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 铁骑凌天阍 扶持极艰难（第1页）

第二节铁骑凌天阍扶持极艰难

因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起家，宋朝皇帝一贯猜忌、防范和压制武将。降及北宋晚期，宋徽宗更习惯于用宦官统兵。在统兵的童贯和谭稹败事之余，宋钦宗狃于积习，不听宇文虚中劝告，仍命宦官节度使梁方平与武将何灌率二万七千人马，驻军濬州，守卫黄河。[1]当梁方平等“烧桥而遁”，金军渡河的消息传来，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三日，“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门东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遁”[2]。领枢密院蔡攸根本不管军事，亲随宋徽宗南逃。刚逃到开封不久的童贯，宋钦宗“以贯为东京留守。贯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3]，并以亲兵胜捷军护卫。领殿前都指挥使职事的高俅，仍为殿司之长，却也根本不管京城的殿司军务，率军随行。另一盘踞东南的宠臣朱勔也“护卫扈从车驾”[4]，安排道君太上皇帝一行生活。梁方平后被处斩，[5]他成了宋朝最后一个统兵宦官。

宋钦宗作为亡国之君，人们往往将他与宋徽宗一概骂倒，其实大欠公允。宋钦宗简直就未得其父的丝毫遗传基因，李纲说“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决非虚美。后来金人向宋宫俘虏“询宫中事”，在一代帝主沦为阶下囚时，宋俘们仍然没有奚落他，反而说：“少帝贤，务读书，不迩声色，受禅半载，无以备执事，乃立一妃、十夫人，廑三人得幸，自余俭德不可举数。”[6]他即位后，“自东宫时徙宫中，服御器皿与夫府库之积，闻兼辎重，共不及百担，而图书居其半，纬帐无文绣之丽，几榻无丹漆之饰”[7]。在正常情况下，宋钦宗倒是个标准的守成之主，其循规蹈矩，肯定远胜于宋仁宗，而不会胡作非为。但他面对复杂、险恶而多变的局势，却毫无措置能力。他的全部作为，就是来回摇摆于轻率的冒险主义和卑怯的投降主义之间，并且以后者为主。

在宋朝保守的文官政治下，有不少荒唐的积习。在宋人心目中，以文制武，以不知兵文臣执掌枢密院，主管军事，似乎是理所当然。宋钦宗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召李纲面对。李纲说：

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势必消缩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増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増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雲中归中国，故岁币増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财货，姑如元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坚，无为浮议所揺，可无后艰。[8]

此段话表明了李纲的远见卓识，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他规划了与金谈判的必须坚持的底线。但往后的史实证明，皇帝根本没有坚定的意志，以执守李纲正确的建议。次日，宋钦宗遂任命李纲为兵部侍郎。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宋钦宗又急忙任命吴敏知枢密院事，李棁任同知枢密院事，吴敏兼任亲征行营副使，时年四十四岁的李纲兼任亲征行营使司参谋官，行营使司负责“团结兵马于殿前司”[9]。宋朝六部的长贰中，因为另有更高的枢密院管军事，兵部的职能最小。然而国难当头，李纲必须了解和学习军事。

在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中，宋朝其实面临三大严重困难。第一是真正的将才萎靡。一方面固然是积习，另一方面，在长期受压制的，地位低微的武将群中，一时也不知哪个真是将才。李纲在宣和初所著的《御戎论》中已指出，“古之将帅，付以阃外之权，不从中制，利则伸，钝则蟠”，“今则不然，为帅于千里之外，而受制于九重之中，见可欲进而不得，知难欲退而不敢，用度稍过，已从吏议，一有不然，片纸罢之”[10]。他后来又说：“自宣和以来，夷狄之祸，亦云酷矣，可以当大将之任，如种师道者，凋丧略尽，见存诸将，仅足以充偏裨之选。”[11]南宋人能举出的北宋末的大将，也就是种师道一人。但史实表明，即使种师道也算不上是真正能够折冲御侮的将帅，但还是比其他将领强。宋朝若干武将的军事经验，无非来在陕西与较弱的西夏军作战，至于对付远为强悍的金军，一时就提不出有效的战略和战术。故后来岳飞非常痛心而悲慨地说：“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12]李纲任兵部侍郎前一天，向宋钦宗紧急提出二十条建议，第三条就是“今来御捍大敌，当择大帅三人，以朝廷大臣为之”[13]，也还是没有超脱文臣统兵，节制武将的传统军事思维。

第二是长期养成的军队腐败，遇到金军，往往“不战而溃”[14]。李纲说：“中国之兵，既失训练，又不用令者不必诛，逃亡溃散者反招集之。此风既成，习以为常，则有不可胜诛者矣故。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御夷狄，积弊之渐，亦非一日也。”[15]以步兵为主的宋军，以野战中根本无以与骁悍的女真骑兵相抗，至多只能进行守城战。

第三，北宋当时是全世界发达和富庶的帝国，但宋徽宗君臣恣意奢靡和贪腐，完全掏空了国库，根本上无法满足军队的后勤供应。李纲在《御戎论》曾说，在陕西关中之地，“有司窘于泉帛，无以广籴”，“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16]北宋后期，人称“独西兵可用”，[17]却处于“士有饥色”的窘境。在河东，“战士每日支米二升半，止得一升八合，青菜钱七十文，铜、铁相半。是时，官中已不使铁钱，但以此充数耳。或攒聚数日阙乏，止支钱会子，一纸钱会子，止得三四百”。[18]后来开封围城中，“雨雪交作”，守城军士却“浑身单寒”[19]。当时棉花产量很少，御寒全仗蚕丝的绵衣，而至少相当比例的军士却只能穿单衣。战马当然在军事上有很大的重要性，而“诸军阙马者大半”[20]。

以上的三大严重困难，任何人也绝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整顿之效。

正月初四日，李纲“对班于延和殿下，闻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间”，就坚决请求与宰执们“廷辩”[21]。当时的宰执包括太宰白时中、少宰李邦彦、尚书左丞赵野、知枢密院事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蔡懋和李棁。尚书右丞宇文粹中“扈从东幸”，随宋徽宗南逃，不在场。此外，签书枢密院事耿南仲因“免签书”[22]，即挂空名。他害怕金军，“奉椒房（皇后）出奔”，逃离开封。[23]几年以前，李纲给梅执礼的信中说：“士大夫所养，以气为主，平时如虎，犹恐其临事之如鼠。”[24]不料竟相当快地得到了应验。尽管吴敏固然与李纲私人关系好，又身为管军事的长官，但显然一时也无主见。

虽然“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前此无例”，宋钦宗还是特旨允许。在《梁溪全集》卷171《靖康传信录》上，李纲自述了此次面对经过：

余拜讫，升殿，立于执政之末。因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将何之？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语未既，有内侍领京城所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楼橹，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壕河浅狭，决难保守，愿陛下详议之。”上顾余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观，朕于此俟卿。”

余既被旨，同懋、良弼亟诣新城东壁，遍观城壕，回奏延和殿。车驾犹未兴也。上顾问如何，懋对亦以为不可守。余曰：“城壁坚且高，楼橹诚未备，然不必楼橹，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占据，可以无虞。”上顾宰执曰：“策将安出？”宰执皆默然，余进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上曰：“谁可将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时中怒甚，厉声曰：“李纲莫能将兵出战（否）？”余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傥使治兵，愿以死报！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25]上顾宰执曰：“执政有何阙？”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时宇文粹中随道君皇帝东幸故也。上曰：“李纲除（尚书）右丞。”面赐袍带并笏，余致谢，且叙所以时方艰难，不敢辞之意。[26]

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排众议的李纲，遂超升副相的末位。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在午饭时再次面对，“宰执犹以去计劝上”，宋钦宗也急欲逃跑，又马上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李棁为副留守。李纲只得再次苦劝，有宦官王孝竭说：“中宫（朱后）、国公（皇子赵谌）已行，陛下岂可留此！”宋钦宗“色变，降御榻”，哭着说：“卿等毋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又经李纲反复劝说，“意稍定”，说：“卿留朕，治兵御寇，专以委卿，不当稍有疏虞！”李纲“惶恐，再拜受命”。当夜就留宿尚书省。半夜，心神不宁的宋钦宗又派宦官传旨，责“令宰执供军令状”。

初五日清晨，李纲“趋朝，道路纷纷，复传有南狩之事，太庙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则禁卫皆已擐甲，乘舆服御皆已陈列，六宫襆被皆将升车矣”。李纲只得厉声对卫士们说：“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卫士们高呼：“愿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将安之？”李纲又找宋钦宗说：“陛下昨日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以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出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宋钦宗至此方“感悟，始命辍行”。[27]

白时中当然是个十足的鼠辈，宋钦宗曾问他逃跑之后，“宗社何如”，回答只是“招募英雄，以图克复”，又不断指责李纲“所言皆书生纸上语”[28]。宋钦宗罢免了太宰白时中，改组政府，李邦彦任太宰，张邦昌任少宰，吴敏仍知枢密院事，赵野任门下侍郎，王孝迪任中书侍郎，蔡懋任尚书左丞，李棁仍任同知枢密院事，而新命耿南仲和唐恪任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出城已累日，上遣使追还之”。又命李纲充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曹曚充亲征行营副使。[29]曹曚“具陈军情，谓亲征，愿死战，巡幸即恐变生萧墙，自是方绝出幸之意”[30]。

事实证明，李纲挽留宋钦宗，是十分明智而及时的。初七日，完颜斡离不（宗望）即兵临开封城下。如果宋钦宗出逃，就有可能被急驰的女真骑兵追击俘获。李纲紧急部署城防，“自五日至八日，治战守之具粗备”。金军因郭药师做向导，抢先扎寨于开封城西北的牟驼冈。“冈势隐辚，如沙碛然，三面据水，前枕雾泽陂，即孳生马监之所，刍豆山积”[31]，因而保证了金军的粮草供应，无疑也是宋方的一大失策。事实上，李纲在仓促和忙乱之中掌管城防之前，宋钦宗和宰执辈根本就没有对开封的城防有任何部署。

兵贵神速，对于受保守军事传统长期涵育的，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言，基本上是空话；对于金军而言，却是不说只做。当天傍晚，金军喘息未定，就立即攻城。开封城是一座土城，“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32]。有宫城、里城和外城，形成了古时的纵深防御。外城周长五十宋里一百六十五步，[33]按现代的考古测量，东墙长7660米，南墙长6990米，西墙长7590米，北墙长6940米，略呈菱形。城墙底部厚五宋丈九宋尺，高四宋丈，城外的护龙河阔十多宋丈。唯有东、西、南、北四座正门设两重直门，供御路通行，其余偏门都按边城的瓮城门规范修建，里外三门，门道弯曲，若干水门也都设有铁闸门。城上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除城上的通道外，城墙里还有一条内环路，便于运兵。[34]诚如李纲所说，“不必楼橹，亦可守”，从古代的军事学的观点看，开封城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其主要防御屏障，一是宽阔的护龙河，二是高耸而“坚密如铁”的外城墙，上在密集的马面和女墙，便于弓弩和砲石交叉射击城下敌军。

金军“攻西水门，以（小）船数十只，顺汴流相继而下”。其目标是企图超越护龙河与外城两道防御屏障，由西水门（即利泽门[35]）直入外城。本不知兵的李纲亲自“临城捍御，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城下。（小）船至，即以长钩摘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排扠木，及运蔡京家假山石，迭门道间，就水中斩获数百人。自**防守，达旦，始保无虞”[36]。另一记载稍稍简略：“金人以大（小）船乘便流，纵放而下，急攻西水门。西水门之上流先已设械于汴水之中，为械所拒，大（小）船不得下，城上矢石俱发，力御终夜，迨晓，金人方退。”[37]

金军的斗志确实顽强，能连续作战，初九日早晨，又马上转攻北城的酸枣门（通天门）、封丘门（景阳门）一带。李纲“入对垂拱殿”时，闻讯，“乞禁卫班直善射者千人以从”。到达酸枣门时，金军“方渡濠，以云梯攻城”。李纲“命班直乘城射之，皆应弦而倒”。他“与官属数人登城督战，激励将士，人皆贾勇。近者以手砲、櫑木击之，远者以神臂弓、强弩射之，又远者以床子弩、座炮及之。而金（贼）有乘栰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坠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众。又募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烧云梯数十座，斩获酋首十余级，皆耳有金环”[38]。由于金朝对汉人等实行强制性的“剃头辫发”政策，[39]单纯从发型着眼，已无从区分金军的民族成分，而“耳有金环”则是女真人。[40]

当天，除战斗最激烈的酸枣门外，其他北城的陈桥门（永泰门）、封丘门、卫州门（安肃门）都遭受攻击，而酸枣门“虏箭集于城上如猬毛”。这表明开封城过大，金军无力全面攻城，只是从牟驼冈大寨出发，偏攻北城四门。从卯时（相当于今早5—7点钟）直到下午未时、申时（相当于今下午3—5点钟），共“杀贼数千人”。经历一夜一昼交战，金军攻城受挫，“乃退师”[41]。当时隶属行营司的低级军官中，就有韩世忠。李纲开始与他结识，“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42]。

金朝女真贵族的聪明，表现于往往不仰仗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一面举兵，一面和议”[43]，“以和议佐攻战”[44]。此种策略，对抵抗意志十分薄弱的宋钦宗，后来死心塌地，屈辱求和的宋高宗，非常奏效。但李纲的主见是很明确的，求和也绝不可过于屈辱，早在李纲任兵部侍郎前一天，向宋钦宗紧急提出二十条建议，第二条就针对此事说：

今来金国遣使，有所邀求。臣虽不能知其所邀何事，然以意料之，不过五事：欲求尊大之礼，一也；欲得归明之人，二也；欲厚邀岁币，三也；言吾首败盟约过失，四也；欲求割河北之地，五也。臣愚窃以谓金国欲求尊大之礼，当屈体事之，如太王之事獯鬻，以纾一时之急，无不可者。欲求归明之人，当尽与之，遣兵裹送，以示大信。吾辞既直，而可以无狼子野心之虞，养济匮财之患，一举而三策兼得，无不可者。欲厚邀岁币，当答以旧约以燕云归中国，故岁币所以加倍于大辽；今既败盟，尽取燕云之境，岂可复增岁币？为两朝赤子之故，不敢爱惜，且如旧约，已为过厚。至于欲求割地，则祖宗境土，为人子孙，当固守之，虽尺寸之境，岂可割以遗人？夫夷狄贪婪无厌，设使割地，复有所求，将何以赂之？又河北、燕山接境，惟赖塘泊为固，今悉以与之，则险阻之地尽在彼，何以立国？当择辩士奉使，以死争之。[45]

他提出自己的谈判底线，主要是不能追加岁币和割地。然而他对和谈活动，既不得插手，更不能做主。

在完颜斡离不（宗望）军抵达开封城下的当天，金军就放回“奉使讲和”的李邺，李邺回朝，又张大敌势，“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完颜斡离不（宗望）攻城失利后，又立即派吴孝民使宋。宋钦宗又继命李棁与李邺同往。[46]李纲记录此事说：

因遣使随李邺请和，抵城下，已昏黑矣。坚欲入城，余传令：“敢辄开门者斩！”竟俟明乃入，实初十日也。上御崇政殿，宰执起居讫，升殿奏事。引使入对，出斡离不书进呈，道所以举师犯中国之意。闻上内禅，愿复讲和，乞遣大臣赴军前，议所以和者。上顾宰执，未有对者，余因请行。上不许，曰：“卿方治兵，不可。”命李棁奉使，郑望之、高世则副之。宰执退，余留身，问所以不遣之旨，上曰：“卿性刚，不可以往。”余对曰：“今虏气方锐，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国之势遂安；不然，祸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举。臣惧李棁柔懦，恐误国事也。”因为上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过许金币之说，以谓”金狄之性，贪婪无厌，又有燕人狡狯，以为之谋，必且张大声势，过有邀求，以窥中国。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如朝廷震惧，所求一切与之，彼知中国无人，益肆觊觎，忧未已也“。先定，然后能应，安危之机，愿陛下审之。[47]

以上记录表明，其他宰执大臣都是“临事之如鼠”，既不能提出好的和谈方略，更不敢主动临危请命而出使。李棁到金营，完颜斡离不（宗望）“南向坐，棁、望之等北面再拜，膝行而前”。完颜斡离不（宗望）“遣燕人王汭等传道语言，谓都城破在顷刻，所以敛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赵氏宗庙，恩莫大也。今议和，须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百万匹，马、驼、驴、骡之属各以万计，尊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悉归之，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又以亲王、宰相为质，乃退师”。并交付一纸“事目”，“棁唯唯，不能措一词。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妇人女子尔！’”[48]与其他皇朝相比，宋朝确是最为优养士大夫，而其所养育者，又大多是李棁一流鼠辈。

诚如李纲所料，完颜斡离不（宗望）固然挟带屡战屡胜的军威，其实也是“张大声势，过有邀求”。“如朝廷不为之动，措置合宜，彼当戢敛而退”。女真骑兵作战有很强的季节性，往往只能是盛暑休兵，而在秋冬弓劲马肥之际用兵，加之完颜粘罕（宗翰）一路屯兵太原城下，无以与东路军会合。初战的事实又表明，开封的守城战也并无多大困难。双方只消相持数月，金军必退。问题在于自小生长锦绣丛中的宋钦宗，根本不可能具备如唐太宗和周世宗那样的胆识，又被大群的士大夫鼠辈所包围。他们的投降主义言论，又正好击中和契合皇帝的畏怯心理。李纲忠实地记录了廷议的过程和结果：

十一日，棁至自大金军前，宰执同对于崇政殿，进呈金人所须事目，且道其语。宰执震恐，欲如其数，悉许之。余引前议力争，以谓“尊称及归朝官，如其所欲，固无害。犒师金币，所索太多，虽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数，况都城乎？当量与之。太原、河间、中山，国家屏蔽，号为三镇，其实十余郡地，塘泺险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国？又保塞，翼、顺、僖三祖陵寝所在，子孙奈何与人？至于遣质，即宰相当往，亲王不当往。为今日计，莫若择使与之往返熟议，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币之数，令有司会计所有，陆续具报。宿留数日，大兵四集，彼以孤军入重地，势不能久留，虽所得不满意，必求速归。然后与之盟，以重兵卫出之，彼且不敢轻中国，其和可久也”。宰执皆不以为然，方谓都城破在朝夕，肝脑且涂地，尚何有三镇？而金币之数，又不足较也。上为群议所惑，默然无所主。凡争逾两时，无一人助余言者。余自度力不能胜众说，因再拜求去，曰：“陛下擢臣自庶僚，不数日，与大政，臣亦受之而不辞者，徒以议论或有补万分之一。今与宰执异议，不能有所补，愿还庶僚，以安愚分。”上慰谕曰：“不须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恐金人欵我，此徐议可也。”余被旨，不得不出，复前进曰：“金人所须，宰执欲一切许之，不过欲脱一时之祸。不知他日付之何人，能为陛下了此？愿更审处，后悔恐无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复回，尚冀可以力争，而誓书已行矣，所求悉皆与之。[49]

太宰李邦彦号“浪子宰相”[50]，他与王黼、蔡攸都只是在宋徽宗宫中充当俳优的角色，[51]“为道君狎客”[52]。他也颇为善于官场倾轧，[53]但在国难之际，又岂能指望他有作为。李邦彦的对策只是“坚主割地之议”[54]。李纲所说的“宰执”，当然包括他的好友吴敏在内，他也未出面帮助李纲，其他人就更不待论。宋钦宗甚至不愿拖延一段时间，就匆忙应允金军全部的苛刻的城下之盟条款。

宋徽宗被俘前的三十二个儿子中，四个年龄颇小的皇子，生母不详，其他皇子都是宠爱的妃嫔们所生，唯有第九子康王赵构的生母韦氏，根本不受宠爱，只是依靠义妹乔贵妃，才得以有了婉容的低位。他们母子在宋宫中的地位可说是鸡立鹤群。[55]宋徽宗南逃时，许多“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56]，一说留在京城者唯有五子肃王赵枢和康王。[57]肃王是郓王赵楷的同母弟，其母是王贵妃，他在宋宫中的地位自然高于康王。在此情况下，宋钦宗只能命康王赵构与少宰张邦昌出质金营。[58]

康王和张邦昌带去金营的宋朝回书《事目》，包括“下项：书五监，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杂色表段一百万匹，裏绢一百万匹，马、牛骡各一万头、匹，驼一千头”，“已行根刷，虑或不足，须至稍宽期限”[59]。然而开封城中一时也拿不出偌大的财物，中书侍郎王孝迪建议，“欲尽括在京官吏、军、民金银，以‘收簇犒设大金军兵所’为名，揭长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之。许奴婢及亲属诸色人告，以其半赏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宋钦宗还为之亲下圣旨。李纲实在看不下去，又对宋钦宗建言：“收簇金银限满，民力已竭，复许告讦，恐生内变。外有大敌，而民心又变，不可不虑。”宋钦宗方才下令停止告讦。[60]

宋方“日运金银、币、帛之属”，“名果、珍膳、御酝之饷，使者络绎，冠盖相望”，送往金营，宋钦宗又以“御府珠玉、玩好、宝带、鞍勒以遗之”。但贪婪的金人“益肆须索，无所忌惮，至求妓乐、珍禽、驯象之类，靡不从之”。李纲多次规劝皇帝，“以谓（赐）此不足为德，适所以启戎心”，但鼠目寸光的众多臣僚却反而“称美上德”。李纲的诤言全然无效。[61]

在正月十五日以后“四方勤王之师渐有至者，日数万人”，李纲的行营司“乃于四壁置统制官，召集之，给刍粮，授器甲，踏寨地，团队伍”。十七、十八日，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郑州南门（即西城偏南之新郑门，或名顺天门）外，乘势击之，杀获甚众。于是金人始惧，游骑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二十日，京畿、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与武安军承宣使、统制官姚平仲又分别率陕西泾原路和秦凤路军抵达开封，宋军军势为之一振。[62]

由于伐辽败绩，种师道一度贬降，此回得宋钦宗急诏，他“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姚平仲“有步骑七千”，而号称“西兵百万”。[63]种师道到开封之初，就批评太宰李邦彦惊慌失措，据《三朝北盟会编》卷30载：

师道见邦彦，因曰：“某在西土，不知京城坚高如此，备御有余，当时公何事便讲和？”邦彦曰：“以国家无兵，故不得已须和耳。”师道曰：“凡守与战，自是两家事。战若不足，守则有余，京城之民虽不能战，亦可使守。但患无粮食，粮食苟有余，京师数百万众皆兵也，何谓无兵？”邦彦诡曰：“素不习武事，不知出此。”师道笑曰：“公不习武事，岂不闻往古攻守事乎？”又曰：“闻城外居民悉为贼杀掠，畜产多亦为贼所有。当时闻贼来，何不悉令城外百姓撤去屋舍，般畜产入城。遽闭门以为贼资，何也？”邦彦曰：“仓卒之际，不暇及此。”师道又笑曰：“好慌！好慌！”左右皆笑，又曰：“公等文臣腰下金带，不能自守，以与虏人。若虏要公等首级，如何？”邦彦不能对。又曰：“京师如此之阔，番兵只十数万，何能围匝，何故四门都闭，则番人得以纵掠，而吾民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