料岛的一些土地和爪哇变为自己的领土，但这只是一种获取垄断的手段。毕竟，建立国家耗资巨大而且令当地人反感。荷兰人就像牡蛎一样，一般只在海岸活动，他们建造堡垒并确保自己通过宽松政策在某片区域垄断资源。他们通常会建立工厂，一开始在海边，然后进入内陆。葡萄牙人在果阿、澳门——这里曾抵御过荷兰人的进攻——东帝汶等亚洲的殖民地逐渐失去了主导权。

雨果·格劳秀斯为荷兰的贸易帝国主义提供了法律掩护。1609年，他为联合东印度公司量身定制了《公海》一书，为势不可当的资本公司提供了自然法则依据。这本书的目的是，“简明地”证明“航行到印度并与他们做生意”对荷兰人来说是合法的。他发展出一套基本原则，即海是公共的，不可能是某个王国的一部分。他的书正面攻击《托德西利亚斯条约》，驳斥教皇和西班牙所有的全球原则。但是，他的同胞们寻求垄断丁香和肉豆蔻的贸易，这一行为违反了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所以亚齐的苏丹说：“上帝创造了陆地和海洋，土地分给人类，海洋分给所有生物。从未有人听说过，一个人被禁止越过海洋。”

1621年，即班达大屠杀的那一年，这个国家又设立“西印度”公司，负责非洲和美洲业务。它的目的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与西班牙作战，还要在非洲西海岸到新几内亚之间设立交易中心并占领定居点。1652年，开普殖民地成立，这是后来荷兰亚洲航线的重要一站，也是后来的国家的萌芽。西班牙宣布对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主权，而英国人则定居在百慕大、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糖产地。荷兰人分到的是亚马逊河和奥里诺科河之间的“野蛮海岸”，大约在今天的圭亚那和苏里南。当时，这个200万人口的小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商船海军，世界一半以上的海上运载都由荷兰人把持。

但事实证明，英格兰是世界各地战争中一支更强大的力量。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今天的泰国以及苏门答腊岛、苏拉威西岛、婆罗洲岛和爪哇岛经营工厂。1613—1623年，英国一直在日本的平户岛上拥有基地。与此同时，公司在1622年派出一支舰队帮助萨非王朝的阿拔斯一世（AbbasⅠ，1571—1629）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来，英国巩固了在附近的阿巴斯港的地位，这里是丝绸之路岔道和波斯湾之间的枢纽。1641年，英国在科罗曼德海岸建造了一座防御工事，即圣乔治堡，在印度土地上建立了一座强大的桥头堡，从这里发展出马德拉斯市，即后来的钦奈。自1660年以来，由王室支持的英国公司也挤进了西非的黄金业务和奴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