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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一般事务（第1页）

第十七章一般事务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迪生。我第一次见他是很多年以前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时—也许是1887年或稍后一点。电力方面的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在会上做了一次讲话。我那时正忙于我的汽油发动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这些批评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正尽我的全力向前工作。但由于和爱迪生同在一个屋子里，这使我想起要是知道电力大师是不是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唯一的动力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讲话之后，我设法和他单独待了一会。

我告诉他我正在干什么。

他马上便表示感兴趣。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兴趣。

然后我问他是否认为内燃发动机会有前途。他用他特有的方式进行了回答：“会有的。任何重量轻、能发出大马力并能自足的发动机，都会有极光明的前途。没有一种动力能把全国的所有工作都干好。

我们并不知道电力能做什么，但我自认为不能做好一切。继续干你的发动机。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我看会有远大前途的。”

这就是爱迪生的特点。他是电力工业的中心人物，当时电力工业正年轻，充满**。那些电力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只看得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爱迪生能做领导的原因。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爱迪生相见。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又见到他—直到我们的汽车制造出来并且投入生产。他完全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我们俩一起对很多看法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对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什么限制。他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他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他认为“不可能”是对我们当时还没有取得的知识的描述。他知道随着知识的积累，我们在准备力量克服不可能。这是干“不可能”的事的理性方式。不合理性的方式是不去积累知识而劳苦、盲目地乱干。爱迪生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他还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他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变成现实。他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罕见的管理人和事的能力。他几乎总被认为是富有想象力的、好幻想的人。虽然他首先不是一个商人，但由于特别需要，他还是使自己成了一个商人。

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他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今天，世上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情。

约翰·巴罗夫是另一个其友谊使我感到荣耀的人。我和他一样也喜欢鸟。我喜欢户外生活。我喜欢在乡间穿行，跳过篱笆。在农场我们有500间关鸟的屋子。我们称它们为我们的鸟类旅馆。这些旅馆中的一座，有76个房间。整个冬天，我们用铁丝把装满食物的篮子挂在树上，然后是放一个大水盆，水盆里的水由一个电热器保持不结冰。无论夏天和冬天，食物、饮水和住房都为鸟儿准备好了。

我们在孵化器里孵出过雉鸡和鹌鹑，然后把它们转到电育雏暖房里。

我们有所有种类的鸟舍和鸟窝。麻雀是最不识好歹的鸟，坚持它们的窝是不能动的—它们不能在风中晃动。鹪鹩喜欢摇晃的鸟窝。

所以我们用有弹性的钢丝做了不少的鹪鹩笼子，这样它们便能在风中摇晃了。鹪鹩喜欢这一做法，而麻雀不喜欢，这样我们能让鹪鹩在安宁中入眠。夏天，我们让樱桃留在树上，让草莓留在地上。我想我们是北部各州中，来访的鸟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地方。约翰·巴罗夫说他和我们想的一样。有一天，他在我们那里待着的时候，看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鸟。

大约10年前，我们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鸟儿—黄鹀、苍头燕雀、金翅鸟、红白鸟、黄嘴朱顶雀、红腹灰雀、松鸦、朱胸朱顶雀、云雀—大约有500种。它们在我们那里待了一阵，但我不知道它们现在在哪里。我再也不想进口鸟儿了。鸟类有权待在它们想要待的地方。

鸟儿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我们为它们的美丽和陪伴而需要它们。

我们需要它们也有经济理由，因为它们啄食很多害虫。我借用福特组织对立法进行的唯一一次影响是为了鸟儿。我想这一目的能使这一手段变得合理，《威克斯—麦克林鸟类法案》—为我们的候鸟提供鸟类避难所—在我们的国会悬搁着，这一法案很可能会失败。

它的支持者无法在国会议员中间唤起多大兴趣。鸟儿没有选举权。

我们支持这一法案。我们请求我们的6000位经纪商每个人都给他在国会的代表发电报。开始变得很明显了，鸟儿也有选票了。法案通过了。我们的组织从未用于任何政治目的，并且永远不会。我们认为人们有权选择他们所愿意的。

再谈约翰·巴罗夫。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我几乎读过他所写的一切。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之前，他提出了对现代进步的反对。他厌恶金钱，他特别憎恨金钱给予那些粗鄙的人的权力，让他们毁坏美丽的乡间。他变得对金钱由之产生的工业讨厌了。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他批评工业进步，而且他宣称汽车将会扼杀对自然的欣赏。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的感情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他试一试，让他自己去发现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那辆汽车—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

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得更多。从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在方向盘后面进行的。他认识到他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周围的数英里之内，整个乡间都向他敞开了。

从那辆车生长出了我们的友谊。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职业自然主义者，他也不是为伤感的情绪而进行他艰苦的研究。在户外是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的一个人，追寻关于鸟的真理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罗夫做到了这点，也因此他所做出的观察都非常准确。他对那些对自然生活的观察不够准确的人很不耐烦。约翰·巴罗夫爱自然首先是为自然本身而爱。

自然不只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自然之前就爱上了自然。

巴罗夫在生命的晚年转向了哲学研究。他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于自然的哲学，更多的是自然哲学—一个一直居住在树木的安宁氛围中的人的悠长、静穆的思索。他并不是异类。他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做出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做什么区分。约翰·巴罗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所在的农场。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都是使头脑安宁的一切。他热爱树林，并且让满脑子尘土的城里人也热爱树林—他帮助他们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并没有挣得超出他的生活的钱。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其他的美国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被描述为鸟窝和山间小道的检视者。当然，这工作拿不到美元和美分。

当了解到事情真相时，巴罗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他看到整个世界不能靠寻找鸟窝来生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进步，特别是与烧煤相关及与交通噪音相关的工业进步。也许这是由于他对文学的喜好而来的。华兹华斯也讨厌铁路。而梭罗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

也许是由于诸如此类的影响，使约翰·巴罗夫有一段时间反对工业发展。但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终于明白对他来说，幸亏别的人趣味在别的方面—就好像他的趣味在自己的方面一样，是这世界的幸事。自从有记录的观察以来，看来在鸟巢的营造方式上没有能观察得出来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卫生住房而仍保持穴居的理由。这就是约翰·巴罗夫头脑清醒的一个例子。

他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他不是自然的奴仆。在时间的流逝中，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赞同这些工具，虽然这事本身就很令人感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他做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

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那些由于太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是虽生犹死，葬礼只不过是一个仪式而已。

如果巴罗夫谈论的一个人要远比谈论其他的人更多，那这个人就是爱默生了。他不仅以一个作家之心了解爱默生，而且他还以一种精神之心了解他。他教我认识爱默生。他是如此沉浸在爱默生之中，有一度他像爱默生那样思考，甚至用爱默生的表达方式表达。

但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一条更好的路。

在约翰·巴罗夫的死中没有悲哀可言。当稻谷在丰收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谷粒没有悲哀可言。

它已熟透了，它已圆满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约翰·巴罗夫便是如此。

对于他，这是完全的成熟和收获，没有腐烂。他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他的计划越出了端点，他们把他安葬在他所喜爱的风景之中，那是在他的84岁生日之时。那些风景将保持着他所热爱的面貌。

约翰·巴罗夫、爱迪生、我和哈维·S。费尔斯顿，一起结伴有过几次漫游旅行。我们坐着有篷汽车，晚上睡在帐篷里。一次我们漫游过阿迪龙达克，再游过阿勒汉斯，向南方走去。旅途非常有意思—只是他们开始引起太多的注意了。

今天，我比以前更反对战争，并且我相信世界人民都知道—即使政客们不知道—战争决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正是由于战争才使世界的秩序成为今天这副样子—一个松散、混乱的大杂烩。

当然，有人从战争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由于战争变穷了。但那些发财的人并不是参战的人或那些真正在战线后面帮忙的人。没有爱国者从战争中捞钱。有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人不可能从战争中捞钱—从其他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钱财。直到战士能由于战斗而挣钱，直到母亲能由于把他们的儿子交给死亡而挣钱—只有在这之后，任何公民才可能从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的战争中挣钱。

如果战争还将继续的话，正直的商人们将越来越难以相信战争是获得高额、快速利润的合法手段。战争每天都在丧失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