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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盛衰（第2页）

客厅的打蜡地板铮亮铮亮，女孩子们就在上面转圆圈，男孩子们则终在地上助蹬墙壁，一人就会在地板上滑得很远很远。每天都要玩到太阳落山。他们有时试着想上楼看看，我便发出警告：“不行，上面是我爸爸办公的地方。”

忽然有一天，他们都不肯到我家来玩了，他们说：“空落落的一间大房子，什么也没有，还是阿龙家好玩。我听了差点哭出来，我不相信有比我们家更好的家，于是我怀着比比看的心思，也上阿龙家玩去了。

阿龙家在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从外面看远不及我们家气派，可是进了门倒真让我吃了一惊。

阿龙家的前厢房里摆着一套黑色的皮沙发，沙发旁是一架亮得照出人影的钢琴，还有落地收音机，摆满各种瓷器的装饰橱，还有半人高的金鱼缸……虽然房中不能打转和滑地板，但是可以弹钢琴、听音乐，可以看金鱼戏嬉，可以在沙发上翻灿斗。我承认，阿龙家的确比我家好。我们家客厅虽大，可什么也没有…一哦―只有木椅子和方板凳，只有一张大方桌，只有四壁上贴着的几张年画和宣传画”。

我缠住爸爸问：“我们为什么不买沙发？不买钢琴？不买金鱼缸？”

爸爸严肃地告诉我：“那一套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学。”爸爸还跟我大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说：“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解放，我们可不能生在福中不知福呀。”

第二天，我拿爸爸的话去说阿龙，阿龙着急地叫起来：“我爸爸可不是资产阶级，他去北京演出，周总理还接见他呢。”

天下的事真搞不懂：“文革”中，我爸爸和阿龙爸爸都被打倒了，一个叫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叫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和阿龙都为自己的爸爸打抱不平。我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哭；阿龙会和人家辩论，人家骂他爸爸，他就说：“周总理接见过我爸爸。”人家骂我爸爸，他就说：“小枫爸爸是老红军。”于是，我和阿龙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我们家重新搬回花园小楼时，阿龙也来帮忙。

他站在客厅中央高兴地说，“呵―这房间多大呀，看书、看电视、聊天，还可以开舞会，多好！”

爸爸却摇摇头说：“年轻轻的，尽想着安逸舒服，怎么行呢？干四化，还得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

客厅基本恢复了原来的摆设，只是墙角里多了一架12时的黑白电视机，爸爸妈妈每天要看新闻节目。阿龙背后对我说：“你们家的客厅象会议室。”他的比喻太确切了，然而我还是以我们家的小楼为骄傲，因为它是那么的宽敞和明亮。

大哥大嫂的新房在三楼，那是我们小楼里最差的一间房间。然而大嫂却显得很喜欢，东面墙看看，西面墙看看，又推开窗子朝花园里看看。

“满意么？”妈妈问。

大哥不作声，大嫂羞法地笑笑，点了点头。

“比我们当年好多了。”爸爸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事呢？”

大哥说：“把房子收拾收抬，买几件家具，准备好了，就……”

“这屋子挺好的，还要收拾什么呀？”爸爸惊讶地抬了抬眉。大哥看着靠窗那面墙上的水渍印，没作声。妈妈说：“墙是要刷一刷的，都漏水了。”

“嗯，就把这面漏水的墙刷一刷，其他几面墙都很好，就不用动它们了。”爸爸很有经验地用手摸了摸墙壁。

星期天，大哥请了儿个要好的同学帮忙，说说笑笑，一天就把三楼的小房间刷了个四壁粉白，满屋生辉。爸爸开会回家，跑到三楼察看，大哥跟在他身后解释：“统共买了一块多钱的墙粉，大伙说只刷一面墙不协调，所以就刷了整间屋。”

“唔。”爸爸表示同意了。

我喜欢生活中多发生些新鲜事，所以比大哥大嫂更急着盼婚期的到来，天天跑到三楼去看新房的变化。日光灯装起来了，花布窗帘挂起来了，家具一件件搬进来了，有一只床、一只厨、一张方桌和四只凳子。

在大学读书的二哥难得回家一次，参观了大哥的新房，不以为然地说：“太寒酸了，哪象个新房？再买一对沙发吧。”

“不行不行，爸爸房中都没有沙发呢。”大哥连连摇头。

“那就添个五斗柜和装饰橱。”

“不行，爸爸妈妈连大橱都没有，衣服都挂在壁橱里呢。”

“爸爸妈妈就是想不穿，钱存着发霉呀？一点不会享福，清教徒似的。”二哥嘀咕着。

“小桦（我二哥），别胡说，让爸爸听见，看训你一顿。

“训啥？国外家庭生活已经完全电器化，难道还要让我们去穿草鞋啃树皮？”二哥总是会说出许多不容辩驳的道理，大哥往往说不过他，就慎他是“歪理十八条。”

然而，大哥还是在二哥的鼓动下，向爸爸要求增加一只小书桌和一只书柜，因为他和大嫂都是教师。理由正当而且充分，爸爸很快就批准了。大哥又提出要买两把藤椅，爸爸用眼瞪了他一下。大哥说：“玉芬在农场挑稻扭伤过腰。”

“噢！怎么不早说？”爸爸连忙拉开抽屉东翻西翻，找出几张伤湿膏药和一瓶白药，“诺，给玉芬，身体可要当心！”

大哥明白，爸爸是同意买藤椅了。

增加了这几样东西，新房颇象样了。

我们的客厅里也因此而多了两把新藤椅。大嫂很聪明，她要大哥多买了两把放在客厅里，这样就不会显得大哥和她太特殊了。晚上看电视，藤椅成了热汀货，一张藤椅是规定要留给奶奶坐的，而另一张藤椅就要看谁捷足先登了。当然，只要爸爸一走进客厅，无论谁坐在藤椅上，都会赶紧起身让座。起先爸爸说：“你们坐吧，我硬板凳坐惯了，藤椅反而不舒服。”可是坐了几次后，爸爸就不再推辞了。有时谁看电视入了迷，没注意爸爸进来，爸爸还会拍拍他的头说：“让爸爸坐。”二哥笑着对大嫂说：“玉芬姐，你为我们家立了一功。”

十月里的一天，天很高很清，风很细很柔，大哥借了部黄鱼车，把大嫂的嫁妆运来了，两只箱子，四条被子，还有许多许多的书。

下午，爸爸妈妈派我做代表，陪大哥去接新娘子。我们乘无轨电车回来，车子真挤，把我们三人挤成一团，我悄悄对大嫂说：“玉芬姐，你要吻大哥，现在最容易了。”大嫂脸红了，骂我：“小姑娘说这话，羞不羞？”我却笑得喘不过气来。

晚上，奶奶拿出手艺，烧了一桌真正的宁波家乡菜请大嫂的父母亲吃饭。爸爸妈妈都穿上了“文革”以前为接外宾而做的料子服，大嫂的父母也穿得笔挺，四个人互相看着哈哈大笑。“文革”十年，他们没有这么舒心地笑过，今天敞开怀笑了个痛快。爸爸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又说起了老话：“路青，我们结婚的时候哪有这排场？十元钱买了些枣和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