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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午饭，他去清白江街上买了一本流水账簿，在上面填写了一些收支情况，算是一切停当。

第二天吃过彭大爷家的饯行早餐，廖宗泽便与龙长生、周君泽分道扬镳，各奔活路了。

廖宗泽到公路汽车站搭上到成都的公共车，在成都北门东站下车，直到多子巷姻伯陈永顺家里。陈永顺是原川康边防军第3师师长，1946年改任四川省新兵训练处处长。到他家里见到他岳母、周外婆对廖宗泽说：“你陈姻伯起义了，现在到新都学习，你姐丈刘贯三（国民党95军政治部主任）也起义同去新都学习去了。你姻伯明天要回家来的。”

周外婆安顿廖宗泽住下之后，他便去附近一家茶馆里喝茶，想听一听成都的各种情况。

第二天陈永顺回来见到廖宗泽就说：“你咋个不早些来，早来了我就把你的名字添到起义人员名册上了。你三哥我都给他添上去了。既然来了，先住我家里住下再打主意。”

廖宗泽听后心里一惊，他既已起义，难免不说出我的情况，这里是断然不可久留的。三十六计，还是走为上计。

第二天吃过中饭，陈永顺返回了新都学习班，廖宗泽趁周外婆上楼之际便提起包不辞而别了。

他到三桂街一家清静的小客栈找个僻静的单间住下，身上有化名“何北安”的国民身份证，一点不困难便办好了住店手续。老板和堂倌都是汉留中人，他用暗语接上头就更为方便了。装啥像啥是特工的基本要求，他不时拿着流水账簿用小算盘“哗哗啦啦”的算账，有时还约一二个经纪人来客栈谈生意。老板、堂倌和同栈客人都认为他是个生意人，大家都叫他“何掌柜”。解放军经常在大街上堵住两头突然搜查行人，为了安全，廖宗泽便将两支手枪和弹夹连同裹肚一起包好藏在房间的天棚上。

这时成都非常混乱，摘掉帽徽领章的散兵游勇成群结队。虽然成立了军管会，但城里军队不多，大部分去附近县份上清剿暴乱的土匪去了。警察和保甲、机关人员全部留用，只有一两个军代表在指导工作。看得出当前主要的是办理自首登记、清查户口、抗美援朝宣传、募捐活动等。有些特务虽然自首了，但是把手枪丢到望江楼河里的和御河里，有的丢在水井里，被军管会的解放军押着又去取出来，光着身子下水摸寻的情形十分狼狈。廖宗泽也混在群众中观看。因为他们是土特工，不会认识他。他心里琢磨这只是暂时的平静，暴风雨即将来临，一切就绪后，必然有大逮捕大镇压的行动，自己必须提高警惕，街上行走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注意是否引人注意。

廖宗泽他每天都是到华新街邮局对面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店主顾德天多年当潘文华的厨师，潘起义后为表示进步，辞掉很多佣人，他便开了这家饭馆为生。顾老板好讲话，喜欢吹嘘他给大人物当过厨师的经历，也爱显示他啥事都知道。听顾老板谈到城防司令盛文和稽查处长周迅予带起一批人进西康打游击，警备司令严啸虎被捕了，潘文华在广元起义是受其弟潘新华策动的，新华居然是个地下共产党员。

廖宗泽想刘文辉起义后，将部队布满川康边境，特别是进康道路，堵截逃康的人和部队。凡是进去的人必遭捉住，是相当危险的。如盛文他们真的逃进西康，必被刘文辉捉住请功（后来事实证明果真如此）。自己只有想法逃到云南去投奔李弥和余程万，他们兵力雄厚，已拖到缅甸境内了，卢汉已通电起义，必然会将乘飞机逃往台湾、香港的人在飞机降落昆明机场加油时全部逮捕。但边境的某些地方是可能逃得过去的。边境的少数民族喜爱武器，将这两支枪作交换可能会帮自己的忙。只要能过境去找到李弥、余程万就好了……

一天，他吃过早饭便到安乐寺市上去，这里是金银和香烟市场。他准备将100块银元换成人民币，便于途中使用。廖宗泽走到姜内巷，这是一条小巷，行人不多，突然有人拍他的肩膀，他一惊右手伸入襟内，手腕却立刻被人封住。那人说：“是我。”听其声便知是遇上军统局专员胡绍云了。

胡绍云挽住廖宗泽的手悄声说：“到别处谈话去。”

廖宗泽与胡绍云到安乐寺白家茶馆，找个僻静角落坐下了。

胡绍云说：“我本来有好几个部下在成都，他们都请我去住，可现在共产党搞得大家人人自危，我不愿让他们的家属担惊受怕，干脆就住在东大街新川旅馆找了个单人房间住下了，几位弟兄时常来给我见见面，通下消息……哦，你去登记没有？”

廖宗泽反问他：“你咋个也没有跑出去？你去登记了么？”

胡绍云恨声骂道：“登记个球！见到别的熟人我就说登记了，对你这真神嘛，就用不着烧假香了。本来是叶青在成都发飞机票，我的汽车在路上出了故障，到娘娘庙迟了，他已经飞走了，我就没有走成。你想好没有，眼下究竟作何打算？”

廖宗泽说：“各人干下的事各人明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要我的命，我决不会傻得来自己往枪口上撞。我现在是藏得了就藏，抓到了一死了之，只好碰运气了。”

胡绍云说：“川西反共救国军在龙潭寺客栈杀了解放军一个姓杜的政治部主任后，这川西坝子上到处都和共产党扯旗放炮地大干起来了。我们不如到龙潭寺一带去找他们，和他们一起干！”

廖宗泽说：“你这主意正对我的路子，既然你我已到鱼死网破的地步，索性泼出命去，和共产党大干一场！”两人正说着话，突然街上的人鼠突狼奔起来，后面是一些解放军端着枪在追赶，口里高喊：“站住，不许动！”

廖宗泽大吃一惊，全身冷汗直冒，暗叫一声糟糕！对胡绍云悄悄说：“家伙未带在身上，这下只有束手就擒了。”

这时，那个带队的大步军官跨进茶馆，操着陕西口音喊：“坐着的一律不准动！”

众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坐着不动，那些解放军在站着的人身上挨个搜查，搜出许多银元向几个大口袋里装。廖宗泽、胡绍云这才知道是抓扰乱市场的金银贩子，七上八下的心才落到了实处。

解放军搜完站着的，又来搜坐着的，廖宗泽口袋里的五十块银元全被收去，被当着金银贩子抓了起来。胡绍云口袋里没有银元，仅是受了一场虚惊。可两位老朋友刚刚见面，就这样无奈地分手了。

这一次突击搜查安乐寺市场抓了不下五百金银贩子，全部押到街口的十几辆大卡车上，挤得满满的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贩子们被押到南郊衣冠庙，这里原来是戒鸦片的强戒所，与监狱无异。廖宗泽被关进号子里，地上铺的全是乱草，贩子们垂头丧气地坐在草铺上。工作人员一个个登记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登记完后全体集合在院坝里，十个人分为一个小组，指定一个人当组长，宣布这些人犯了扰乱金融罪，银元一律没收，人民币留下。每人每天交五千元伙食费，组织学习政策。谁表现好学习得好便先放出去，但要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法。

廖宗泽心里想，在这里住几天倒可放心，没想到共产党的“监狱”里倒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廖宗泽在“监狱”里学习报纸时便得知龙潭寺“武装起义”已经被解放军镇压下去了，如此一来，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最后决定还是去云南，再想法越境到缅甸。由云南到缅甸的道路他是熟悉的，当年去印缅视察军邮时走过，大小道路、场镇都知道。

一个星期后，廖宗泽才被放出来，他回到三桂街客栈，老板问他这些日子到哪里去了，他说自己被解放军误当成金银贩子给抓起来关了这么些日子。现在要到龙水镇去买铁货，然后弄到云南去卖。还托老板与他同去街公所开张路条，老板说，我事不难，我表兄赵某就在街公所里管印砣砣，给他说一声就行了。

廖宗泽大喜，赶紧央请老板出面帮忙，老板随他出了门，在商店里买了三条威克斯香烟，三瓶绵州大曲，径直到这位赵干事家中，一切办得顺利，赵干事收了礼，马上到街公所给廖宗泽开路条。晚上客栈收了堂，又请老板和堂倌去街口一家小饭馆里喝酒，表示感谢照应和帮忙，回来将店钱结清，第二天一早出东门扬长而去了。

路经简阳县镇子场时，廖宗泽不期遇见了熟人张吉彬，张吉彬此时是简阳土匪头了刘幺胡子手下的头目，是出来当探子的。

张吉彬告诉廖宗泽，刘幺胡子手下有上千人枪，而且与正在石滩坡整编的起义部队朱鼎卿兵团的师长刘仓林暗中商量好，共同举事。张吉彬还告诉廖宗泽，说他的堂弟廖贯之也在暗中为“义军”做事。

廖宗泽当即叫张吉彬去将廖贯之叫到镇子场上茶馆里见了面。廖宗泽此时已打消了万里迢迢奔赴云南缅甸的打算，叫廖贯之设法给他先弄个户口。廖贯之于是托解放前任过乡长的曾昭明找镇公所里的留用的旧人员化名廖品章办妥了户口。到廖贯之家落脚以后，廖宗泽很快便与刘幺胡子见了面，然后，廖宗泽又将被解放军打散的川西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的散兵游勇收罗拢来，再以自己的名义写了一封密信给刘仓林，择日举事。

1950年7月2日，廖宗泽与刘幺胡子、刘仓林（湖南人，化名马步修、马力）在简阳县镇子场刘明章铺子开会具体策划；7月6日，又在石板滩廖上仁家开会，正式成立了成都、华阳、新都、金堂、简阳五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刘仓林当主任委员，廖宗泽化名何三兴，当副主任委员。以后又在朱家湾、简阳西平乡、桃花寺开过会。7月底，川西反共救国军第六兵团与刘仓林的起义部队共同在石板滩暴乱。继后川西各地土匪十余万人相继暴乱，其中包括成都东山黄土丘陵地带的匪乱，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有力围歼下，终将匪乱平息。

可是，经侦讯抓获、投案自首的大小土匪头目，都不知道石板滩、东山土匪叛乱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国民党少将特务廖宗泽的踪影和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