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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1966年“文革”之初，为了怕这些书招来麻烦，我和老七花了半个月时间捆扎，借了废品站的平板三轮，每天蹬着车去卖“废纸”，先先后后卖了三百块钱。四十多年前的三百块钱哪，那得多少“废纸”啊！那时候论斤卖，这些书因属“四旧”，就更贱，五斤二分钱。

回过头再说母亲们，炕上的老太太满脸褶子，脸和头发都是白的，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瘦得几乎是皮包着骨头。母亲明白了，这就是张芸芳，就是刘妈一口一个叫着的“小姐”了。说这个“小姐”七十了，大概没人怀疑；说“小姐”是那只逃窜兔子的妈，大概也没人不信。

见母亲进来，张芸芳往起坐了坐，刘妈从后头用枕头戗住，又用小梳子把那有限的几根白发梳理了一下。张芸芳这才正对母亲说，衣冠不整，以这个模样见太太，失礼了。

张芸芳说着用手在腰上道了个万福。在说话眼神的闪动间，母亲才感觉到了只有这双眼睛还有着灵动与生机。母亲赶紧回了个蹲安，说不知二娘病得这样厉害，过来得太晚了。

张芸芳有气无力地说，吓着您了吧？对不住了。我本应该过去给太太请安的，无奈身子不遂人愿，一直起不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将就着，想的是早早将尘缘了断，偏偏地老天遗漏，残留几根朽骨依然肮脏人间，让人想走也走不了。

母亲听不大懂张芸芳的话，她以她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感情。母亲坐在床沿上，拉起了那双瘦骨嶙峋苍老的手，放在自己热乎乎的手心里摩挲着。想的是大宅门空有一个冰冷的架子，里面缺少的东西太多，远没有她在南营房小院里和兄弟两人淡饭粗茶，柴米油盐，过得热乎和充实。

张芸芳说听刘妈说过几次了，老爷后续的太太年轻美貌又贤惠，今日见了果真如此，是老爷的福气也是金家的福气。老爷有了照应，孩子们有了依靠，她这几年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

母亲想这个张芸芳，年龄大概不会比父亲已故的妻子更大，充其量也不过五十，怎么竟老成这般模样？当年若随了她的爹妈一块儿发配新疆，是死是活那是命，有亲人在身边，总比给人做奴婢，当小老婆强。似这般，人灯似的熬着，还要看古书，真是让孔夫子给弄魔怔了。

张芸芳指着炕上的针线笸箩说正在给母亲绣鞋面，精神不济，一天也绣不了几针……母亲看见笸箩里头是一双正红的、绣着牡丹的缎鞋，那是张芸芳要送给她的礼物。正红与牡丹都是正花正色，是只有夫人才能使用的。张芸芳对母亲的态度由一双鞋已经表现得很彻底了。刘妈说她们小姐的女红在老家是出名的好，样子都是自己画的，色彩也讲究，十里八乡的人都来求样子。老爷的大福晋穿的鞋从来都是出自小姐的手……张芸芳让刘妈不要说了，说现在下不了炕，连鞋也省了，把以前做的鞋都送了人。

母亲便想起刘妈在门口堵她那天穿的宝蓝蝴蝶鞋，看今日脚上，却换了一双褐色云纹绣鞋，想必也是张芸芳的存物了。

张芸芳让刘妈叫出在套间画画的老七，就是半夜吹箫的那个。看年龄还是个少年，和老五比更清瘦，跟他的母亲一样面色异常苍白。老七叫了一声额娘，垂手站着再无话。张芸芳非让老七给母亲磕头，母亲说进门那天已经正式见过面了，免了吧。张芸芳说是替她磕的，母亲说那更得免了，到底没让老七磕。张芸芳指着老七说，这孩子太弱，不爱说话，将来我走了，最搁不下的就是这个，其他几个都能顾住自个儿，这个老七不行……

老七听他妈说他不行也不说话，依旧呆呆地站着。母亲想，老五是瓜尔佳的末生儿子，老七是张芸芳的末生儿子，两个儿子年龄相当，性情做派竟是如此不同。真应了那句老话儿，龙生九种，九种各一。

母亲跟张芸芳谈及了活泼洒脱的老五。张芸芳叹了口气说，论天资，老五在老七之上。他阿玛让两个人一块跟章草大师罗复堪习字，每每老五得到老师夸奖，老七却不行。大师说老五的心是颗玲珑心，一点便透；老七是实心，只会使傻劲。同是罗大师的学生，没两年，老五的字上了中山公园的少年习字展，得了头等奖，老七还在慢慢临帖。

母亲说了老五的善解人意。张芸芳说，老五是个好孩子，如果**好了，那是金家的精髓，可惜老福晋死得早，我又见天顾不过命来，委屈了他。一度他要学戏进“富连成”，这种荒腔走板的行径金家哪里能容，老五不听，着了魔似的成天往戏班子里跑。于是老五被他阿玛扒光了衣裳，推出大街门让他站了大半天。孩子是有脸面的，一丝不挂地让路人观瞻，没处躲没处藏的，搁谁谁也受不了。开始孩子还低着头对墙站着，架不住看的人多，连乐带起哄，指点这儿，指点那儿的，老五索性转过身子跟大伙坦然相对了……唉，什么事儿啊，等于是把孩子脸上的皮揭了，托着人生的底儿掉了。从此老五性情大变，跟他阿玛对着干，脸皮都没了，怕什么呢，什么也不怕……

刘妈插嘴说，这个家里敢跟老爷顶嘴的就这个老五。顺了像只花猫，逆了整个是只老虎，惹恼了老爷，大不了再上门口站一回呗。老爷也是拿他没辙，金家十几个孩子，好在各色的就这么一个。

母亲后来跟我说，作为女人，一定不能敞开了生孩子，这样会把命都搭进去，我的二娘就是一个例子。金家十四个孩子，出自二娘的就有七个，中国家庭传统的理想子女数目是“五男二女”，事实上，仅我的二娘一个人，以她那弱不禁风的身子，就生了五男二女。多产是张氏母亲早早衰老的主要原因，据说她在生老七的时候曾经血崩不止，被中医彭玉堂倒悬于室内，几度昏厥……以后身体一蹶不振，几乎再没出过房门。

二娘的屋里气味很重，书的味道，中药的味道，熏香的味道；我想应该再加上一种病入膏肓的死亡味道。这种复杂的味道在西院的北房里持续了数十年，即便在二娘死后，还依然存在着。后来我的五姐跟五姐夫在这院住了不短时间，也没见这股味道有所消退。“文革”时，老七和我收拾那些古籍，我看到他不止一次地眼圈发红，我知道他是想起他的母亲了。

母亲从二娘屋里出来，似乎对父亲多了一些理解。父亲再“老”，也不过四十八岁；四十八的男人正在壮年，应该是人生的辉煌阶段。母亲不能想象，壮年的父亲怎么会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妻躺在一个炕上；特别是就在自己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和一个白发之人同床共枕。由此母亲心里多了些酸楚，这是她在南营房做姑娘时所没有的。她站在空旷的庭院里茫然四顾，心里突然挂念起出游的父亲，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出去的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这期间，王国甫的管家来过一趟，问四爷有信儿没有。从管家的话里母亲知道父亲还兼着人家工厂的“生产总监”，现在，“总监”跑了，音信皆无，厂方自然把薪水扣了。王国甫是商人，依着商人的逻辑，工作归工作，友情归友情，不能瞎掺和。好在金家的家业雄厚，二娘床头的硬木匣子里，厚厚的一沓银票足让母亲和众子弟吃穿不愁。这是母亲娘家的日子不能想象的。

父亲这一走，一年半。

我的二娘死于转过年的夏天。二娘死的时候我的父亲还在江西“考察”，南方战事纷杂，不通消息，父亲没有回来，所以二娘的后事是我母亲一手料理的。母亲的干练、公允、周到，让金家上下人人称道，不惟二娘的子女，连二娘的“亲兵”刘妈也说不出什么来。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坐在二娘的屋里，望着那些书、望着懦弱的老七，抹了一把又一把眼泪。毕竟是几十年夫妻一场……

晚上，我给北京的六姐打了电话，说了博美来看我的事。我说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姑娘，跟那些浮躁张狂的现代女性比，这是个凤毛麟角。

六姐惊奇地说，博美到你那儿去了吗？

我说，对呀，你不知道？

六姐说这个博美已经离家出去许久了，前不久拿着一条缎子披肩来看她，她连同披肩和人一块儿推了出去。我问是什么披肩，六姐说淡紫色，绣着芙蓉花，花蕊里镶着两颗钻石，是从日本买来的，八十几万日元，合人民币五万多块。我问六姐为什么不要。六姐说，要是她挣的，哪怕是块不值钱的手绢我也要，但是不是。

我问怎的“不是”，六姐说这事她实在不愿意提。我说，你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怎能不说？

六姐说，这个博美不知是个什么性情，大学毕了业，先在机关里当公务员，又跳槽进公司，后来倒股票，弄房地产，结果哪样也干不好，哪样也干不长。到最后呢，嫁了个商人，有钱有车有别墅，也不工作了，揣着护照满世界转，这月上巴黎，下月上夏威夷。再不就在家里跟她养的一群洋狗厮混，她自己不生儿子，管狗叫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

我说，跟咱们家的七位爷一样。

六姐说，她找的男人比她大，大许多。

我开玩笑地说，大多少？大十八吗？

六姐说，大二十八。

我一算，了不得了，这个孙姑爷快六十了！没等我说话，六姐又说，这还不是问题所在，那个商人人家有老婆，明媒正娶的老婆，咱们这个是个小！要是旧社会，强娶豪夺，仗势欺人，强迫她去当小老婆，也情有可原。可她呢，是自己愿意的，没谁强迫她。

我现在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我的母亲没文化、穷，尚且知道人穷志不短，为自己的名分而努力抗争。但是她的后代却发生了逆转，心甘情愿地做母亲不能认可的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变异”了。

莫不就是博美所说的“社会进步了”，得抓住生命的每一刻，让它生出最高的价值？

年轻人，你缺了点儿什么……

六姐还在电话那头啰唆，话匣子既然打开了一时就难以关上，说什么老爷子、老太太要活着得气死，说什么金家其他人要知道得笑话死，等等。我把电话挂了，我还没回过神来，我得好好想想。

那条美丽的披肩被我收到了柜子深处，没有拿出来用过。

红军将我父亲纳为“同志”，我父亲退缩了。我的表兄小连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后来当了大官。小连的哥哥大连，参加了一贯道，解放后被关进了监狱。

这出《三岔口》是三个人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