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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忧国维知重 谋身只觉轻（第1页）

第九章忧国维知重谋身只觉轻

第一节出镇荆湖

自扬州逃难，黄潜善和汪伯彦罢相后，不断有人提出，李纲应当复相，以拯救危局。但宋高宗却有自己的主见，他说：“士大夫间有言李纲可用者，朕以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亡人之国，故不复用。”[1]后对吕颐浩罢相时，他又说：“颐浩功臣，兼无误国大罪，与李纲、黄潜善不同。”[2]还是将李纲定为“误国大罪”。但他对黄潜善和汪伯彦任相时的某些做法，特别是因杀陈东和欧阳澈，背上恶名，也深感后悔，故下诏褒赠，已如前述。迫于现实，宋高宗不得不对李纲逐步取消处分。建炎四年七月，他下令，将前宰相“责授单州团练副使李纲”“复银青光禄大夫，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吴敏复通议大夫”[3]。绍兴元年正月，又令“银青光禄大夫李纲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以纲有请也”[4]，出任宫观闲官。八月，时儒学者、右文殿修撰胡安国献言：“如纲才气，亦不易得，特以疏直，几至杀身。望行辨雪，稍复故官。”于是“银青光禄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纲复资政殿大学士，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许翰，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李邴并复端明殿学士”[5]，这是以资政殿大学士的虚职，恢复了前任宰相的资格。但经路途传递，李纲接到两次新命，分别为当年三月和九月。[6]

从绍兴元年冬到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福建路的一件大事，是大将韩世忠出任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副使，率大军破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城，平定范汝为变乱。韩世忠率部到福州，李纲赠诗，其序言说：

某靖康丙午春，以尚书右丞充亲征行营使。时少师韩公实隶麾下，每嘉其有忠勇迈往之气。建炎丁未夏，蒙恩召除右仆射，赴行在所。少师迓于睢阳远郊，戈甲旌旗，辉映道左。迨今六年，某以罪戾忧患之余，卧病江海。少师被命，宣抚闽部，相见，有故人恋恋之意。既而躬率将士，克复建城，讨**群寇，一方宁谧，奏功凯旋，将复言别。随行有旧赐紧丝战袍、镂装松文剑、镀金银缠笴枪、金花团牌。山林病夫，无所用之，辄以为赠。愿持此为圣主折冲御侮，讨叛，敌忾，建中兴之功，使衰病者增气，不其韪欤！[7]

在破建州城时，李纲出于仁心，还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

初，世忠疑城中人皆附贼，欲尽杀之。资政殿大学士李纲时在福州，见世忠曰：“建州百姓多无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军人悉驻城上，毋得下。植旗于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农者给牛种，使耕，商贾者弛征禁，为贼胁从者汰遣，独取其附贼者诛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师还，父老请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8]

李纲恢复了前宰相的地位后，与朝士们的交往自然增多。绍兴元年八月和九月，宋高宗分别任命吕颐浩复任左相，秦桧由参知政事升右相。

吕颐浩陪伴宋高宗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主张抗金。李纲《奉寄吕丞相元直》诗说：“好施长策复邦畿。海滨病叟无他望，侧耳天声畅国威。”[9]又在给吕颐浩第一封信中称赞说，“相公秉心克一，经德不回。励忧国爱君之诚，精忠自许；膺出将入相之任，文武兼资”。此类话可能还有客套的成分。“伏承垂训，能平内冦，然后可以御外侮，此言尽当今之要务矣”[10]，表明两人此议相同。但吕颐浩显然不想善待李纲，他曾对皇帝说：“臣等与纲素无嫌隙，原其心，非故欲误国，但志大才疏耳。”[11]

秦桧的真实身份自然是奸细。[12]尽管他编造了如何归宋的谎言，但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已经看透其奸细本质。如曾经与秦桧在北宋后期有交往的翟汝文，虽被秦桧援引为参知政事，却说：“天下人知桧真大金之奸细，必误国矣！”[13]向子忞说：“与桧同时被执军前，鲜有生也。独桧数年之后，尽室航海以还，非大奸能若是乎！”[14]但另一部分爱国士大夫却惑于秦桧在北宋末的表现。如名儒胡安国，《朱子语类》卷131记载，“秦桧之入参时，胡文定有书与友人云：‘吾闻之，喜而不寐！’”“胡康侯初甚喜之，于家问中云：‘秦会之归自虏中，若得执政，必大可观。’”

连深谋远虑、明察是非的李纲，也并未辨识，秦桧任参知政事和右相，他都致启祝贺，“持汉节而南归，殆天所相”，“方正人之登用，知善类之有依。纶綍既颁，中外胥庆”。“国势增泰山之重，人心如流水之归。中兴可期，公论胥庆”。“直方以大，温恭而文。立大节于宗祏倾危之秋，膺重任于朝廷艰难之日”[15]，显然对秦桧充满期望。李纲还致信尚任参知政事的秦桧，信中称赞说，“建炎初，次南都，闻公当朝廷变故之际，精忠许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惟公直谅公忠，久孚中外”，说明李纲也惑于秦桧在北宋末的表现。但李纲也在信中强调，“窃愿以一言为献者，杜子美所谓‘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而已”。“公生明，偏生暗。以公用心，则一切法成；以私用心，则一切法坏。故人臣极位，以公名之。眷注之隆，早晚当正钧轴，摄念如此，天下幸甚”[16]！李纲已看出，秦桧不久会拜相，故以此告诫。

秦桧与李纲通书信，不过虚与委蛇而已。但李纲还是坦诚介绍：“舍弟三人，仲（李维）不事事，常慕马少游之为人，如某者，正其所悯笑也。叔（李经）方委以家事。季（李纶）往浙东亲迎，皆不果来。故虚合辟亲属差遣。蒙询问，故详及之。如蒙公朝使某有祁奚之举，此三人者，皆国士也。”[17]又谈论几个幕僚，“惟梁泽民、邹柄、黄锾为旧僚。泽民谙练事务。柄直谅，有其先人之风。锾好学，有吏材。故敢复行辟置”[18]。“邹柄者，志完（邹浩字）侍郎之子，学问、节操、才识皆过人”[19]。又说“妻弟张焘，蒙陶镕记注之选，非相公以人才为意，汲引寒畯，何以得此，第深感服”[20]。至少当时秦桧的真面目尚隐而不露，故李纲根本没有看穿。

绍兴二年初，宋廷决定要剿灭荆湖路四股最大的盗匪，其首领为曹成、马友、李宏和刘忠，以曹成一支为最强。正月末，宋廷下札通知岳飞，命他统率军马，从江南西路前往潭州，担任知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都总管的差遣。[21]二月，宋廷又起用李纲，升观文殿学士，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命令岳飞等将领都归他“节制”[22]。但因李纲辞免与皇帝不允，[23]迁延来回，直到闰四月，李纲方受命，于二十四日，“假福州贡院开司，五月六日，启行”[24]，由统制任士安部护卫前往。[25]

时年正好五十的李纲，在启程之际，“忧畏之余，思虑万端，连夕不暝，数日须发顿白，遂成衰翁”[26]。按宋朝文臣统兵的体制，他算是当上荆湖、广南四路的大军区司令，却一无兵，二无供军的钱粮，使他忧心如焚。他深悉“今日之事，惟兵将、钱粮为急”[27]，不断上奏，又给吕颐浩、秦桧二相等写信，要求分拨军队，供应钱粮，说自己“提千余疲卒，以临数十万盗贼，安能有济？”[28]李纲也十分担心岳飞孤军进入荆湖，他上奏和写信说：

窃虑岳飞所率兵数不多，钱粮阙乏，未必能济。非得韩世忠统率大兵前去措置应援，及将福建、江西、荆湖宣抚司刬刷到诸路钱粮通融应副，深恐未能早见招捕了当。[29]

得密院近降指挥，曹成如犯广南，令岳飞追袭掩击。深虑势力不敌，未能决胜，非得韩少师率兵一行，恐难制其死命。[30]

但岳家军却在韩世忠大兵未到之前，已于四月至闰四月击破了曹成军的主力。后李纲得知情况，在信中说：

孟（庾）、韩（世忠）二帅以重兵来临，久驻庐陵，皆未曾料理。独曹成一项，为岳飞所破，余党有就降意，将欲了当。

李纲曾忧虑和设想了就任后的各种困难和麻烦，不料岳飞的军事胜利，竟将最大的忧虑，解决在就任前，因此看中了岳飞，称赞他“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他“异时决为中兴名将”。李纲建议将岳家军留驻荆湖一带，他甚至在致参知政事翟汝文和给事中程瑀的信中说，“岳飞留，则（孟庾、韩世忠）二帅可还；二帅还，某乃可到任，交割措置”。“为今之计，非留岳飞在本路，决无可为之理”。但宋廷决定岳飞仍率军回江南西路，李纲还因此与岳飞发生了小小的不快。[31]

但李纲行程颇慢，“力疾上道”，“次南剑”州，[32]转入汀州宁化县（今属福建省）。清《绩语堂碑录》录李纲绍兴二年五月《草仓祠句诗》，[33]而《全闽诗话》卷3《李纲》所载此诗相同，而为今存《梁溪全集》所佚：

显应庙诗刻，在宁化县西三里草仓，有显应庙神，为草仓将军，姓长孙，名山。宋李纲南谪日，过此题诗云：“不愁芒屦长南谪，满愿灵旗助北征。酹彻一杯揩泪眼，烟云何处是三京？”

《全闽诗话》说诗写于“李纲南谪日”，系误。此诗表明他尽管在执行“平内寇”的任务，仍念念不忘中原。

五月二十五日，李纲“入邵武军界”，“前去祖茔展省”[34]。在月末和六月初，祭拜祖坟，并以“甥孙”身份，祭黄履墓。[35]宋廷原命李纲“先往广东置司捍寇，俟（孟）庾、（韩）世忠抚定盗贼毕，赴潭州”[36]。当他“总师已次建昌（军）、南丰（建昌军属县，今属江西省），本欲取便道赣上，为广东之行。忽被受金字牌降到指挥。以曹成已就招抚，令径往长沙（潭州）之任”[37]。因宋廷改命他“速往潭州置司”[38]，李纲行经南丰县为六月十七日前后，[39]七月，经抚州（今江西省抚州市）和临江军（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40]转入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因“须犒军物，而榷货务官不时与，纲械系之”，并弹劾江南西路转运副使韩球。[41]当时荆湖四大寇的解决，竟出乎意料的顺利。就在六月初一日，李宏进入潭州，杀马宏。下旬，韩世忠军又入潭州，逮捕李宏。七月，韩世忠又平刘忠。[42]李纲则于七月“十四日，已离吉州”城，[43]“第以沿路疾病之故，及州县应副夫力，多累日而后集，师行不无稽滞”[44]。“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45]。

此次行程横跨四个月，实际上也是三月有余。李纲自称“忧患之余，衰病日加，岂复可当阃外之寄！上恩不容逊避，黾勉力疾就道，触隆暑，戴星而行，遂成疟痢。加以思虑萦心，夙夜震悚，髭发顿白”[46]。三四个月的奔波忙碌，日夜殚精竭虑，加之患“疟痢”，健康状况恶化，为前所未有。他正好行年五十，而其人生也步入了衰老期。按中国古代的生活和卫生条件，人生寿夭标准，五十岁已届标准的老年。“六八（48岁）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47]。“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48]。此外，也与他所带任士安所部军兵有关。宋军以步兵为主，军队移屯，往往拖妻带子，扶老携幼，阻滞行程。

但李纲在沿途还是不断处理宣抚司的政务，包括给宋高宗上奏，给吕颐浩和秦桧写信，提出各种建议和要求，并且在七月，以便宜任命“左朝奉郎、通判全州赵志之权湖南转运判官”[49]。

李纲在六年前，曾到过荆湖路，此次重新进入这片的劫难土地，不由痛心疾首：

忆昔湖南全盛日，郡邑乡村尽充实。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我初入境重伤怀，空有山川照旌节。试呼耆老细询问，未语吞声已先咽：自从虏骑犯长沙，巨寇如麻恣驰突，杀人不异犬与羊，至今涧谷犹流血。盗贼纵横尚可避，官吏贪残不堪说，挟威倚势甚豺狼，刻削诛求到毫发。父子妻孥不相保，何止肌肤困鞭挞。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九重深远那得知？使者宽容失讥察。今朝幸睹汉官仪，愿使斯民再苏活。我闻此语心如摧，平生况有阳城拙。行移州县遣官僚，尽罢科须治奸猾。巨蠧推穷付囹圄，社鼠城狐扫巢穴，削平群盗拊疮痍，报政何须待期月。[50]

李纲另有诗作，也痛陈荆湖一带祸难之惨：“隔江望城郭，瓦砾稀人烟。十里无草木，髠尽群山颠。”[51]又如潭州，“长沙自昔号繁雄，兵火连年一扫空”。“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蒙蒙十万家。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52]李纲赴任时，“百雉城闉，鞠惟榛莽；万家阛阓，半是茅茨”，因而屡次发生火灾。[53]

李纲怀抱拯救国难和苍生的强烈愿望，希望在荆湖路有所作为。依李纲自述：“余行次衡阳，弹压曹成七万余人，出湖南境。移师衡山，降步谅二万众。既入长沙，次日，即遣师降王进三千人于湘乡县七星寨，复破王俊三千余人于邵州。其余群盗，以次讨定，凡五万余选择精锐，得万二千人，分隶诸将。境内遂安，流移归业。”[54]他直到“十月间，初次长沙”[55]。江南西路兵马副钤辖张中彦“以讨捕驻军广州，胁制州县，供亿以万计，一路为之震扰”，不服朝命。李纲“察中彦意，乐为郡，檄令权知岳州。中彦果至，即械送狱，遂并其军”[56]。这都是继破四大寇以后，进一步解决当地的治安。

潭州“遭兵火，官府之属，尺椽无有，市井萧然”，李纲着手重建州城。他“遣官造州宅、便厅、门庑、堂屋之类”。又“及甲杖库、州官廨舍、两狱、仓库等。又造营房六千余间。民稍归业，易草舍以瓦屋，城市始就绪”[57]。“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壊。李纲以为汗漫难守，请截三分之一”，但“未及成”[58]。

潭州“旧无屯兵，自李纲为宣抚使，始将兵校二万一千余人戍其地”[59]，后成为荆路安抚司军。李纲又在潭州制造车船。车船装备了最原始的螺旋桨，“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似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创造战舰数十艘，上下三层”，“募水军三千人，日夕教习，以（绍兴三年）二月十八日临清门按阅，旌旗戈甲一新”[60]。他制造车船，募习水军的目标，是镇压日渐壮大的杨么叛军，认为“此贼据重湖之险，为数路患，猖獗久矣”。“但恨无水军，而战舰未备”[61]。“治战舰、水军，每日教阅，稍俟其精熟，即可深讨巢穴”[62]。

面对“奸贪争弄权，诛求到骨髓”[63]的惨境，李纲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械右朝奉郎、知醴陵县张觌属吏”[64]。他上奏，并给吕颐浩写信说：“潭州累年为盗贼所据，有权通判张掞，与孔彦舟、马友交通，挟贼之势，恣为不法，权长沙令、使臣林之问等为之牙爪。科率钱米，多入其家，公然置买田宅，书填官告，出卖入己，赃汙狼籍，以钜万计，莫敢谁何。本路权摄官乘时据攘，虽皆有情弊，然此两人为之冠，舍而不治，何以惩奸？”[65]他“勾追张掞、林之问、张杰等，枷项，送所司”。“勘到张掞入己赃二万七千八百余贯，（纽）绢一万三千九百余匹，林之问入己赃一万二千四百余贯，（纽）绢六千七百余匹”[66]。当时因频年战祸，“州县官类多权摄，乘时为奸”。权官和摄官之类都是临时委派，或以吏任官。李纲大力整顿吏治，“其余州县权摄官，以渐易置，为民所诉讼者，乃按治之。于是望风引退者甚众，赃吏稍戢矣”[67]。当然，在当时的专制政治制度下，“赃吏稍戢”之说，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李纲“方入境之初，趋见长老，问民所疾苦，皆谓所苦者，无甚于盗贼与科须”[68]。科须即是科配，亦称科敷、科率、配率等。李纲上奏，并给吕颐浩写信，说“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其逐年合纳夏秋正税，却更不行催理。盖缘受纳正税，交收皆有文历，难以作弊。其科敷之数，以军期急迫为辞，类皆不置赤历，亦无收支文字可以稽考。又一路州县官吏多系权摄，与人吏通共作弊，侵渔骚扰，莫甚于此”。如“衡州诸县逐次科敷，本州行下逐县，令科钱三万贯，米五千硕。安仁县却令每亩出钱二百五十文，米五升，一县之田约计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七万五千贯，米计合出一万五千硕。衡阳县令每亩出钱五百文，米一，一县之田约三十万亩，则科敷之数，钱计合出一十五万贯，米计合出三万硕。通衡州五县计之，一次科敷所出钱米不可称计”。“且以今年计之，应副曹成及岳飞并福建宣抚人兵，已是三次科率，民力安得不困”[69]。他“乃檄州县，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军法从事，应日前科须之奉，并以正赋准折”[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