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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在朝鲜(第1页)

袁世凯在朝鲜

社论很不同情中国,甚至有点希望中国打败的味道,李鸿章看了很生气,也很无奈,外国人把我的底牌看得清清楚楚,只有天真的清流还整天陶醉。

很多人赞美张幼樵们是时代清流,国家砥柱,并强烈要求委以重任,派他们到朝鲜、越南,或者上海、福州等最关系国家安危的地方,他们是救许仙的昆仑山灵芝,治疗帝国绝症的一贴救命良药。大有佩纶不出,奈苍生何的呼声,

李鸿章是政坛老江湖,立刻意识到朝廷有一股不怀好意的势力在请君入瓮。用如今时髦的词叫“捧杀”,也叫“高级黑”。李鸿章太了解张佩纶了,以他毛躁的习气,有人一捧必然飘飘然,一旦慨然而出,必然见光就死。

连李鸿章的老二述儿,两脚踹不出一个屁的小青年也瓮声瓮气地说:嘿嘿,张幼樵,做事毛,要挨刀。

李鸿章说:你往日都是两个字往外蹦,今天稀罕,妙语连珠,你这是幸灾乐祸,他要倒霉对你有什么好处?

述儿说:他倒霉对我有什么不好处?

李鸿章一愣,只好说:给我滚一边去。

李经述冷笑着走开,李鸿章的儿子大智若愚,具有较高的政治智慧,李鸿章很着急,述儿都看出其中端倪了。

他连夜写信给张佩纶,说:你的党羽我不管,你的前程我必须关心。听我一句话,不要接受任何实际的委派,能推则推,若王命催逼,你不得不领旨,也要挑一些干不出政绩,不受重视,却安静的内地省份去历练。国际风云诡谲,国家形势复杂,朝廷朝三暮四,从无定见,非你一个书生所能想象。切勿莽撞操切,头脑要冷静,不要再唱高调,只求安稳几年,我担保你的前程。

李鸿章苦口婆心,他是真心爱张佩纶。张佩纶体谅李鸿章的苦心,但脾气难改,一心想出头,此番要是临阵脱逃,以后再无脸批评别人了,他也是骑虎难下。再者,他有侥幸心理,哪有那么巧,就在我去得地方开战呢?若真有战端,说不定我书生带兵,一举击破法军,那我的勋业将不输大败金国完颜亮的虞允文和平长毛、剿捻匪的曾文正公、李中堂,这三个人不都是书生起家吗?

此时张佩纶的情绪不是李鸿章所说的“若王命催逼,你不得不领旨”,而是巴不得领旨,而且就希望到最有隐患的第一线去,众目睽睽之下才能有机会一鸣惊人。

西太后终于召见张佩纶,温语褒奖,热切希望张佩纶出山,说要让你辛苦一趟了。张佩纶说:臣愿肝脑涂地,为国分忧,何敢言辛苦二字?但凡圣主差遣,大漠绝岭,海北天南,臣绝无二话。

朝廷很快下旨,张佩纶为会办大臣,往福州襄赞闽浙总督何璟,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何璟是李鸿章的进士同年,何如璋是前驻日本国大使。朝廷发表对张佩纶的任命,王命难收,李鸿章顿时跌入谷底。

同时朝廷又派清流党的张之洞去山西当学政,陈宝琛去江西当学政。李鸿章无语,如果张佩纶去山西或者江西该有多好,唉。

李鸿章觉得张佩纶肯定没有推辞,说不定还上杆子揽事。如今覆水难收,只好听天由命,祈祷中法平安无事,即便有事,也只是在越南境内起冲突,法国军舰没有开到中国沿海挑衅。我北洋水师初建,大小齿轮还在磨合,如刚孵出的鸡仔,不堪一战,绝不能投入战争。

张佩纶意气风发地去上任了,何璟和何如璋比张佩纶大十好几岁,却尊称张佩纶为“幼翁”,他名为会办,却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闽浙两省大小政事都由张佩纶一人决断,当时他刚过不惑,仕途走上巅峰,整整得意了两年。

各国公使和总署说起本国法律,有的说已废除死刑,有的说已逐渐减少死刑,称之为人道。总署就和各部商量拟将中国的正法律条暂停,并呈奏西太后和光绪核准施行。西太后建议先咨询李鸿章,朝廷以李鸿章的意见为意见。

李鸿章感到好笑,该急的一拖再拖,不急的倒要接轨。他态度明确,死刑不可以废除。世道不平静,当用重典。本来他想说乱世当用重典,但觉得乱世的提法过于刺激朝廷的神经,措辞还是缓和一点为好。

他认为:对各类凶犯不得不严肃惩处,以遏制事态萌发,民众若只见凶犯行凶,而不见其被正法,则不足以平民愤而儆效尤。昭天理、彰国法、伸民意为中国得以赓续的法则,目前似不必操之过急。

西太后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废除死刑的提法就此打住,这是李鸿章对洋务唯一的反对。

有大臣参奏淮军纪律松弛,有将领盘剥苛刻士兵,克扣粮饷。李鸿章明白这是有人对他反对停止死刑感到不满,借题发挥,借攻击淮军来攻击他管束部队不严。他不去调查,就上奏为淮军辩白,说这都是造谣,是有人想掀起党争。

李鸿章说他对淮军一向纪律严明,军令如山,若有犯法者,无论老将功臣,一律惩处。实际上,他总是把淮军当成私产,不允许别人欺负他的孩子,岁数越上去,越有妇人之仁。当初彭玉麟劝告他的话,他一直当成耳边风。

当年二月底,福建巡抚丁日昌病逝。五月,李家老四鹤章去世。这两人,一个心腹,一个亲弟,李鸿章极为哀伤,连续几天都吃不下饭。至此,李鸿章的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自己的原配都先后谢世。

八月,湘军宿将鲍超回四川原籍治病,船只触礁,护送他的两个儿子溺水身亡,鲍超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一病不起。李鸿章闻讯,不禁感叹人世无常。鲍超辞去湖南提督,李鸿章派周盛传接替鲍超,其天津镇总兵由海军提督丁汝昌兼任。

李鸿章少年时调皮无赖,青年时横冲直撞,中年时心思缜密,随着年岁上去,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矛盾,既老奸巨猾,又心肠柔软,分析和判断局势可谓高屋建瓴,直击本质,手段却越来越不狠了,以前的决绝渐渐消失。多年来,他内心最深处藏着一种负罪感,起源于当年攻克苏州,杀了八个降将。此事导致舆论诟病,他被描绘成狡诈残忍的曹操,敌人一听说李鸿章来就拼死抵抗。西太后,恭亲王对他没有一句责备话,曾国藩和淮军将领更是称赞他果断明快,有秦将白起的风范,李鸿章却有了心病。因为这种负罪感使得他的性格渐渐变得优柔,他不赞成国家废止死刑,而个人却总想以少杀、慎杀来赎一点罪,至少对待他的旧友故人不忍下狠手,哪怕他们表现得很坏。

这段杀降往事尘封已久,鲜有人知道,他很少向家属提及他的历史,好像他的前半生是空白的,家属在外面听到些什么,回来向他证实,他都一律回答“记不清了”。别人还误认为他是出于伟大的谦虚,只有丁香能摸准他的情绪脉搏,会察言观色,每遇李鸿章沉默或支吾的话题,丁香绝不刨根问底,及时转向。

1882年6月,朝鲜除了乱子,大院君李罡应发动政变,自称国太公(摄政王),把亲近儿媳闵妃的大臣李最应、金辅铉、闵谦镐等人杀害,又派兵袭击日本驻朝使馆,杀日人七名,日本大使花房义质仓皇潜逃。日本决定出兵朝鲜,中国驻朝大使黎庶昌发急电给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称日本趁朝鲜内乱发兵,中国也当派兵来朝。张树声顿感事态严重,立刻汇报正在合肥老家守孝的李鸿章,请他做主。总署也向李鸿章发电,叫他即刻回直隶主事。

李鸿章只好脱下孝服,匆匆启程。他一边赶路,一边下令,令镇守登州的吴长庆带六个营淮军赴朝;又命招商局徐润拨四只船到登州运送吴长庆部,再派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候选道马建忠先期去平壤探听虚实。

7月4日,吴长庆率部出发,张謇和袁世凯随行。淮军一片肃杀,所有人都让写遗书,不识字的将佐都找张謇代笔,张謇开始还写得慷慨,什么龙城飞将,马革裹尸,西北望,射天狼。

写到后来自己的手也发颤了,仿佛也在写自己的遗书。平时说打仗很有豪气,恨不得今天出发,明天冲锋,真到那一天,人都情不自禁地抖起来。

袁世凯从营务处给张謇领来一套铠甲,一支毛瑟长枪和五十发子弹。袁世凯笑着说:张先生,我最好离你远点,怕你手一抖走火。张謇说:你手脚那么短,瞄准时,手指怕还够不着扳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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