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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宗教改革（第1页）

31。宗教改革

插图47：汉斯·巴尔敦·格里，《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约1520年，《马丁·路德博士的行动与成就》扉页，柏林国家博物馆

路德

维滕贝格，1517年10月31日。不，路德教授应该不可能自己带着锤子和钉子走到小城的诸圣堂，在北门钉上一张大纸，贴出95条论纲让人们辩论。这件事应该是校舍管理员去做的。张贴论纲的场景在许多画作和电影中出现，但只是一个传说。关于那一天的画，画的是一个手拿锤子的僧侣，他的敲击声穿越了深秋时节的维滕贝格——路德说这里处于“文明的边缘”——传向远方的萨克森，甚至传响整个欧洲。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熟知神学著作的大师，他决心瓦解罗马教廷千年的统治，他是一个启蒙者，是让中世纪摆脱宗教束缚的第一人。但事情比这更复杂。

1483年，路德出生于艾斯莱本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母亲出身于受人尊敬的市民阶级，他父亲汉斯的祖上是自由农民，种田之余赶上了当时蓬勃发展的铜矿业大潮，当起了铜矿主，最终在皇家城镇曼斯费尔德做了议员。他供儿子进大学读法律，但路德在1505年进了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转而学习神学。路德很快就获得了上级的信任。为了为修会服务，他曾花了几个月时间前往罗马；对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文化却无动于衷。返回后不久，他被擢升为会长副助理。1512年，他在10年前成立的维滕贝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担任释经教授。

1517年10月31日事件之后，现实依旧平淡，路德博士——他根据希腊人名，称自己是“埃莱夫塞里奥斯”（Eleutherios），意为“自由者”——发表论纲是希望引发辩论，但他不是以“民众”为对象，而是希望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他的论纲是用拉丁文所写，当时还贴在维滕贝格好几个教堂的大门上，主要是关于赎罪和赦免。要被拿来辩论的不只是神学概念，更是一门将来能长期繁荣的生意。人们可以通过购买赎罪券摆脱炼狱或缩短被炼烤的时间。至少对那些思维较为简单的人来说，牺牲金钱可能就让真正的忏悔和痛悔变得多余，尤其是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敕令宣布赎罪券对已经死去的人也有效。清醒地来看，赎罪券的生意绝对有积极效用，捐款的信众得到“对生者和死者的全面照顾”〔托马斯·考夫曼（ThomasKaufmann）语〕，类似于一张天堂的通行证——这样也得到一丝安心。而罗马教廷创收颇丰，华丽的艺术应时而生。例如，圣彼得大教堂就主要靠赎罪券的筹资得以竣工。

奇怪的是，这座象征着教会万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也给教会带来最严峻的危机！罗马教廷让人联想到一场非常可怕和恐惧的交易。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Brandenburg，1490—1545）刚刚被推举为美因茨大主教，但他在资金上却捉襟见肘。可是，因为他已经管辖其他主教管区，这是教会法律禁止的，他必须向罗马教廷支付很高的税款——换算成杜卡特金币也是不小的开支。教皇利奥十世为阿尔布雷希特的教区提供赎罪券买卖权，以此帮他筹集税款。富格尔家族向他提供了过渡性融资。为了安抚罗马，阿尔布雷希特不得不接受这笔贷款，并用赎罪券一半的收益偿还这项贷款，另一半的收益都被圣彼得大教堂吞没。在富格尔家族代理人的陪同下，传教士蜂拥而出并试图劝服世人改变死后的命运。正是这种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商业化，促使路德高呼改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批判那些兜售赎罪券的人动机不纯。掌管多个教团省的美因茨大主教又放任赎罪券买卖，终于让路德愤而起笔。

在长期的内心斗争后，路德从神秘的虔诚和奥古斯丁的悲观思想中得到了信念。奥卡姆是路德神学的教父之一，他同样惧怕死亡。在论纲的第一条，路德就开宗明义，当基督说“忏悔！”时，他想表达的是整个生命就是忏悔。这样，路德就开辟了另一条救赎之路，不是机械地诵念天父，也不是仅仅买一张纸，而是劳其心智，进行自我探索和悔悟。只需要文字，“唯独《圣经》”，就能触及信仰。仅此一点，“信仰”——而非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过多争论——就是一切美好的起源。仅仅依靠上帝的恩典，人们最后就可以摆脱罪责：在这个堕落、混乱的世界，他仍对恩典充满信心。“唯独恩典”，就是说绝不是出于善行，当然也不是因为赦免。路德所呼吁的争辩最终因为未知原因而偃旗息鼓，但他的纲论如星火燎原，很快被印刷出版、再版并不断再版，激励着许多读者。

罗马就没那么振奋了。多明我会强烈要求异端审判，他们同时也希望用路德打击对手奥古斯丁会。核心问题一直以来都不是教皇有多少权威。奉命评审路德的论纲的其中一位神学家大胆宣称，教皇的管辖权已经扩展到炼狱。这场审判没有马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路德要感谢他的国主“英明者”腓特烈三世（FriedrichⅢ，1486—1525年在位）。由于继承权被分裂，腓特烈三世仍是萨克森选帝侯，是韦廷王朝“恩斯廷系”分支的领主，而韦廷王朝“阿尔伯廷”分支则管辖着王城设在德累斯顿的另一个大公国。

选帝侯腓特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他精选收藏了许多圣徒遗物。比如，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桌布，以及还剩下的面包屑。圣物能给人免除超过10万年的炼狱折磨。正是腓特烈具备的这种超乎当时标准的深刻宗教信仰，使得他认真考虑年轻释经教授路德的想法。这些需要讨论的问题，也关乎他自己灵魂的救赎。

另一种情况也有利于宗教改革讨论的继续传播：帝国皇位更替。他们都需要争取萨克森选帝侯的支持。不管是青睐法国国王的利奥十世，还是哈布斯堡的查理，都不想在此时与选帝侯腓特烈发生龃龉。因此，路德的论纲仍被允许继续出版。在争辩和后续的文章中，神学虽然因赎罪券备受抨击，但轮廓越来越清晰。在一次奥格斯堡议会期间，路德曾在罗马教皇的使节面前为自己辩护，使节也只能徒劳地命令他撤销论纲。海德堡大学的辩论为路德在艺术学院的硕士和大学生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后来，其中的一些人也成为德意志地区南部的帝国直辖市的改革者。

1519年6月底到7月中旬，莱比锡的普莱森堡遭遇了一场路德和教廷之间的激烈争论。代表教廷的是约翰内斯·艾克（JohannesEck）博士，他是因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教授，无论智力上或体力上都是一个强者，他强有力的声音令他的论点掷地有声。反对教廷禁收利息的决定已经让他大名鼎鼎，而作为最睿智机敏的德国神学家之一更让他声名大噪，最后因为鼓动反对犹太人并参与编造犹太世界阴谋的灾难性传说而臭名昭著。在年轻同僚路德面前，艾克更胜一筹。他成功地诱使路德说出危险的想法，如宣称不能从《圣经》中证明炼狱的存在，或者教皇的权威仅仅取决于信徒的认同而非神授。最后，艾克甚至唆使他的同行抛出定论，说就连宗教会议也会犯错。路德恰恰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和它对胡斯的一些判决为引证，因为路德认为胡斯派确实是清清楚楚的新教教徒。这样一来，艾克成功地把他的对手塑造成一个近乎异教徒的形象。从那时候开始，路德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异端气味。旁听了这场座谈会的阿尔伯廷分支大公格奥尔格因为争议给其留下的印象，成为路德坚定的反对者，而他本来是主张支持教会改革的。

莱比锡争议的结果标志着路德与罗马教会的裂隙继续扩大。鲁汶和科隆两地的大学与路德观点划清了界限。从列日到美因茨，路德的文章都被付之一炬。这场争论继续升级，路德发现自己的文字反响巨大，备受鼓舞，笔耕不辍，大部分论文都用德语书写，因而为民众所熟读。与胡斯派一样，他要求教众在做完弥撒后也有权利分享圣酒。在1520年发表的三篇檄文中，他对古老教会进行正面攻击：《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掳巴比伦》《论基督徒的自由》。它们勾勒出一幅宗教生活改革和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的草图。这三篇宣言在出版商那里简直供不应求。它们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知识分子的圈子，流传甚广。

1517年论纲的目的还是修复教会、拯救教会，而对“基督教贵族”的呼吁则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路德把“罗马的吝啬鬼和强盗”拖上审判席，并强烈谴责罗马从德国土地上攫取巨额资金。他希望把教皇降格成一名《圣经》学者，并剥夺他对释经的垄断权。还有两面墙要推倒：一个是他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利；另一个也是最需要取消的是教会权威对世俗权力的凌驾。罗马不应该对世俗事务有影响。“向教皇行吻脚礼”这样以示尊重的仪式，在路德看来却是“恶魔般的傲慢”。他攻击朝圣之旅和圣人崇拜——“我希望人们不要去打搅亲爱的圣徒”——反对托钵修会扩大规模，要求废除将教徒逐出教会的做法，甚至废除所有的教规法。他想在等级制度瓦解坍塌的废墟上推行普遍的圣职：每个受洗的人都是牧师。这意味着，以后不需要神职人员，教区把教会取而代之。所有的提议旨在改革教会系统，针对的是社会的道德化。路德反对高利贷、卖**甚至过节——节日只能给各种罪孽提供温床。此外，他还呼吁废除独身主义。没过多久，他自己就娶了从西多会修道院逃脱的修女卡塔琳娜·冯·苞拉（KatharinavonBora）。

《教会被掳巴比伦》一文认为婚姻不是圣礼，那不过是世俗约定，只有受洗、圣餐和忏悔才能归于圣礼。仅仅这些是《圣经·新约》中有迹可循的“记号”[25]，只要有信仰就能让面包和葡萄酒成为基督的身体和血液。这样，教士的萨满长袍被扒掉，他们的法术也被剥夺。教士接受圣职的仪式，还有坚信礼和临终涂圣油仪式都是罗马的骗局，都是为了让“童话”显得逼真，让人们相信教士阶层是救赎的必要之物。普通教众只能领圣餐，不能分享圣杯，这是对上帝不敬的专制举动。

第三篇檄文《论基督徒的自由》直接针对教皇利奥十世，路德之前对教皇的抨击足以令人惊诧，现在又称他为“最神圣的父上帝”。教皇在艾克的建议下，同时颁布了《斥马丁·路德谕》，威胁路德如果不在60天内撤回他的异教宣言，就将他逐出教会、开除教籍。路德说教皇是“狼群中的绵羊”，想说服教皇进行彻底改革，或者解散教廷，这当然是幻想，或者纯粹是一种战术。路德向教皇呼喊，因为信仰，基督教教众的内心是自由的。而从外在来看，人愿意顺从周围人只是出于博爱。这样，人对周围人来说就是耶稣基督，而在世界秩序中是一个奴仆，臣服于当权者。

动**的1520年以路德的一场疯狂表演告终，他在维滕贝格埃尔斯特城门前的剥皮场当众焚谕，这里本来是城市为了市容丢弃动物尸体的地方。他的同僚和战友、希腊学者腓力·墨兰顿（PhilippMelan，1497—1560）张贴布告，宣扬12月10日的这次行动。学生和一些教授目睹了一场焚书运动，扔进火堆的还有教规法大典、艾克的著作和方济各会修士安吉洛·卡莱蒂（Ati）的“总集”——一部包含659篇文章的道德神学全面指南。路德本来很想把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司各脱的论著也付之一炬，但图书管理员可能是心疼大开本的古籍被烧毁，不肯交给路德。当火焰呈熊熊之势时，路德把教皇通谕也扔了进去。

这个轰动壮举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教皇利奥十世就把这位“马丁努斯”（Martinus）和他的追随者及保护者逐出教会。他本想把这个牙尖嘴利的僧侣烧死了事，但因为路德的演说和著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他本人又受萨克森大公的庇护，只好作罢。后来，路德被传讯到沃尔姆斯召开的帝国议会。他决定出席，必是怀着非凡的勇气、对上帝的信任和坚如磐石的无罪确信。

1521年4月18日，路德站到了皇帝和帝国面前，此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僧和普通教授。他解释说，他不会收回自己的言论，只有用《圣经》才能说服他。这一场景深深地印在德意志民族记忆中。他著名的结语——“我无话可说了，悉听尊便。愿上帝保佑我。阿门。”——不是真的，但符合路德在议会演讲的简短基调。皇帝查理五世一天之后的回应也举世闻名，他在议会面前宣读了声明，是他亲笔手书。皇帝说：“区区一个僧人要反对一千多年的整个基督教界，那他一定是错的。而我，查理，将奉献我的国家、朋友、我的血肉之躯和我的全部身心去捍卫天主教信仰。”

作为一个深受西班牙征服者文化影响的统治者，他这么说并不出人意料。几个星期后，查理颁布《沃尔姆斯敕令》，剥夺对这个反叛者的法律保护。选帝侯腓特烈把路德绑架到艾森纳赫附近的瓦特堡，给予他安全的“保护性拘留”。在这里，路德有大把时间在武加大的通俗拉丁译本基础上着手用德语翻译《圣经》。1534年，路德翻译的《圣经》首次全文出版——一部充满语言创造力的作品，从此成为一本新教徒的家庭必备书，比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更成功。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读懂上帝的话语。“我生为德国人，”路德曾写过，“我为德国人服务。”而在图林根城堡之外，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整个德国都陷入暴乱”，教廷大使向罗马通风报信。民众开始崇拜新圣，在各式各样的铜版画里，他浑身散发圣光，头顶是圣灵的鸽子在盘旋（插图47）。

德意志的发展空间

路德的演讲和写作正好出现在一个万事失控的社会里，编年史家记录下当时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动**。他们的发言人反对税赋压力，要求消除经济弊端。鉴于当时宗教在德国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影响力，不难想到教会将受到攻击，但人们只想净化教会，而不是颠覆它。大多数批判教会现状的人，同时也是失落的早期教会最热心的追随者。

在巴塞尔宗教会议期间，一个匿名者就发表意见，希望重新建立早期教会。为了强调他的论点，他援引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权威观点。他所写的论战性小册子，也因此命名为《西吉斯蒙德改革》，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和教会弊端与经济困难的关联——这是成功改革的前提。作者抱怨法律被无视，特别希望消除猖獗蔓延的仇隙情绪。他援引基督终究是为世间所有人而牺牲的典故，试图开展社会改革，如废除农奴制。他要求保护普通人远离货币经济的弊端，免遭垄断商、中间人、海关和高利贷的威胁。他的宣言生硬粗暴：“教会权力病入膏肓；皇权和属于它的其他一切都是错误的。人们必须质疑并打破这种局面，且必须这样做。如果大的睡着了，小的必须清醒。”他所说的“小的”是指“圣洁”的帝国直辖市，而不仅仅是人民。他看到的主要问题是神职人员及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财产。“损害是神职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呼吁将教会和国家分开，“精神和世俗的生活应该明确区分，且处处有别，与最初一样明确，我们的祖先就曾提出，而今天的各种权力却断然拒绝这种区分。”这个匿名者书写的论战手册留下约17本手稿和8个不同的印刷版本——这表明，他所持观点确实一呼百应。

社会亟须教会改革，并提出问题、抛出疑虑，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应该算是一位关键的见证者。他没有向神学家咨询，而是求助于施蓬海姆的本笃会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特里特米乌斯（Johahemius，1462—1516），希望得到与健康的人类理性紧密相关的答案：为什么人信仰上帝，为什么人不能像天使一样辨认上帝？为什么《圣经》充满谜团？上帝真的关心人类事务并且无所不知吗？新艺术的现实主义给人们提供了最确切的例证，比如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MatthiasGrünewald）于1515年在科尔马完成的《伊森海姆祭坛画》。饱受折磨、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无疑已经死去，而他又容光焕发地复活，战胜一切顷刻无常之物。

在改革之前的欧洲，人们对于灵魂救赎的渴望有多么强烈，在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虔诚的千花地毯上可见一斑——朝圣者、布道人和朝觐之旅，神奇信仰、神秘主义和遗物崇拜，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既陌生又令人着迷的起源世界。怎样才能过“正确”的生活？人们可以翻阅《遵主圣范》等著作，或听取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等所作的有说服力的个人演讲，接受他们的感化，从罗马却得不到任何答案。教皇为他们的私生子举行奢华的婚礼，枢机主教为自己兴建宫殿，这些都与效仿基督和使徒的贫穷没有多大关系。许多被托付给普通信众主持的修道院落入贪婪的贵族手中，他们剃发不是出于虔诚，而是为了舒适的生活体验。有些人还是半大孩子，就被强行送入修道院。不少教士偷养情妇，他们对人体构造的了解远远超过《圣经》，因为他们连拉丁语都看不懂。

这些消息来源可能夸大其词；丑闻居多，而日常生活则不太常见。盛行的反教条主义也为改革添柴送炭，但它本身没有可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就诋毁****的僧侣和恶臭的僧衣，批评贪婪的教会或买卖圣职的教皇。从但丁的佛罗伦萨到乔叟的伦敦，处处回响着对僧侣的嘲弄。例如，巴黎的早期人文主义者尼古拉·德·克拉芒热（Nicolasdeges）就写了一篇论文，谴责教廷贪婪的世俗欲望。教廷的上层等级中也有人拍案而起，比如库萨的尼古拉就曾反对庇护二世：“如果你能听到真相，这个教廷里发生的一切都令我厌恶。一切都腐化了，没有人履行足够的职责。你和枢机主教们都不关心教会。”所有人都野心勃勃，贪欲横行。“如果我在枢机主教会议上提出改革，肯定会被耻笑。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请允许我离去！”

可能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就一直遭受攻击，罗马对“路德事件”并没有足够的重视。肯定有人警告过他们，怨言不只出现在诗人的笔下。1311年维埃纳的宗教会议上，教廷就听到了“彻头彻尾”的改革的呼声。不久之后，奥卡姆斥责若望二十二世为异教教皇。作为路德之前的路德派人物，威克利夫也持有改革观点：建造教堂的基石不是教皇，而是基督本人；人类的命运已经预定；《圣经》是最高权威，一切都关乎上帝恩典。他认为好的经典当然也要发挥作用，这一点与路德不同。

由于无法从上到下改革教会，运动的失败让“德国民族的控诉”这一潮流高涨。人们在教会会议、等级会议和帝国会议期间举办论坛，抨击的重心是买卖神职、赎罪券交易和随之而来的金钱流失。德国在回绝贪婪的罗马教廷时，找到了一部分身份认同。“自由万岁！”这是乌尔里希·冯·胡腾写给路德的一封信的开头，他指的是脱离罗马的自由。这个改革派用措辞出彩的抨击表达出许多人的想法，他的教诲播撒在这片被仔细耕耘过的土地上：授职权之争主要出现在德意志公国，公民和贵族与他们的主教争夺权力。在德国之外，神职人员绝对不会这样深陷在世俗政治的纠缠中，并因而经常与世俗权力角逐。一些出身于贵族支系的主教甚至修道院的院长都拥有对小国的统治权——这种悠久独特的历史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在一些地区，教会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市民和神职人员之间的摩擦在城市中也司空见惯。他们就税收问题斡旋，争论教士神职的任命，或市议会是否可以设立学校。神职人员很容易处处被人责骂。改革前的德国已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而其他不得不向神职人员纳贡的国家，还感受不到这样涌动的暗潮。西班牙教会已经“从上至下”进行了改革，不可能出现另一个路德。比如，城市公社起义中几乎没有对教会进行批判，他们只单独提出取消宗教裁判所。

1511年一场轰动的争论可以让人感受到，改革前的德国局势已经一触即发。一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约翰内斯·普费弗科恩（JohannesPfefferkorn），现在变成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皈依了多明我会，他想要烧掉犹太人的书。他遭到法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Reu，1455—1522）的反对，后者还编写过希伯来语的语法。罗伊希林发问：如果不懂《圣经·旧约》的语言，如何实践基督教神学？如萨鲁塔蒂等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坚信在《塔木德》和卡巴拉中隐藏着古老的智慧。他认为犹太人的经文是上帝的见证，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崇拜上帝。他援引皮科·米兰多拉的话，说最能证明基督神性的科学就是魔法和卡巴拉。当科隆审判官对这位人文主义者展开异端审判时，形势变得危险，但罗伊希林得到了德国人文主义精英的支持。他们选择了反对狂热最锋利的武器：幽默。1515年，他们发表了用蹩脚拉丁语写的虚构信件，并把普费弗科恩和在科隆担任教授的审判官冠为作者。这些“蒙昧主义者”把自己看成是“懒惰****的公鸡”，喜欢饕餮大餐又爱酩酊大醉，为荒谬的神学辩论花费精力。这场风波在宗教改革的风暴中渐渐平息，但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圈会迅速为反对僧侣、大学神学和“罗马”做出反应。

对路德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印刷机，其让学者之间的争论演变为人民运动。1520—1526年投放于市场的传单数以百万计，路德的通告也在不安的德国市民世界中找到了最早的读者群，他们是识字的中产阶级，还有熟知批判性争论的人文主义学者。从一开始，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和追随者都全力以赴。例如，匿名的“庄稼汉”把一个淳朴的农民塑造成一个明智的圣经专家，与反对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Murner，1475—1537）进行争论。穆尔纳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天才辩论家，他1522年发表了极具讽刺的《伟大的路德派傻瓜》用以反击。这次争辩让我们看到，路德的反抗已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力量。穆尔纳在标题《路德派打着“自由”大旗的非法要求》一节中抨击路德教会无视一切人类诫命。在他看来，除了上帝，他们可能不听从任何人，他们希望主会允许他们的一切行为。“如果牛不肯套轭马不愿上颈圈农夫不想犁田地肯定耕不好。”

末日阴影：农民起义

路德在城市中得到很多支持，此外还有贵族圈子，特别是在帝国的骑士阶层——他们觉得自己被挤在越来越有钱的市民资产阶级和亲王侯爵之间，饱受压榨。王侯现在不再需要骑士，而是依仗雇佣兵、枪炮和法律来统治国家。大多数骑士都不得不融入这种环境，只有马上比武能让人匆匆一瞥他们昔日的荣光。但有一个人试图抵抗这种时代，他是莱茵河中游地区的一个富人，名叫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vonSi，1481—1523），他为许多王侯领导过雇佣兵，也算比较成功。路德最早的支持者、与他地位相同的诗人和辩论家乌尔里希·冯·胡腾让他接触到令人振奋的新学说。济金根为受迫害的改革者提供庇护，在他的一座城堡中，教士可以用德语布道，并与普通教众分享圣杯。复仇欲、掠夺欲以及拥有自己的公国的欲望，这些都融汇成了更高尚的目的，让济金根想从罗马的暴政当中解放自己的“祖国”。他曾袭击特里尔选帝侯，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支贵族联盟的军队击溃了这支骑士队伍，并攻入济金根藏身的堡垒。这位雇佣军将领失去了生命，也让特里尔地区失去了宗教改革的所有机会。早期现代国家又一次赢得了一场战斗。

宗教改革的焦点维滕贝格也展现出路德的学说中一些隐藏着的一触即发的东西，而且它们不仅仅威胁着教皇和他的各地神父。路德离开的日子里，一些追随者占了上风，他们在这里对教会和社会进行更彻底的净化。神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斯·博登斯坦（AndreasBodenstein，1486—1541），又称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对路德来说是亦父亦友的存在。他也加入了激进分子这一方。他发表反对独身主义的演讲，后来自己付诸实践举行婚礼。教士们受到攻击，僧侣们离开修道院，圣像画和雕像堆成柴火堆并被付之一炬：一场革命的成功总是首先在摒弃旧仪式和废除旧崇拜物中得到实现。卡尔施塔特和他的追随者净化教堂是为了拯救灵魂，正如他们所想的那样，他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尊崇天父。即便对圣像画和雕像的崇拜最终也不过是偶像崇拜，这是魔鬼乐于见到的。此外，艺术可能会妨碍人们专心致志地虔诚敬神。

路德呼吁的思想宗旨被这般滥用，他人虽在瓦尔特堡，忧虑却越来越重。他马上意识到，激进分子如此利用他的计划，让他的规划受到了威胁。他先是向世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警告他们面临的动乱和愤怒；1522年春，他回到维滕贝格并成功地平息了局面。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他一直保持谨慎，并顾及弱者，而不是用胁迫达到目的。他坚信上帝的话语是不言而喻的。他一再强调，世俗权威应该服从上帝。卡尔施塔特现在和路德一样被逐出教会，他逃离维滕贝格，然后逃离萨克森公国，等待他的是颠沛流离的辛酸生活，但他在去世前在巴塞尔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教授生涯。他不是左派，人称“茨维考先知”的三位从故乡被驱逐到维滕贝格的牧师也不是左派。受牧师和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Müntzer，约1490—1525）的影响，这三位牧师找到了一种神秘的不需要牧师和圣经学者的信仰。他们也拒绝婴儿洗礼。路德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魔鬼的诞生，他们侍奉魔鬼，企图摧毁刚刚开始的改革。因此，他拒绝了“假兄弟”的教诲，并确保他们不得不离开维滕贝格。

当时苏黎世发展出另一种改革方式，俗人教士乌利希·茨温利（Huldrigli，1484—1531）深受人文主义和苏格兰经院哲学的影响，他传播路德思想，称路德是“归来的以利亚”。1522年斋戒期刚开始时，茨温利目睹一群人食用香肠，他的在场就意味着这种行为的合法性，他因而与罗马传统决裂，这被看作基督徒自由的征兆。通过两场争论，茨温利说服苏黎世议会通过了他的计划：教会改革，征用教会财产，废除圣体圣事、圣像画和独身主义。议员和牧师组成了一个婚姻法庭，很快就负责监督所有风俗和道德事宜。这个法庭得到越来越多的授权去反对**、过度饮酒、赌博、跳舞等烦心事，支持路德的许多城市也这样折磨市民阶层。宗教改革提供了手段，让市民的救赎变得更神圣一些，通过这些方式来获得上帝的赐福，避免遭受瘟疫或饥饿等惩罚。

茨温利和路德推崇的释经原则在信仰问题上也未带来新的确定性。不过，经文与传统、宗教会议决定和教皇谕令之间不再有什么联系。路德从《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得出结论，权威也需要顺从。权威的王国和上帝是两回事，奥古斯丁如是说。路德只允许人们从狭义上反抗世俗政权，而路德为自己的良心所留的这些余地，也敌不过更仔细的阐释。他自己怎么去反对皇帝、帝国和教皇的呢？答案是：路德误以为末日将临。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他就批判教皇是末世的敌基督者，这一观点很快在新教教徒的出版物中广泛传播。“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敌人和毁灭者”表现得像是使徒的继承者，而他的统治与新教徒之间就如同基督与路西法、天堂与地狱。如果真把罗马教皇确认为基督的最后一个敌手，那么通往永恒之门必须大开，由此引发了不同教派之间无惧生死的争论。再者，哪怕所有的权威都要遵令服从，人们也可以对敌基督者发动战争，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仅路德看见了世界末日，另一位末日的先知是闵采尔。“茨维考先知”事件让他不得不出去游历避风头，直到来到布拉格。最后，在图林根小城阿尔斯特，他终于找到了宁静的居住之地。闵采尔最初是路德的追随者，他对礼拜进行了改革。他引导德国人进行礼拜仪式并唱他自己创作的德国圣歌。他的虔诚根植于神秘思想中，他曾把这种思想传递给“茨维考先知”。像路德一样，他希望说服权威当局同意他的净化计划，而路德对这个叛教者怒不可遏。1524年7月13日，闵采尔在阿尔斯特的城堡为萨克森大公约翰（JohannvonSa）和其子布道，讲解《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与先人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一样，闵采尔认为当下摇摇欲坠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但以理预言的世界帝国序列中的最后一个王国。他呼吁贵族保护被选定的受迫害之人，把那些无神论者——他们应该没有权利活下去！——从世界上消灭，让教会回到起源时的样子。如果贵族不付诸行动，他们将被剥夺佩剑。

这是一个几无掩饰的威胁。正当闵采尔与志同道合的人结盟，想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国度时，教会权威出手了，他又一次逃离。他在传单里诅咒路德是“无德博士”和“维滕贝格软弱之躯”。他公开抨击贵族，称他们是“高利贷者、抢劫和偷窃的汤底”，想把一切据为己有，包括“水里的鱼，空气中的鸟，地球上的植物”。现在它不再关乎教会改革，如托马斯·穆尔纳所预言的那样，社会秩序将被重置。

随着德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几十年前就在德国南部和匈牙利之间爆发的起义达到**。欧洲自人类记忆以来最重要的一场地震的“结构性”根源是不断增加的赋税压力和马尔萨斯陷阱导致的不断收紧的现状困境。此外，文盲无法理解广泛传播的书面法律，这也激化了矛盾。宗教改革增添了一些新内容：他们感受到新教中宣扬的自由福音，所以认为对神圣权利的诉求是使命，超越一切人类法律和古老传统。1524年，威胁人类的大事是行星交会，可能会引发充满恐惧和痛苦、血流成河的“大洪水”——这是“抢掠”的后果，纽伦堡一个修女院的院长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