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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和盛宣怀（第2页）

洋务，无论巨细，无不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一场要下百年的好雨，好雨知时节，要改变人的观念，必得润物细无声，渐进式地洗脑，一点一滴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让他们切身感受到洋务带来的实惠和便利，一旦习惯了新的生活方式，新观念也就扎根了，你再让人们抵制，他们也不会愿意。今天，人们反对洋务是真心诚意的，明天，人们支持洋务也是真心诚意的。

社会的进步不在于硬件的照搬，而在于软件的设计，软件就是人们的观念和思想。欲改变落后的面貌，先改变人的思想。思想是指导一切行动的方针，思想是纲，纲举而目张。难怪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说，盖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而为大师之谓也。

李鸿章开始练字，看闲书，吃活鱼，叫上丁日昌、薛福成、丁香、春梅一起打麻将，过几天正常人的生活。他和他的战友们早厌倦打仗了，谁愿意放着太平日子不过，豁上自个的命去拼命？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和平。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最瞧不起那些拿着俸禄，揣着赃银，吃饱了没事干，却整天叫嚣着要教训这个，惩罚那个的人，这些人选择性地，不担风险地爱国，不是真君子。

正如话剧《茶馆》里的那个兵痞二德子被常四爷呛，说洋人烧圆明园的时候，没看到尊驾您冲锋陷阵，打洋人报国嘛。二德子恼羞成怒，说我打不了洋人，我还打不了你吗？

二德子就是安全的爱国者，窝里横的代表。

当年八、九月份，直隶大雨倾盆，连宵达旦，九十五个州县受灾，十月，李鸿章奏请朝廷蠲（juān）免租税，赈济灾民。

朝廷说最多免掉税赋，但没钱赈灾，只能做这些了，你懂得。

十一月，北方很冷了。李鸿章身穿厚袍，家有炭火，一家子围坐吃火锅，其乐融融，若仅作为一个富翁、大粮户，李鸿章尽可以享天伦之乐，莫论其它；可作为是一方诸侯，他治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负责，他是第一责任人。

眼下要发放灾民的口粮和棉衣，人那么多，藩台存有国库银，但都是有预算的正项开销，自然灾害是意料之外的，李鸿章压缩其它开销，硬是凑了25万两，还有很大的缺口，只好仰仗社会贤达慷慨解囊，以解民困。

李鸿章的翰林院同年盛康捐助一万两，盛在浙江当按察使，叫他儿子携带银票来直隶，李鸿章看到有钱进账便格外喜欢，爱屋及乌，他很中意盛康的儿子，问小伙子叫什么，小伙子说小侄叫盛宣怀。

胡雪岩也派人送来一万两，还有两万件棉衣，李鸿章一愣。自己和左宗棠素来不和，人所共知，胡雪岩是左宗棠的金主，人尽皆知。这是左宗棠指使胡雪岩来和好的，还是来卧底的？

此时左宗棠远在西北，并不知道此事，胡雪岩自有想法，瞒着左宗棠。此举原因是：

一，左宗棠去西北，李鸿章有举荐的情分，国家拨付大宗银子到胡雪岩账上，胡雪岩一跃成首富，他为自己，也代左宗棠报答李鸿章。若要放在平时送钱，即便出于真心，在李鸿章看来也是请君入瓮，把贪赃的把柄送到政敌的手里，这是一个能力低下的官员都不会做的事，李鸿章会做吗？

胡雪岩自然清楚，他不做无用功，只等机会，如今好了，正逢大灾，对别人是灾难，对他是机会，机会难得。胡雪岩响应李鸿章号召，诚心报效，既解了政府的燃眉之急，又让李鸿章改变对他的印象，胡雪岩送得理直气壮，李鸿章收得冠冕堂皇。

二，人性趋利，何况商人？商人惯于脚踩两只船，胡雪岩是阳澄湖大闸蟹，脚踩八只船，他要缓和左李两人关系，以便从中取势，为将来做更大的买卖打个伏笔。北欧猎人进入北极圈打猎时，总把干粮沿路分散埋藏，并插上标记，等原路返回时，便靠那些标记取食。李鸿章就是胡雪岩埋下的食物。

三，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胡雪岩成了巨富，想做一点慈善，救一些灾民，给子孙积一点功德。他用不起眼零钱，设了一个不起眼的中药铺，专给穷人抓药治病，以救人为务，并不在意牟利。这个药号后来驰誉中外，至今不衰，成了一块响当当的百年金字招牌——胡庆余堂，而胡雪岩其他所有产业，钱庄、工场、作坊，铺子统统烟消云散。

李鸿章很快明白了，这是胡雪岩给他的意外之喜，连声说，小胡不错。

他分别致函盛康、胡雪岩，向他俩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赞扬盛康是官员的表率，热心公益的先锋，给官场带了一个好头，主动提出要把盛宣怀留在身边，悉心培养。

盛康正中下怀，他就是找准机会给儿子铺一条通天之路，此乃一本万利，从此盛宣怀登堂入室，后来居上，成了李鸿章办洋务的左右手。

李鸿章盛赞胡雪岩是商人模范，急公好义的典范，给商界带了一个好头，他要向朝廷奏请表彰他，努力弘扬社会正能量，中国要多一些像胡雪岩这样的义商。

李鸿章的信从头到尾，没有点左宗棠一个字。彼此心知肚明，何必点破？点了倒尴尬，好像胡雪岩发财是跟自己推荐左宗棠有关系似的。而且还会让胡雪岩产生误解，李鸿章欢迎他改换门庭、重新站队。

政治站队本来复杂，有时候泾渭分明，有时候又模棱两可，身在同一个阵营，未必是朋友；分在敌对阵营，未必是对头，或合或分，或敌或友，立场随着形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变化。要分清敌友，不要讲道义，道义和官场绝缘，属于稀世珍宝，只从利益上分析，如果我倒霉，谁将是受益者，一般比较准确。

曾国藩厌恶左宗棠，李鸿章受恩于曾国藩，自然和左宗棠不合，成见亦深，但两人关系尚未恶化到曾左的地步，表面敷衍还是有的。李鸿章和胡雪岩并不相识，不知底细，胡雪岩又是政敌的红人，李鸿章虽然爱才，惜才、敬才，但胡雪岩不是诸葛亮，不值得李鸿章三顾茅庐去奉迎，且胡雪岩是商人，在官府眼里，商人终究上不得台面。

各府县分到赈灾款，发放过冬棉衣，办粥厂，熬稀饭，烙大饼、蒸馒头、做花卷、擀面条、包包子。李鸿章为防着具体经办官吏蒙混取利，定了一个个详细条例，比如一锅粥要插筷不倒，不能照出人影，大饼的直径要两尺四寸，厚三寸。

他派了很多委员去下面督察暗访，一发现有发国难财的就地拿下，前后杀了十几个互相勾结、贪污赈灾款和在粥里掺糠的官员和士绅，一时大快人心。

薛福成劝李鸿章：有些士绅贪污不过几十两，罪不当死，中堂此举，似有些矫枉过正。

李鸿章大不以为然，说：乱世用重典，矫枉必过正。当年曾公当团练大臣，在湖南大开杀戒，得了一个曾剃头的诨号。有些小恶小过的他也杀了，若在承平时节算不得什么，但逢天下大乱，就当逾格处置，这叫杀一儆百，否则趁着世道乱，人人出来发财，以为没王法了，为所欲为，那还了得？

我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来点威势，都当本大臣是纸糊的天将，泥捏的金刚，你让他一寸，他就进一尺，这还不满意，总觉得你让得还不够，这天底下就没有人人满意、人人说好的事。心不狠、手不辣做不了大事，以前我说过，杀一个，一家哭；不杀一个，一路哭，这些个贼娘泼才，借他们几颗人头收买几十万人心，这买卖划算。我多尽一份心力，灾民就多一份实惠。

李鸿章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用严刑峻法替代正常的司法程序，搞从重从快运动式的执法，没有约束地滥用权力，显然缺乏民主和法治精神，而同期的欧美各国，人文荟萃，思想活跃，人们的公民意识普遍萌芽。李鸿章站在历史潮头，其眼光和见识远超时人，但仍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

有钱有物，有吃有穿，灾民活下来了，钱是好东西，当年物价便宜，两个大铜钱就能买一整只符离集烧鸡，鸡头、鸡脚、鸡翅、鸡身零卖更实惠。洪水退去，地里都是蛤蟆，熬到了开春，灾民们分到耕牛、耕具、种子，扶老携幼逐渐散去。这一关算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