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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森特凡高（第1页）

关于文森特·凡高

初到阿尔勒

一直以来，我都想提笔写一写凡高（VanGogh）[1]，等时机成熟，我一定会这样做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与他有关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以此来平息在某些圈子里流传的谣言。

在我的一生中，几个和我经常待在一起谈天说地的男人最后都疯了，这当然只是一个巧合。

凡高两兄弟就是这样，不少人认为是我害得他们精神错乱，下此结论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蓄意诽谤，有一部分则是妄加揣测。诚然，有些人总是会或多或少地给自己的朋友带去一些影响，但这远不足以构成发疯的原因。在那次悲剧发生很久以后[2]，文森特从他接受治疗的疗养院给我寄来一封信。他对我说：“你能待在巴黎实在是太幸福了！毕竟那里人才济济，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位专家治疗你的疯癫。我们不是都疯了吗？”

这个建议很不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遵循它，主要是出于一种矛盾的心理。

几年前，文森特曾在《信使》上发表过一封信，读者从中不难发现，他让我来阿尔勒（Arles）[3]的意愿有多么强烈，他希望和我一起按照他的设想创立一间画室，并由我来担任负责人。

那时，我正在布列塔尼（Bretagne）的阿旺桥（Pont-Aven）[4]开展我的艺术事业，也许是因为一切进展顺利还不想离开，又或许是因为某种模糊的直觉让我预感到了一些反常之事，我迟迟没有动身；然而，有一天，我还是被文森特炽热的友情征服，启程前往阿尔勒。

我很晚才到，于是便走进一家通宵开放的咖啡馆等待天亮。老板看着我，突然惊叫道：“原来你就是他的那位密友！我认出来了。”

我给文森特寄过一张自画像[5]，这足以解释老板惊叫的原因。文森特给他看过我的画像，告诉他上面画的是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快就会过来。

我过去叫醒了文森特，不早也不晚。这一天是我搬进来的日子，我俩不停地聊着天，还出去散了散步，欣赏阿尔勒的美景和女人。顺便提一句，这里的女人可没能燃起我哪怕一丁点的**。

第二天，我们便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他继续画还未完成的作品，而我则重新开始。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并不具备像其他画家那样挥翰成风的能力。像这样的人下了火车，取出调色盘，只消片刻便能够生动地描绘出一派阳光灿烂的景象。待颜料晾干，作品便被立即送往卢森堡，画上的署名赫然写着：卡罗勒斯—杜兰（Carolus-Duran）[6]。

我并不欣赏这幅画，可我佩服这个人。

他那么自信，那么镇定。

而我却那么犹豫，那么焦虑。

每到一处，我都要蛰伏一段时间；每一次，我都得对周遭的一切进行深入了解，直至能够准确辨认各种各样的植物和树木，充分熟悉当地的自然环境。大自然是如此的多姿多彩，它千变万化，从不愿透露自己的秘密，也决不会向世人屈服。

因此，直到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之后，我才充分地感受到了阿尔勒及其周边地区的苦涩气息。在适应的过程中，我依然奋力地工作着，文森特也一如既往。他和我，我们两个人，一个像火山，另一个也同样性烈如火，可以这么说，我俩迟早会压制不住内心的怒火，引发一场争斗。

最让我震惊的是，一切都凌乱无章。颜料盒就快要盛不下那些挤过的颜料管，用完也从不拧上盖子。然而，纵使周围混乱不堪，他的油画依然光鲜亮丽，而他也依然谈笑风生。

都德（Daudet）[7]、德·龚古尔（deGoncourt）[8]、圣经，它们都在这个荷兰人的大脑里燃烧。阿尔勒的码头、小桥和船只令他流连忘返，对他来说，整个法国南部都变成了荷兰。他甚至忘记了用家乡的文字书写，在他那些公开发表的写给弟弟的信中，通篇都是法语，而且运用自如，类似“tantque”（只要）、“quantà”（至于）一类的词极为常见。

虽然我已竭尽所能，希望从他纷繁的思绪中为他那些批判的观点找出合乎逻辑的理由，但我仍无法对他作品和观点之间存在的矛盾作出解释。比如，他对梅索尼埃钦佩之至，而对安格尔（Ingres）[9]却深恶痛绝。他声称对德加（Degas）[10]大失所望，还认为塞尚（e）[11]不过是个骗子。一想起蒙蒂切利（Monticelli）[12]，他还会泪流满面。

有件事让他很生气，那就是不得不承认我的聪明睿智，虽然我额头很低，很容易被大家误认为又蠢又笨。我还是个极富柔情的人，更确切地说，我推崇福音书（évangile）中描述的那种利他主义。

从第一个月起，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的共同账目不清不楚，也是一片混乱。该怎么办才好？局面很棘手。他的弟弟就职于古皮尔（Goupil）公司[13]，会适当接济我们；而我这边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卖画。这个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就算会触碰到他极度敏感的神经，我也要冒险一试。于是，我一改平日里的火爆脾气，耐下心来，审慎地同他进行了一番讨论。结果，问题很快便得到了解决，整个过程顺利得完全超出我的预期。

在一个匣子里，我们放了一些用来夜间闲逛和保健散步的钱，一些购买烟草的钱，还有一些作为额外开销，包括房租。匣子里还放了一张纸和一支笔，用于如实地记录两个人分别从中支取的金额。在另一个匣子里，剩下的钱被平均分成四份，作为每周饮食的花销。

我们不再下馆子，我负责用一个小煤气炉做饭，文森特负责到离家不远的地方采买食物。一天，文森特心血**，想要做个汤；我不清楚他是怎样把食物混合到一起的——兴许就好似他在作画时混合色彩那样吧。总之，我们根本下不了口。最后，我的文森特突然大笑起来，高声喊道：“达拉斯贡！都德老爹的大盖帽[14]。”

黄色

在文森特·凡高三番五次地邀请下，我来到阿尔勒与他会合。他说他想成立“南方画室”（AtelierduMidi），并由我来担任负责人。这个可怜的荷兰人满腔热忱。通过阅读《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Tartariaras）[15]，他对“南方画室”有了一个非凡的设想，那就是要表达火焰的迸发。

铬黄在他的画布上绽放；那耀眼的光芒充斥着整个农舍，也照亮了整片卡马尔格（Camargue）[16]平原。

……在我黄色的房间里，长着紫色眼睛的向日葵在黄色背景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它们茎秆的末端沐浴在黄色桌子上的黄色花瓶里。画上还附有画家的签名：文森特。黄色的阳光透过我房间里的黄色窗帘照射进来，为那盛开的花朵镀上了一层夺目的金色。清晨，当我从**醒来，身边的一切闻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愉悦。

哦，是的！他爱极了黄色，画得不错的文森特，来自荷兰的画家，被太阳的光芒温暖着的不喜云雾的心灵。这是他对温暖的一种渴求。

我和文森特同在阿尔勒的那段日子里，我们两个都疯了，不停地与鲜艳的色彩做着斗争。我钟爱红色，可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完美的朱红色？而他，手持纯黄色调的画笔，在忽然变紫的墙上写道：

我精神健全（Jesuiss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