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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阿拉伯的春天拜占庭的暮夏（第1页）

8。阿拉伯的春天，拜占庭的暮夏

插图8：亚哈亚瓦希提（Yahyaal-Wasiti），《哈里特在巴士拉的图书馆遇见了阿布·扎伊德》

出自：哈利里（al-Hariri），《玛卡梅》[38]，巴格达，1237年，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先知的城市

随着穆斯林的征服，一个庞大的经济区发展起来，令在此之前曾出现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先知的追随者是伟大的商人、善良的农民和熟练的技工。他们设计了先进的灌溉系统，改进了耕作方法，并从东亚引进了新植物。宗教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一场土地革命。多亏了阿拉伯水利工程，安达卢西亚满是绿色植被，西西里岛成为意大利的花园。棉花、酸橙和西瓜随穆斯林一起到来。若是那时没有这些阿拉伯商人，南部闷热的夏夜将闻不到柠檬花的甜美气息。此外，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丝绸生产技术在印度河谷和中国就已广为人知并得到了广泛传播。糖也来自这附近。有个词很好说明了这一点：“sugar”（糖）的词源——“sarkara”（甜）——实际是梵文。穆斯林商人把这些可口的晶体带到西方，西方人很快就种起了甘蔗，并称之为“sukkar”。在西班牙语中，该词与阿拉伯语中的冠词“al”组合产生“azúcar”这个词，而意大利人则将其保留于单词“zucchero”中。可以说，这一个小小的单词讲述了一段史诗，记述了史前时代开始于太平洋热带岛屿，途经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国家，最终到达地中海的这段旅程。商业和技术——顺便说一句，还有诸如国际象棋之类的好玩意儿——也走了同样的道路。此时的阿拉伯人看得更远。为了解释居住在伏尔加河以北的乌格里人的贸易习俗，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将其与印度洋诸岛上的香料商人的做法进行了比较。贸易和征战让阿拉伯人接触到大量的知识、艺术和文学，这些都是东方人历经数千年所积累的经验智慧。

除海上航线外，丝绸之路是远东与西方进行贸易的主要交通动脉。这个概念是19世纪的发明，涵盖了6500多千米的商队步道。它时不时地分成两三条道，抑或分支成通往南部海洋的小路。成千上万精壮的草原马匹、骡子和高耸着两个驼峰的双峰驼，在尘土飞扬的小径上承载着东方的奇观或是西方的货物。这条路带我们沿着天山山脉，经过了可怕的、被视为骆驼杀手的戈壁沙漠，终止于中国城市长安的西部市场。另一条路线则到达了韩国。所谓的“文化跨境”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清晰了：在中国将军李贤[39]的坟墓中发现了一个波斯式样的银壶，它曾经被希腊勇士——可能是在攻入特洛伊的途中——用过。

在穆斯林的世界中，梦幻般的城市从圣墓、堡垒和宅邸周围发展起来，几乎总是在古老的聚居区域内，它们的名字让人不禁联想起地毯艺术以及用彩色釉面砖砌成的清真寺。在商队、花园和宫殿随处可见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波斯和阿拉伯文学蓬勃发展，直到成吉思汗的到来，终结了这里所有的诗情画意。与其他地方一样，那些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宽大斗篷下已站稳脚跟的权贵豪绅们，通过文化的粉饰来与邻居——通常就是敌人——竞争和抗衡。他们的许多城市都有河道。主街道铺设完毕，晚上的灯笼便可与东方的明月争辉。受无数运河滋润的菲斯，发展成为北非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的街道铺满了鹅卵石，在夏季每天都被河水覆盖冲刷，变得凉爽而干净，其间还有20个浴场。300家磨坊在运作生产。朝圣地发展成了大都市，例如卡尔巴拉和库姆（那里有伊玛目的坟墓），或许还有纳杰夫——英雄阿里正是在这里找到了他最后的安宁。编年史史学家们赞美矗立于红海上的吉达的宏伟宫殿，称其为由驻守部队建立的巴士拉。它的辉煌甚至曾一度盖过了巴格达。在千年之交前夕，这里曾发布了一道公开书简，将阿拉伯哲学和自然科学传遍整个世界。

从戈壁滩途经中亚的绿洲和伊朗高地的道路，最终通向了波斯湾的恩波里亚：那里是农业贸易中海港和中转站的梦幻结合。大型商船队从西拉夫启航，借海风之力到达中国。在海山之间易守难攻而牢不可破的亚丁，来自霍尔木兹和西印度群岛、摩加迪沙和吉达的贸易流涌过来。游历广远的地理学家穆卡达西（al-Muqaddasi）列出了在这个大都市中交易的商品清单：阿比西尼亚奴隶、宦官、虎皮、皮革盾牌、精致的织物。在东非沿海地区，基尔瓦和摩加迪沙的黄金市场十分兴旺。在公元1000年后，蒙巴萨和桑给巴尔也崛起了。经由这些地方，奴隶、加纳的黄金、象牙和红树林木都被带到了亚洲和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地区。红海作为贸易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埃及成为两大洋之间的集市，是东方和西方帝国的商业中心，千年之交的亚历山大港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通常，所有的荣耀都取决于指挥官的权力和金钱。凯鲁万是伊斯兰教法学的中心，在法蒂玛和齐里（Zirids）的统治下度过了它的鼎盛时代，阿勒颇则在塞夫·道拉（Saifad-Daula，945—967年在位）的统治下经历了它的鼎盛时代。白益王朝的阿杜德·道拉（Adudad-Daula，945—983年在位）在设拉子建造了一座图书馆宫殿，该宫殿拥有360个房间，每间房间配备了通风系统，里面装满了书籍，被花园和湖泊环绕，是藏书家们心目的“圣杯”[40]。加兹尼的辉煌则要归功于苏丹马哈茂德·伊本·塞布克蒂金（Mahmudibigin，997—1030）。虽生而为奴，他和他的奴隶大军却征服了一个从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的庞大王国。他烧杀掠夺而来的战利品被用于缝制镶金长袍，以及资助诗人和学者，例如地理学家及天文学家比鲁尼（al-Biruni，973—1048），这些人以教育的耀眼光辉擦亮了马哈茂德的政权。波斯诗集、史诗巨著《列王纪》的作者波斯人菲尔多西（Firdausi）是波斯最伟大的人文学家之一，他也曾短暂驻留于此。在喀喇汗王朝的大都会喀什出现了一本宣称含有“能带来幸福的知识”的教义诗集《福乐智慧》，它被誉为最高文明的文献，可以说是远远早于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e，1478—1529）时代的《廷臣论》。

所有伊斯兰城市中最重要的是巴格达，但巴格达对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力已不存在。在市中心，宫殿的圆顶映照着天空。哈里发们会在某些场合穿上先知的黑色长袍，臣民为他们狂欢，历史学家和诗人赞扬他们，将他们类比伟大的波斯国王或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的世界统治者和末世的正义执行者。一周之内在这里书写的历史甚至可能比在加洛林王朝一年内书写的历史都多。围绕在统治者身边的宝藏甚至使拜占庭的使者们目瞪口呆，或许他们也完全沉醉于这金子的耀眼光芒中。在哈里发的城市，曾有一位歌颂享乐、美酒和爱情——尤其是在同性之间的爱情——的宫廷和城市诗人叫阿布·努瓦斯（AbuNuwas，756—815），他甚至还嘲讽过《古兰经》。这里也是《一千零一夜》童话故事的发生地。这些故事或许起源于印度，并受到其他故事的丰富滋养，先是通过波斯语，然后是阿拉伯语的译本一路传到巴格达的。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反映的是商业社会里人们对旅行和冒险的渴望，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贸易网络的重要性。实际上，阿拔斯人甚至与唐朝建立了联系。通过商队路线以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他们的帝国与地中海、中亚、中国以及印度洋周围蓬勃发展的经济区相连。正如那时的人曾写道，巴格达是“世界之港”，甚至有俄罗斯的商人前来。“这就是底格里斯河，我们与中国之间没有阻隔，”曼苏尔曾看着这条绕过“和平之城”的河流如是说，“海上的一切都可以经由它而到达我们这里。”据说在10世纪，这座城市已拥有150多万居民。穆卡达西曾赞美在它“那里充满了谈吐不凡、举止高雅之人”，“那里的风是和煦的，科学是顶尖的。那里有着一切的善与美”。他总结说：“人人心向往之，所有的战争都与它绝缘。”

在智慧宫

哈兰，约公元860年。阿布·哈桑·塔比·伊本·库拉（Abul-HasanThabitibnQurra，约836—901）是阿拔斯王朝中正在没落的古代异教徒世界里的最后一批商人之一，他出生较晚，在今天土耳其的某个东南部城市以货币兑换商的身份谋生。他来自起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萨比教徒[41]宗教社区，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行星，并把灵魂视为恒星的推动者和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哈兰是前往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重要商队的路线交会之地，这里保存了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智慧：魔法技艺、炼金术的秘密，还有亚历山大港的科学知识。塔比热爱数学，喜欢研究古代的伟大学者，以及翻译。叙利亚语是他的母语，此外他还掌握了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在奉行世界主义的哈兰，语言技能对于像他这样的商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需要巧舌如簧地讨价还价。一位富有的哈里发宠臣穆罕默德·伊本·穆萨（MuhammadibnMusa）发现了塔比的语言天赋，并将他带到巴格达。塔比对此一定感到很幸运。

他父亲的信仰并未成为他的障碍。在用叙利亚语写成的《异教信仰辩护书》（BuchderVerteidigungdesGlaubensderHeiden）中，他直截了当地承认了叙利亚语言中的“安息日传统”，并用引人注目的措辞概述了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异教徒的继承人和后代，”他如此写道，“如果不是这些异教徒的首领和国王，谁给世界带来文明，并建立了城邦？光荣的异教徒建立了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发现了能治愈心灵的艺术，使世人知晓了他们的身体疗愈之术，并使世界充满民间机构和世间最伟大的东西——智慧。没有他们，世界将一片空白，积贫积弱。”塔比是对的。没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没有盖伦和托勒密，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文明，也不会有现代欧洲的文明。像塔比这样的语言大师却从未被任何一本历史书提及，若没有他们，这些传统的大部分内容将对西方始终大门紧闭。

于是，他来到了富裕却四分五裂的巴格达，科学本应在此处找到一个舒适的栖身之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将自己视为萨珊王朝统治者“众王之王”的继任者。他们试图整合新近被征服的帝国疆域，其中一个方法是利用基于琐罗亚斯德教义而建立的波斯伟大国王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整个希腊文学都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作品的组成部分，但后者实际上是波斯的遗产。在曼苏尔的统治时期，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对于塔比这样的能力佼佼者，取得成就自然不在话下。

在他开始翻译时，文字背后还有蜿蜒曲折的路要走。在穆斯林的征服下，美索不达米亚的西部和东部连成一片，这些地区以前曾属于拜占庭和萨珊帝国。然而，整个地区受到希腊的影响已有千年之久。不遵从《迦克墩信经》[42]的基督徒，聂斯托利派和基督一性论者，甚至部分任职于学院的哲学家，都在萨珊王朝找到了庇护。除了哈兰和默尔，摩苏尔和贡德沙布尔等修道院和城市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许多聂斯托利派人在那里当医生；在尼西比斯，他们似乎已经开始给犹太教的学生授课。国王库思老一世（Gro?k?nigChosro?Ⅰ，531—579年在位）自己就是关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天文学著述的作者，他甚至将中国和印度的学者引进自己的王国。他曾说：“我们从未仅仅因为他属于另一个宗教或另一个民族就拒绝过任何一个人。”将希腊文字翻译成西罗阿拉美语是该地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来自尼西比斯的主教塞维鲁斯·塞伯赫特（SeverusSebokht）在叙利亚北部的钦内斯林修道院发起了另一次翻译运动。在大马士革，倭马亚人依照拜占庭模式建立了管理机构，因此他们也具备语言能力。

和塔比一样，许多人响应哈里发的号召，迁至巴格达。这样一来，来自希腊及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的那不可估量的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了。这激发了在巴格达与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开罗和安达卢斯之间进行的伟大对话，并得以在中世纪的欧洲继续。阿拉伯语在拉丁语地区的最西端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当人们在拜占庭为圣像和教条争论不休，并极力压制异教徒之时，阿拔斯王朝——与倭马亚王朝不同——却在大力发展世俗主题的著述研究。在曼苏尔继任者的统治时期，把伊斯兰教变为被征服民族联盟基础的愿望就已经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成为翻译运动的开端绝非偶然，它对于神学的论证相当有用，尤其面对基督教徒或摩尼教徒时。另外，穆斯林神学家很早便反对与《古兰经》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可以在基督教评论家——例如亚历山大港的柏拉图主义者约翰·菲洛波努斯（JohannesPhiloponus）——那里寻求支持。

建立于阿拔斯王朝早期的“智慧宫”，是巴格达一座宫殿式图书馆和档案馆，记录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朗历史。巴格达与唐朝的长安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科学的世界中心。在巴格达发生的翻译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不仅仅是哈里发及其家族成员作为资助人参与其中，就连朝臣、贵族、秘书、军人和学者都加入了。人们首先是将阿拉米语、希腊语、巴列维语以及波斯语翻译成阿拉伯语。最初用梵文撰写的作品绕道流传到了波斯。翻译使者们必须得购买手稿，招募学者，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塔比。他以与最高官员持平的薪水，翻译所有交到他手上的文稿，其中包括数学著作，例如欧几里得的《基本原理》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此外，他还写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的评论和算术入门。他还改进了《天文学大成》的翻译，此前的版本由会多门语言的内斯特的胡纳因·伊本·伊沙克（HunainibnIshaq，808—873）翻译，后者同时也是一位爱好葡萄酒、每天都要喷涂香水的花花公子。自动化装置制造者亚历山大的海隆、阿基米德、植物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盖伦（医生的祖师）都拥有他们的翻译员。后者的著述也由胡纳因翻译。

困扰着巴格达学者的“神秘”学科——例如魔法、风水学、炼金术等——与阿拉伯人所说的“离经叛道”的科学并无根本矛盾。毕竟，他们试图破译到底是什么将世界凝聚在一起。现代的粒子物理学所做的与之并无大相径庭之处，尽管方法并不相同。此外，魔法或巫术的知识也极大丰富了实践操作程序。跟在能预言未来的占星术之后的便是天文学实践。马蒙在巴格达附近建了一个天文台。预见未来并证明阿拔斯王朝政权具有历史必然性——莫非与上帝给出的星空线索不符吗？——为观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还出现了有理有据的“科学”的认知。人们着眼于应用实践，于是构造了一些工具，例如公元994年在德黑兰附近的雷市竖立的大型六分仪。艾哈迈德·巴努·穆萨（AhmadBanuMusa）收集了一系列“聪明的发明”，包括100多种机械玩具和自动装置。亚历山大的海隆、拜占庭的菲隆（Philon）和半个亚洲的手工制作者都提供了很多创意。此外，还有巴努·穆萨也提供了他自己的想法。加扎里效力于东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他代表了当时发明潮的高峰。他设计了水驱动的钟表（附图1）、自动音乐播放机和泵，工具仅仅用到了锥形阀、水龙头和曲柄。尽管尚不清楚这些想法是否都被付诸实践，但一个机械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阿卜杜勒·拉赫曼·查齐尼（Abdar-Rahmanal-is）的机械与静水力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在12世纪时实现了理论和技术的统一。伊本·库泰巴斯（IbnQutaiba，889年去世）基于古希腊关于土木建筑的著述而撰写的书籍，涉及从土地测量到建筑、从驯鹰行猎到畜牧业的各个主题。

丰富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升哈里发的声望。在收集和阐释《圣训》的过程中，对出处源头进行批判的思维也得以实践。它们传播着穆罕默德的言语和行为，为生活方式和司法裁决提供指导。精美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翻译，例如爱情诗和童话故事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寓言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旨在向统治者传授生活和智慧的道德，以及马基雅维利式的执政之术。它源自印度，一路经波斯来到叙利亚和巴格达，并在那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它的希腊文版本则开辟道路去了意大利。其翻译版本总计达到450个之多。

阿拉伯语的翻译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文本。“古代科学”（ulumal-awa'il）自此进入了话语讨论。人们并非简单地抄写，而更多地将之运用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对话录是通过总结归纳而闻名于世的。早在10世纪，东方的学者就已经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还附注了自己的观点。叙利亚的科斯塔·本·卢卡（Luca）在中世纪被广泛研究的著述《论思想与灵魂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如此学以致用的先决条件是宗教事务上的公正公开，是塔比·伊本·库拉在首都大力倡导才使之成为可能。诸如科斯塔这样的麦勒卡派基督徒，以及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都与穆斯林和犹太人并肩工作。阿拉伯人通过萨迪亚·加昂（SaadiaGaon）的翻译认识了《圣经》。而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语录等一些文本得以幸存流传，则要归功于犹太翻译家所付出的辛劳。

世界的学生，欧洲的老师

弗朗西斯·培根（Fran）在17世纪时曾说过：“我们拥有的科学主要来自希腊人。”他的话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罗马、阿拉伯或其他地方的作者予以补充的东西没什么意义。“阿拉伯人”（我们用他们书面的语言来称呼他们）绝不只是希腊思想的中介。他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去讨论理智、灵魂、思想和生活，并反思上帝和宇宙。在对希腊人的批判性讨论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亚库布·金迪（Yaqubal-Kindi，约800—837）在遵循《古兰经》教义的前提下，尝试综合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视角下的亚里士多德。这位第一个穆斯林哲学家涉猎广泛，包括医学、数学、光学，甚至香水和剑的制造，几乎没有遗漏任何一个领域。还有那位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第二位大师”的阿布·纳斯尔·法拉比（AbuNasral-Farabi，约870—950），他的兴趣也远远超出了对此前既有发现的综合。他的百科全书式的内容编排与主流希腊体系相对应。他受柏拉图的启发而提出的理想国家理论，是第一个研究启示性宗教及神权对政治秩序所带来的后果的理论。他遵循一种严格意义的科学概念，比如将医学排除在外，因为它不具备可验证的原则。

但是，医学仍然是阿拉伯人最具代表性的学科之一。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阿布·伯尔克·拉齐（AbuBakral-Razi，865—925935），他出生于波斯的雷伊（Rayy），曾在巴格达长期工作并担任医院负责人。他的《医学集成》（现存版本共23卷），与希腊、叙利亚和印度医学知识具有明显的区别，并提供了大量基于实践的观察数据。拉齐是第一个能分辨麻疹和天花的人。他认识到身体与心灵的关联。此外，他还被认为是硫酸和烧碱的发现者。他是第一个描述石油提纯工艺的人，这项工艺将在未来为他的家乡带来幸福，同时也带来毁灭。他丰富的行医经验使他能够纠正医学之父盖伦的理论，远远先于拉丁欧洲人的尝试。那时的人用“拉泽”（Rhazes）这样一个阿拉伯语变体的词语来称呼他，但这并不是他成为中世纪最有趣的哲学家的原因。伟大的提问者苏格拉底被他推崇为领袖型人物。受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者的影响，他将造物理解为由永恒之神创造的永恒原子的秩序，而将神的灵魂赋予视为爱与恩典的行为。人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分得神性，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喜爱还是排斥较低等级的物质。但是，这些观念并没有使他最终成为一位修士和反对与身体敌对的禁欲主义的辩护者。拉齐眼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丰富”的、兼具美好与令人愉悦气质的男人——按雅典人的原型来说则是一个千杯不醉的酒徒——因此他也成为中世纪哲学人类动物园中极为罕见的生物。

作为异教徒，拉齐对启示性的宗教表明了极端的态度。据说他在一次争执中曾说：“一个人怎么能既是哲学研究者，同时又相信那些传说故事，且对这样的矛盾感到满意，还坚持陷于愚昧无知和盲目的模仿呢？”《古兰经》绝非奇迹；有成千上万的作品比它更加通顺、精确，更加善于用雄辩与优雅的押韵散文来表达。它充满矛盾，对于任何事物都毫无价值或给出任何证据。拉齐真的这么说过吗？毕竟，当时，据推测在穆斯林范围内，就出现了“三个骗子”的故事：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他们通过所谓的启示和诡计假扮成先知。这个负面版本的莱辛（Lessing）的“戒指寓言”自13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被传阅。除此之外，这个故事还进入了薄伽丘的《十日谈》。在当时，没有人比书的匿名作者对宗教的批评更为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