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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给西太后讲故事（第2页）

薛福成说：八成吃的是**。将死之人，吃颗**，便能回光返照，再吃一颗就翘辫子了。我们江南人管死叫翘辫子。那么崔太监和李可灼要倒大霉了？

李鸿章说：倒没有，个中情形复杂，只是把两人赶出京城了事，至今还是个悬案。如今，你去给太后医病，我就有这个担心。

薛福成说：我不是李可灼，我是薛福成。我老婆和太后症状相似，就是服了我的药，大病痊愈。

薛福成一脸自信，李鸿章就答应了，李鸿章和薛福成一身是胆。

薛福成进京一个月，李鸿章忐忑了一个月，终于传来消息，西太后身体大安，食量大增，逢人就说李中堂的人都是凤凰。于是朝廷降旨，薛福成精通药理，特赏二品顶戴，李鸿章推荐有功，交部优叙。

李鸿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薛福成真给我露脸，以后我办事更方便了。薛福成头戴红珊瑚顶子，喜气洋洋回英国去了。

刘锡鸿接到薛福成带来的总署新任命，满腹牢骚，他举报了郭嵩焘那么多犯忌的话，是希望把郭嵩焘赶走，自己好名正言顺接班，想不到走的却是自己。虽然是驻德大使，但属于平调，心有不甘，后来知道是李鸿章在给郭嵩焘撑腰，就迁怒到李鸿章头上。

他跳着脚大骂：李合肥，我跟你没完。

李鸿章来自合肥，代号就是合肥，翁同龢来自常熟，代号就是常熟，这是对朝廷重臣的一种诙谐的称呼。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有宰相之称，明清的户部尚书如两汉时期的大司农，掌管天下钱粮，翁同龢为户部尚书，被称为大司农。有副对联嘲讽李鸿章和翁同龢：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刘锡鸿在柏林反复斟酌，终于棋出险招。他上奏朝廷，猛力弹劾李鸿章跋扈（hù）不臣，蔑视纲纪，对抗朝廷，有称帝野心。帽子戴得很大，看起来惊心动魄，刘锡鸿以为攻击李鸿章必然会引来一片哗然，那些一贯不满李鸿章的人会纷纷站出来支持自己，一旦舆论排山倒海，李鸿章就尴尬了。

结果出乎刘锡鸿的意料，平安无事，死水不惊，人人缄（jiān）口不言。的确，朝廷大有反感李鸿章的势力，但刘锡鸿的话没有实据，只是谩骂，光凭慷慨激昂的一篇浪言就能把天朝第一人扳倒，岂不是白日做梦？连想给刘锡鸿帮腔的倭仁大学士也觉得此人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今天胡言乱语能扳倒李中堂，明天造谣污蔑就能扳倒王中堂，要都这样，做官的还有活路吗？

官员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但多数时候斗而不破，保住仕途前程是底线，背后下刀可以，鱼死网破就不可以，不能为了弄死政敌把自己也搭上，妥协是官场的规矩，也是默契，刘锡鸿狗急跳墙，乱改游戏规则，自然无人肯为其背书。

李鸿章一看到刘锡鸿参劾自己的邸报，就知道这家伙要完了，我还没来找你，你倒来蚍蜉（fú）撼树，挺好。

他看到儿子正趴在桌前练字，就笑着说：述儿，父亲教你练四个字，作茧自缚。

刘锡鸿自不量力，妄图险中求胜，遭到西太后和军机处的严厉申斥，说他信口雌黄，随意诽谤重臣，下旨刘锡鸿交部严议，革职，永不叙用。刘锡鸿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李鸿章上折向朝廷感谢对自己的信任，称：时事艰难，臣受恩深重，不敢偷一日之闲，享一日之欢。

当时朝廷有一股清流，常常针砭（biǎn）时弊，纵论形势，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核心，以张佩纶（lún）、宝廷、张之洞、陈宝琛（）四人为股肱（gōng），这四位都是翰林出身的青年才俊，素以天下为己任，不平则鸣，不吐不快，常爱凑在一起评论国是，臧否（pǐ）人物，一旦观点一致，就各自伏案疾书，将意见写成折子，直达天听。这几个人杀人不见血，可以将他们形容为混迹于中央的武林高手。

尤其是张佩纶（字幼樵），写起文章来文不加点，倚马可待。笔锋所指，摧枯拉朽，气壮山河，凡被他批评和指责的中央或地方官僚，无不被其三言两语就遭朝廷申斥、降职、罢黜、革职。

西太后为表现自己纳谏（jiàn）的好名声，对四个小年轻格外优容。

张佩纶曾和西太后说起两个故事：第一个，《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齐威王为大开言路，让天下臣民都向他提意见，面刺寡人之过，说得再激烈都有赏，诏令一经发布，宫廷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一年后便门可罗雀，为什么？因为合理意见都被齐王采纳了，人们无意见可提了，于是齐国国势蒸蒸日上，周围国家，如燕韩赵魏各国都向齐王称臣。

第二个，《国语。召（shào）公谏厉王弭（mí）谤》，说的是刚愎（bì）自用的周厉王不允许臣民提意见，凡是敢非议朝政和他个人的一律处死。大臣召公急急地赶来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河道壅塞（yōngsè），只能疏浚放水，而不能一味地蛮横阻挠，这样水量越积越大，水势越来越凶，终有一天会毁堤淹田，淹没国家的。如今天下人都道路以目。什么叫道路以目？就是人们在路上相见，都不敢驻足交谈，只敢用眼神来交流，这很危险呢，请国君三思。周厉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结果呢，三年后他被推翻，很快死在流放地。

西太后若有所思，说：原来周厉王是被眼神杀死的。

她三天两头地问李莲英，今天怎么不见张幼樵的折子？

由此，张佩纶等人声望大涨，品级虽都不高，但人人敬畏他们，甚至噤若寒蝉，朝中六七十岁，官居一二品的大员，见到而立之年的张幼樵，居然称呼他为“幼翁”。

晚清政坛的风气的确大有改观，人们渐渐敢说话了，比起满洲人入关后一百年的统治，进步了不止一点点。

相声或评书里常说刘墉戏弄和珅，刘墉戏谑（xuè）乾隆，听得大家很过瘾，但这都属于江湖戏说，给老百姓解气玩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文网甚密，掌控极严，是文字狱最猖狂，读书人最黑暗的时代，识字之人活得无不战战兢兢。敢写“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大明天子若相见，且把壶（胡）儿搁一边”这样隐射诗句是要被杀头的。

纪晓岚这样的大文人只敢写一部怪力乱神，胡诌八扯的《阅微草堂笔记》来敷衍后世，使得后人根本无法瞻仰他的真实风采。

真实的刘墉，不仅不敢“忤龙鳞”，惹乾隆一点点不快，连乾隆的大红人和珅，他也得曲意迎合，虚与委蛇（yí）。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推崇康雍乾这类人，还写文章吹捧他们，雍正在他的年代都是被否定的。康熙和道路以目的周厉王并无两样，可能是一个人两次投胎。

到了同治光绪时期，因为洋务的开展，以及不断的内忧外患，冲击着执政者的统治基础，满洲统治者逐渐清醒起来，他们也觉得文字狱过于野蛮，不得不重新考虑沿用过时的统治方式是否还能有效，由于政策宽松，晚清学术大有发展，涌现了很多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

张佩纶倒像戏说里的刘墉，他是真敢弹劾人的。李鸿章很喜欢张佩纶，把他引为忘年交，不光因为李鸿章和张佩纶的父亲是同榜进士，李鸿章还特别赞赏张佩纶，仿佛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当初李鸿章也是文采卓越，文辞铿锵，且肆无忌惮，大言不惭的。

他对张佩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连生活琐事也多不厌其烦地关照。张佩纶的哥哥得了黄疸（dǎn）病，李鸿章就嘱咐张佩纶马上搬出去和病人隔离，还派了两名西医去张家治疗，说中医无用，结果西医也无效，只好再派中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