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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一

老五死后没多久北平就解放了。对北平解放这样重大的事件我没有深刻的记忆，只记得天气越来越冷，隐约地传来一声声炮响，震得窗户纸刷刷的。父亲又去哪里云游了，他常年的不在家，走到哪儿也不给家里来信，突然的有一天背着画夹子进门了，那就是回来了。

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我们家只有我和五姐姐及五姐夫完颜占泰，还有老七。其他的哥哥姐姐都成家另过了，大宅门里再难见到他们的身影。六姐姐在协和医院当助产士，有自己的宿舍。她永远地值班，永远地回不了家。自称是“白衣天使”，“天使”是没有家的，天使的家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她已经不属于戏楼胡同。新婚的五姐，原本嫁在天津商人完颜家，却不喜欢天津，说跟婆婆闹不到一块儿，带着丈夫回北京住到了西偏院原二娘住的屋里。二娘去世好多年了，她那个满是药味儿的屋子老空着。五姐不嫌，硬是住了进去，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我们家除了我母亲以外，其他人都不怕打炮。五姐夫在有药味儿的屋里嗞溜嗞溜喝着小酒，就着香喷喷的花生米，用醉眯眯的眼睛看着周围一切。在他的目光中，什么都是飘忽不定，虚幻如影的，包括他的人生。老七在炮声隆隆中，继续画他的“残菊图”。因为那时已经到了初冬，院里的**脑袋都耷拉着了，他说这样的**配上干枯的树叶很有意境。五姐靠在廊柱上打毛活儿，挖空心思地正给我织一顶绿帽子，为帽檐上的花边，拆了织，织了拆，没完没了地折腾。

母亲一边叨叨父亲在关键时刻的逃逸，一边给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换洗的衣裳和两张烙饼，让大家随时做好逃难的准备。说如果有情况，就各抄各的包袱，真跑散了就在东岳庙门口西边的狮子下头聚齐，不见不散。我很兴奋，觉得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过家家儿似的，充满了未知，充满了变动，比每天坐在廊下看天上过云彩有意思。

母亲心里充满忧虑，怕哪一炮没长眼睛打到我们家屋顶上。说真要那样就全完了，连尸首都收不全。等我父亲回来，金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坑。五姐说是天津那边在打仗，解放军准备攻打天津城，把天津围得铁桶似的。她婆婆一家还在天津城里，她巴不得哪一炮打在五姐夫老完家的屋顶上，把她那刁钻婆婆和不讲理的小姑子全炸死才好。母亲说五姐太歹毒，哪儿有这样咒自己婆家的。天津她去过，得坐火车，道儿远着呢，那边打炮这边绝听不见。这炮好像是在京郊打的，而且越打声越近。

我对妈说，解放军要是把您打死了呢？我们也不见不散？

五姐说，解放军打一个北京老娘儿们干什么，妈又不是女特务。

我说，人家怎知道妈不是女特务？

五姐说，女特务都是烫飞机头，戴美国船帽，穿羊皮小皮靴的……

我说，我想当女特务，我不喜欢绿帽子，我喜欢美国船帽。

母亲让我们都闭嘴，说我们两个一个比一个说话不着调。

解放军一枪没放就进了城。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刚一出院门就看见胡同北墙根坐了一溜当兵的，一脸风尘，一身灰土，正襟危坐，也不说话，个个都很严肃。五姐披着丝绒大氅正跟解放军套近乎，端着点心匣子给人家送点心。一个当官模样的指挥着几个兵往我们家挑水，因为解放军围城时每天送水的老孟胆小怕打仗，跑回老家了。当官的看见我们家的水缸空了，就让兵去挑水。不光给我们家挑，还给胡同里其他人家挑。这个官就是王连长，假如我知道以后他会成为我的五姐夫，我一定会多看他几眼。可惜，当时八字还没一撇，我的真正五姐夫正在西偏院一门心思地炮制五行散，准备长生不老，像乌龟一样活它个千年万年。

北平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解放了。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那些吓人的炮是在哪儿打的，为什么打的，到底炸了谁。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大部队是从永定门浩浩****进来的。我五姐参加了欢迎队伍，她说她就站在前门牌楼底下，紧挨着石头基座站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看过一张解放军入城的照片，前门牌楼下密密麻麻一大群人，我拿了一个放大镜在里头找，找我的五姐，根本无法辨认。不过那天五姐给我拿回一面小粉旗子倒是真的，上头写着“北平欢迎解放军”。我高举着旗子在院里跑了几个圈，后头跟着小狗玛莉，连喊带叫，也颇为热闹。

母亲再不说逃难的话了。

北平又改叫了北京，对我来说日子跟以前没什么改变。厨子老王和看门的老张都走了，用人刘妈，也被安徽桐城老家的外甥接走了，家里的一切都得母亲操持了。跟母亲上街买菜，在东直门大街碰上老五的朋友赫鸿轩。赫鸿轩穿着干部服，身上有四个兜，口袋里插着两根钢笔，一改过去“哥儿”的模样。赫鸿轩跟母亲说他在“曲协”工作，不唱了，专门做研究工作。还说五哥要是活着，在“曲协”一定会大展宏图，新中国用的就是有本事的人才。可惜，就差那么一年……说这话的时候赫鸿轩的声音变了，有点儿哽咽，他还想着老五。

看着赫鸿轩走远了的身影，母亲对我说，你记着，交朋友就得交这样的，死了还念着。

我说，您死了我也念着。

母亲说，你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我问母亲“曲鞋”是什么，母亲说她也想不出，大概是跟“鞋”有关的。

三十年后我加入了“作协”，想起当年的“曲鞋”觉得好笑，“做鞋”比“曲鞋”似乎更直接，更好理解。

转过年秋天，我进入了东城方家胡同小学。以前老舍曾经在这儿当过校长，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老舍是谁；当校长的老舍当时肯定也不叫老舍，叫别的什么。进方家胡同小学是我父亲的主意，不是冲着老舍去的。父亲说，学校离家近，又在国子监旁边，国子监是出太学生的地方，咱们家的丫丫保不齐能当个女大学问呢。要当“女大学问”的我实则还是一个懵懂糊涂的小玩闹，我最喜欢的是拿粉笔在我们家的廊柱上画美人儿，画小王八。

懵懂糊涂期间，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人——莫姜。莫姜对我的影响较我母亲更甚，这是一个让我一生受用不尽的人物。借用母亲的话是，死了还念着。

莫姜被父亲领进家门的时候我正趴在桌上做作业。这个细节之所以记忆特别深刻，是因为刚上小学，我被那些莫名其妙的注音字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搞得一头雾水，几乎要把书扔上房顶。可能学过注音字母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子，刚上学便接触这些抽象符号，其难度不亚于读天书。这些符号让我学习的兴致大减。其实那时我已经能读懂《格林童话》，也念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童稚必读，知道了些“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的规矩，自认大可不必回头再学这挤眉弄眼的ㄅㄆㄇㄈ，就日日盼着教国文的高老师发高烧起不来炕。也许这个原因，高老师的确老生病，常常上课铃声响过，教室里仍旧嘈杂一片，如吵蛤蟆坑。闹声中进来了张老师、王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她们教得有一搭没一搭，我们便学得十分的勉强。老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多留作业，以免我们放了学去野逛。于是，我课余的很长时间得跟这些“臭蚂蚁”（我一贯将注音字母称作“臭蚂蚁”）打交道，把人的心情弄得很糟糕。

现在，注音字母被汉语拼音替代，小孩子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思维模式的转变，现在的孩子都聪明，没把它太当回事就过去了。那时候的我却过不了这一关，对这些面目狰狞，跟日本片假名长相相近的符号至今深恶痛绝。

莫姜来的那天下了雪，是入冬的第一场雪。雪不大，下得羞羞怯怯，但是很冷。那时，看门的老张还没走，母亲让老张给各屋挂上了棉门帘子，以挡住北京肆虐的西北风，挽留住房内的些许温暖。家里除了父母的卧室和堂屋生了炉子，其余各屋都冷如冰窖。我的手背、耳朵和脚都生了冻疮，手尤其严重，肿得发面馒头一般，还流着黄汤，看着甚是悲惨。那时候，小孩子都生冻疮，没有谁特殊。我特别怕屋里热，一旦暖和过来，手上、脚上的疮就开始痒，痒得无法抓挠，痛苦不堪。

傍晚，饭已经吃过，我举着书本，在母亲的房里艰难地用那些“臭蚂蚁”拼出了书上的一句话：“大风刮破了蜘蛛的网。”知道了“臭蚂蚁”们想要表达的意思，正有些愤愤然，父亲进来了，随着父亲进来的是一股冷风和他身后一个已不年轻的妇人。

依着往常我会嚷着“今天带回什么好吃的来啦”扑向父亲。但今天没有，今天父亲的身后有生人。母亲说过，女孩子在外人跟前要表现得含蓄、有教养。我是小学生了，再不是院里院外招猫递狗的丫丫。我闪在母亲身后，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父亲和这个陌生的妇人，不知父亲给我们又制造了一个怎样的惊奇。

父亲是性情中人，他的艺术气质常常让他异想天开地做出惊人之举。母亲说父亲想一出是一出，这点跟好奇心盛的七舅爷倒是一致，老小孩似的。比如上了一趟昌平，就从德胜门外羊店弄回三只又老又骚的山羊，养在庭院的海棠树下，以制造“三羊开泰”的吉祥。那些羊都是来自内蒙古的，崇尚自由且无礼教防维，一只只长着长胡子，挺着坚硬的犄角，老祖宗般在院里又拉又尿；使劲儿地叫唤，还要不停地吃，把家里搞得臭气熏天。无奈，母亲在父亲去苏杭游历之时，让我的三哥将开泰的三羊送进了羊肉床子。

羊肉床子是回民开的肉铺，也兼卖牛肉。按习惯，北京人只说羊肉床子而不说牛羊肉铺。羊肉床子自己宰羊，有专门的人将张家口的西口大羊赶到北京来卖。羊肉床子挑选其中鲜嫩肥美的羊，请清真寺的人来羊肉床子宰羊。阿訇先对着羊念经，然后才能下刀放血，把羊肉挂在木头架子上，羊心羊肝搁在案子上出售。

羊肉床子的秤砣是铜的，扁扁的，称完羊肉的时候，卖羊肉的爱使劲礅那个小秤砣，响声很大，这可能是所有羊肉床子的习惯。以往我跟着厨子老王去羊肉床子买肉，一进羊肉床子就提心吊胆，盯着那个小秤砣，时刻提防着那声响动，成了心理负担。所以老王就事先跟卖羊肉的打招呼，劳驾，您别暾秤砣，我们家小格格害怕。

这回羊肉床子贸然进来三只老活羊，人家不收。说这三只羊是没经过念经的，不能吃，这样老的羊肉也没人买。老三说我们不要钱，白送。人家还是不要。老三扔下羊调头就跑，卖羊肉的拉着羊在后头追。老三不敢直接回家，跑到北新桥上了有轨电车，卖肉的拉着羊上不了车，就在下头骂，老三扎在人堆里不敢抬头，回来一肚子气对着我母亲撒。

还有一回父亲去游妙峰山，去了三天，赶着两辆大车回来了，车上各装了一棵白皮松，轰轰烈烈地进了胡同。看门老张站在门口望着这列车马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则称赞这些松树珍贵，造型独特，让人赏心悦目。父亲找人在后院挖坑栽树，一通忙活，花钱不少，给我们家制造了一个“陵园”。

母亲不便直说，很策略地提示，醇亲王在海淀妙高峰的墓冢也有很多白皮松，棵棵都高大粗实，价值连城。父亲说七爷是七爷的，他的是他的；他的树也高大粗实，也价值连城……好在我们没有像扔羊一样扔树，那些来自西山的伟大的白皮松还没过夏天就死完了。我们家的后院成了柴火堆，成了耗子、刺猬、黄鼠狼们的游乐场。

更有一回，人们传说清虚观出了大仙爷二仙爷，去顶礼膜拜者无数，说是灵验无比。仙爷们其实是两条长虫，深秋时节，长虫们要冬藏，不知还能不能活到明年。老道不想养了，父亲将仙爷们请回家来，也不供奉，只说是两条青绿的虫儿很可爱，就当是蝈蝈养着。仙爷们被安置在玻璃罩子里，放在套间南窗台上。没一礼拜，那两条长虫钻得没了影，害得一家大小夜夜不敢睡觉，披着被卧在桌上坐着——谁也不知道它们会从哪儿钻出来。

现在，父亲领回的不是羊，不是树，不是长虫，是一个人。

母亲脸色很平静，她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无论是羊是树是长虫还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