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开端,就在全国上下为先帝服丧的悲伤气氛中开始了。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确保权力能平稳地交接到新皇帝手中。
隆庆六年的冬天,十一月。
为先帝送葬的钟声仿佛还在紫禁城高大的红墙之间回荡,寒意夹杂着悲痛,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白色的挽幡还没撤下,宫里的人都小心翼翼,不敢大声说话。但国家机器不能因为皇帝的去世就长时间停转。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君主,更何况现在是皇帝年纪小、国家局势微妙的时候。权力的空缺,必须尽快填补。
乾清宫里,失去父亲的悲痛和不安还没散去,皇极殿那边己经在准备一场庄严但暗藏风险的登基大典了。在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的亲自安排下,只有十岁、穿着沉重孝服的太子朱翊钧,在先帝的灵柩前完成了祭告和接受天命的仪式。当他穿着那身对他来说过于宽大沉重的龙袍,一步步走上台阶,走向那高高在上的龙椅时,瘦小的肩膀在袍子下显得更加单薄。文武百官高呼“万岁”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来,他坐在龙椅上,努力摆出皇帝的威严,但那微微发白的脸色和眼里没能完全藏住的迷茫,都暴露了这位少年天子内心的巨大压力和不安。
“诏告天下,明年起,改用‘万历’作为新的年号!”
新的年号随着诏书公布,响彻大殿,正式宣告大明帝国进入了明神宗朱翊钧的时代。不过,台阶下的每一位大臣心里都清楚,龙椅上的少年暂时还只是权力的象征。真正做决定的地方,转移到了奉先殿旁边新设的那道珠帘后面。
帘子后面并排放着两个座位。左边坐的是隆庆皇帝的皇后,新皇帝的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她性格温和,自己没生儿子,也一向不过问政事,现在更多是礼仪上的存在,脸上带着悲伤却平静的神情。右边坐的,则是新皇帝的亲生母亲——圣母皇太后李氏。她强忍着失去丈夫的痛苦,眉宇间却带着不容退缩的坚定和警惕。她现在必须站出来,和先帝指定辅佐大臣们一起,稳住国家这艘大船。
从这时起,每天上朝,就形成了太后在帘子后面听政的格局。重要的国家大事,由帘子后面的两位太后(主要是李太后做主)和帘子外面的辅政大臣一起商量。李太后虽然出身后宫,但见识不一般,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对国家大事也不敢有丝毫马虎,她问的问题常常能抓住关键,让外面的大臣不敢因为她是女性而有一点轻视。
朝廷之上,表面维持着新皇帝即位后的悲伤与和谐,底下却是暗流涌动。先帝托付辅佐小皇帝的三位大臣——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大太监冯保,他们之间短暂的平衡,因为权力和理念的冲突,己经快要维持不住了。
首辅高拱,性格高傲,一心想革除弊政,自认为是两朝元老、皇帝的老师,做事比较独断。他对宦官干预朝政向来深恶痛绝,尤其忌讳司礼监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权力,曾经私下说过“十岁的小孩怎么能治理天下”这样的话。这话虽然可能出于对国家担忧,但传到宫里,简首就像在李太后和冯保心里扔了块大石头,被看成是瞧不起小皇帝、专横跋扈的证据。
次辅张居正,心思很深,善于谋划。他和高拱以前有交情,政治观点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权力道路上哪能容得下两个人并列?他敏锐地察觉到高拱己经引起宫里的忌惮,这正好是他取代高拱的好机会。
冯保,是宦官的头领,掌管着司礼监和东厂,眼线遍布各处,很得李太后信任。他既害怕高拱得势后宦官集团遭到清算,也想借这个机会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联盟悄悄形成了——张居正需要冯保在宫里的策应和太后的支持,冯保需要张居正在朝廷上发力,李太后则需要借助他们两个的力量,扳倒她眼里可能威胁皇权的“权臣”。
所有这些密谋,都在国丧和新帝登基的严肃气氛下紧张地进行着。
在这场风暴的中心,刚满周岁不久的昭阳公主朱翊昭,己经从翊坤宫搬到了乾清宫附近一个更安静的宫殿。这时的她,早就不是襁褓里任人摆布的婴儿了。吃过【婴幼儿健体丹】的她,身体结实,不仅能稳稳地走路,还能小跑几步,说话虽然还很简单,但“父皇”、“母后”、“哥哥”这些称呼己经说得很清楚,眼神里的灵动和洞察力更是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