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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太原之殇（第1页）

第五节太原之殇

从北宋中期到后期的军事体制，河东设河东路经略安抚司，以太原知府兼任，河北划分为四个军事管辖区，前沿的高阳关路安抚司，以河间知府兼任，中山府路安抚司，以中山知府兼任，稍后的大名府路安抚司，以大名知府、北京留守兼任，真定路安抚司，以真定知府兼任。五个军事管辖区的安抚使或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一般以文臣知府充任，而对军区内的武将实行以文制武。童贯的宣抚司本来设在太原府，他逃回开封后，河东路经略安抚司由太原知府张孝纯充任，另有武将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王禀为副。由于三镇守臣仍然守卫，宋钦宗特命“知中山府（今河北省定州市）詹度为资政殿大学士，知太原府张孝纯、知河间府（今河北省河间市）陈遘并为资政殿学士”，王禀升建武军节度使。[1]资政殿大学士和学士是执政级，而节度使又是武将晋升的“极致”[2]，可知赏功之厚。

完颜斡离不（宗望）所率金东路军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下开封城外，待退兵之后，中山府和河间府一时暂无多少敌情。唯有太原府城，自宣和七年十二月，即被完颜粘罕（宗翰）所率金西路军所包围。[3]太原城中，其实主要还是依仗王禀，虽然无力出战，却部署死守“金人攻太原，筑长城围其外，用云梯、砲石、鹅车、洞子，分道并力攻冲”[4]。王禀“总守御，以死拒寇。城中食尽，至煮弓、弩、马甲，取筋皮充粮。虽粘罕尽锐攻之，自十二月至七月，不能陷也”[5]。

二月下旬，宋钦宗“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滑州，而以姚古为制置使，总兵以援太原，以种师中为制置副使，总兵以援中山、河间诸郡”。四月，又以“种师道加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6]。然而在事实上，种师道并未全权处置救援太原。他“屯滑州，实无兵自随。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论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以示弱，格不用”[7]。由此可见，种师道虽任总指挥，其实未到前沿，而前沿出战，实有种师中和姚古两军，又分别有河北与河东不同的战区。

宣和末，当完颜粘罕（宗翰）初攻太原时，“河东名将”、知朔宁府（今山西省朔州市）孙翊奉命救援，有人提出：“不若引兵北捣雲中，彼之将士室家在焉，所谓攻其所必救也。”这当然围魏救赵的高明之策，而孙翊不采纳，他说：“此策固善，奈违君命。”他引兵南援太原的结果，则是后方朔宁府被攻陷，而本人又战死太原城下，“身死军覆”[8]。显然，孙翊虽为名将，仍被宋朝保守的军事传统所束缚。

宋朝的军事传统就是分兵分权，特别在面临战斗力强的对手，其实是兵家之忌。种师中一路出兵，而“大臣立议矛盾，枢密主破敌，而三省令护出之”。此种矛盾当然是李纲和许翰为一方，而徐处仁等为另一方，最终是完颜斡离不（宗望）全师而还，种师中算是将金军“逐出境”。姚古一路于三月下旬收复隆德府（今山西省长治市）和威胜军（今山西省沁县），“扼南、北关，而不能解围，于是诏师中由井陉道出师，与古掎角”[9]。

前面说过，种、姚两家都是陕西世将，互不相下，结果无非是不能协同。时值夏季，照理是女真人休兵避暑之际。据金方记载，三月，“（完颜）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大同府）”[10]，其实就是回今山西大同市一带避暑，留下人马应不多。依宋方记载，完颜粘罕（宗翰）“以暑渡井陉，会西山之师于云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觇者以为兵散将归，告于朝廷。本兵臣信之，从中督战无虚日，使者项背相望”[11]。姚古“及种师中闻虏兵少，不知其诈也。于是各率兵数万，约古出河东，师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胜军。师中虑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虏谍知，以轻兵拒险，使古不得进，以重兵迎师中”[12]。

尽管完颜粘罕（宗翰）尚在北方大同府避暑，金方在太原一带兵力不多，但金将完颜银术可等仍骁勇善战，指挥有方。据金方记载：“及宗翰还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银术可留兵围之。招讨都监（耶律）马五破宋兵于文水。节度使耿守忠等败宋黄迪兵于西都谷，所杀不可胜计。宋樊夔、施诜、高丰等军来救太原，分据近部，银术可与习失、盃鲁、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于太谷。宋兵据太谷、祁县，阿鹘懒、（完颜）拔离速复取之。种师中出井陉，据榆次，救太原，银术可使斡论击之，破其军。（完颜）活女斩师中于杀熊岭。进攻宋制置使姚古军于隆州谷，大败之。”“五月辛未，宋种师中以兵出井陉，癸酉，完颜活女败之于杀熊岭，斩师中于阵。是日，（完颜）拔离速败宋姚古军于隆州谷”[13]。黄迪军之败，宋方也有记载，为另一路援军偏师。[14]樊夔、施诜、高丰等援军，则宋方并无记载。

此次失败的关键，当然是种师中一路。宋方记载称“枢密许翰怒其不进，檄书一日六、七，至有‘逗留玩敌’之语，且责必解围太原赎罪”[15]。“师中叹曰：‘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即日办严，约古及张灏俱进，辎重赏犒之物，皆不暇从行”[16]。后来对许翰的劾奏和处罚，也指责他“懦弱寡谋，而好谈兵，辄以逗挠不进，移文督责，令出师以赎过。师中素刚，不受迫促，翰从中制之，所不能堪，忘其万死，以决一战，卒至败绩”[17]。但朱熹却持另外看法，“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兴遗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师中军真定，进兵解太原围。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间来突。师中欲取银赏军，而辎重未到，故士心离散。又尝约姚古、张灏两军同进，二人不至。师中身被数创，裹创力战，又一时死之。朝廷议失律兵将，中军统制官王从道朝服而斩于马行市。’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18]。

事实上，既然完颜粘罕（宗翰）在北方避暑，金军留在太原的兵力不多，又不耐暑势，这确是一个用兵机遇，李纲，特别是许翰“从中督战无虚日”，并不能说是不对。问题在于宋军的素质和种师中的指挥。刘韐上奏说：

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者十已八九，军士中伤，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若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而其受命即行，奋不顾身。初闻右军战却，即遣应援，比时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败即行，亦必得出一。时将佐若能戮力相救，或可破敌。今一军才却，诸将不有主师，相继而遁。[19]

这是军队的腐败，一触即溃，将士各自逃生。张汇《金虏节要》说：

金人围太原，多于汾、潞两路，以拒王师。盖王师时在汾、潞也。不谓师中由平定出关，一旦去太原不远一舍，贼众惊惶，谓自天而下。师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无备，以破之。则当急趋太原，薄城而垒，与张孝纯、王禀之军相为表里。彼贼以粘罕之徒远去，而王师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师也。由是汾、潞之师自可进至太原，则太原之解必矣。而师中至是自谓孤军深入，复怀怯惧，回趋榆次，为娄室所冲，大败，死之。[20]

这是种师中离“太原不远一舍”，却又“复怀怯惧，回趋榆次”之失策。此外，姚古一军不能及时赶到战场，又是一误。黄友是种师中的参谋官“同种师中解太原围。友遣兵三千夺榆次，得粮万余斛。明日，大军进榆次，十里而止。友亟白师中：‘地非利，将三面受敌。’论不合，友仰天叹曰：‘事去矣！’迨晓，兵果四合，矢石如雨，敌益以铁骑，士卒奔溃。敌执友，谓曰：‘降则赦汝。’友厉声曰：‘男儿死耳！遂遇害”[21]。这又是种师中不听黄友劝告，而失地利。种师中最终“率麾下死战，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数枪，裹疮力战。又一时而死之，年六十八”[22]。这员老将的战死，更给宋军以重大心理打击，史称“师中老成持重，为时名将，诸军自是气夺”[23]。

另一路姚古军，“金人进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师皆溃”，则是不战而溃。他退军隆德府和威胜军，裨将焦安节虚传完颜粘罕（宗翰）“将至，众惊溃”。姚古后受御史中丞陈过庭弹弹劾，列举他治军和用兵的各种劣迹，“坐拥兵逗遛，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李纲为严明军纪，“召安节，斩于琼林苑”[24]。

如前所述，种师道初援开封时，他对战争还是有信心的。经历此次战败，他也失去了信心，他“驻滑州，以老病乞罢”[25]，先后被宋廷两次召还。种师道“度知虏情，必大举入寇，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守御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任责在将帅可也”[26]。当年十月，种师道病逝，享年七十六岁。他在临死前的另一项重要的谋划和部署，是在开封集结重兵，而“唐恪、耿南仲专务讲和”，他们伙同后任同知枢密院事的聂昌，“以文止陕西、南道之兵”[27]。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宋军步兵在野战中根本无法与女真骑兵对抗，但如能按李纲和许翰早先的部署，或是种师道生前的部署，抢在金军之前，大兵先入开封城，城防形势当然会有改观。宋钦宗虽然也给种师道委以重任，但对他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及至后来开封城破，宋钦宗恸哭，说：“朕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28]岂不为时太晚。

以下必须先说一下门下侍郎耿南仲在当时所起的特殊恶劣作用。他“自以东京（宫）旧臣，谓首当柄用，而吴敏、李纲越次而进，位居其上，南仲（积）不平。因每事异议，专排斥不附己者。时纲等谓虏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议甚坚”[29]，是个标准的投降派。后来邓肃上劾奏说，“自靖康以来，有专主和者，耿南仲与其子延禧是也”。“今日割三镇，明日截黄河，自谓和议可必无患，凡战守之具，若无事于切切然者”，而宋钦宗却“信如蓍龟”[30]。他无疑在朝廷里有很大的势力，史载中书侍郎唐恪“附耿南仲，排李纲，专主和议”，后另有聂昌“附耿南仲，取显位”[31]，耿南仲“凡与己不合者，即指为朋党”，“唯以恩雠相报”[32]，他力主“趣李纲往救河东”[33]。正如邓肃所论：“靖康间，李丞相与耿门下之所争者，又不特是非、治、乱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系乎！”[34]

太宰徐处仁与少宰吴敏大体还是主战者，但两人显然在危难时期没有充当主心骨的器质，而彼此又很快发生龃龉，不能共事。徐处仁“寻亦有异议，尝与敏争事，掷笔中敏面，鼻额为黑”[35]。

耿南仲对李纲的积怨，乘着初援太原的失败，有了一个发泄和报复的机会。耿“南仲等以纲坚执异议，决于用兵，乃曰：‘方今欲援太原，非纲不可。宜以纲为宣抚使。’上欲用纲，召对睿思殿，谕所以欲遣行者，纲自陈：‘书生不知兵，在危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实非所长。今使为大帅，恐不胜任，且误国事，死不足以塞责。’上不许”，任命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36]另一记载说，耿南仲“与徐处仁、唐恪嫉李纲胜己，同力挤排，奏上云：‘李纲要举兵，只遣李纲去。’上曰：‘种师道可遣，恐李纲不能兵。’唐恪奏上曰：‘火到上身，自拨，但责以成功，纲须自去。陛下切不可听其避免。’”[37]正如宋人的评论，他们明知“太原不可救，特以纲主战，故出之耳”[38]。

鲁迅先生曾讥刺说：“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39]其实，自古迄今的政坛又何尝不是如此。如耿南仲之流，还不是将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一套小聪明、小伎俩和小手腕，颇为得心应手地运用，而自鸣得意。特别是在国势危急时，不是和衷共济，共赴国难，居然还勇于和忙于内斗和私斗，以勾心斗角，玩弄机谋权术为快。不管国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成功，却必须破坏他人成功，自己不能救国，却必须阻止他人救国。真是一种“窝里斗”和“窝里横”的坏传统！真是可悲可叹，而又可怕的劣根性！从北宋末的耿南仲，到南宋前期的黄潜善、汪伯彦、秦桧和汤思退。

李纲不得不上奏辞免，他说：

伏蒙陛下委以河北、河东两路重寄，臣自视阙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于不避烦黩，力祈罢免，而眷属之厚，不容退避。见危致命，岂敢固辞，深惟国事之大，非小己私智所能独办。今其将行，愿受睿算与庙堂之成谋，使臣得以遵禀奉行，庶几有济。

夫用兵之道，虽临机制变，不可预计，然规摹大略，当须先定。今日之事，莫大于防秋，莫急于解太原之围。士大夫之献说者，不过和与战二策而已。金人留吾亲王、宰相以为质，屯重兵于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盖相望，而欲得三镇之意愈坚，和果可恃乎？种师中、姚古以十万之师，相继溃散，战果可必胜乎？和不可恃，则秋高马肥，贼骑侵轶，议者必以臣今日出师为致寇之端。战不可必胜，则万一将士或复有小衄，必又以臣为轻举误国。不知陛下睿算与夫庙堂之谋，所以授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围者，当决以何策而可也。前日和议，割三镇之失，至今为梗。今日之谋，倘或更有差误，则天下之势，有不可胜虑者矣。[40]

当时台谏官陈过庭、陈公辅、余应求等都看穿了耿南仲等人的用心，说：“李纲儒者，不知军旅，将兵必败。”又说：“纲忠鲠异众，为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败事亦死，不宜遣纲。使纲出，衄则太原失守，贻忧近甸，祸生不测，非计之善。”[41]作为李纲幕僚的张元幹，也向皇帝“陈以祸福利害”：“榆次之败，特一将耳。未当遽遣枢臣，此卢杞荐颜鲁公使李希烈也，必亏国体。”[42]但宋钦宗不但听不进去，反而认为陈公辅、余应求等与李纲结党。李纲的力辞更引起宋钦宗的震怒，志同道合的许翰，至此不得不为李纲写了“杜邮”两字，[43]引用了秦将白起被赐死的典故。李纲自述也承认此事：“或谓余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为边事，乃欲缘此以去公，则都人无辞耳。公坚卧不起，谗者益得以行其说，上且怒，将有杜邮之赐，奈何？’余感其言，起受命”[44]。

许翰和其他人都明白，救援太原已经无望。耿南仲“中制河东之师，必使陷没”，只为“以伸和议之必信”[45]。至于宋钦宗，也不过是听信谗言，“乃欲缘此以去”李纲，“则都人无辞”。当时给李纲空名官告三千余道，李纲“只用三十一道”，五月间，只因命二人“赍御前蜡书，间道至太原，赏之”，补无品小武官进武副尉。但宋钦宗居然亲下御批说：“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专权，浸不可长。”正如朱熹感叹说：“如此，教人如何做事？”李纲不得不上辞职奏，而宋钦宗又下御批，“不可自疑，有骇众听”，“卿但安职，所乞不允”[46]。宋钦宗另有手诏说：

卿累贡封章，恳求去位，自陈危恳，甚骇予闻。乃者虏在近郊，士庶伏阙，一朝仓猝，众数十万，忠愤所激，不谋同辞，此岂人力也哉！不悦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谅卿之不预知也。前日宰执、台谏沮师败谋，格塞公议，已悉罢逐。方今四海所愿，以为辅佐，多聚庙堂，朕于任贤勿贰，去邪勿疑，自以为庶几焉。卿其深体朕心，亟安厥位，以济国事。付李纲。[47]

朕信任卿，坚如金石。应一行事，朝廷岂能预先定得？卿可一切便宜施行。

李纲所到，如朕亲行。[48]

从书面上看，他对李纲似乎是“任贤勿贰”，事实上却心怀鬼胎。李纲“既受宣抚使命，以军马未办，量展行日”，宋钦宗即下御批：“迁延不去，岂非拒命！”[49]真可谓是伴君如伴虎！李纲不得不又一次上奏辞免。他对皇帝说，“所以为人中伤，致上听不能无惑者，只以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事。今奉命出使，无缘复望清光”。“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则进而死敌，臣之愿也。万一朝廷执议不坚，臣自度不能有所为，即须告陛下求代罢去。陛下亦冝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义”。他还为宋钦宗“道唐恪、聂山（昌）之为人，陛下信任之笃，且误国”。[50]后李纲在与吴敏的信中，也直抒胸臆，说：

其秋出师，固知堕（唐）恪计中，亦尝面道其详。然力辞而卒行者，非特迫于威命，如所谓杜邮之赐，势不得已，亦庶几立尺寸之功，以塞厚责。然后解兵归印，幅巾柴车，径返田庐，此素志也。[51]

前面说过，李纲在四月，与许翰以枢密院的职权，“条具调发防秋之兵”。然而至七月，李纲“已出宣抚，朝廷降旨，诏书所起之兵，罢去大半”，李纲又不得不“上疏力争”：

中国军政不修，（几）三十年矣。（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溃散之余，不习战陈。故令金人得以窥伺，既陷燕山，长驱中原，遂犯畿甸。来无藩篱之固，去无邀击之威。庙堂失策，使之割三镇，质亲王，劫取金帛以亿万计，驱虏士女，屠戮良民，不可胜数。誓书之言，所不忍闻，此诚宗社之羞，而陛下尝胆而思报者也。

今河北之寇虽退，而中山、河间之地不割，贼马出没，并边诸郡，寨栅相连，兵不少休。太原之围未解，而河东之势危甚，旁近县镇，皆为贼兵之所占据。秋高马肥，虏骑凭陵，决须深入，以责三镇之约，及金帛之余数。倘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围太原，防托河北，则必复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辄不自揆，为陛下措画，降诏书，以团结诸路防秋之兵，大约不过十余万人，而欲分布河北沿边雄、霸等二十余郡，中山、河间、真定、大名、横海五帅府，腹里十余州军，沿河一带，控扼地分，翊卫王室，堤防海道。其甚急者，解围太原，收复忻、代，以捍金人、夏人连兵入寇。不知此十数万之众，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无贼马渡河之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