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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忆（第1页）

往事回忆

追忆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的名字叫作弗洛拉·特里斯坦（FloraTristan）[1]。蒲鲁东（Proudhon）[2]曾称赞她天赋异禀，而我对于这一点却一无所知。既然这样，那就姑且相信蒲鲁东所说的吧。

外祖母推出了许多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东西，工人联盟便是其中之一。工人们对此感激不尽，特意在波尔多（Bordeaux）公墓为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外祖母极有可能不会做饭——一个社会主义女学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昂方坦神父（PèreEnfantin）[3]和人们普遍认为，是她创办了手工业行会（pagnonnage）[4]，并创立了一种宗教，也即玛帕（Mapa）宗教。据说，在这一宗教中，昂方坦是男神“玛”，而外祖母则是女神“帕”。

在这些故事当中，究竟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我无从知晓，我只是把我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全部告诉你们。1844年，外祖母与世长辞，很多组织都派代表前来护送她的灵柩。

不过，有一点我倒可以肯定，那就是弗洛拉·特里斯坦是一位优雅高贵的女士。她是德博尔德—瓦尔莫尔（Desbordes-Valmore）夫人[5]的密友。我还了解到，她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支持工人事业，并不辞劳苦地四处奔走。她还曾长途跋涉，前去秘鲁探望过她的叔父——唐·皮奥·德·特里斯坦·德·莫斯科索［（DoandeMoscoso），阿拉贡家族］。

她的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从小在一所寄宿学校里长大。这所学校名为巴斯坎（Bass），是拥护共和派的。

我的父亲克洛维斯·高更（ClovisGauguin），就是在那里认识我母亲的。当时，父亲是一名政治记者，在梯也尔（Thiers）和阿尔芒·马拉斯特（ArmandMarrast）共同创办的《国民报》（LeNational）[6]供职。

在1848年的事件[7]发生之后（我是在1848年6月7日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否预见了1852年的政变[8]？我不知道。但不管预见与否，他都打定了移居利马（Lima）[9]的主意，并打算在那里创办一份报纸。当时，这对年轻夫妇尚有一些积蓄。

不幸的是，他们乘坐的那条船的船长简直糟糕透顶，给本就患有严重心脏疾病的父亲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最终，当父亲就快在麦哲伦海峡的饥饿港（Port-Famine）[10]上岸时，却永远地倒在了一艘捕鲸船上，死于动脉瘤破裂。

利马时光

这并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本回忆录；我之所以跟你们提起这些，只不过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回忆刚好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唐·皮奥这位老人，这位年事已高的叔父，很快便喜欢上了自己的侄女，她是那么漂亮，像极了他亲爱的兄长唐·马里亚诺（DonMariano）。唐·皮奥在八十岁时再度结婚，这段崭新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几个孩子，其中一个名叫埃切尼克（Etique），后来担任过几年秘鲁共和国的总统[11]。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而我的母亲身处其中，被宠爱得像个孩子。

我拥有出众的视觉记忆能力，如今，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记得我们住过的房子，还有发生过的许多事情；也能够回想起总统府的纪念性建筑以及那座教堂，教堂的穹顶完全由木头雕刻而成，是后来才加盖上去的。

我还能看到我们的黑人小女孩儿，按照惯例，她必须把人们下跪用的小地毯抱到教堂。我同样可以记起我们那位中国仆人，他衣服熨得特别平整。正是他把我从一家食品杂货店里找了回去。当时，我坐在两桶糖浆中间吮吸着甘蔗的汁液，而我的母亲正泪眼婆娑地派人到处寻我。

我总是喜欢离家出走。九岁那年，我在奥尔良（Orléans）时心血**，肩上扛着一根棍子打算逃到邦迪（Bondy）的森林里去，棍子的末端还系着一块包满了沙子的手帕。

我曾见过一幅十分吸引我的画作，上面画着一个肩扛棍子和包袱的流浪者。要留意这样的形象。

幸运的是，正当我独自一人沿路而行的时候，一位屠夫走了过来，他一边说我是个淘气的孩子，一边牵起我的手，把我领回了家中。我的母亲出身西班牙的名门望族，性子一向急躁，她一上来就扇了我几记耳光，小手好似印度橡胶般柔软，还很有弹性。不过，没几分钟后她便哭了，将我搂进怀里不停地抚摸，事实就是如此。

还是先跳过这件事，回到利马这座城市吧。在利马的那段时光里，天总是很晴，从未下过雨，每间屋子的房顶实际上就是一个露台，每位房主都必须交一份荒唐的税——事情是这样的，每个露台上都有一个用铁链拴着的疯子，房主或房客需要用简单的食物来喂养他。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姐姐、黑人小女孩儿和我正在我的房间里睡觉，通往内院的屋门是开着的；一阵声音吵醒了我们，我睁开眼望向对面，只见露台上的疯子正从梯子上爬下来。月光洒满庭院。我们仨谁也没敢出声。我看到，——我现在依然能够看到，那个疯子走进我们的房间，看了我们几眼，然后又轻手轻脚地爬上梯子，回到了露台。

还有一天，我半夜突然惊醒，房间里挂着一幅精美的老叔父肖像，我看见他在画里盯着我们，而且还在摇晃。那是一场地震。无论你多么勇敢，甚至聪明绝顶，当大地震动时，一样要跟着颤抖。地震发生时，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谁都不会矢口否认。

我是在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我在伊基克（Iquique）[12]锚地外的一艘船上，望见不远处的城市有一部分轰然倒塌，海水恣意嬉戏，就像用拍子击打皮球一样，打得岸边的船只晃来晃去。

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共济会会员，无论是出于对自由的本能渴望还是缺乏社交能力，我始终都不愿加入任何一个组织。可是，我必须承认，这个与水手有关的机构眼下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靠近伊基克的地方，一艘双桅横帆商船在一波巨浪的推动下，就要撞向不远处的岩石。就在这时，商船的桅杆上升起了一面象征着共济会会员身份的三角旗，附近的船只见状，纷纷派出小艇赶去，利用帆脚索把商船拖了回来。这艘商船就这样迅速得救了。

我的母亲总是喜欢讲述那些她在总统府邸以及别的地方玩过的小把戏。

一位有着印度血统的高级军官，吹嘘自己特别喜欢吃红辣椒。有一次家里请朋友来吃晚餐，这名军官也在邀请之列，于是，母亲便吩咐厨房做了两种不同辣味的菜，一种微辣；另一种极辣，放了很多辣椒。

晚餐时，母亲特意坐到军官旁边，其他人上的都是微辣的菜，而我们这位军官上的则是那道极辣的菜。他看到眼前这盘一片火红的菜肴时，并未有所警觉，可当他刚吃了一大口后，热血便瞬间涌到了脸上。母亲故作严肃地问他：

“是菜不合口味吗，还是您觉得菜不够辣？”

“恰恰相反，夫人，菜的味道好极了！”

随后，这个可怜的家伙鼓足勇气，把盘中的食物吃了个精光。

当母亲身着当地服装时，是多么的优雅动人、赏心悦目啊！丝绸头纱遮住了她的脸颊，只留下一只眼睛露在外面，这眼神温柔而又傲慢，纯净而又热切。

我还能看见我们那条街道，秃鹫经常过来翻吃垃圾堆里的食物。那时的利马还不是一座大都市，并不像如今这般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