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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众神的黄昏（第2页）

基督徒想对一个普通的法官说，自己是按照最神圣的信仰来做事的，这没有什么用。要是这个基督徒试图解释自己内心的顾虑，该法官也会一脸茫然，完全不理解他的意思。

罗马的法官毕竟只是普通人，当他发现自己审判的那些人只是犯了一些在他看来很琐碎的小错误时，确实有些不知所措。长期的经验让他学会了有意避开那些神学争议。另外，他还要想着那些众多的帝国法令，告诫公务人员在处理与新教派有关的事务中要“机智灵活”一些。于是，他巧妙地辩论起来。然而，整个争议说到底都是一些原则问题，求助于逻辑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最后，法官陷入两难境地：是放弃法律的尊严呢，还是完整、无条件地维护国家的无上权威。可监狱和刑讯对基督教徒来说，算不了什么。它们坚信生命在死后才真正开始，想到即将离开这个邪恶世界去快乐的天堂，他们高声欢呼。

因此，终于爆发了帝国军队和基督教徒之间的长期而艰苦的游击战争。我们手头没有关于受害者的真实数字。按照三世纪著名神父俄利根的说法（他的几个亲戚在亚历山大的一次迫害中被杀害了），“那些为了他们的信念而牺牲的基督教徒是很容易算出来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阅读早期教徒们的生平时，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从未停止过的流血故事。令人奇怪的是，在面临连续不断的屠杀和迫害的情况下，基督教到底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不管我说有多少人受害，一定有人称我是一个有偏见的说谎者。因此，我保留自己的意见，让读者们自己去得出结论。通过研究德修斯和瓦莱里安统治时期，对迫害最严重时罗马不宽容的真正特点，就可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假如读者记得，马可·奥利里乌斯是一位明智而大度的统治者，连他也承认自己无法处理好他的基督教臣民的问题。那么，他们就能知道那些困扰帝国偏远角落里无名小官的问题有多难。那些小官想尽职尽责，要么是违背自己就职时的誓言，要么就得处死自己的亲戚和周围的人，因为这些人不肯遵守罗马帝国为了保存自己而制定的那几条简单的法令。

同时，基督教徒们对异教徒同胞也没有心软过，他们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范围。

公元四世纪晚些时候，罗马皇帝格拉提安在罗马参议院基督教议员的请求下，下令拆除了朱利叶斯·凯撒时期建造的已经矗立了四百多年的胜利女神雕像，因为基督教徒参议员抱怨说，他们在一个异教神像的下面聚会有伤他们的情感。有几位参议员提出了抗议，这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最终导致其中几人被流放。

当时，昆图斯·西马库斯这位很有威望的忠诚爱国者写下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了达成一种妥协与和谐的愿望。

他写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我们的基督教邻居不能和平相处呢？仰望天空，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星星，我们是同一个星球上的同行过客，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每个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去发现终极真理，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存之谜太大，不可能只有一种答案！”

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这样的人看到有一种危险，已经威胁到了宽宏大量的宗教政策这一古罗马传统。罗马的胜利女神雕像被搬走的同时，栖身于拜占庭的两个基督教派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场争议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有才智的有关宽容的辩论。哲学家米斯蒂厄斯是这场辩论的发起者，他忠诚于父辈信仰的神灵。但是，当瓦伦斯皇帝在这场关于正统和非正统基督教臣民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他觉得应该提醒一下皇帝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的领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施加任何影响，那就是道德和个人宗教信仰领域，尤其是后者。在这个领域里，强迫只会导致伪善。因此，统治者最好保持对各种信仰的宽容，因为只有宽容才能避免公众之间的冲突，而且，宽容本身就是一部神圣的法律。上帝已经清楚地表明自己希望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他能判明人类可以通过什么方式理解神秘。上帝对各种敬仰深感欣慰，他喜欢基督徒能够遵循某种仪式，同样也喜欢希腊人和埃及遵循其他的仪式。”

确实像金玉良言一样，可是，等于没说。

古代世界，连同它的思想和理想都已经逝去了，所有逆转历史时钟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在快速瓦解，军队是一群没有组织的外国雇佣军，边境已经公开造反了，英格兰和其他偏远地区早就向野蛮的异族投降了。

当最终灾祸发生时，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都能为国家做贡献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现在只有唯一的晋升机会，那就是从事教会职业。如果当了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他们就可以行使殖民地总督所拥有的权力；如果当了基督教作者，愿意献身于神学研究，必定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体；如果当了基督教外交官，愿意担当罗马主教驻君士坦丁堡皇宫的代表，或者承担起危险的工作，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腹地去和某些野蛮部落首领打交道，以取得他们的善意支持，他们就可以快速晋升；如果当了基督教财政官，他们就可以管理快速发展的房地产而发大财，拉特兰宫殿的教皇就是靠着地产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富有的人。

在过去五年里，我们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情况。一九一四年以前，欧洲有抱负的年轻人，如果不想靠体力为生，几乎都加入了国家公职人员队伍。他们成了罗马帝国的官员，成了皇家陆军和海军的军官；他们成了高级司法官员，掌管帝国财政大权，或在殖民地做总督或军队指挥官。他们并没有指望发财，但他们担任的官职社会威望很大，在稍微动动脑子，勤快一点儿，诚实一些，他们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到年老时也会受人尊敬。

后来，战争爆发了，横扫了旧封建社会的最后残余，下层阶级取得了政权。有些前朝官员已经太老了，无法改变一生养成的习惯，最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然而，多数人还是顺应潮流。从小到大，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工商业是低级行业。可是如今他们要么只有从事工商业，要么就得受冻挨饿。愿意为自己的信念而受冻挨饿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大动乱后没几年，我们发现，那些前朝官员们做起了他们十年前根本不会做的事情，而且并非不情愿。另外，他们大多数属于世代做行政工作的家庭，习惯于管理他人。因此，他们在新职业中发展相对容易一些，目前也很幸福，确实比他们预想的更成功一些。

现在的工商业，就相当于十六个世纪前的教会。

有些年轻人或许可以把祖先追溯到赫尔墨斯、罗穆卢斯以及其他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人物。这样的年轻人，是不会轻易听从本是奴隶之子的普通教士的命令的。但是，这名曾经是奴隶的儿子的教士，可以给予这些年轻人一些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的东西。因此，如果双方都聪明的话，很快就能学会欣赏彼此的优点，友好相处。因为还有一条奇怪的历史规律，即事物看起来变化越是多越是快，其实就越是没有变。

有史以来，一小群聪明的男女成为统治者，而大多数不是很聪明的男女成为被统治者，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在不同时期玩的赌注有不同的名字。一方总是代表着强大和领导，另一方则是弱小和服从。它们曾被称为帝国、教会、骑士制度、君主制、民主制、奴隶制、农奴制和无产阶级。但是，规制人类发展的神秘法则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都是相同的，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它把自己伪装成各种形式，经常穿着卑微的外衣，高喊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虔诚，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利益的谦卑愿望。但是，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下，总是隐藏并将持续隐藏着古老而严酷的真理，即人的首要任务是生存。有些人不愿接受自己生于哺乳动物世界的事实，对于这样的表述会很气愤。他们称我们为“功利主义者”和“愤世嫉俗者”等等。他们总是把历史看成快乐的童话，因此，当他们发现历史也是一门科学，也要遵循适用于宇宙其他领域的同一条铁定规律时，他们非常震惊。他们或许也还会反对平行线规则或乘法口诀表的结果。

我个人奉劝他们接受那些必然的事实。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有一天才会变成对人类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而不再是那些依靠种族偏见、部落专制和大多数同胞的无知来获取利益的人的同盟者。

如果谁怀疑这些陈述的真实性的话，就让他在我前面所写的几页编年史中去寻找这些陈述的证据吧。

请他们研究一下最初四百年左右，那些教会的伟大先驱们的生平吧。

他们会发现，几乎毫无例外地，这些人都来自异教徒旧社会，都在古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受过教育，当后来他们被迫选择职业的时候，才进入了教会。当然，他们中有些是被那些新思想所吸引，从内心接受了基督教。但是，大多数从忠实于世俗的统治者，转向天国统治者，是因为后者给他们的晋升机会是无限的。

从教会角度说，总是非常明智和理解他人的。教会并不深入调查，驱使那么多新信徒突然走出这一步的动机。不过，教会会小心翼翼地争取八面玲珑。那些偏爱世俗生活的人通常有机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成功。那些脾气秉性与众不同的人，通常对宗教信仰更有感情，教会会尽可能给他们提供机会，让他们离开喧闹的城市，安静地思考生存的邪恶问题。这样，他们就能达到个人神圣的境界，他们认为，这对于他们灵魂的永恒幸福至关重要。

刚开始，虔诚和冥想的生活确实让人很自在。

在最初几百年里，教会仅仅是一个生活在边远地区、远离官府的卑微群体之间松散的精神联盟。但是，当教会接替皇帝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并在意大利、法兰西和非洲拥有大量房地产时，想过什么隐居生活也就没有可能了。许多虔诚的男女开始向往以前的好时光，所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在醒着的时间都是参加祈祷和慈善活动。那本该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可现在，为了重新获得幸福，他们人为地创造出了这样的生活。

这场争取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对后来近千年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基督教在镇压不信教者或异教徒的战争中，提供了一支有用的、有献身精神的突击队。

这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

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国家，文明非常古老的，那里的人们已经精疲力竭。仅仅在埃及，自从第一批居民在尼罗河谷定居以来，已相继出现过十种各不相同的古代文化。同样的情况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之间的平原地区出现过。虚空的生活，人类徒劳的努力，在过去的神庙和宫殿废墟中昭然可见。欧洲的年轻民族或许认为，基督教对生活是一种热切的承诺，他们应不断投入精力和生活热情。但是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则带着另外一种情绪体验自己的宗教。

对他们而言，宗教意味着从“活着”这个诅咒中解脱出来。他们期待死亡的快乐时刻，那时灵魂会离开停尸房的躯体，逃往沙漠，独自与悲伤和上帝相伴，永远不再回望生存的现实。

不知是什么原因，改革似乎对士兵们更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比其他所有的人更为直接地接触过文明社会的残酷和恐怖。而且，他们认为，没有纪律，什么事情也完不成。为基督教作战的最伟大战士是查理五世皇帝部队里的一个上尉，他是最早把精神落伍的士兵组成一个组织的人，也曾是康斯坦丁皇帝部队里的一个列兵，他的名字叫帕克缪，是一位埃及人。服完兵役后，他加入了一个隐居者小团体。这些隐居者在一个叫安东尼（也是埃及人）的人领导之下，离开了城市，平静地生活在沙漠之中。但是，孤独的生活似乎导致了各种奇怪的思想，引起某些令人遗憾的过分虔诚的行为，比如整天蹲在石柱上或者呆在荒坟里面。于是，帕卡缪决定把整个运动放在更实际的基础上，这样，他就成为了第一个修道会的奠基人。从那时候起，生活在一起的隐居者们就服从一个人指挥，这个人就是“超级大将军，”他任命一些隐修院长，由他们负责各隐修院。他们把这些隐修院看做主的众多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