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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为什么会有慈善事业（第1页）

第十五章为什么会有慈善事业

为什么一个文明社会会有布施的需要？我反对的并不是慈悲之心。上帝不允许我们对一个需要帮助的生灵冷漠无情。人类的同情心是极美好的品质，冷漠、算计的态度是无法取代它的。人们说不出任何伟大的进步其后面是没有人类同情心的。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每一种重要的服务才得以进行。

问题在于我们把这一伟大的美好的动力用于太小的目的。如果人类的同情心促使我们给挨饿的人以粮食，为什么它不能给予最大的希望—使饥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出现呢？我们的同情心如果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难的话，可以肯定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同情心让他们根本就不会陷入困难之中。

给予是容易的。更难的是使给予成为不必要。要使给予成为不必要，我们必须要看到个人痛苦的原因—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当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但不能止于暂时的解救。难以做到的似乎是找到事情产生的原因。大多数人能够站出来帮助一个贫困的家庭，但是难得动脑子想把贫困彻底地消灭。

对职业慈善者或任何种类的商业化人道主义，我都没有耐心。

在人类的帮助被系统化、组织化、商业化和职业化的那一刻，这种助人的心灵便消除了，它就成了一件冷漠的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

真正的人类帮助是永远不能印成分类卡片或做广告的。有更多的孤儿在那些爱他们的人们的家里得到照顾，而不是在收养机构。住在朋友家里的老人要比你在老年之家看到的老人更多。由家庭给予家庭借款得到的帮助，要比社会贷款给予的帮助更多。这就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人类社会对它自己的守护。这是一个沉重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把慈善的自然本能商业化。

职业慈善机构不只是冷漠的，并且其弊端多于益处。它贬低了接受帮助的人们，打击了他们的自尊。它是和伤感的理想主义相联的。几年之前，一种观念广为流传，即：服务是我们应该期望的为我们而做的事情。数不清的人们成了善意的“社会服务”的接受者。我们人口中的一大部分被娇宠成陷入期待的、孩子一样无助的状态。由此诞生了为人们做事的常规职业。这给了可称赞的服务热情一个渠道，但它并未给人们的自强贡献任何东西，也没有改变那些状况—产生对这些服务的需要的状况。

比这种鼓励孩子气的任性更糟的是，它不是训练自强和自足，它反而造成了一种憎恨的情感，这一点总是抵消并超过了慈善的好处，人们经常抱怨他们帮助过的人“忘恩负义”。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第一，我们所谓的慈善之举几乎没有真正的慈善，没有完全是出于同情的。第二，没有人会由于被迫接受别人恩惠而感到快乐。

这样的“社会工作”制造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接受救助时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未不会使一桩事情彻底了结。

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逐渐变得不被需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成为不必要了。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讲述过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充分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残疾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该站的位置上。在企业的内外肯定会有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强壮的人的全部力气。还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运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相当多的时间用于无须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累。一般认为，一个人到了老年，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被公众赡养。所有这些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分工高度明确的企业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相同的好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捶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无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当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役使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是从错误的目的开始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之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为公众减轻负担工作，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动之命通过的。它们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总记住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的工作都多于人们能做的工作。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家，不管他的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有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其已有的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广阔的勇敢的不满，它相信已经做过的一些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应该成为有生产能力的事业，我相信它也能够成为。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的脚站立。我发现它们能够。

我并不赞同一般组织的那种中等职业学校—孩子们只是获得一些零散的知识，他们并没有学会怎样运用这些知识。中等职业学校不应该是技术学院和学校的交叉处。它应该是教会孩子们成为能进行生产的人的工具。如果他们做一些没用的事—写一篇文章然后把它扔掉—他们将不会感兴趣或获得他们有权获得的知识。在上学期间，孩子们是没有生产能力的；学校—除非靠赞助—没法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需要资助，他们必须干能到手的第一件活。他们没有机会挑挑拣拣。

当孩子们这样没有训练便进入生活，他们只是给已经数量巨大的不合格劳动人数增添了数量而已。现代工业需要一定程度的能力和技术，既不是尽早离开学校，也不是长期待在学校能够获得的。

为了能吸引这些孩子们的兴趣，对他们进行手艺培训，劳动培训部门引进了更先进的学校制度，但即使这些也是权宜之计，因为它只是迎合、而不是满足正常的孩子们的创造性本能。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对孩子们进行各种教育，同时开始在生产线进行工业培训—亨利·福特中等职业学校在1916年成立了。我们并没有把慈善这个词和它联系在一起。它是由于想帮助那些为环境所迫过早离开学校的孩子们而建立的。这种给予帮助的希望非常符合为工厂输送经过训练的工具制造者的需要。从一开始，我们便遵循三条重要原则：第一，孩子应被当作孩子，不能转化成未成年的工人。第二，文化教育和工业指导共同前进。第三，孩子们对他的工作有自豪感和责任感，因为训练他去做的工作是有用的。

他制造着有确认的工业价值的东西。这所学校是作为私立学校开设的，招收12～18岁的孩子，它是以奖学金为基础组织的。每个孩子在入学时一年给予400美元现金的奖学金。如果他的成绩令人满意的话，奖学金将逐渐增加到最高的600美元。

课堂和车间工作的成绩都有记录，同时还有孩子在这两者中表现出的勤奋程度，对他以后的奖学金进行调整正是根据他的勤奋程度来判定的。除了奖学金外，每个月还给每个孩子一小笔钱，这笔钱他必须存起来。这笔节约资金必须存在银行，直到他离开学校，或者得到学校允许在紧急情况时使用。

管理学校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了，也发现了实现它的目标的更好的方式。在刚开始，孩子们一天的三分之一用于课堂学习，三分之二用于车间工作。这种一日之中的两项安排被发现是对进步的阻碍，现在孩子们是按周数进行安排的—一周用于课堂学习，两周用于车间学习。课程连续进行，各学习小组轮换学习。

在这里最好的老师是工厂职员，教材就是福特工厂。它比绝大多数大学更能提供实践教学的机会。算术课来自具体的车间问题。

孩子们的头脑不再被那神秘的可代表四英里的A和代表二英里的B所扭曲。实际的程序和实际的状况就展现他眼前—他被教会观察。

城市不再是地图上的黑点，世界不再只是书上的纸页。工厂运往新加坡的产品和工厂收到的来自非洲和南美洲的原材料就展现在他面前。世界成了人们居住的星球，而不是老师讲台上的彩色地球仪。

在物理课和化学课方面，工厂提供了一个实验室，在这里理论变成了实际，课程变成了实际经验。假设要教的是水泵的工作，老师讲解零件和其各自的功能，回答问题，然后他们一伙人一起去机房看那台大水泵。学校有固定的工厂车间，里面的设备是最好的。孩子们从这一台机器到下一台机器地工作。他们主要生产公司所需要的零件。但我们的需要是如此广泛，这张需求单几乎可以包括一切了。

通过检查，合格的零件由福特公司购买，当然，不能通过检查的零件便是学校的损失了。

那些进步最快、程度最好的孩子们做精细的测定微螺旋的活儿，他们做每个操作时都明白其目的和相关的原理。他们修理他们自己的机器。他们学会怎样置身机器之中保护自己。他们学习制模。在干净、明亮的教室里他们和自己的老师一起为他们成功的人生打下牢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