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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腊 遐想与批判（第1页）

3。希腊：遐想与批判

插图3：拉斐尔，《雅典学院》，1510—1511年，梵蒂冈，署名室

城邦初现

“赫楞人”（Hellenen）[5]早已无迹可寻。从公元前2000年起，他们陆续从欧洲中部和东部迁移到今天的希腊并融入当地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继续迁移，有的搬到岛上，有的则前往小亚细亚，与腓尼基人竞争，向他们讨教。如同地中海地区的其他族群一样，他们中很少有以民族为单位的群体。“地中海”这一概念直到中世纪才在世界地图上真正赢得了一席之地。实际上，拉丁词汇“maremediterraneum”的意思就是“中间的海”，只是在古罗马鼎盛时期，由于罗马人的自我中心视角，这个词变为“marenostrum”，意为“我们的海”。犹太人称其为“大海”（YamGadol）。东亚的货物和观念——当时的交流往来已延伸至爪哇和印度——借助舰橹、河运船只和通商线路，跨过撒哈拉，经过羊肠小道和阳关大道，翻过比利牛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一路穿行至此。

整个地中海就是一座画廊。那里是众神之父宙斯诱拐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的地方。这位年迈却依然性欲旺盛的骗子变成公牛来隐藏自己的身份，然后带着欧罗巴，绕过地中海去往克里特岛，他们的儿子米诺斯将在那里建立王国。实际上，这座岛屿拥有欧洲最初的高级文明，亦即米诺斯文明。地中海的海浪消失于奥斯蒂亚和突尼斯海滨沙滩上，随即又在严冬风暴的鞭笞中现身，侵袭撒丁岛陡峭的海岸，它将自己摔碎在圣托里尼的火山熔岩之上，在巴塞罗那和比雷埃夫斯的码头，渗向古名为“拉古萨”的杜布罗夫尼克的沙滩。在这宏大历史的风景中，热风驱赶着非洲的酷热，经过托斯卡纳的山丘，令安达卢西亚的橄榄树上“日渐灰暗的树叶”闪耀，让薰衣草香铺满普罗旺斯。秋冬时节，如同埃尔·格列柯（ElGrecos）所绘的托莱多风景画那样，厚重的铅色云朵压于田野之上，并适时洒下渴切的雨，即使在意大利也有明显的寒意。

直至今日，这个国家的植被依然诉说着那跨越千年、蔚然壮阔的迁徙过程。今天的许多典型的地中海植物，实际都是外来物种：柏树最初源自波斯，柠檬和香橙来自阿拉伯，龙舌兰和无花果的源头位于美洲，西红柿来自秘鲁，玉米——它是使人免于饿死的玉米饼的基本食材——来自墨西哥，以及那很晚才从地球另一边的澳大利亚移植而来的桉树。只有葡萄酒、橄榄和谷物才是地中海传统的三大作物。

岛屿常常是朝圣者和通商者竞争的据点，也是抗击外族攻击的堡垒：塞浦路斯岛、罗得岛、科孚岛、蕴藏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里特岛，以及众多点缀在蔚蓝之海中被冠以神话人物名字的小岛，诸如基西岛、伊萨卡岛、米克诺斯岛……再往西便是马耳他和大西西里岛，以及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和拥有银矿资源的撒丁岛。如古人所言，在火山群中，在维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和斯通波利火山岛，通往冥界的缝隙俨然被打开了。在那些火焰跳跃并穿行过的洞穴里，独眼巨人将炽热的铁浆铸成剑与犁。

地中海并未阻隔，而是连接了南北两岸——至少在夏季如此。当冬季的风暴侵袭，便不建议船只出没于如荷马所描绘的“暗黑海洋”。在中国，为了使文明得以存续，统治者需要动用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辛苦建造大运河，以便将长江河谷粮仓中的硕果运往北方。而在地中海，船只借助这里的风得以顺利通行，从富饶的埃及向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运输供给物品的压力由此得到了根本的缓解。地中海的波涛托载着丝绸与奴隶、大理石雕像和神话、神灵和思想，从一岸带至另一岸，从一岛带至另一岛。没有地中海作为媒介，欧洲的觉醒几乎不可能实现。

货币经济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首批硬币的铸造就是在公元前600—前560年的埃伊纳岛和雅典完成的。借由这种金属的、被赋予了抽象价值的具体支付工具来实现经济层面的征服，这其中所体现的理性，似乎也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得以体现。欧玻亚岛土地肥沃，矿产资源丰富，如它名字所示，盛产牛群，是重要的贸易大国[6]。它的广袤和权重，以及含金量进一步普及。在《伊利亚特》中就用“aphneios”（意为“富有”）作为科林斯的名字。它的花瓶远销地中海西部，甚至可达遥远的伊维萨岛。米利都是古希腊知识革命的其中一个发源地，它通过古希腊内陆的移民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地中海东部最富裕的贸易城市。人们需要新的土地，或许也是为了逃避家乡的战乱，这些“希腊原住民”在爱琴海岸边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自治聚居地，接着又发展出诸多城市。贸易的利润、人口的增长和领导者对权力的追逐，都被推测为公元前8—前6世纪迅速发展的殖民运动的最重要诱因。这项运动在公元前8世纪波及了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之后扩大至马尔马拉海和黑海沿岸。柏拉图（前427—前347）讽刺地说，希腊人似青蛙抢夺池塘般蹲守在这些海岸。大城市播撒下种子，孕育出新的城市，其缔造者或多或少都关联紧密。以米利都为例，通过“移民”，它围绕着黑海的海岸建立了约30座殖民区。许多当时出现的城邦在其名字中还承载着它们的古希腊起源：马西利亚（Marseille，即今天的马赛）源自希腊语“Massalia”，尼斯（Nizza）在彼时被叫作“尼西亚”（Nikaia）。

人们必须谨慎地想象初始时期的景象。公元前1500年前后，随着青铜时代的宫廷文化陷落，“城邦”（Polis）的时代开始了。这个概念在“都市”（Metropole）和“政治”（Politik）这样的词语身上能依稀看见影子，它标志着一个维护共同信仰、在共同利益之下进行商议的整体。城邦的主人除了各个城市的管理者，还包括整个城邦辖区内的所有居民。城邦的核心区域大约是集会的广场、寺庙，以及拥有话语权、统领军事甚至确立信仰的贵族们的宅邸。农民、手工业者和商贩的住所聚拢在它们周围，发展出之后重要的市民团体及其机构。它们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才作为独立的整体正式亮相。一些典型的城市机构设施也相继出现，如市政厅、剧院和学校。学校起初只是一个运动场所，在赫楞人的时代也作为教育机构。

对西方文明来说，希腊殖民者在地中海大片地区进行殖民的过程，几乎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其他进步都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自青铜时代文化瓦解之后，古希腊人和遥远西方的贸易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复苏夯实了（尽管并非奠定了）经济基础。崛起的古罗马也经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市，建立起与其思想和技术直接的联系。

公元前6世纪末的城邦世界因为波斯大帝的崛起而面临越来越大的威胁。公元前480年，一支希腊舰队攻打被波斯军队控制的萨拉米斯海峡，是否真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言，这是“世界史的瓶颈”，还尚无定论。战争持续期间，波斯的统治也并非那么有压迫性。那些被攻占城市的民众，依然能与他们熟悉的神心灵相通，相互之间继续缔结盟约。波斯的统帅马铎尼斯（Mardonios）甚至一度担心，在他征服的爱奥尼亚海岸城市中会滋生民主的种子。

“瓶颈说”最强有力的论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地中海以东划分的地区直到今天依然由一条横亘于东方和欧洲各国之间的分界线隔开。基于民主建立的国家和话语文化，几乎只在分界线的西边发展。在罗马帝国时代它又继续向东延展。随着罗马帝国的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以及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帝国的成形，它又重新回到西方。然而，猜测是多余的。希腊的舰队击退了波斯的军队，胜利接踵而至。希腊的对话可以继续充分施展。希腊人很好地利用了拥有广阔边界的波斯帝国所面临的问题，即除了要解决希腊这只青蛙对其池塘的搅乱之外，还要分心解决其他问题。

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的世纪”。在与波斯对战、与斯巴达争斗和内政动**的背景下，雅典最初的政治理论得以大展拳脚。我们在其中还看到了儒家学说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前551—前479）的影子。何谓国家？何谓宪法？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始于雅典，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今天人们仍在提及希腊人的贡献。可以想见，这场由涉及地中海广大区域的迁移活动触发的理论思辨，是如何触发对于新建政治秩序的思考。通过讨论和多数原则来寻求决策的实践，实际上是对理性哲学和科学的突破，这一点本身就颇具意义。另外一份文档的记录表明，雅典的民主并非所有人的民主：它不属于奴隶和外族，不属于女人，多数情况也不属于无产者。在民主的主阵地雅典，一个人是否具有作为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通常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一个原籍雅典的父亲或母亲。对于希腊世界的外族人，即那些“野蛮人”（barbaroi），人们总是以雅典卫城高高在上的态度对他们施以睥睨。但直至现代，也少有开放如此多参与决策机会的社会存在。在马其顿统治的时代之前，几乎没有人——无论是皇帝、城邦，还是外来征服者和祭司特权阶级——成功统治赫楞人。权力仍然分散且相互竞争着。即使是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战役中败下阵来，其民主依然不灭。它断断续续地持续至公元前2世纪，直至罗马从希腊手中接过发动战争的权力。

不臣服于任何人的理念虽然与广为适用的人权理念并无共通之处，但鉴于波斯的威胁和希腊自身各统治力量间的斗争，这一理念依然通过埃斯库罗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得以发声。那令人迷恋的字眼“自由”（eleutheria），通过世界历史得以登场。

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碎片：宇宙、神与人

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的民族像希腊人一样采摘认知树上的果实，并冠之以名。类如“哲学”“智慧之爱”等词语都源自希腊语。随着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的发展，“提问”“研究”“探索”“历史学”等概念也作为系统的事物初露锋芒。另一个促进地中海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地缘因素是：与东方的关系。

伟大的文化都不源于本土或民族根基，而是通过成果卓著的交流与斗争产生。希腊精神更多要归功于东方，而非只是人文主义学校里的历史图景。雅典娜虽然并非某本书所说的“黑人”，但也不似大理石般的苍白。希腊雕塑伴随埃及文化的传播而发端，后者可能也是希腊人的第一位数学老师。希腊的文学和宗教也深受尼罗河文化以及伊朗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即便是诗歌与哲学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作赫楞人的发明，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受到了东方智慧的启发，比如在东方神话中关于世界起源的说法等。他们还从中东的军阀和国王那里学习统治。腓尼基人不仅教会了希腊人拼写，他们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教会了希腊人类似民主的处事方式，正如苏美尔人向希腊人示范了如何建造城池和组织政治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思想宇宙的各个中心逐渐显现。首先，在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时期，诞生了富庶的贸易城市米利都和意大利南部城市埃利亚；然后是作为“赫楞人的老师”——这一美誉常被修昔底德在同伯里克利的谈话中挂在嘴边——的雅典；最后是亚历山大港。但是前苏格拉底主义者和后来者对此的记述绝大部分都已丢失。通过一些生活于几个世纪以后的作者的描述，一些希腊思想才得以流传。而正是留存的这些部分，改变了世界。

首先驱使这些希腊思想者思考的是惊奇——对于自然、宇宙及人的惊奇。柏拉图曾说，惊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哲学的源头。这些寻觅者和漫游者，如第欧根尼（Diogenes）自己宣称的那样，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是宇宙的公民，不臣服于任何国家政体。他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去往远方，去真正地实践对世界的探索。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Hekataiosvo，前550—前476）行至今天的俄罗斯南部附近，修订了被视为欧洲第一张世界地图的《阿那克西曼德世界地图》。毕达哥拉斯（约前570—前480）和柏拉图为了寻求古老智慧而研究了古埃及。德谟克利特（Demokrit）似乎到达了巴比伦，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和皮浪（Pyrrhon）曾经行至印度，前者被视作亚历山大军队的狂热支持者。公元前2世纪，精巧的造币技艺途经号称“东边赫楞文化前哨”的巴克特里亚王朝，成功传至印度。反过来，印度文化也向西方做出回应。《南传弥兰王问经》讲述了巴克特里亚国王与佛教圣人那先比丘（Negasena）之间的对话。

希腊人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提问者。他们是最早借助理性无目的地追寻真理的人。虽然人们似乎也可以在地球上的其他古老文化中找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思想，但是希腊人探索的多样性却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探索灵魂，研究神的本质、物质的结构，以及宇宙的构建原则；他们认为神贯穿于所有物质的自然哲学，也知晓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对他来说，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喃喃低语的神秘主义和顽固的教条主义产生了前苏格拉底哲学，也产生了冷酷、毫无神性的怀疑主义。它借助出生于科斯岛的医者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vonKos）的形象现身，为一种理性的医学奠定了基础，并开启了对动植物的研究。因果律首先是用希腊语写成，它是理性思考与推论的学说，即“逻辑术”（logiketee）。

伴随着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于公元前7世纪在米利都的诞生，“规律”开始与诸神和魔鬼并立，并接手它们的工作。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vo）将海啸解读为大海运动造成的地震——而非由海神波塞冬的愤怒引起。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vo，约前625—前547）是第一座日晷的建造者，他不再如赫西俄德（Hesiod）那样去讲述创世神的故事，而是更多地找寻创造万物的原初物质——他称之为“无限”（apeiron）。通过划分冷与热、湿润与干燥的对立，“无限”生出万物。宇宙成为巨大的有机体，存在、消逝、重生，而人类是由一种类似于鱼类的生物发展而来。阿那克西曼德虽然称不上达尔文的异域先驱，却是第一个将宇宙想象为永恒而非创造的人。他的理论影响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为17世纪宇宙天文学的讨论提供了素材。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生的学说也是如此。自公元前530年以来，他便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在意大利的克罗顿交流思想，并过着一种禁欲的生活。传言毕达哥拉斯是一位极具魅力的神圣智者，是古老真理的救赎者、传道者和先知。数是他的学说的中心：现身于正五边形或黄金切割之中的数字和比例指示了建构世界的原则，通过观察到音乐、和声与几何的对应关系，以及星体运动的规律性，毕达哥拉斯得出结论：世界建立于和谐的规则之上。他还讲授说，不死的灵魂会在生物体之间游**。人类应该——类比同样有灵魂游**之说的佛教教义——让生命与和谐有序的宇宙达成一致。

在毕达哥拉斯哲学信徒的世界模型中心，燃烧着一团熊熊火焰。它似乎是世界这座大楼的炉灶，除地球、月亮和太阳之外已知的五大星球，以互成比例的距离和速度绕着它转动。由于包含恒星在内只存在九大天体，因此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预设了一个“反地球”存在，这样一来就凑成十个。他们认为通过天体的运动可达到超凡的星体和谐。来自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os，约前310—前230）却认为，恒星和太阳都是静止的，地球围绕太阳而行。这位哥白尼的前辈据说曾因为无视神灵而被控诉。甚至宇宙中存在着“多个世界”的构想，早在布鲁诺出现之前的两千多年就被想到了。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是公元前5世纪群星闪耀的思想家团体中的一员，他是土、水、火及空气的四元素学说的创立者之一，与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思想很接近。他和德谟克利特都是原子物理的开创者。在他看来，物理世界的万物都是由原初物质——一种不可分的微小颗粒——共同组成。即便是神，也被拟人化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神秘物质”（dunkle）。赫拉克利特（Heraklit）隐晦地将其理解为事物的整体，它像理性言说的逻各斯（Logos）一样，将所有的对立统一起来。

来自埃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20—前450）貌似是第一位认识到地球是球状形态的人。他所关注的表象与存在之间的区分，标志着一切本体论的开端。他提出了一种主张，认为思想本身仅仅是“存在”（Sein），而非“成为”（Werden）——一种还未达到存在的状态。这个主张掀起了一场学术革命：遵循矛盾定理的逻辑区别“真”与“假”，与“狂想”和“神话学”对立。希腊精神的锋芒同样在埃利亚的芝诺（ZenonvonElea）对于悖论的阐述中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辩证法的发明者。

一些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文字记述多有对神的批评，即使是今天，这些文字在某些国家依然见不得人。他们认为神是人创设出来的幻象，人们出于实际的理由用这一幻象服务自身。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揭露“并非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之前的两千多年，色诺芬尼（Xenophanes）就曾讥讽过荷马和赫西俄德关于神的想象：牛或马可以创造神的形象吗？它们会创设出类似牛或者马的神吗？与他们不同，他将神想象为一种静态的、贯穿作用于一切的精神，仅仅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撼动宇宙，它“与凡人在形态或思想上都毫无相似可言”。这个说法否定了对于自然现象的神秘解释。他对于人类可以拥有可信的知识的论断亦持保留态度：真理只存在于神那里，人类不过是拥有它的类似物或者它的表象。凯阿岛的普罗迪科斯（ProdikosvonKeos，约前470—前399）将神理解为比喻性的存在，代表着地球上的事物，无论元素或者面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0—前411）将之简要概括为“人们无法知晓它是否存在”，并以此区分信仰与知识。迈锡尼的欧赫迈罗斯（EuhemerosvonMessene）认为，神指涉的是先前的伟大国王、战士或者学者，这些人给人留下了他们在死后可以幻化为神的印象。类似的“世界的祛魅者”直到18世纪依然存在，他们的思考表明，在那个以色列人正严格地去构建他们的天父——雅威（Jahwe）——并将弥赛亚的形象推上世界舞台的时代里，赫楞人就已经准备好要思考了。

除了神、宇宙和自然，人也是希腊谈论的中心。普罗泰戈拉将人视作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并非一份人文主义宣言的标题，尽管这位作者在文艺复兴中重新收获尊崇。它更多地反映出一种洞见，即看到了感知的主体性，否定了一些自然哲学家坚持的唯一真理，此外，还要求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人的天性、可能与边界、培养与教育。

人类的斗争与痛苦是同时期诞生的悲剧中最重要的哲学主题。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的厄琉息斯的埃斯库罗斯被后人称为“悲剧之父”。他所导演的戏剧中，人物总是罪恶而无望地纠缠于由神施加的悲惨命运。再加上雅典人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约前497—前405）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三个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至今，人们仍在不断对这三位巨匠的戏剧进行着现代式的解读，因为他们剧目中探讨的是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在希腊哲学当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主题：存在与表象、罪责与命运、欲望、**与理智。

最伟大的悲剧与舞台大师则是历史。公元前5世纪，一种意义重大的历史学初登舞台。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被西塞罗称为“历史之父”。他和米利都的赫卡塔埃乌斯都被视作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创始者。希罗多德希望将重要事件留存下来以供后人教育、模仿与欣赏，他想要尽量真实和不带意识形态地书写，这也成为以后所有好的历史书写的主导要领。

修昔底德（约前455—前395）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最高级的历史书写，也是一部文学杰作。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话说，他要写就一部“永久的财富，而非只是流传一时的佳作”。修昔底德发现了人类暴力的病理，他不仅仅是在历史书写中寻找古代，更要批判地审视来源、探寻原因、考察行为动机、分析政治情势。他所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许是第一部没有神灵参与的历史著作。本该出现神灵的段落，如在后来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i）那里一样，被描绘偶然性与必然性的段落取而代之。著名的《米洛斯对话》[7]显示了**裸的权力有多么厚颜无耻。对自由与统治的追求似乎是实现政治的先决条件与人类学中的常量。修昔底德成为历史学的开疆拓土者，这门学问，按照塔西佗（Tacitus）的描述，是要“既不愤怒，也不偏私”（siudio）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色诺芬尼作为数万变迁的见证者，不过是一些自那时起一直绵延不断的话语最重要的创立者。

历史书写与悲剧都反映出遵循自然与混乱历史之间的断裂经验。这一经验说明了希腊人对于人类事物秩序，以及自然与社会规范之间紧张关系的关切。这些规范即传统、风俗或法律。它现身为反自然的人类暴君，也作为“万物之王”来保护弱者。

对话与批判

古希腊世界一直是理念的交易所与政治的试验田。人们之间或斗争，或联合，试验联邦制模式。公元前429年，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后，希腊经历了战争与内部危机，却完全没有对他们的文化生活产生任何不利影响。相反，继续扩大的变革与混乱为哲学开辟了市场，因为哲学为人们指引方向的同时还提供教育，能帮助他们在复杂的社会里收获成功。一群求知若渴的人也已经准备好研习作为政治事务中重要工具的学术与雄辩来作为回应。一些诡辩家，即在公元前450—前380年为了钱财而演说和写作的学者们，也以此谋取财富。伦蒂尼的高尔吉亚（Geiasvoinoi）是当时的“明星演说家”，也是雄辩术的创立者之一，他甚至认为话语可以强身健体。据说他在德尔菲神庙里为自己建了镶金的肖像。伟大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他们能够占据如此重要的社会地位，哲学的作用功不可没。思想家广受追捧的现象可以从无数逸事中得到佐证。一些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后来的柏拉图，地位之崇高几乎等同于神。诡辩家们将爱奥尼亚的自然研究分析方法应用到了社会领域，他们批判一切主题，从社会规则、风俗到宗教，甚至是人类认知的确定性。“诡辩术”的消极含义让人联想到钻牛角尖与断章取义，却仍然是哲学的基本美德；提问与思辨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却常常在歧途中迷失，无果而终。

批判对话的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对话最终成为哲学思辨的一种跨文化形式。因此，熟悉辩论（sastrarthas）的印度教徒与中国哲学家也如欧洲人一样，讨论神正论问题或宇宙是否无限。印度教的讨论遵从于精准的宗教仪式，严格遵照宗教法规行事，最终通过神的审判来做出决定；中国的智者在论证形式上没有利用逻辑证据，而是认可经典文本的权威，对其只允许进行小幅修改，它们都完全不同于希腊保持质疑与直言不讳的质询程式。正是因为希腊人，人们才懂得通过批判使自己与思维的惯性保持距离，批判的艺术才成为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标志。证伪与日常经验的对立构成了科学。自此以后，借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的变体，批判是矛盾对立的哲学家，是万物之父。

古希腊哲学对话的开端是苏格拉底的道德准则。他的学生柏拉图帮助他延续了“对话”。通过对自身道德刨根问底地追问，以及他的生与死，苏格拉底成为实践哲学和思辨技术的创立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他的追随者的传承过程中，他以类似基督或佛祖的形式现身为智慧的师者。“神圣的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vonRotterdam）以此口号宣告了自己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盛宴的赴宴者。苏格拉底的登场和诡辩家的思考，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为人们如今可以出于理性的依据来系统地谈论一切事情做或不做的准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