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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留学美国（第2页）

日本使臣柳原前光赴北京总署递交国书，希望两国缔结通商合约，总署出面十几个大臣，以示重视，有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军机章京、各部堂官。

柳大使搞笑地问：恕我冒昧，人两岁就能踉踉跄跄地走，成年了也要学习行走吗？

军机大臣王文韶搞笑地回答：活到老学到老，贵使以为自己会走，其实未必。春秋时有个人去赵国邯郸学步，越学越难，直到灰心，连走路都不会了，只好爬回家。我也是刚刚学会行走的，你看我还是踉踉跄跄地。

以前有个叫“洗马”的官，是东宫太子的属官。太子出宫，洗马官骑马走在队列最前面，所以也叫“先马”。唐朝的魏征就当过洗马，他受太子李建成的委派去地方公干，晚上住宿驿站，驿长问他，魏洗马每天要洗几匹马呀？魏征知道碰到一个外行，便跟他逗乐解闷，说那看本官的心情咯，情绪好呢，多洗几匹，情绪不好呢，少洗几匹，今天情绪不好，一匹也不洗。

柳原说：哈哈哈，王军机真有学问，真诙谐。

接着谈签约事。

王文韶说：两国通商有年，今后仍照前例办理，似不必再立条约了吧，古人所谓大信不约。

柳原不得要领，问：什么叫大信不约，难道不用白字黑字，凭两句话就可以做事了？

王文韶说：中华上邦，素来昭示信用于天下，广布恩义于四方，说话算数，不用写下来，契约的形式不重要。你听说过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吗？一定听说过，是吧！我加一句，大信不约。唾沫星子砸在墙上，像一个个铁钉，都是坑。贵使沿着千年前日本遣唐使来大唐的足迹，愿与中华结好，本大臣深感欣慰。希望你多去外地走一走，看一看，顺道去直隶拜会一下李中堂，他还兼着北洋大臣的差事，洋务上的事，总署多听从他的意思，我这里只是画诺而已。

王文韶把皮球踢给李鸿章，他不愿给自己挖雷。一旦缔结条约，他就要签字画押，为合约付责任，即便将来中日生意做得野（yá）花花，跟他本人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谁也不会给他发奖金。但万一两国起了意想不到，难以处理的风波，他就要担责任了。王大军机的境界跟升斗小民一样低，只打自己的小算盘，中枢重臣掌握着国家命运，却没有一丁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可惜了这把交椅给这样的人坐，要是当官的都像他一样世故，这国事就不堪问了。

柳原前光还想坚持，王文韶吩咐开筵，筵席很丰盛，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东拉西扯，酒足饭饱后，大家一抹嘴，说声告辞了，四散而去，柳原被送出来，啥事没办成，倒吃了一顿满汉全席。

柳原第二天即赴保定会晤李鸿章，把在北京的遭遇一说。李鸿章立刻洞悉，这个王文韶，一颗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的铜豌豆，平日里高谈兴洋务，求富强，都是狗掀帘子——拿嘴对付，凡事不办，典型的空谈。

李鸿章暗自叹气，说：那我来签吧，你拿我签字的文本再回北京备案，也是一样的。

柳原兴高采烈，两人海阔天空，李鸿章本来想谈谈京都和奈良的风化场所，但柳园一番话，却让他住口了。

柳原说：李中堂，我到北京总署，看到大臣云集，几十人之多，筹划一事，各有意见，洽商几天，仍无定见。我在总署吃大席，宴席中，人都来问我日本趣闻，问到风月场所，饶有兴趣，眼睛放光，一谈正经事没一个搭腔的。也不知道贵国办事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就好像六个人搬一把凳子，六个人都说，我来吧，我来吧，却没有一个动手的，凳子还在原地站着。我们那里正相反，一个人要管六把凳子，说搬就搬，既有效率，也有效果，还省了不少开支呢。

李鸿章半晌无言，暗暗惊讶：这个蕞（zuì）尔岛国的使者，饶有智谋，富有见识，看中国问题一针见血，谁敢说小国无人？

他不禁忧虑：洋务越复杂，新设衙门就越多，旧衙门又不撤，叠床架屋，机关重重，谁都可以置喙（huì），谁都可以掣肘，谁都可以不管。冗（rǒng）员闲官日多，拿着俸禄，岁月静好，混吃等死，挣再多的钱也不够养活他们，白白叫这帮蛀虫享受饕餮（tāotiè）盛宴。唉，曹营的事难办！

胡林翼生前曾对李鸿章说：办事须从难处下手，做官须从苦处立脚。这与官场的铁律南辕北辙，千里做官只为财，若是遵照胡林翼的格言，不怕丢职罢官，杀头充军，老婆离婚，以苦为乐，迎难而上，那谁还愿意做官？也只有曾国藩、李鸿章吃饱了撑的。

李鸿章对柳原说：中国积弱多年，人多而人心不齐，散沙一般，蒙皇太后、皇上错爱，托付我复兴重任，我每日诚惶诚恐，如履薄冰，阁下知道，我是驽马末才，无知的书生，风云际会才侥幸有了今天的地位。

中国和贵国一样，遭遇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遍览史册也找不到先例可以效仿，我应付今天的国政大事总感觉力不从心，进退失据，纵有一番雄心，但能力不逮也是枉然，真叫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我唯有以勤补拙，勉力为之，尽量收拾人心，广揽人才，使其各尽所能，也只能走一步是一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久历忧患，劳碌之命，绝非福相，总盼着有后进大才早日出道，本人就赶紧让贤，退归林下，优游岁月，含饴弄孙，岂不轻松？

李鸿章一半是对柳园说，一半是对自己说，有真心的，也有假意的，柳原感叹不已。

李鸿章心情沉重，当天早些时候，他接到老友赵烈文的信，赵的儿子赵少良去年中举，今年去北京参加会试，染病死在京城，年仅十八岁。想想看，一个中等省份——河南，每三年一届省城乡试，有资格应试的生员不下两万，而录取名额不过九十，可见中举有多难。

范进中举时，年近六十，还算大幸运，绝大多数读书人，不要说举人，连生员（秀才）都混不上，熬到八十，仍然是个童生。赵家公子十八岁中举，怎能不说是少年得志，全家的骄傲？去年赵家操办喜宴三天，曾国藩、李鸿章都送了贺礼。可惜，人各有命，实难预料，喜事变丧事，白发人送黑发人。

李鸿章很理解赵烈文痛不欲生的情绪，去年，他死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当时李鸿章泪如雨下，痛彻心扉，弟妹还是旁系，赵烈文死的可是亲生儿子。李鸿章给赵烈文回信：我当年在湘军和你共事，常自勉人可以无家，无子，无官，独不可以无志，有志才能自立，老兄素来意志坚强，绝不会由此颓废，贵贱祸福都是天命，我敢向你进一言，大学者袁枚曾说，不得子，得子迟，都无妨，圣贤豪杰不靠儿子来养活，袁枚是豁达疏阔之人，他的道理很对，我坚信你也是袁枚一样的人。

赵烈文收到李鸿章的信，沉默良久，此后他皈依佛教，一生笃信佛理，每日拜佛诵经不懈。曾国藩去世后，他辞官回江苏常州老家，建了一个占地广大的别墅，娶了一妻四妾，有两个妾还是双胞胎，取名大鱼、小鱼，晚年幸福。他把和曾国藩预测中国五十年后的形势都记在日记里，过了很多年日记问世，读者发现他的预测全都变成了现实，赵烈文死后名声大噪。

送走日本人，李鸿章拾起几份公文阅看，都是一般事，随意批了几句，正想搁笔，李二又拿进两封信。第一封是彭玉麟的，彭玉麟，字雪琴，湘军元老，水师提督，从哨官一直做到兵部尚书，人称彭大司马。他为人刚正廉洁，不徇私情，曾国藩的面子也不给，年初奉旨为钦差大臣，巡阅长江水师，沿江一路下来，一连弹劾百余名将官，还杀了两名民愤很大的将军，彭玉麟刀口向内，朝野震动。

李鸿章不以为然，写信给彭玉麟，说被你扳倒的都是我们湘淮军的老人，对亲朋故友不要那么苛刻，大家混口饭吃不容易，给个机会嘛。

李鸿章颇有护犊子，疼儿女的心。

彭玉麟不尿曾国藩，也不尿李鸿章，写信反驳，说：少荃，你对人失之于宽，妇人之仁，只讲义气，我不敢苟同。这些贪将赃官俨然以功臣自居，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为害一方，犹如盗匪，比起长毛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起码标准，正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群众，就必须对他们执行较之于普通群众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战争年代，他们堪称英雄，他们没有牺牲在斗争的第一线，却倒在腐败堕落的温柔乡里，下场的确令人痛心，但纯属咎由自取，罪无可逭（huàn）。今天若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明日必将尾大不掉，别看这些人表面上对你恭顺，人早变质了。

那两个被处决的将军，都把贪墨公款，克扣军饷视为正项收入。每名军士月饷五两，他们只发拨二两，三两私吞，仍嫌不足，还要吃空饷，兵营里明明只有两千人，他们愣敢虚报四千，花名册上的名字都是从墓碑上抄来的，连女人的名字也写进册子，丧心病狂到何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