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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结语（第1页）

49。结语

插图81：阿尔布雷希·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Altdorfer），《亚历山大战役》，1529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

在巨人的肩膀上

欧洲之路分布在温带地区，总是靠近海洋，经常被牧场、森林和田野环绕。从神话到逻各斯，它迈出丛林、进入城市又跨越海洋，终于挣脱封闭的世界，投入无限的宇宙。从呼吸的空气中变出了可以征服世界的蒸汽。伟大的对话为“西方”开辟了道路，并一直伴随左右，它不仅是在自然和地理中产生的。用沙特尔的伯纳德流传甚广的话来说，12世纪的思想家就已经认识到自己是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牛顿也用了同样的比喻：1676年，他在写给胡克的信中说，他能比笛卡儿看得更远，是因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称赞这些巨人，较新的有哥白尼、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但也有两千年前的伟人：毕达哥拉斯、菲洛劳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托勒密和亚历山大的帕普斯。

欧洲用几千年才搜集到信息社会的所有配料：书写、字母表、拉丁语、数字、纸张、印刷术——更不用说眼镜或描摹自然的绘画艺术！电脑在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具，它的先驱是算盘和计算尺，后者由约翰·律劳卑（JohnNapier，1550—1617）发明。属于电脑鼻祖的还包括建筑师威廉·西柯哈特（WilhelmSchickhard，1592—1635）的“计算钟”、布莱士·帕斯卡设计的计算器和无数其他设备。一些配件是真正由欧洲人开发的，例如有机械摆轮的钟。而钟表的历史也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其工作原理在完全不同的领域中——例如机械——被人们发现。

欧洲的世界地位已经非常明确，但如果只关注17世纪以来的发展或者仅仅分析经济数据，是无法解释这一地位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对技术创新至关重要。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都非常欢迎交流，它们对科学、经济、教育的热情为研究策略的系统化和有用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与通常所认为的不同，欧洲的扩张不是其“崛起”的条件。创意爆炸推动了科学革命，引发并一直伴随着工业化，而在无数创意的背后是“竞争促发的动力”，几百年前欧洲的船只驶向世界也是受竞争的激励。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相对开放的社会、野心和贪婪，古代几乎不会成功地融入对它而言的“新世界”。最终，扩张和科技创新都与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动态的对应关系。新发明的机器伴随着工厂的出现，加速了工厂的传播；所有这些调动了资本，带来更多的创新和资本。

所有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开始，都是对远近过去的知识遗产的利用。如果仅仅依靠遗产，社会只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创造力，这种现象被技术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Cardwell）命名为“卡德韦尔定律”。欧洲的发展空间中巨人云集，欧洲人——早就不是矮子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眺望：希腊人，他们保存了丰富的东方传统思想，让欧洲拥有了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思想方式；然后是罗马人，他们为欧洲贡献了法律、工程艺术、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以及国家智慧；旁边站着的是拜占庭人和他们的神学、偶像崇拜以及装满古老手稿的书架；最后是阿拉伯人，他们的哲学、翻译出的鸿篇巨作、医学、数学和天文知识令人大开眼界。还有带来算术的印度人，提供了千年发明纸张的中国人……也不要忘记中世纪的大师们，他们的著作流传甚广，让欧洲人学到犀利的逻辑学，他们敢于迈出走向新科学的第一步，并发明了一个机械世界。

欧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开明”的文化，它既扶植科学又能培养许多学者、技术人员和发明家。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地区有密集的交流网络，因此也无法传播有用知识。多亏古登堡的发明，可用的知识增长到无法估量的规模。其他人苦思冥想、艰难探索，很多被遗忘的东西要重新被发现，而欧洲人可以方便地获取知识：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为了继续思考，他们可以创造性地摧毁旧者，也不用担心佚失。

拉丁欧洲的特殊地位来自很多单独的潮流和因素，而它们各自发挥了多少重要性，当然无法准确衡量。“巧合”和“路径依赖”也无法明确区分。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理论的好奇无疑推动了科学变革，而这种好奇对新技术的实现有多大影响，一直都备受争议。理论与实践经常分道扬镳。例如，拿破仑的炮兵从伽利略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向上抛出的物体的轨道会形成一条抛物线。在天文观测望远镜刚出现时，既有詹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和伽利略这样的学者，也有像扎哈里亚斯·扬森和汉斯·利伯希这样的“普通”工匠。亨利·贝顿（Heon，1636—1717）设计出巧妙的阀门，同时也为皇家学会撰写理论文本。技艺精湛的乐器制造商詹姆斯·瓦特是一个博学多识的人，而纽科门只是一个铁匠，但也是业余传教士并且读过一些书。前机器时代的历史难道要略去钟表匠，甚至略去那些费力给盔甲拧制螺丝的忠厚老实的工人吗？

如果说得复杂一点：我们观察到彼此独立出现但随后相互干涉的因果链，还有个别想法和成就，它们在某个时间点一起涌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或牛顿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甚至第谷·布拉赫也不常见。仅仅为了造就这五位大师，显然就需要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波兰的托伦到德国的威尔德斯达特，从比萨到林肯郡的伍尔索普村和现在瑞典境内的克努斯特鲁普城堡。创新者何时何地出生是巧合，但他们全都出生在欧洲，这绝不是巧合。

仅仅观察这个地区的情况并不能解释开普勒如何成功地计算出火星的轨道，但可以解释这里为什么不仅有出现“开普勒的可能性”，其他伟人、几百名推动者、取水人和博学思想家也层出不穷。与阿基尔·姆本贝的观点不同，真正的“现代性的洗礼盆”并不是（或首先不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地区。这个洗礼盆覆盖了整个拉丁欧洲，为了契合这个比喻，它的水尝起来有爱琴海的咸味，还承载着亚洲和非洲的知识。这并不是说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对欧洲的经济优势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把这些因素看作拉丁欧洲科学技术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先决条件，未免太过浅显。成功的基础更加深刻。

追溯“大分流”的遥远的起源并不意味着推卸“西方”的责任，也不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及其后果辩护。隐瞒“自家”对其他文化造成的问题，只能让腐败的精英、血腥独裁者和心胸狭窄的宗教卫士等罪魁祸首逃脱惩罚。地理的硬性条件、人口统计学的阴暗权力、社会结构的力量以及顽强保持的心态或文化转移的基本重要性都被置若罔闻。我们追问那些促进欧洲发展但在别处没有出现的先决条件，肯定不是要推动“遗漏版的历史”。如果这些条件最终衍生出文明甚至种族优越感，那么批判它们绝对是合理的。此外，如果一位作家相信，欧洲进步的最终原因是危险的“远古印欧语系的人”“热爱自由”，那么他的立场就很接近上述危险的观点。

希望我们已经足够明确地警示读者，不会再有人可能产生误解，认为有些极端化的作者只是把西方模式当成唯一，认为这种模式无可指责。好奇心一旦离开理论游戏并挣脱束缚，它可能会带来好处和用处，也可能会带来危险和杀气，这在历史中已经被多次证实；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欧洲的创造力不单纯是“好的”。很明显，创造力不仅能带来解药、促进民主，它也能制造出《女巫之槌》或集中营毒气室的齐克隆-B毒气。培根就曾指出：“享乐和死亡的工具出自同一来源。”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做出总结。

起初，国家除了地理条件外还拥有专业的、有文化的官僚体系和机构，以及相对客观的法律体系。我们描述在遥远的过去出现的国家雏形，也记录下国家在现代如何成长为可朽的上帝，并演变成一个由统治者管辖的抽象体。国家的存在是现代特定“西方”形式的条件之一。国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自由，比其他集体形式更有效地保护物质财产及精神财产，在欧洲的创造力中无疑发挥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竞争社会、由受过教育的普通信徒所组成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以及“平民的力量”应该也巩固了拉丁欧洲的先驱角色。没有这些条件，“工业启蒙”简直难以想象，尤其是英国。对创新持欢迎态度的中国宋朝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宋朝社会似乎比元朝更开放——尽管元朝涌现许多发明，包括水力驱动的纺车——比起明朝也更加开放。明朝期间，水力多轴纺纱机的设计原理——奇怪的是，只纺苎麻不纺棉花——再次被遗忘。1065年，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甚至进谏皇帝，让他听取多数人的意见，毕竟身担要职的朝廷大员商议出的结果都是上天的旨意。一个独立于朝廷之外的教育系统也慢慢成形。但中国始终处于初级阶段，中产阶级也没有出现在中国。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欧洲那么多的功能各异的社会。

如李约瑟所言，对欧洲“起航”更重要的是政治分裂，但又没有过于分裂，国家只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失去它的统治功能。这种分裂也推动了各种各样市场经济的出现。如果没有经济收益，科学和文化就会枯萎。但有人反驳说，亚洲毕竟也分裂成无数相互进攻的国家。没错，但是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之间的广阔地区，伟大的帝国和短命的草原帝国占主导地位。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神圣罗马帝国——1648年前后的疆域甚至不到哈萨克斯坦面积的一半——充斥着几百个或多或少独立的政治体，它们通过金钱、武器和外交手段维持新的平衡或相互战斗，对文化和科学投入大量资金并资助学者和发明家。

从彼特拉克开始，修辞学越来越普及，这反映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知识争论的氛围。在保留下来的超过1000本的古籍手稿中，没有哪本著作能超过《献给赫伦尼厄斯修辞学》（RhetoricaadHerennium）。我们可以看出，谈话艺术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有非凡的重要性。在欧洲之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以相似的热情钻研修辞理论。修辞学在中国的影响力比在欧洲小得多，几乎没有出现在公共场所。在穆斯林社会也是如此。修辞学——伊本·西那曾经如此评论亚里士多德——不是为争论提供指导，相反，它更应该用于传播已知的真理。在阿尔·法拉比的模范国家中，统治者是先知、哲学家和伊玛目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是美德的化身。因此，他首先要掌握修辞能力，因为他的任务是向普通百姓传播他的智慧。与之相反，波利齐亚诺强调修辞学在政治往来中的用处：“用语言说服你的同胞为国家的利益行事并避免去做对国家有害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用和富有成效吗？”

因为拉丁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人们总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资助人。而且，谁想出版一些敏感棘手的书，总能找到一个避难所。如果在一个小国或一个城邦无法安身，总能找到另一个宫廷或另一座教堂塔楼，往往需要不到一天的旅程。布鲁诺最后也只是运气不好，当时他前往以自由闻名的威尼斯，但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并找错了赞助人。伽利略可以在阿切特里高枕无忧继续研究，并在莱顿出版了《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与数学证明对话集》，那里是许多前卫学者的避难所。政治分裂、多元化和创造力这三者似乎与创造力、中产阶级和强势的平民三者一样，都有着密切关联。

自西罗马帝国衰亡以来，拉丁欧洲再也没有经历过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货币经济和私有财产保护驯服了战争。与非洲、美洲和许多亚洲国家不同，拉丁欧洲自10世纪以来一直没有遭到入侵。只有欧洲体系内部的变化，例如，一些国家扩张，相应地另一些国家萎缩。永久的竞争迫使它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复杂的多样性——昂贵的机构、官僚体系和更昂贵的军事，即使边际收益下降。欧洲人拥有对真正重大的创新不可或缺的东西：时间——非常多的时间。研究和推动范式转换需要时间。多元化的拉丁欧洲总有某个地方能保持创造性，积累知识并将其代代相传。

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支离破碎、在宗教方面分歧明显，但多亏了超级语言拉丁语和超级媒介印刷术，欧洲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对话空间。在古登堡之前，技术知识已经在半个欧洲传播——波西米亚从威尼斯学到如何生产优质玻璃——但知识的传递从没有这样令人目不暇接，而这种速度一旦开始就不断加快。在这里要重申爱因斯坦的强烈观点，如果没有印刷术，那么引发工业化的创新潮根本无法想象。17世纪初，报纸成为聚拢公众的新形式：先在斯特拉斯堡，然后从1631年起《宪报》在巴黎发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报纸处处可见。通过书籍和期刊，大陆上的知识文化兴起，如果没有它，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不可能诞生。例如，正是因为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在1556年出版的关于采矿业的新书，才使得活塞泵的构造从萨克森和波西米亚传播到整个欧洲。在这套书和之前许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矿井狗”——一辆从矿井向外运输废料和矿石的车子，它是后来铁路的雏形（插图82）。它让人们懂得在轨道上牵引车辆的原理。虽然阿格里科拉的著作只有德语和意大利语的翻译版本，但如何把数不清的技术术语用通俗的话表达出来，这个难题几乎无法解决。不过，书中的木刻版画大多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密集的交流网络的存在才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自15世纪以来积累知识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创新也一个接一个出现。虽然中国自1730年以来也一直都有定期呈送的奏折，但与欧洲期刊没什么共同之处。

插图82：《矿井狗》

出自：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论矿冶》，巴塞尔，1556年，伦敦，英国皇家学会

中世纪之后的东亚甚至是奥斯曼帝国都很难列出一张重要创新者的名单，更不用说在医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等重点学科领域。与之相反，拉丁欧洲在13—20世纪的发明和发现几乎数不胜数，包括真正的范式转换。成千上万人参与到跨国和跨学科的交流中，他们使用信件和书籍作为媒介或者通过口头争论。在“大分流”前几百年，欧洲已经储备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学者，高度专业化的工匠和发明家，特别是“第三等级”的民众，他们是为欧洲积蓄想法的“水库”，而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个文化可与欧洲相媲美。这些数不清的人才就是先驱者的起源，他们为纺织和采矿的机械化迈出关键一步。他们当中有绅士爱德华·萨默塞特，他只是个蒸汽驱动的业余爱好者；有研究活塞泵的议长奥托·冯·格里克；还有发现光波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兼诗人。我们也会遇到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约翰·凯、牧师埃德蒙·卡特莱特和铁匠托马斯·纽科门。詹姆斯·瓦特是一个苏格兰商人的儿子，理查德·特里维西克（RichardTrevithick）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运转的机车，他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越来越强大的创新动力也表现在司空见惯的关于“长子权”的争论和堆积如山的专利纠纷上。

瓦萨里在谈论佛罗伦萨的艺术时就曾强调，竞争有利于激发创造力，这一观点在古代就为人所知。维莱伊乌斯·帕特尔库鲁斯（VelleiusPaterculus）也支持这种观点，某些时期杰出科学家和艺术家层见叠出，大师尤其多，就是因为“竞争心”、嫉妒和钦佩。古希腊经历了“文化繁荣”，11世纪初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解体后分裂出的20多个泰法政权引发了穆斯林文化复兴，15世纪印度-伊斯兰文化辉煌夺目，这些都可以证明竞争的优点，文艺复兴时期形式各异的欧洲国家也是一例，还有英国工业革命，它展现出世界史中独一无二的活力。

正如我们所见，另一个关键因素是遏制宗教，但我们经常能够看出，宗教在欧洲的发展中绝不仅仅是阻碍。开普勒像伽利略一样用他的科学去寻找上帝。神职人员一直在研究自然科学，教会首领也一直提供资助。正如英国的例子所示，即使是新教后来也没有遵循路德的做法，并未对科学敬而远之。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甚至认为，科学革命的真正动力就是为上帝荣耀服务的清教徒的功利主义。它催促整个世界渴求利润、为利润奔走，也让方法研究和科学工作变得高尚。这一论点可能适用于个别案例。但是，欧洲的发展空间太过复杂，这种解释不足以让人们理解引发欧洲现代化的过程。文艺复兴科学史中也有许多著名的、渴求知识的天主教徒——耶稣会的克里斯托弗·克拉乌和阿塔纳斯·珂雪，还有伽利略、笛卡儿、托里拆利、伏特和安培（Ampère）等普通信众。天主教在法国出版的专门探讨技术主题的期刊甚至比英国还要多。但在以《圣经》为宗的新教国家中，识字的人更多，潜在创新者的圈子也就更大。有一条是放之欧洲皆准的：科学革命中的英雄，无论他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不是无比虔诚之人。艾萨克·牛顿可能是他们当中最伟大的人物，就很难被人看出他的基督教信仰。

欧洲的发展是否有“路径依赖”，如果有的话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些很难回答。非专业人士可以参与对话并最终主宰话语权，这样的批判性的公众群体最早从12世纪开始萌发。14世纪出现了戏剧性的技术进步，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技术进步变得不容忽视。“锁定”的标志最迟应该是古登堡的发明，从而强化了路径。但这种观点仍有争议。

没有人知道是否有“路径断裂”的可能性以及何时会出现。我们再次回想一下蝴蝶振动的翅膀——或者1690年在博伊恩战役中击中奥兰治的威廉三世肩膀的那颗子弹。它如果再低几英寸，就会杀死未来的英国国王。杰克·戈德斯通（JackGoldstone）认为，如果这种情况真实发生，那么英国仍然会是天主教国家，法国将成为欧洲的霸权国家，工业革命可能也将失败，但我们永远无法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