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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页）

第四章

民国二十八年，是黎炯光投身革命的第二年。

因为文化程度的关系，一进入陕北圣地，便被重用。

经过组织层层审查，很快被分配到抗大第一分校担任教员。

那个时候，“建党干部”是部队的“主心骨”，他们虽然文化程度高，但人数少；“红军干部”是部队的“顶梁柱”，虽然人多，但素质参差不齐。

黎炯光一进入部队，就成为这支革命队伍中的第三梯队。

他们这些“三八式干部”怀揣着理想，从祖国各地奔赴陕北延安。

进入抗大的第二年初，黎炯光已经成为抗大一分校六支队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的主要负责人，担任的职务是连指导员。

训练班里虽然对外仍称是学习班，但却是连队的建制，那时和黎炯光一起搭班子的连长叫莫陕北。

莫陕北是陕西人，原本不叫这个名字，民国十二年因为家中变故，逃难到西康苗寨，又因为机缘巧合，莫陕北在西康苗寨认识了后来被称为“部队缔造者之一”的大人物，不久便紧随着大人物的步伐投身革命，为了让他思想上更加进步，大人物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告诉他紧跟步伐，不忘初心。

因为根红苗正和这个大人物的关系，莫陕北在部队上升非常快，没过几年就当上了连长，后来被调至六支队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担任连长。

莫陕北和黎炯光两个人的角色，不同于其他连队。

莫陕北是军事主官，本应该脾气火爆，但他却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黎炯光担任指导员，又出身知识分子，本应该文质彬彬，但却偏偏粗犷豪放。

虽然角色失调，但阴差阳错，又能互补，所以两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

民国二十八年春，驻扎在陕西洛川集训的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接到上级指令，“结束集训，东渡黄河，到晋东南屯留县支援当地军分区。”

晋东南经历了鬼子的连番扫**，人手奇缺。

收到指令的当天，莫陕北和黎炯光便组织训练班全体学员动员誓师，第二天一早，便从陕西洛川出发，计划沿洛川、黄龙、合阳经蒲津古渡口进入晋东南。

训练班一行共计132人，大部分是刚投身革命的学生兵，他们朝气蓬勃，热情洋溢，心中充满了革命理想信念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一路上他们自诩为抗日南下，可肩长征北上。

行军路上，他们唱着“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这是抗大校歌，歌词由凯丰所写，在陕北脍炙人口。

那时陕西与其他省份最大的不同，便是自“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势如破竹，一路南下，但唯有陕西历经几番袭扰，日寇自始至终都没有在陕西占领过任何一个城市。

这样的环境，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学生兵一路上轻松疾行，快要离开陕西省境，进入黄河蒲津古渡口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了。

青年训练班自称是“抗日宣传班”，所以一路上走的都是乡道，在快要出陕西省境，经过一个叫赵渡庄的地方的时候，队伍发生了变故。

当时他们正在一处低谷窄路急行军，那里的道路有些崎岖难行，常常有转弯很大的三岔路口。

青年训练班的队伍走到一处三岔路口时，突然发现前方一支十几人的队伍对向走来，这支队伍的着装是国民革命军的军服，袖子上的番号隔得太远，看不清楚。

他们也是突然发现了青年训练班的队伍。

那时，刚刚发生了“深县惨案”，所以如果国共双方的队伍狭路相逢，都非常谨慎。

双方几乎是同时发现对方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对面的队伍先拉上枪栓，抬枪瞄准了青年训练班的学员，有些训练班的学员也掏出枪，双方隔得远远的对峙。

那时隶属双方的部队小规模的摩擦非常多，所以上面下了明确的指令：“一是我方军队不得主动开枪；二是狭路相逢时，我方行进队伍要高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激发对方民族情感。”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工干部，黎炯光必须表现出稳重，他知道，及时缓解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势，尤为关键，所以他立即喝令制止了掏出枪的学员。

接着，黎炯光挺身而出，把随身携带的手枪交到旁边警卫战士手上。

双方离的不远不近，这样的动作可以让对方消除顾虑。

做完这些，黎炯光一个人独自向对面的队伍走去。

莫陕北明白，作为连长和军事主官，这时他以身犯险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当黎炯光向前走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制止，只是小声的命令，全连战士提高警惕，进入警戒状态，防止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