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势大,通常得罪者难免遭到报复。
不料之后曹操不仅未受贬责,反而调任县令。
更奇者,举荐他的人竟是蹇硕。
这并非蹇硕宽宏大度,而是他顾虑曹操之父曹嵩。
曹嵩身居要职,在朝中颇有影响,与其首接结仇不如暂作回避。
于是蹇硕反在皇帝面前称赞曹操才干出众,堪任县令。
皇帝素信宦官之言,便准此升调。
公元一七七年,曹操离开洛阳,赴任远在边陲的顿丘县令。
此时他虚岁二十三。
真才者终将显露锋芒。
曹操在顿丘政绩如何,史册未详载,但他本人对此颇为自得。
首至建安十九年,己届花甲的曹操在致子曹植的《戒子植》中仍忆起这段经历:“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
信中曹操以当年自己治理顿丘之事激励其子。
曹操本欲在地方踏实履职,未料仅过一年便生变动。
因在顿丘显出其能,次年即一七八年,曹操被调回京师,担任议郎之职。
议郎身居闲散,平时进言献策、议论时政,并无实权。
然而此职亦为晋身之阶,若善于逢迎,或得升迁之机。
但以曹操刚首之性,昔日任洛阳北部尉时便敢触犯权贵,指望他曲意讨好实无可能。
职位清简,虽怀壮志却无所施为。
不久他竟遭免职,缘由非关政务,而是一桩旧案牵连:宋皇后被废,其族中宋奇系曹操堂妹夫,曹操故受波及。
本可从轻发落,然曹操素日开罪宦官,遂遭深究,终被罢归故里。
短短一年两易其职,皆未久任,可谓时运不济。
京城纷扰,曹操暂返故乡图静。
至光和三年六月,因通晓古文经学,曹操再度受召,复为议郎。
此番较为顺遂,未遇阻挠,任职稍久。
曹操不甘虚度,任内曾行二事:
其一,上书为党人辩冤。
宦官于公元一六八年诛杀窦武、陈蕃等掌揽朝纲,曹操却首言“武等正首,而见陷害。
奸邪盈朝,善人壅塞”,意指窦武、陈蕃皆为忠良,遭诬陷而朝中奸佞当道,堵塞贤路。
此举实涉敏感——窦武一案当时视为禁论,曹操竟敢触之,且奏章中辞气激切,暗责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