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36 欧洲图景二 北欧东欧中欧和意大利（第2页）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地区崛起成为霸权国家。丹麦不得不放弃在波罗的海的全部野心，而尚能在大国角逐中扮演一个角色的瑞典，则苦苦支撑到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俄罗斯在“混乱时期”暴露了自身弱点，使得波兰还可以欢庆几场最后的胜利，但这跟它自己的实力无关。波兰这个曾经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之一，现在沦为沙皇国的附庸。在华沙，人们唯一可以期盼的沙皇的对手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战火不熄，维斯瓦河上就能保持和平。

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世界的主人，身居所有王侯和国王之上，这种想法长期以来一直只是幻想。在莫斯科，这种想法是一种异国情调。1488年，皇帝腓特烈三世为了感谢莫斯科大公共同抗击奥斯曼帝国，向他许诺一顶王冠，大公粗暴地拒绝了这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说他和他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是神赐的统治者，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们任何的任命。直到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Ⅱ，1564—1576年在位）掌权期间，维也纳和俄国贵族之间才重新出现比较密切的交流。1576年，伊凡四世向雷根斯堡帝国议会派出使团，这是俄罗斯人第一次出现在皇帝和帝国面前。他们带着大量的随行人员来到这里，作为礼物他们奉上了满满“一屋子”的貂皮——每包40件——打包成箱。配备了500匹马的骑兵队表明，那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俄国人在雷根斯堡觐见了这位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中不那么亲近天主教的皇帝。“另一个”马克西米利安明确表露出对路德学说的偏好。他不赞成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逐出教会，巴塞洛缪之夜发生的事让他胆战心惊。但他娶了一位西班牙公主——查理五世的女儿玛丽亚，也同意他的儿子们在马德里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他是音乐爱好者和书籍收藏家，也对科学感兴趣。他似乎是一个优雅可亲的人，也没有表现出对僵化的宫廷礼节的喜爱。他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信仰，他一生都将其藏得很深。王朝的——这意味着天主教的——团结高于他的私人宗教信仰，这毫无疑问。

马克西米利安看到了自己所受的制约，也对自己身为主持人的角色了然于心。他的举动一直考虑到奥格斯堡的宗教和平，非常明显地顾及帝国宪法的平衡。这是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诫命。西班牙模式的严格宗教政策在德国是行不通的。如果必须进行战争并需要筹集资金，那么皇帝需要让议会进行投票；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迫使他无视贵族的抗议，逼迫他们交出自己的世袭土地作为妥协。1568年，帝国用数额巨大的贡品买来埃迪尔内[45]的和平，在此之后的25年里，帝国总算可以放下绷紧的神经，并赢得时机扩建防御工事，以确保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之间的军事边界。然而在德意志内部，宗派和权力政治的紧张局势已经危及和平。在宗教自由摇摇欲坠的瓦楞下，新教仍然一点点站稳脚跟，在世俗和精神两方面赢得人心。据巴伐利亚称，人们驱逐非信徒来净化天主教的领土。在宗教改革运动内部，加尔文主义者——不受宗教和平的庇护，所以没有合法权利——与路德宗相互竞争。教派的关系网络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边界，这是非常危险的。冲突可能会迅速演化成国际事件，外国军队入侵帝国领土，后来的三十年战争使这种担忧成真。

和平的意愿仍然占上风。施文迪的拉撒路（LazarusvonSdi，1522—1583）在反击土耳其人时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他在1574年写过一本备忘录，支持皇帝保守的政策。这本备忘录深刻解释了宗教改革的历史正当性。施文迪和他的主子一样，终生信仰天主教，他认为改革的起因是教皇那僵化又无力改革的统治。正如法国和尼德兰的局面所示，暴力之路毫无希望。如果一阵风在德意志重燃余烬，那么外国和奥斯曼绝不会错失入侵的良机。这个王国很可能葬身于它们的“咽喉和双手”。所以，施文迪建议与西班牙和教皇保持距离，他们总是喜欢火上浇油。对于德意志人来说，很不幸这个建议没有受到重视。

马克西米利安去世后，德意志的紧张局势也有所加剧。1582年，选帝侯和科隆大主教瓦尔德堡的格布哈特·特鲁赫泽斯（GebhardTruWaldburg，1547—1601）违反宗教和平约定皈依了新教，但又不愿放弃头衔，原因是他打算娶一个出身贵族的女牧师。天主教教会勃然大怒，并用武器作答。巴伐利亚和西班牙的军事力量驱赶了这位多情的教会贵族，帮助一位维特尔斯巴赫的王子获得科隆权杖。只有奥兰治支持那个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大主教。莱茵河畔的冲突拉响警报，很快就成为尼德兰独立战争的第二战场：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复杂纠葛。

在“科隆骚乱”期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己也失去了共同的时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接受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建议，开始推行新历法。它将取代恺撒时代制定的“儒略”历，后者明显地偏离太阳年。1500多年来堆积了太多的小偏差，比如，满月要比日历上的时间早很多天出现。现在有了天文观测数据，可以进行更精确的调整。最重要的措施是，有10天被删除了。具体来说，1582年10月4日之后就是10月15日。这样，春分日重新回到了3月21日，人们终于可以在正确的圣诞节和复活节时间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了。这项举措意义重大，其动机纯粹是技术性的。但它的缺点是，这是教皇的命令：确定正确的时间本质上是一个权力覆盖面大小的问题。在一些城市，如里加和奥格斯堡，实行新历法时发生了骚乱。新教地区仍旧遵循儒略历，比如英格兰和苏格兰一直保留到18世纪中叶，而一些东正教教会甚至至今未改。

马克西米利安的继任者鲁道夫二世（RudolfⅡ，1576—1612年在位）和他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与之相去甚远。这位皇帝是土星的婴儿：忧郁又羞涩，当然也很情绪化——有时快活，有时暴躁，同时又有高智商，这对于抑郁没有什么帮助，对于统治也只有阻碍作用，但他绝不是官僚主义者。从1583年开始他就住在布拉格高耸的城堡中，一辈子没有移居他处。他的身边有很多信奉异端的人——路德教徒、加尔文主义者，也有一个温和派的胡斯教徒和一个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也有不怕惹怒罗马教皇的使节。他还让耶稣会士远离布拉格大学。面对复杂的现实，他逃进自己的奇迹房间，一个塞满宝藏、艺术品和奇特玩意儿的博物馆。数百名炼金术士、占星家和魔法师，既有骗子也有伟大的学者，将他团团围住。鲁道夫与拉比犹大·勒夫（JudahL?w）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传说中他创造了泥人哥连。

当时，布拉格聚集了文艺复兴晚期一切崇高、古怪和技艺高超的艺术。皇帝特别偏爱珍贵的钟表，也许是因为它们精确的自动生活正好是混乱的世界局势的反面。他在世袭土地上反对顽固的社会阶层，想强化自己的权威，并且试图恢复旧信仰，虽然没有过度的热情。他对神圣帝国的复杂事务一直不感兴趣。1593年，土耳其战争重燃炮火，匈牙利贵族利用这个机会想争取独立。人们称之为“漫长的战争”：13年中，堡垒和城市被占领，然后又被再次夺走。皇帝小胜几场，就用宏伟的艺术品来夸耀。在他统治期间，哈布斯堡王朝的东部政策远远延伸，他再次把目光投向莫斯科，说不定他们可以结为同盟对抗奥斯曼帝国。甚至波斯使团也到布拉格觐见。

17世纪初，庄严朴特遭遇内乱，萨非王朝又想执行扩张政策，因此来与鲁道夫商谈。哈布斯堡资金匮乏已经尽人皆知，皇帝也想赶快结束战争。当时遭遇了税收压力，流民失所，瘟疫蔓延，匈牙利、摩拉维亚和奥地利都出现骚乱。反叛的地区宣布拥有自治权，也催促着皇帝与庄严朴特和谈。1606年，双方在吉托瓦托洛克附近的一个多瑙河小岛上签订和平条约，和平将持续75年之久。要不是平息了东方战火，哈布斯堡几乎无法继续在中欧推行强权政策。如果伊斯法罕没有间接提供武器援助，那么德国天主教徒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吉托瓦托洛克和约虽然颇具成效，但从此皇帝不再行使其意志，他躲进城堡中的梦想世界无法自拔，越来越不负责任。他的兄弟们默默地架空他的权力。由于没有合法的后嗣——鲁道夫还是个单身汉——叛变者中最年长的马蒂亚斯（Matthias，1612—1619年在位）继任了皇位。鲁道夫二世于1612年在城堡中去世，除了一个空洞的头衔和欧洲最美丽的艺术藏品之外别无他物。帝国权威的衰落发生在微妙的形势中，这些事件都在把德国推向战争。

支持强硬对抗的人对这里的基调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人们对宗教和平的阐释持有争议，违法行为也在增加，帝国司法最终瘫痪。1608年，帝国议会在没有通过决议的情况下解散了。没有了可供讨论的论坛和裁决机构，冲突无法得到平息。结果就是，宗教党派无视帝国宪法而组成联盟，新教联合体和天主教同盟都纷纷涌现。维也纳枢机主教克莱施徒劳无功地想通过均衡政策缓和局势，当时皇家宫廷又迁到维也纳，他在宫廷担任首席政治家。1618年，波西米亚的新教贵族起义——跟法国一样要求宗教自决和政治特权——终结了一切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叛乱很快就被镇压。1619年，波西米亚人推举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iedrichⅤ）称帝，然而这顶皇冠他只戴了一个冬天。胜利者对思想进行严格控制，没收反叛者的财产，让这片地区天主教化。由于新教王侯和西班牙干涉这次事件，哈布斯堡的欧洲对手也都纷纷插手，德国陷入一场混战，持续了30年之久。

神话史：意大利

哥伦布的美洲之旅和好望角周围航线的开发给世界格局带来巨大变化，人们最早在里亚托感受到了这一点，这里是欧洲最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之一。早在1499年，贵族吉罗拉莫·普利欧利（GirolamoPriuli）就曾记述，葡萄牙派出船只去寻找“哥伦布统治”的香料岛，他们可能已经到达“印度的褚洛褚特和雅登”。他敏锐地评价道：“如果是真的，这个消息对我的影响似乎很大。”然而，胡椒价格直到16世纪末才开始下跌。葡萄牙无法压制丝绸之路上的驼队贸易，航线的开发再次受到重视。在绝望中，威尼斯人设想了一个梦幻般的计划，即在地中海和红海之间挖掘水道，一条超前的苏伊士运河。该项目从未得到认真实施。

在地中海东部，“最尊贵的”人（威尼斯共和国全称“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发现自己深陷在抵御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泥沼中。乌斯克[46]海盗让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出现大批难民，他们大多在大国之间扎根定居。勒班陀大捷那一年，塞浦路斯失陷，克里特岛在下个世纪也将在绵长战火中沦丧。荷兰人和英国人挤进土耳其人的贸易团伙，德国销售市场随着三十年战争而崩溃。威尼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成为过眼云烟，就像以城市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商业帝国的时代已经结束。汉萨同盟的衰落与威尼斯-黎凡特贸易的崩溃同样意义重大。从此，以往那些从里亚托运抵东方的精美但昂贵的羊毛裙被尼德兰和英格兰的廉价产品所取代。许多人不再投资高风险的贸易，更倾向于把资金转移到地产投资。随着人口增加，在威尼托和伦巴第，种植谷物都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几乎没有一颗谷物能够从奥斯曼帝国及其饥饿的大城市伊斯坦布尔抵达意大利北部，它们都被用来填补粮食空缺，并尽可能从中获益。

在四国同盟的旧日势力范围中，里亚托河畔的共和国是唯一一个还留有贸易空间的同盟成员。它成功地反抗了罗马教皇。原本神职人员拥有自己的管辖权，在一场影响深远的争端中，威尼斯从罗马教廷手中夺走了这一特权并制止教会财产的进一步扩张。保罗五世（PaulⅤ，1605—1621年在位）将威尼斯逐出教会并下达禁令。作为回击，威尼斯人对出版教皇法令的人处以死刑，并驱逐耶稣会士和其他教团信徒，最后罗马不得不屈服。中世纪的教皇主权臣服于新时代的国家主权。然而，当时在圣彼得大教堂穹顶上镶嵌马赛克的工匠还是拼出足足两米高的《圣经》经文，昭示着教皇的绝对地位：“你是彼得”——拉丁语的单词也意味着“磐石”——“我想在这磐石上建立教会；我会给你天国的钥匙。”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是，保罗在1606年将卡诺莎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为圣徒。不久之后，苏亚雷斯和其他西班牙学者便证实，在教会中拥有绝对统治权的从来都不是宗教理事会，而是教皇。

罗马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10万。教皇是统治他们的牧羊人，而围绕教皇的官僚机构已经杂乱无章。教皇权力一如既往受限于旧阶层的影响力，他们拥有特权、封建财产和关系网。贸易对教皇国的首都来说无足轻重，各种行业也影响甚微。罗马的运行仍然靠现金流，它们从周边地区的庞大地产流入贵族的珍宝箱，还有朝圣者、谋求职位者和游客随身携带的芬尼——但最重要的是从欧洲一半地区搜刮而来的杜卡特金币，它们在教廷的财政库房和枢机主教的账房里堆积成山。虽然特伦托宗教会议废除了一些弊端，但旧的裙带关系仍屹立不倒，在1600年前后不比宗教理事会的权力小。切萨雷·波吉亚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要在这个政治体系牢固的半岛上再建立自己的国家，就连最强大的雇佣军首领都不敢想。不过，教皇国仍旧得以扩张：16世纪末得到了费拉拉，因为埃斯特家族没有合法的男性继承人；1631年吞并了乌尔比诺，因为德拉·罗韦雷家族绝嗣。

佛罗伦萨尚能宣示主权。亚历山德罗·德·美第奇被暗杀是美第奇家族的最低谷，但这个家族与欧洲一半的贵族攀亲，此时其权势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阿诺河另一边的皮蒂宫已经扩展到如今的庞大规模，科西莫的妻子托莱多的埃莉奥诺拉（EleonoravonToledo）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庭院。从那时起，人们把城市中心的旧政府所在地称为“旧宫”。像威尼斯人和伦巴第人一样，佛罗伦萨人也返回乡间，依靠地租生活，橄榄树、葡萄酒和谷物是他们的收益来源。技术创新也停滞不前。

佛罗伦萨不再需要大型战争。大公科西莫在一生中只进行过唯一一场比较重要的战役：1554年8月2日基亚纳河谷的马西亚诺战役。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美第奇战胜了锡耶纳人和法国人的同盟，开启了前往锡耶纳的道路。经过一年的围攻，宿敌投降。法国失去了最重要的意大利堡垒。乔尔乔·瓦萨里在“五百人大厅”中绘制了一幅巨大的壁画以示庆祝，这里可谓美第奇家族和佛罗伦萨的万神殿。1569年，庇护五世将科西莫的国家擢升为大公国。几年前，美第奇刚刚为他的儿子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FrancescoⅠ。de'Medici）买下与皇帝斐迪南的一门婚事，待字闺中的是皇帝的小女儿胡安娜。

当时所有佛罗伦萨的荣耀都要归于全能的西班牙盟友的恩典，这个托斯卡纳地区的公国一直航行在西班牙的航道中，后来科西莫一世的继任者也未偏离。腓力在半岛上的权力如铅一般沉重。西班牙统治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撒丁岛。托斯卡纳海岸和厄尔巴岛上的堡垒防范着土耳其人、海盗和本地居民的进攻。萨伏依因为阿尔卑斯山通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得不听命于马德里，而热那亚在海上英雄安德烈亚·多里亚的领导下也加入了西班牙。《卡托-康布雷齐和约》让热那亚共和国得到了科西嘉；1566年，它将爱琴海的殖民地希俄斯输给了奥斯曼帝国。装备精良的萨伏依军队是动乱的根源，其领导者是雄心勃勃的卡洛·埃马努埃莱一世（KarlEmanuelⅠ，1562—1630）。埃马努埃莱一世在西班牙和法国之间的摇摆不定收效甚微。他企图在政变中夺取异端化的日内瓦，也宣告失败。1628—1631年曼图亚爆发了继承人战争，这只是哈布斯堡与波旁在欧洲中心的漫长角力的一个次要战场，并未让萨伏依在蒙特费拉托得到很多利润。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国家如同西班牙一样，没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资产阶级，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动力。这个霸权国家将意大利视为货币来源——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热那亚——而且是一道防御墙：南部和西部地区抵御奥斯曼帝国，北部地区则与法国对峙。梅佐乔诺（Mezzogiorno）[47]在中世纪全盛时期曾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现在却持续衰落。西班牙为了在法国、佛兰德斯和英吉利海峡进行战斗，从西西里岛调动大批船只，并且不得不放弃驻军。结果，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海盗频繁侵扰沿海地区。在其内部，较强大的阶层只能自助。在这里和大陆上，土匪用暴力掠夺，腐败的国家用其声称的权力抢夺，贵族用其所坚信自己拥有的权力豪夺。贵族有些时候甚至利用强盗团伙，用他们的武力自卫并恐吓自己国家的农民。底层民众在田地间劳作，寄生的贵族阶级才能在城市中过上奢侈的生活。这里的人口也在增长，尤其是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地区后导致大批移民的到来。然而，残酷的瘟疫一直让人口与资源维持新的平衡，比如1575年的墨西拿、1624年的巴勒莫。

西西里岛的议会只不过是总督的傀儡。城市代表由主管当局选出，他们和教会一样，没有政治上的影响力，而教会也在王权监管之下。教皇的采邑权力在西西里岛上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例如，马德里决定由谁来担任主教并控制宗教裁判所，只有耶稣会学院和萨勒诺、那不勒斯的古老大学可以推行高等教育。1547年爆发了一次起义，学院被怀疑是革命的滋生地，总督彼得罗·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PedroálvarezdeToledo）下令关闭学院。在乡间，街道和桥梁年久失修，只有首府得到城市化的系统修葺。在那些遥远的、国家难以保护民众的地方，人们逃入家中并藏匿在熟人中间。社会形势僵化，时间在意大利南部仿佛也停止了。为了打造桅杆和甲板，树木被滥伐滥采，而无处不在的山羊把土地啃噬一空，侵蚀土壤。河流任意改道，在夏天渗入尘土飞扬的土地，春天洪水泛滥；湿地越来越多，疟疾也随之而来。作家卡洛·李维（CarloLevi）曾被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到巴西利卡塔[48]的一个村庄，他在小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中描述了一个亘古未变的农民世界：“我认为，人们应该写这个关于意大利的故事，如果有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没有随时间发展的地区的历史：永恒和不变的唯一历史，一个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