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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那种感觉叫做心碎（第1页）

32、那种感觉，叫做“心碎”

1998年，北京。

那一年袁自辛和黎瑷曦大学毕业。过去几年的就业形势还算不错，两人的学校与专业也都名声在外，因此他们以前并没有怎么担忧过就业问题。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两个人“愿作鸳鸯不羡仙”，亲密得连老天也嫉妒眼红，“天之道”便存心要损他们一下，1998年的就业形势像爬上了最高点的过山车，突然急转直下。

当年启动了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革运动，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那一年大批大批的国企职工像无边落木一样下岗，袁自辛父亲与黎瑷曦母亲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成为下岗职工。两人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原不宽裕，本来供养一个寄生虫大学生子女已经入不敷出，如今又突然间失去一半的收入来源，顿时经济压力有如山倾。

不过，最大的困难却是黎瑷曦的就业问题。袁自辛的成绩四年来一直稳居第一，毫无悬念地保送就读本系硕士研究生，而黎瑷曦却没有那样惊世骇俗的应试能力，即使参加研究生考试也希望不大，便全力以赴找工作。袁自辛虽然暂时逃过了就业的压力，却也陪着黎瑷曦参加招聘会。即使作为一个旁观者，他也深切地体会到，在这个汪洋一般的大社会里，自己是何其的渺小卑微。

1998年是国有企业大改革的第一年，绝大部分单位都在忙着裁员，想保留原来的岗位名额都已经是捉襟见肘，又怎么可能再来招聘新人，因此那年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一片愁云惨雾。招聘会场人头攒动，无数的大学生像潮水一般奔来涌去，众人在招聘柜台前冲锋拼命的劲头，仿佛那里是诺亚方舟的登船口，同时证明中国大学生文才虽然不足，武功却是有余。抢到柜台前面的人点头哈腰，双手毕恭毕敬地呈上简历；挤在后面的人无助地挥舞着手中的卖身传单，仿如溺水的人挥手呼救。

黎瑷曦本是水做的女孩，纤弱娇柔，哪里受得了人潮的**，更有猥亵之徒趁着拥挤，占她的便宜，气得她几乎落泪。袁自辛一介文弱书生，自古以来“百无一用”的评价并没有冤枉他，因为就连挤攘这样简单的活计，他干起来都是力不从心。淹没在人群之中，袁自辛常常想起那个影视里用来表现渔民丰收的镜头：网口一开，大片大片的鱼跌落在甲板上，顷刻间便汇聚成堆，在鱼堆表面的鱼还可以恐惧地挣扎，而底层的鱼连动弹的空间都没有，只能僵直地绝望——原来自己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如此的无能无力，就像一条被死死压在底部的鱼。

起初两人不知天高地厚，只给一些热门单位投简历，但完全是泥牛入海，翘首以盼了几个星期，半点回音也没有，方才明白今年不同往时，这些好单位的名额少得可怜，早被关系户们抢食干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两人不得已便饥不择食，即使是不知名的单位也乱投一气。这次小有回应，黎瑷曦去面试了几次，甚至还得到了两家企业的录用通知，但奈何都是一些招摇撞骗的皮包公司，待遇低得可怜不说，最重要的是不能为她解决北京户口，两人踌躇再三，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应聘伊始他们就定下一条铁律：工作地点一定要在北京，这样两个人才能在一起。本来黎瑷曦的院校和专业都富有竞争力，但奈何“京城居，大不易”，这个工作地点的苛刻条件让她错过了许多机会。随着周围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找到工作，两人心里都开始恐慌。终于有一天，黎瑷曦对袁自辛说：“我爸妈说，要在杭州也帮我找一找工作。”

袁自辛胸口发闷，无言以对。这些日子里，他才如梦初醒地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人要活着，就得吃喝拉撒、衣食住行；要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就得有钱；要有钱，就得有工作。这是简单、现实而残酷的逻辑。以前依靠父母，活在象牙塔里，外面的世界在怎么运转，他完全没有一点概念。前几天有同学开始在校外租房子，他才大惊小怪地发现，在北京即使合租一间破陋的屋子，租金都高得让他吐舌难收。现在，心爱的人想找一份工作，只要能解决北京户口，什么工作都行，这是一个比“活着”高不了多少的要求，他却无能为力。自卑和无助就像一针麻醉剂，他心头禁不住地虚弱瘫软，无力地垂下了头。

黎瑷曦见他不言不语，以为他有情绪，便拉着他的手说：“自辛，我真的考虑过，不要户口，留在北京，工资低也无所谓。可是我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不答应我一个女孩子没有户口漂在北京。为了这件事，我妈在电话里都跟我哭了好几回……他们就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儿，你让我怎么办？”

袁自辛心中一酸，握紧黎瑷曦的手：“别！是我没用，我都没办法帮你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在北京和杭州都找吧，看哪里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

两人在北京举目无亲，又都不会取巧钻营，直到最后，还是没能在北京找到工作。黎父黎母虽然也只是普通人家，但毕竟在杭州生活了几十年，多少有些亲戚朋友，人上托人，最后总算在一家银行为黎瑷曦谋到一个岗位。为了得到这份工作，黎瑷曦父母送出两万元去打通关系，花光了家里最后的积蓄。于是，没有任何挣扎，黎瑷曦的工作问题就这样板上钉钉。

得到消息的那天晚上，袁自辛几乎一夜未眠，他辗转再三，最后决意牺牲。第二天，两个人依旧来到那座校园小山，许久都没有说话，想到不久以后，两人之间就要横亘着三年的时光和千里的河山，都是忧哀惆怅。

袁自辛向黎瑷曦宣布自己的决定：“我不读研究生了，我跟你去杭州。”

黎瑷曦嘴角翕动，滚下泪来，她搂住袁自辛哭道：“别傻了，这是你辛苦了四年才有的保送机会，多少人想要都没有啊。”

袁自辛也不禁哭出了声：“没有你，这些又有什么意义。”

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黎瑷曦推开他，咽不成声地说：“我不要，我不要你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

“我愿意！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袁自辛掉下一滴泪来，落在黎瑷曦的手背上，飞溅成花。

“我明白，我明白……”黎瑷曦抚摸着他的脸颊，“是我不够坚定，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许你胡说！是我没出息……”袁自辛搂住她，自哀自恨，不禁失声痛哭。

黎瑷曦拿手为他擦泪，抽泣说道：“可是，杭州的工作也并不好找，这份工作也是我父母托了几层关系、送了不少钱才找到的。你现在去杭州，也只是一个本科生的学历，并且现在招聘都差不多快结束了，你又有多大的可能找得到工作呢？”

袁自辛默然。他心中一腔热血，现实却一片冰冷，如果他跟着黎瑷曦去杭州，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失业人员。那么，他的牺牲不仅没有任何帮助，反而会成为黎瑷曦的负累，两人又如何承受得起。

“自辛，既然我们都是一片真心，那我们就等三年吧。三年后，等你读完硕士，或许一切就会容易得多。那个时候，你来杭州，或者是我回北京，或者是去其他任何的城市，我们再商量。好吗？”

袁自辛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以前读多了爱情悲剧的文学作品，还以为爱情的磨难都会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理由，比如候方域和李香君遇到了国难战乱，罗密欧与朱丽叶撞上了家族世仇，贾宝玉和林黛玉相对平淡，那也至少遭到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迫害，而现在他才知道，爱情的困难并不是像文学作品描绘的那样玄虚，他的困难只是一份工作，一份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而他却无能为力。

他抬头看天，悲哀一波又一波地涌上心来。两个普通人，在这俗世洪流之中，又能有什么选择。他拉着黎瑷曦的手：“那你等我三年？”

“嗯！我等你。”黎瑷曦哭着点头。

1999年6月（一年后），杭州。

这是袁自辛第二次到杭州。四个多月前的寒假，在回老家之前，他先绕道来与黎瑷曦相会，那便是他的初次杭州之行。他万万没有想到，第二次的杭州之行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毕业之后，两人信件电话联系频密。幸好1998年北京高校的学生宿舍开始安装校园电话，他可以经常听到黎瑷曦的声音，二人的余钱大半都贡献给了电信建设。小别可以带来新婚之喜，大别却有离婚之忧。两个人从来没有这样长久地离别过，头一次尝到了“长相思，摧心肝”的滋味。黎瑷曦毕业以后心情灰暗，半是见不到袁自辛而孤独，半是初入社会而不适。她清灵纯净，刚到银行工作，见到行内的党争倾轧、同事的庸俗小气，感觉与新环境格格不入。袁自辛眼睁睁地看着心上人为难受苦，却又无计可施——隔着千山万水，情话仿佛也像弓箭一样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距离一长就力道大减，更何况，他还身在校园，也是不谙世事，又如何能为她真正分担忧难。他心中忧虑，只企求这三年时间快快闪过，让他早日重回她的身边。

但那次寒假见面之后，黎瑷曦的态度渐转清淡。她的言语之间不时流露出心灰意冷，比如社会生活的艰辛他在校园里无法理解、离别的日子原来是这样痛苦难熬等等。他心惊胆战，更加殷勤细心地安抚她，心里却隐隐担忧，仿佛一个人站在冰面上，看到裂缝在脚下显现、扩大，发出“哔哔啪啪”的崩裂声，心头惊恐万状，却一动也不敢动。

然而冰面终究还是砰然开裂，黎瑷曦在最后一封信中委婉地提出分手，袁自辛读完信像掉进冰湖一般通体凉透，他立即打电话给黎瑷曦，追问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却只是一味啜泣而不说话。袁自辛听着她的哭声，感觉她仿佛就要被洪流冲走，无论如何也得赶紧抓住她的手，便断然道：“我要来杭州，明天就来！”黎瑷曦在电话那头哭着叫他不要来，但袁自辛不容她分辩——他从来没有对她如此专横粗暴：“即使分手，我也要听你当面告诉我！”好在研究生的课程不重，他谎称家里有事，向导师请了几天假，第二天就出发去杭州。

一开始，他心急如焚，恨不能有筋斗云的本事，即刻就见到黎瑷曦，但真正到达杭州，他反而平静下来，就像死讯的冲击已过，现在是来收拾遗骨。他在旅馆住下，然后打电话给黎瑷曦。

她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哭了起来：“你真的来了？”

“是的。”袁自辛强作平静，“我来你家找你？”

黎瑷曦沉默了片刻，道：“你别来。今晚七点，我来旅馆找你吧。”

见到黎瑷曦的时候，袁自辛发现心爱的人瘦了一大圈，苍白而憔悴。直到十年以后，他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那时他却心痛得麻木，痛得都忘记了关心她。

久别重逢，两人却只是默默对坐。黎瑷曦没话找话：“你不是还在上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