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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1页）

第五节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

李纲虽为江南西路的方面大员，却不能不关注朝政。凭他积年的经验，深知前述“上下恬嬉”，以苟安一隅为得计的暗流，一直在小朝廷中汹涌。绍兴六年六月，发生地震。按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感应迷信学说，无非是上天示谴。宋高宗不得不为此下诏，要求“内外臣庶”“各悉意以言，毋讳朕躬，毋悼后害”。李纲也乘机“列八事奏上”[1]，奏中特别提出行在迁移的问题：

臣窃闻诸道涂，车驾将有建康之幸。既降旨，以趣营缮，又具例，以敕百司，此诚甚盛之举。然日俟一日，未闻下戒行之诏，岂犹有所疑而未决邪？夫建康在东南，为形胜之地，在今日为不可不驻跸之所。臣尝条具奏闻，屡矣。天时、地利、人事，皆当舍临安而幸建康。比者地震，不在诸郡，而在临安，不在他所，而在宫禁，此无他，天意欲陛下有所迁动，避危以趋吉而已。夫怀土以安，实能败名。昔公子重耳安于齐，子犯谋醉而遣之，自齐适秦，秦伯纳诸晋，遂成霸业。今陛下久驻跸临安，踌躇未迁，无乃有安之之意邪？不然，天意何以丁宁告戒之若此。此天时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一也。临安褊迫偏霸之地，非用武之国，又有海道不测之虞。曷若建康，襟带江、湖，控引淮、浙，龙盘虎踞，自古称为帝王天子之宅。此地利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二也。诸将重兵，已皆分屯淮、泗，陛下时乘六龙，躬率六师，进临建康，则将士之气，百倍其勇，号令赏罚，皆出睿断，人人愿战，前无坚敌。与夫深居而遥制，岂可同日而语哉！此人事之不可不幸建康者，三也。臣愿陛下断自宸衷，不贰不疑，投龟而决，早降诏旨，以慰士（民）之心，庶几中兴之运，不日可致。[2]

绍兴四年冬，是赵鼎将张浚重新引入朝廷。但到绍兴六年，两人的分歧和矛盾就逐渐暴露和发展。张浚认为，“临安僻居一隅，内则易生安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力陈建康之行为不可缓”，但“朝论同者极鲜”[3]。可知李纲的主张与张浚相同，主张建康或临安，决不是行在设置的地点之争，其实质乃是抗金与降金之争；而“朝论同者极鲜”，正表明士大夫的多数，无非是狃于“上下恬嬉”的故习。这正是李纲十分忧心者。在众多的反对搬迁者中，最有力者是赵鼎。他提出一个折中性的方案，并得到宋高宗的同意，后于九月将“行在所”自临安府迁往平江府。[4]

李纲奏中还提及另一筑城的问题，说：

臣窃见朝廷前此数年，专以退避为策，亦不责州郡以捍守。又降诏旨，许令保据山泽以自固。城壁、守具率皆不治，循习既久，往往以修城壁为生事，建议官吏，反受罪责。如连南夫以修泉州城，委官体究；裴廪[5]以修衡州城，重加贬黜。州郡望风畏缩，无敢复议修城者。夫以偷惰苟且之习，而重之以朝廷威令，其谁敢复冒罪责，而建长久之计乎？臣恐自此州郡城壁、壕堑颓毁湮塞，不复修矣。今与僭逆之寇，壤地相接，无数百里之远，而沿江表里数十州郡，朝廷所恃以为籓篱者，**无城池，可恃以守。卒然贼马警急，迫摩封疆，不知何以御之？此臣之所不能晓也。[6]

李纲在此还是批评了宋廷“专以退避为策”，“偷惰苟且之习”。岳飞第二次北伐后，伪齐铤而走险，派兵进攻淮西。左相赵鼎面对虚张声势的攻势，颇为惊慌失措。他同签书枢密院事折彦质提出，命张俊、刘光世、杨沂中等军放弃淮西，又调发岳家军沿江而下，东援淮西，还主张皇帝将行在退回临安。右相张浚在镇江府得到确切情报，此次伪齐军的进攻并无金军配合，才得以说服皇帝，组织反击，伪齐军很快溃败。李纲得知伪齐进犯，屡次上奏，提出己策：

前日岳飞之举，我出奇也，惜乎以钱粮不继，而勾回干事军马，未能成功。今日贼马渡淮，彼出奇也，若能设策破之，则奇反在我。臣愿陛下速遣得力兵将，自淮南前来蕲、黄间，约岳飞兵相为犄角，以夹击之，期于必胜，以复陈、蔡，则淮、泗之师亦自当解，大功可成。[7]

他所主张的，其实还是其绍兴四年的旧策，行围魏救赵之计，命岳家军乘机“复陈、蔡，则淮、泗之师亦自当解”，当然是进取性的上策。但且不说宋高宗，就是最初反对岳家军东下的张浚，也改变初议，只是催促岳飞提师到江州，空跑了一个来回。尽管根本不用李纲的建策，但宋高宗还是“以纲所陈利害，切中事机，赐诏奖谕”[8]。

张浚在淮西胜利的形势下回行朝，宋高宗称“却贼之功，尽出右相之力”[9]。张浚与赵鼎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他主张废罢骄惰不战的大将刘光世，乘机进攻伪齐等，赵鼎都表示反对，双方已到不能共事的地步。左司谏陈公辅自北宋末以来，一直被指责为李纲的同党，[10]他出面劾奏赵鼎。既然措置淮西战事有得失之别，赵鼎只能求退。十二月，宋高宗遂发表赵鼎外任绍兴知府。[11]张浚逐走赵鼎，却又举荐和引入秦桧。绍兴七年正月，秦桧复出任枢密使。[12]

由于陈公辅身为谏臣，主张公论，也招致朝中的宵小辈出而寻衅，诬说他在靖康时挑动陈东率太学生伏阙上书的事件。陈公辅为此只得求退。此事自然牵连到李纲，李纲也不得不上奏求退，他说，“窃见都进奏院报，左司谏陈公辅乞去，以靖康间士庶伏阙，为人诬其鼓倡，至今犹未辨白为言”。“臣以积年往事，不敢复自辨明，至使谏臣援以求去，在臣愚分，其何敢安？”他“上疏乞奉祠”，而宋高宗“优诏不许”。[13]

在秦桧复任的同时，北方传来了宋徽宗的死耗。他不得善终，却又并不足道，但其凶耗也刺激了宋人的国耻感，特别是李纲本人，他为此上表慰问皇帝，其末段说：

恭惟皇帝陛下，备极人伦，敦崇圣孝。孺慕不忘于宵旰，深思欲见于羹墙。尝胆枕戈，夙讲奉迎之计；问安视膳，阻伸致养之诚。罹此闵艰，何以堪处？伏望为宗社之大计，副生灵之至情，少抑圣怀，俯从礼制。冀昊穹之悔祸，乘将士之奋忠。报不共戴天之雠，神人所助；建中兴复古之烈，华夏永宁。[14]

希望皇帝牢记杀父之耻，“报不共戴天之雠”，“建中兴复古之烈”。他又为此两次上奏说：

《礼经》曰：“父母之仇不与共戴天。”为匹夫而能复仇者，前史美之，况于万乘之主乎？金人不道，以其诈谋陵中国，破都城，邀两宫以北狩，而置之漠北苦寒之野，饮食、衣服、医药皆不得如意，以至此大故。此陛下不共戴天之雠也。讣音之来，既不以时，又以朝廷新有武功，始遣使回，具报凶问，皆其奸计，岂诚意哉！遣发使人奔问，讳日奉迎梓宫，在人情固不可后。然或从或违，处其度内，皆未可知。臣恐议者又以此为敌人之重，有害于吾自治自强之术，则在朝廷不得不先定其策也。

自建炎以来，为和议所误，专务退避，国势日蹙，主威日削，失天下者太半。方幸近年天启宸衷，悟和议退避之非，为治兵进讨之计，天声渐振，虏、伪震詟，将有恢复之期。傥或缘此堕其计中，小不忍以乱大谋，则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臣愿陛下顺人心，承天意，益广孝思，施之行事，枕戈尝胆，修政攘戎，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刷中国之耻。一饮膳，一寝兴，无不以两宫大故为念，则必有合于天人之愿者矣！[15]

臣以固陋，自靖康以来，与闻国论，独持战守之策，不敢以和议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与，屡遭谤诬，仰赖圣明，曲加照察，脱身九死之滨。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闻戎辂临驻江干，将大有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万常品，顾虽衰病，尚庶几未填沟壑间，获观陛下恢复中原，摅愤千古，志愿毕矣！[16]

李纲将自己十二年来的素志和积愤，表白无遗。但对宋高宗与很多士大夫的降金乞和之初心，是否因宋徽宗之死，而真能有彻底的改变，却深以为忧，不得不先事劝诫。

宋高宗也不能说全无一时的冲动，甚至决定将全国大部兵力归岳飞指挥，以行北伐大计。但因张浚和秦桧的反对意见，又很快收回成命。因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使岳飞一度愤慨辞职，而从此皇帝与岳飞的裂痕也愈来愈深。值得注意者，是陈公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却出面为岳飞辩护，上奏说，“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17]。

张浚设法推行原议，罢刘光世兵权，却处置乖谬，结果淮西的行营左护军发生兵变，前沿部队四万余人投敌，小朝廷上笼罩了一片惶恐气氛。志大才疏的张浚因而下台，赵鼎回朝复相。

淮西之变后，李纲是很少数几个能正确对待这次事变的文臣；而在宋廷政策的转变关头，李纲又不得不对国事产生极深重的忧虞。他特别连上两奏，第一奏枚举“措置失当者五”，“深可痛惜者五”，又提出“鉴前失，以图将来者”五条，但他特别强调，“自古创业、中兴，艰难之际，叛将不能无也”。“今淮西一军数万之众，一旦叛去，固不为小变。若能应之于后，亦未足为吾害也”。“倘以一时之变，而议退避，则车驾一动，大事去矣！所谓坚圣心之守，而勿轻动，在今日为不可后也”。他特别感慨地说：

愚臣私忧过计，不识忌讳，激于忠愤，忘生触死，冒进狂瞽。然臣闻天地之变，不足为灾；人不尽言，国之大患。侍从者，献纳论思之官也；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也。今侍从、台谏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社稷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尝闻有一言及之。陛下试察，如淮西之变，侍从、台谏之臣亦有见危纳忠，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怀禄而不敢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忧者。

臣以蠢愚，夙荷睿奖，每思竭尽心力，以报大恩。第以人微迹疏，无阶自致，遇事辄发，罪当万死。伏望圣慈哀怜孤忠，留神听览，傥有补于万分之一，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18]

末段文字说尽了自己空有“孤忠”报国的**，却不得匡世济时，而处于“人微迹疏，无阶自致”的辛酸和感恸。他所批评的侍从、台谏之臣，事实上也并非全无例外。如他的同道，时已任权礼部侍郎的陈公辅，就主张在“淮西军叛”之后，“正当镇静”，他对“回跸”临安，“深以为不可”，说“臣乡奏事，亲闻玉音，谓建康若不可居，临安又岂能保，坚断如此。但恐群臣主进者少，主退者多，则陛下不能无惑。更望陛下勿因小害而沮，则中兴之功可望”[19]。李纲的第二奏说：

今浚之罪，乃在于志广才疏，力小任重，不能谘诹良策，而专于自用，不能辑睦将帅，而轻务改移，遂致士卒携离，舍我就敌。以此罪浚，夫复何辞！若以王恢为比，咎其始造兵谋，则是因噎废食，惩羹吹韲，以细故而摇大计，恐非策之得也。

今方强虏凭陵，僭逆窥伺，国势未定，人心惊疑。若不注意治兵，以为自强之计，则何以安宗社，保生灵，固边疆，御外侮？徒以措置一失之故，遂欲尽弃前日之所为，归罪于始造兵谋者。臣恐智谋之士卷舌，而不敢谈兵；忠义之臣扼腕，而无所发愤。将士解体，而不用命，州郡望风，而无坚城。陛下将谁与立国哉？且今日朝廷之势，固自若也，襟带江、淮，保据荆、襄，连接川峡。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之军，分屯要害，不下数十万人，兵未为弱。去冬败刘麟、刘猊之徒甚众，用兵未为不利。倘因淮西之变，益自惩创，审号令，明纪律，徙诸军家属于江南，以便粮饷，教战舰水军于沿江，以备不虞。姑辍进取之谋，且为固守之计，和协辑睦，静以待之，使国势渐定，人心渐安，士气渐振，乃可徐议恢复。譬犹病人调治向安，又为药饵所误，伤其正气，岂可遽欲康强哉！不察此理，经变故而亟动摇，使外寇得以乘其间隙。譬犹弈棋，前着既差，后着复错，是谓自败，欲求胜敌，不可得也。

臣顷年尝因贼马入寇淮甸，献陈愚计，以谓退避之说不可行于今。何哉？前之为寇者，金人也，利于掳掠，得所欲则还师。今之为寇者，伪齐也，利于土地，得一郡则守一郡，得一邑则守一邑。翠华退避之后，将士奔溃，贼势鸱张，将安所定止哉？误蒙采择，特降褒诏。今日之说，亦犹是也。伏望陛下坚圣心而勿动，修军政以自强，无为趣时献言者之所摇。古语曰：“临大难而不惧，圣人之勇也。”惟陛下留神幸察。

夫张浚措置失当，诚有罪矣。然其区区徇国之心，有可矜者。愿少宽假，以责来效。昔汉高祖用兵丧师，跳身走者屡矣。然卒与成功者，皆旧臣也。借使每败必逐，则张良、陈平之流，不胜其诛矣。臣前所论淮西事宜，指陈浚措置失当，非党浚者；今此论奏，亦非为浚游说也。因言者引王恢造兵谋之喻，深恐退避讲和之议复出，以眩惑圣听，则大事去矣！宗社安危，自此而分，故敢披露肝胆，冒昧有言，死有余罪。

臣以衰病，累请宫祠，未奉俞允，迩来犬马之疾益深，将填沟壑。已别具奏，乞骸骨，以归山林。贪恋明时，何可言喻，爱君忧国之志，虽在畎亩，岂敢弭忘！伏望陛下哀而怜之，干冒天威，无任惶惧战越之至。

他在此奏的小帖子中更重复强调：

臣契勘朝廷所恃以御敌者，将士也。新失淮西之军，将士之心未定，正当静以养之，频降诏旨，慰劳抚谕，使明知陛下德意所在，庶几士心复安。若先为退保之计，以示怯敌，臣恐诸军将士解体，人人无固守之志，为盗之招。[20]

李纲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绍兴七年“自春、夏间，所苦疮疡，久不痊愈，近因中湿，得**之疾，行步蹇缓，拜跪艰难，加以痰眩，动多遗忘”[21]。然而他所反复强调和告诫者，还是最为忧心“退避讲和之议复出”，“大事去矣！”其忠心报国之言，流自肺腑，真可谓是语重心长，而切中要害。早在绍兴六年，李纲已看出张浚的弱点，恳切致信：

窃以相公膺大任，绾重权，以图恢复大计，正宜虚己广谋，以屈群策，愿听逆耳之言，勿受逊志之语，则辅成中兴之功，不难致矣。某特荷照知，愿为直谅之友，以禆补万一。言或激切，幸冀容恕，而察其区区之心，可也。[22]

他至此又专门写信给张浚说：

然自今春阁下专任大政以来，荐进人材，调护将帅，措置边防，均理财用，皆未闻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声誉损于前时，规模爽于旧说，论中兴气象，邈未有期，不知何为而然耶？且以近日淮西叛将之事观之，官吏、军民二十余万，一朝相率而北去，将佐遇害者甚众。阁下平日信任，以为可属大事如吕祉者，被执以往，挫威辱国，中外震惊，于谁责而可乎？

纲辄不自揆，激于忧愤，上疏指陈朝廷措置失当，深可痛惜，及鉴前失，以图将来者十有五事，达于冕旒之前，情迫言切，抵忤必多。其知我者，以为见危纳忠，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其不知我者，以为出位侵官，汲黯之，又复妄发。知与不知，（是曲是直），且置是事。今日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尝为大臣，历事三朝，怀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见，其可缄默而不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