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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囊封论水谪天涯（第1页）

第二节囊封论水谪天涯

由于李纲进士及第，升官从九品承务郎，担任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州学教授。当时李夔已经致仕退休，“归居于梁溪锡山之傍，日以文字为娱，澹如也”。李纲“以远亲庭”，申请改任镇江府（今属江苏省）府学教授。李夔任提举杭州洞霄宫的闲官，“就养子舍，与宾客过从，尽登临之适，优游自得，不复以世事介意”，父子共度了一段温馨和惬意的时光。[1]李纲有诗记录说：“薄宦便甘旨，两载官南徐。江山富佳致，足以为亲娱。昆弟尽在傍，承颜欢有余。”[2]“南徐”，镇江之别名。[3]

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李纲被召回开封，三省通过御史台由监察御史主持的察院审察，“除行国子（监）正”。十二月，他受宋徽宗召见，“对便殿，除尚书考功员外郎”[4]。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李纲请假，前往湖州（别名霅川）[5]省亲。时李夔改提举醴泉观的闲职，李纲得此讯，非常高兴，写诗赠李经和李纶说：“思亲动归兴，谒告之东吴。晓出通津门，轻舠泛汴渠。莺花巳烂漫，榆柳正扶疏。去去指苕霅，行行远神都。中途闻吉语，动色观除书。天子隆孝治，朝廷优老儒。犬马志欲养，获此伸区区。丘山恩施重，蝼蚁轻捐躯。寓书东飞鸿，早早达吾庐。季也在亲侧，援琴方舞雩。聆音想慰怿，具驾无踟蹰。”[6]

九月，李纲回到京都，中途就接到了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的新命。中国古代开明的、正派的台谏政治强调对皇帝谏诤，强调纠劾官场腐恶，事实上是对皇帝最高权力有所制约，在舆论监督权力，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儿可贵的民主因素。李纲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下，当然有皇权思想。他说，“予尘忝时，蒙特旨改官，与学官差遣，皆优恩也”。“予蒙擢用，每赐对，上必询及亲老。其后备员宪台，以职事进对。时亲蒙恩提举醴泉观，亦以是日朝见。上顾予曰：‘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绅荣事。’”李纲仕途的平步青云，确是宋徽宗的“优恩”。“天子亲识擢，屡对云龙庭。玉音每褒谕，必及吾亲宁”，“君恩太山重，欲报鸿毛轻”[7]，“丘山恩施重，蝼蚁轻捐躯”等诗句，都反映他真挚地渴望回报皇恩。

李纲的仕历与宗泽不同，他经宋徽宗“识擢”，很快进入中央朝廷，对朝政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在他看来，当上御史，自然有了一个回报皇恩的机遇，是无论如何不能放过的。

在此必须简单地谈点儿宋徽宗朝的政治。宋徽宗是中国古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在艺术方面是绝顶的聪明，但又是一个昏庸，甚至是昏聩而荒**的皇帝。他先立长子赵桓为皇太子，却又喜爱三子郓王赵楷，企图废掉太子。竟命令比赵楷大四十七岁的宦官童贯，大二十四岁的大臣、蔡京长子蔡攸，“结郓邸为兄弟”[8]。这按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标准，岂非是一件咄咄怪事，说他昏聩，就并不为过。除了各种艺术之外，宋徽宗酷嗜女色和道教。他大大扩充后宫，“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9]。宫女辈的“畀位号”和进位号，当然都须相应提高待遇，而大增宫廷开支。上万宫女，尚不能使宋徽宗餍足，“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而臣僚阿顺，莫敢言”[10]。当时皇帝幸妓院，倒不会得梅毒或艾滋病，然而按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标准，岂非又是咄咄荒唐事。

大臣孙傅后来评论说：“祖宗法惠民，熙丰（熙宁、元丰）法惠国，崇观（崇宁、大观）法惠奸。”[11]所谓“惠民”则未必，所谓“惠国”和“惠奸”，则反映了部分重要史实。北宋立国后，国家和宫廷财政向来是分开的，国家财政在大部分时间内捉襟见肘，而由皇帝动用内库补贴。但到了宋徽宗时，由于其侈心不断膨胀，宦官和奸臣百般逢迎，并从中渔利，浩大的宫廷开支不断增长，就反而需要从国家财政中挖出一部分，以各种名义补贴宫廷开支，其结果则无非是大力加强对百姓的搜刮，民怨沸腾，民不堪命。[12]

北宋帝国恰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其梁柱已被白蚁蛀蚀一空，故根本无法经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其白蚁即是腐败，而滋生白蚁的温床就是专制政体自身。后来朱熹感慨地说：“今看著徽宗朝事，更无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国之君犹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势不可支吾。那时更无一小著下得是。使无虏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当时之势，不知有伊、吕之才，能转得否？恐也不可转。”[13]他只是从当时的政治措置而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中国历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体制，当贪腐积累到极致，必然会从量变转向质变，国势如同到了雪崩的尽头，不偾不止，就是“有伊、吕之才”，“也不可转”。何况宋徽宗及一大帮奸佞，又将国势错认为是醉生梦死般及时行乐、恣意享受的大好时机，“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14]的盛世。

李纲上任一月之内，就论奏了两件弊政：一是“内侍建节”，二是“宰相任用堂后官”[15]。所谓“建节”，就是升任节度使。按宋朝“故事，内臣不拜节度使”，不能居高官，蔡京“谓降旨有边功者，毋用故事，盖为（童）贯地”[16]。接着大观时，“内侍杨戬提举后苑作有劳”，宋徽宗打算“除节度使”，宰相张商英反对。但到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五月，宋徽宗竟以“赏制乐、传宣之劳”，再次违背宋朝看得很重的祖宗之法，将杨戬升此高官。[17]李纲出面反对“内侍建节”，当然是直接针对宦官的恶势力。另据邵才回忆说：

旋居柏台。冠豸所触，有泚奸回。院曰文思，珰侍所莅。市物于民，不偿其费。公怒究之，请得考治。罪状著明，乞不以赦。天子则嘉，权臣是怒。[18]

柏台为御史台别名。李纲弹击文思院的作恶宦官，“权臣是怒”。时任宰相的是蔡京与何执中，史称“执中与蔡京并相，凡营立，皆预议，略无所建明”，无非充当助手和摆设。[19]堂后官是宰相政事堂的吏胥，为宋朝最高级别之吏，时常以官充此吏职，又称堂吏。史称蔡京“姑息堂吏，盘根错节，牢不可破”[20]。按照制度，“堂吏官止朝请郎”，到蔡京任相，“多更改祖宗制度，恐其议己，遂许至中奉大夫。宣和间，朝奉大夫以上至中奉大夫者凡五十余人”[21]。蔡京纵容和笼络堂后官，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相权，后来王黼任相，为了显示一反蔡京所为，将“汰堂吏”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新政。[22]李纲批评“宰相任用堂后官”，又是直接针对奸相蔡京。

此外，殿中侍御史的重要职责，是“以仪法纠百官之失”，“弹其失仪者”[23]。当时有“从官入朝”，李纲“以笏击其下”属，[24]显然是履行“弹其失仪”。以上三件事激怒了蔡京和众宦官，深感来者不善。宋制，作为“天子耳目之官”[25]，“台官必由中旨”[26]，即由皇帝亲自任免，宋徽宗显然对自己新命的这个台官也感觉不快。李纲在御史台“才一月”，十一月，“除尚书比部员外郎”[27]。宋时，皇帝对不称心的台谏官可以有多种罢免方式，如贬斥、降官、外任等，李纲只是调离御史台，留在朝廷继续任官，算是最轻、最温和的一种处分，目的无非是封其口，缄其言。这表明宋徽宗还是手下留情，对李纲至少仍有好感。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李纲升正九品承事郎。比部隶属刑部，其职能类似于今审计司，郎中类似于今司长，而李纲的差遣员外郎类似于副司长。他仍然利用“轮对”皇帝的机遇，上了五份奏事札子。他所强调的重点：一是“方今国家用度之广，官吏廪禄之多，倍蓰于前，则讲求理财之术，诚为先务”，但“先王必以轻赋薄敛为贵者”，“财非义无以理之”；二是强调“进用人材，必以激励士风为先务”，须进用忠实、惇朴、静退之士。[28]李纲此时懂得，为了达到好的效果，就必须尽量使用温和的语言，但其意自明。

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李纲充任礼部贡院参详官，贡院负责科举考试事宜。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四月，李纲接受宋徽宗“召对”，五月，任太常少卿，为太常寺副长官，掌管礼仪、音乐等事务。八月，改任起居郎，十二月，又兼国史院编修官。[29]起居郎隶属中枢机构三省之一的门下省，“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30]，“号为要地，前后达者，皆由此途”[31]，号称“小侍从”[32]。宋徽宗特命一个正九品官任此差遣，当然是表现了皇帝对李纲的器重和提拔。次年春，李纲又同知贡举，[33]临时出任省试和殿试考官。

但是，时年三十七岁的李纲，面对恶浊日甚的朝政，却更加忧心。当时道士林灵素权势烜赫，撰符书“《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只有李纲等三人“移疾不行”[34]。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五月，开封城“雨数日如倾”，“水骤高十余丈，犯都城，自西北牟驼冈连万胜门外马监，居民尽没。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水已破汴堤，诸内侍以役夫担草运土障之，不能御”。“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坏藉田亲耕之稼。水至溢猛，直冒安上、南熏门，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平”。宋徽宗也为之“忧甚”。[35]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流传着迷信的所谓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间有失政，上苍必然显示各种灾异，向君主表示谴责。当年正月，正好任命新相太宰余深和少宰王黼。蔡京以太师身份，“三日一至都堂视事”[36]，其实权势已衰。余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京奸谋诡计得助多者，深为首”[37]，但宋徽宗并不喜欢。唯有王黼结托宦官梁师成，“父事梁师成，称‘恩府先生’”[38]，权势日盛。李纲感觉奇怪的，是百官噤默，居然没有一人出面，因特大水灾而痛陈时弊。“大臣以将顺为任职，而不肯谏；小臣以畏缩为得计，而不敢言；侍从之列，怀荣宠而谋身；台谏之臣，举细故以塞责”[39]。于是他只得单独挺身而出，上奏说：

此诚陛下寅畏天戒，博询众谋之时；而群臣竭（智）效力，捐躯报国之秋也。累日以来，倾耳以听，缺然未闻，臣窃怪之。夫变异不虚发，必有感召之因；灾害未易御，必有消弭之策。……臣仰荷陛下天地父母之恩，亲加识擢，得侍清光，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辄有己见急切利害，事须面奏。伏望圣慈降旨閤门，许臣来日因侍立次，直前奏事，庶几得尽狂瞽，仰裨圣虑之万一。[40]

李纲此奏还只是请求“面奏”。不料宋徽宗为此很不高兴，六月“十四日，[41]崇政殿侍立，得閤门传旨”，命令李纲“先退”。前面说过，身为起居郎，本应“御殿则侍立”，而皇帝命令“先退”，自然使他“惶惧战栗，居家待罪，不敢供职”。既然皇帝不愿他面对，李纲就乾脆书面上奏，“昧死上便宜六事：一曰治其源，二曰折其势，三曰固河防，四曰恤民隐，五曰省烦费，六曰广储蓄”。前三条都是谈如何治水，第四条建议：“愿诏诸路，应被灾伤地分，今年秋租并与蠲免。水过之后，安集民居，借贷赈济，务令复业，无使失所。”第五条说：“州县萧条，帑廪匮乏，迨今未复。今畿甸旁近，又有积水之患矣，何以堪之？臣愚愿陛下断自宸衷，凡营缮工役，花石纲运，有可省者，权令减罢。”第六条说：“祖宗以来，旧有封桩米斛以千万计，所以为兵民之天，宗社之本也。比年以来，工役寖多，仰食者众，岁以侵耗，遂致殚竭。今国计所仰者，独东南六路转输岁额耳。假使一方水旱，岁额不登，将何以自给？静以思之，可为寒心。臣愚愿陛下明诏有司，裁蚕食者。幸岁丰登，自朝廷多降籴本，委强干官吏，广行收籴，别项上供，以充封桩之数。岁岁如此，及祖宗旧额而后止。此朝廷之所优为，何不留意，而独为懔懔也！”李纲特别在此奏之后，另加“贴黄二”，强调说：

臣区区之诚，以谓暴水之灾，理不虚发。在廷之臣，瘖默取容，无肯奏知陛下，以克谨天地告诫之意者，不胜愤懑。尝罄狂愚，冒渎圣听。今又不能自已，辄复妄发。伏望陛下察臣之意，少赐宽假，无使忠义之士，钳口结舌，视臣为戒，天下不胜幸甚。[42]

应当承认，李纲限于当时的情势，不可能痛陈时弊，将自己所知而想说的问题，和盘托出，但对各级官员搜刮百姓，皇帝“营缮工役，花石纲运”，耗竭国库，根本没有钱粮贮备的情况，仍提出切实的建议。在此可以援引七年之后，对宋徽宗上直言的“封事”，以及其他的议论。

臣昨于宣和元年任起居郎日，因都城暴水变故，尝具状奏，乞陛下寅畏天戒，招徕谠言，仍乞因侍立直前奏事。区区之意，实有所怀，以谓阴气太盛，则恐有盗贼猖獗，夷狄凭陵，兵革之事，不可不戒。有其兆而事未见，难于显言，故欲面奏。[43]

这是他忧心国事，必欲面奏的初衷。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他后来说：

比年以来，搬运花石，舳舻相衔，营缮宫室，斧斤不辍，制造器用，务极奢巧，赐予之费，靡有纪极，燕游之娱，倍于曩时。此皆上累大德，下失群心，蠧耗邦财，斩刈民力，积以岁时，驯致今日之患。

比年以来，用度既广，取于民者，常赋之外，其目繁多。絮帛则有和买，有预买，有泛买，有常平司和买，有应副燕山和买。米穀则有和籴，有均籴，有补发上供和籴，有应副军粮和籴，有拨发辇运司和籴。名曰预买，无钱可敷；名曰和籴，其价每下。又以官告、度牒、钞书准折，众户共分，皆为虚名无用之物。此外又有茶、盐敷配课额。赃吏猾胥，因缘侵渔，一家之产，随其高下，所出如此，欲其不饥寒转徙，得乎？东南之民，耳目见闻，水漕而陆辇者，又皆花石应奉不急之物。愚民无知，以谓夺其父子、兄弟、夫妇所以相生养之具，尽于锱铢，而用之如泥沙，以供浮费，欲其不兴怨谤，何可得哉！

比年以来，用度无节，侵耗日多，财匮而府库虚，谷散而仓廪竭。物力既耗，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今日所以给军费，不知陛下于何所取而足乎？取之内帑，而内帑有尽；取之封桩，而封桩已无；取之阖辟敛散之术，而榷货之法已殚；取之横赋暴敛之政，而吾民之力已困。正当苦节，以为足用之计耳。近者置司讲议，失本末先后之序，凡所裁减，类皆毛举，仅及百分之一、二；而真所谓无名之费、不急之务，初未尝裁减也。况于权臣、贵戚、近幸之臣，开端援例，以沮坏之，有裁减之名，无裁减之实，怨谤纷然，何补于事？……如前日之免夫钱，则四方盗贼，圜视而起，岂不趣祸乱哉！[44]

比年以来，耗蠧邦用者，其源有五：一曰营缮，二曰花石，三曰制造，四曰力役，五曰赐予。是五者，虚国罢民之本，而靡费之大者。今为揪敛之计，而不敢及此，是不务其本，而务其末，不节于大，而节于小，其于邦用，果能有所补耶？[45]

夫理财以义为主，理财不以义，而以法度之威临之，何求不得？然吾恐聚敛掊克，而民益穷，非社稷之福也。[46]

在朝政方面，他后来说：

比年以来，忌讳众多，人材鲜少，谄谀之说日进，忠鲠之言不闻。譬犹一人之身，众病交攻，不求瞑眩之药，而望厥疾之瘳，不可得也。[47]

左右恩宠之臣，造作边事，养成祸胎，屡覆王师，贻患宗社，有如童贯者；招权怙势，首为兵谋，以佞幸之资，据师保之任，有如王黼、蔡攸者；以穿窬之质，挟奸雄之谋，作奇技**巧，以**上心，运花石竹木，以敛民怨，有如朱勔者；豪夺民田，掊敛财贿，剥下奉上，依势作威，有如李彦者；恃宠眷之私，擅威福之柄，招兵自卫，失禁旅之心，有如高俅者。罪实比于四凶。[48]

按中国古史传说，唐尧时，有驩兜、共工、鲧、三苗，称为四凶，被虞舜所放逐。后来太学生陈东提出，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和童贯为“六贼”[49]。李纲的名单也是六人，少了蔡京和梁师成，多了蔡攸和高俅。两者相比，不是什么实质性的差异。特别在军事方面，就在宣和初，宋军在西北大败，李纲痛愤地写下《吊国殇文》，其中说，“古者命将，付之阃外，便宜则行，不从中制。量敌而进，虑胜而会，利则伸，而钝则蟠，战必胜，而攻必溃”。“后世行军，颠倒纷纶，以将帅为不足信，则尽护之以中人，口含天宪，手握国钧，功罪莫实，赏罚不伦，掣肘絷足，智谋曷伸？”“知此甚易，其谁敢陈？”“彼本兵之何人兮，方惧罪而自为计。匿实状而不以闻兮，谓马蹷而崖坠。士卒散于逋逃兮，将吏殒于自毙”[50]。矛头直指罪魁宦官童贯，却根本无力将他扳倒。他后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