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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002（第2页）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正当壬昆仑因政治上寻找不到出路而陷入极度痛苦的时候，又因爱妻范映霞和壬氏大家族的关系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一一并由此出现感情的裂痕。事情的原委是这样范映霞是在提倡女性解放、人权自由的“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因而她有着为自己争自由、要平等的个性，据当事人固忆，就是她在潮州和王昆仑共同生活期间，也常为这类事情和王发生角。范和五自北京南下，过着双翼双飞的甜蜜生活以来一一尤其是当上新一代的女兵之后，她终于追求到了当时女性终生憧憬的所谓人生价值。但是，自从她生了爱女金陵之后，等亍乂把她从自由的世界锁进了封建的大牢笼之中。由于她出身贫寒和王氏家族的门第相去甚远因此王氏家族那特有的家规、风成为禁锢范映霞精神世界无形的伽锁。结果，婆媳关系、妯婢关系……乃至于和小姑的关系都处得很僵。加之，昆仑东渡远游连个述说其苦、发泄情感压抑的对象都没有所以积部在心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这时的王昆仑不仅没每安抚妻子的精神准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需要范映霞闷妻子那特有的情感来慰藉他政治上的失落感。因此，当他冋到无锡看到范映霞那伤心的泪水，听到父母的抱怨之后，真是烦上加烦！加之，他是在封建遗风很盛的大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孝子，只有婉言相劝妻子的份儿。对此，范映霞情感深处的失落遂化做失望一切恩恩怨怨也就变成夫妻吵架的借口。这时的王昆仑不仅没有尝到丝毫所谓的天伦之乐，而且这近似无聊的家事争吵搞得他只有个念头：快些离去！

恰在这时，胡汉民等西游归来。王昆仑认为只有胡氏高举反蒋的大旗，才会推倒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换之，唯有胡氏登高一呼，中国才能免于被日本灭亡的危险。因此，他怀着这种反蒋抗日的特殊心理，毅然告别啼哭不已的妻子和牙牙学语的女儿问到南京，勻有关人士协商之后，遂决定和“再造派”的骨分子钟天心一道，“从上海迎胡于香港同胡一同坐船冋上海，预期利用在轮船上的空闲，由王、钟交出我们一批人的联名信，希镍胡北上仿照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北上，提出对党政军的大政方针，方面接近群众和青年，以大政治家的地位要蒋接纳主张，才办南京，否则不如留在上海做在野派的领袖怛是“聪明的胡先生这次来倒不是为用兵而是上尊号的；他知道不能和蒋争，只想在南京分尝脔的滋味。他在欧洲已起草了一个改革国府的方案，上设主席而下设五院，借名是实行建国大纲而对于大纲所规定的条件倒不注意它是否已成立胡先生所要的仅是立法院而把国府主席让之蒋先生。这个方案是蒋先生所需要的广因此蒋胡再次实现合作。这使王昆仑失領到了极点！这是因为他想借助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实现倒蒋反汪、抗救国的理想破灭了

蒋胡合作，无疑为蒋实行军事独裁增添实力。在摧毁汗记“改组派”并暗杀其主将王乐平之后，又相继打胜了蒋桂之战、蒋冯之战、蒋冯阎中原大战。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自然也是为了削弱既是政治盟友、又是政治对手的胡汉民的实力，遂公然“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企图利用国民会议这种民意机关和法律的形式，把囟己的统治，法化。1930年1]月12日，闽民党在南京举行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但在此会议上，却遭到了胡汉民的强烈反对，并公开抨击蒋氏的专断行径，致使蒋、胡矛盾的激化。为此，蒋氏借口宴请胡氏议事为由，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扣押，迸而软禁在南京郊区汤山。史称“胡汉民汤山被囚”。

王昆仑在此新军阀混战时期，虽然出于相对静观的地位，但他依然不愿坐视蒋氏日渐强大。为此，他对为虎做伥的胡汉民由敬仰而鄙视。但是，当他听说蒋氏扣胡于南京之后，一种本能地反蒋情绪猝然而生，遂又在南京积极地活动起来。这时，孙科看到胡那样为蒋卖力，竟落得如此下场，一想到自己未来的政治结局，大有不寒而栗之感！遂决心反蒋。恰在此时，胡汉民在软禁中“秘密传出话来，希望孙科到两广去会同胡的老友古应芬策动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另组反蒋政府。胡并且愿意同汪精卫派合作，同蒋氏的国民党分家”。这时的王昆仑明知又是一场新的派系之争，但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打倒当今的“袁世凯”，中

国才有可能抵御日本的侵略，因而他和他的再造派”的战友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当时求之不得的事，十分兴奋，愿意为这些反蒋的预定目标而努力。从这个时候起，再造派，的朋友们，便一心一意地拥护孙科。而孙科的政治影响及地位，也因扣胡之事而重要起来了。”南下广东做什么呢？或日打出一个什么反蒋的旗号呢？西山会议派的元老们立即想到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使用过非常会议的名字，遂以去广东召开非常会议为号召，分头串联各反蒋政治派系、失意的地方军事实力派等会首广州，召开反蒋的非常会议，并成立没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在这一幕中，西山会议派的元老唯恐大权旁落汪精卫，有意捧太子孙科；而王昆仑等“再造派”的中青年骨干本来就和太子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孙科在党政方面的发言权比汪精卫都大”。所谓权力再分配的结果也较理想：梁寒操做非常会议秘书长，钟天心做宣传部主任秘书，而王昆仑则出任《中华导报》主编。

召开非常会议的终极目的是团结反蒋，正当两广方面扯旗出兵讨蒋之际，不料突然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使得宁、粤两方不能不谋合而对付外患了。蒋派陈铭枢、蔡元培等人为代表，答应释放胡汉民、李济深、居正等人，蒋自己愿引咎下野两方先在上海开和会，然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代表非常会议到了上海，同蒋派的代表开宁粤和平会议；胡汉民等人，已经自由地到了上海”。这个时候，王昆仑和他的朋友们“拼命拉拢胡、汪、孙三个国民党文人巨头合作……由文人大团结而制止蒋不能再独裁，谁也不再被蒋利用”。结果，是年年底，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尤其是失陷日本之手的东北人民强大的抗日压力下，被迫第二次下野。而王昆仑这些被称之为太子派的骨干成员，他们所拥戴的领袖孙科当上了行政院长，在他们——尤其是王昆仑的心中，就可实现抗日救国的宏图大计了！但是，严酷的现实再次教训了王昆仑，用当事人的话说：

“胡、汪两人当时口头上答应得很好，而实际上毕竟还是各怀鬼胎，我们在政治上又太天真了。”

王昆仑始料未及的是，蒋介石所谓的主动下野，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直言之，蒋氏下野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转移全国人民骂他不抗日的视线，借此把骂名栽到政治对手的身上；第二个目的就是利用矛盾，造成胡、汪等人的争权，并利用手中的权力逼迫孙科交权。简而言之，蒋介石以在野之身回到故乡溪口做壁上观，静候政治对手成鸟兽散，他再重登九五之尊。

由于王昆仑对蒋氏下野估计失误，因此他对孙科掌握的行政院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此，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

孙科当行政院长，因胡汉民不肯干，汪精卫称病住进医院，也是为了好观望一下……后来，他（孙科）也支撑不住了，如汪精卫等不是真支持。另一原因，財政大权仍在蒋方（主要控制在宋子文的手里过去是各省市给钱，汇集上海交南京政府。现在蒋介石暗暗下令，各省市反来向孙科的了政院要钱。同时，0本也不允许我国东南有抗日力量，濘泊长江的日艘把炮口对准南京……不久，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孙科的副手黄汉梁对孙说：他所掌握的钱顶多有二百万元了。孙提了一百万元，到上海支援抗去了。

正当孙科内阁陷入外侵内忧、一筹莫展之际，“胡汉民由上海去香港，做两广军人的政治后台人物。汪精卫同蒋介石早有勾结，在1932年一二八十九路军淞沪对日抗战时，汪同蒋突然在杭州会面蒋汪很快实行合作，双方协商的结果是，蒋复职主军，汪接替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在蒋汪对日共同妥协之，东三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上海淞沪抗战也以中国失败告终。

王昆仑历经这次变乱，他的最后一线希望一由文人大团结而制止蒋不能再独裁完全地破灭了！同时“又一次证明了国民党文人大团结根本是幻想”。他在这次变乱中，完全看透了孙中山先生的三个不肖子孙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没有个诚心诚意地践行三民主义的，也更没有一个是把国难、民苦放在心上的。相反，他们想的全是争权夺利，充任当代中国的独裁者。为此目的，他们可以置民族大义、国家危亡而不顾，至于所谓党的原则就连，提也没有人提了！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像时下的国民党还有什么用途呢？……”

王昆仑在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之后，其内心的痛苦是一般国民党人所不能比拟的。因为他毕竟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谈话砭加入的国民党啊！蒋汪合作之后，和他一齐倒蒋的“再造派”的战友为生活计一一也为未来政治出路计，相继去上海投奔失意的孙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生活上也靠孙维持。”而王昆仑断然拒绝赴沪，因为他已经暗下决心：再也不能盲目地跟着这些政客摇旗呐喊了！王昆仑面对日本亡我中华的侵略野心，经常想到顾炎武的名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时下，他已断定国民党是完不成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任的。但是，谁能领导四万万同胞奋起救亡呢？他没有结论。

1932年到了，王昆仑业已年满三十了！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三十而立。王昆仑也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时至三十而立之际，我应该立什么呢？……”

昆仑依然没有结论。他历经痛苦地深思熟虑，遂毅然做出如下的决定：回故里无锡，边读书边总结十多年走过的坎坷之途，希冀找到一条新的救国之路。

王昆仑告别了有六朝古都之称的南京，遂又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归乡里无锡……

王昆仑告别六朝古都南京的心情是异常复杂的。在回归故里的车上，发生在石头城中的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救亡悲剧，在他的脑海屏幕上演个不息，使他不能不从这些主演救亡悲剧的主角的身上问个为什么？

有顷，王昆仑的思路又闪回到“九一八事变”猝起之后的南京，他似乎又看到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汹涌澎湃的救亡大潮。自然，他也想到了蒋介石面对这不可抗拒的救亡大潮的拙劣表演，似乎蒋氏当众说的谎言还回响在耳边：“三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线堵炮眼广三个月过去了，蒋氏不仅没有兑现其声嘶力竭的上述诺言，反而借机下野，回到溪口做当代的姜太公，利用权谋，遂又变成了高喊抗日的领袖。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黯然喟叹：

“啊，这就是当代国民党的领袖哟……”

王昆仑想到此时，很自然地又想起了一件事：蒋介石讲完上述那段话后，会场上一位军校的学生愤然地喊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蒋氏气得抓起桌上的一个玻璃杯摔得粉碎，把押上台来的这位学生打了“两个耳光，狠狠地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结果，这个军校学生当众被押走后就失踪了！想到此，王昆仑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这位军校学生何罪之有？他只是说了一句真话啊！……”王昆仑是深谙历史的学者，自然知道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掌故，尤其当他想到历代帝王诛杀敢于讲真话的忠臣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不仅是爱听谗言的当代昏君，而且还是一个不许言亡国的暴君。

由此，王昆仑又想起了愤怒的学生闯进外交部，痛打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情景。接着，他又由痛打王正廷想起了自己当年带队上街游行，痛打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往事，真是感慨万千啊！青年的热血一代又一代地流淌，可多灾多难的祖国出路又在何方呢？王昆仑没有结论！

王昆仑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升迁，他由“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变成了新的权贵。换言之，他由昔日反抗北洋政府的学生领袖，于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当今学生反对的达官要人。面对危亡的祖国，看着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他无时无刻不在黯然自语：“我不能再沿着这条沉沦之路走下去了！可我的新的救国之路又在什么地方呢？……”

诚如前文所述，王昆仑虽然反对中国共产党，但他有很多北京大学的同学和先生却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的被北洋军阀杀害了，有的被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屠杀了，然而他们不仅没被斩尽杀绝，反而在青年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尤其使他不解的是，蒋介石认为学生抗日是受了共产党的宣传。对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

“青年学生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宣传抗日救亡又错在何处？……”

每当说到共产党，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两个人：一个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一个曾是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对于毛氏，王昆仑知之较多，不仅认识其泰山杨昌济先生，而且还知道毛氏的发妻杨开慧，自然也知道毛本人在北大图书馆供职的往事。使王昆仑难以理解的是；毛氏为了践行其革命理想，毅然拋弃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之职，跑到井冈山上当“山大王”，带着一批泥脚杆子和蒋介石的百万大军角逐天下一且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下越来越壮大，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呢？说到周恩来，王昆仑知道得更多一些：周的弟弟周恩寿是王昆仑在南开中学的学生，王氏相识已久的邓颖超是周恩来的革命伴侣，说到周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的为人和政绩，他远在潮州分校任职的时候就听说了令他不解的是：周恩来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国民党决裂在南昌举义呢？又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上海和军统、中统斗法呢？王昆仑的结论只有一个：

毛、周是为了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理想。

由此，王昆仑想到自己为了践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为了自认为是无限忠诚于孙中山先生的弟子，敢于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所谓的国民党左派。时下，他认为国民党完了，蒋介石变成了当今的袁世凯，再也肩负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任。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或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着，他又反问自己：“我对共产党知之有多少呢？”这时——也只有这时，他才感到自己对反了近十年的共产党几乎是一无所知。为此，他决定回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