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未亮透。
王建军买了一张最早开往街县的高铁票。
他没有惊动熟睡的母亲和妹妹,只在餐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妈,我去街县办点事,勿念,很快回来。”
高铁在晨曦中穿行,车窗外的景物在视野中飞速倒退、模糊。
王建军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整个人如同一块沉默的岩石,与周围或打著瞌睡、或低声交谈的乘客们格格不入。
没人知道,这副平静得过分的躯壳下,正酝酿著一场足以倾覆一地的雷霆风暴。
两个小时后,高铁抵达街县。
这个以“街”为名的小县城,还残留著昨夜的喧囂与沉寂。
王建军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在站外计程车停靠点,上了一辆车对司机报出了一个地址:“县人民医院。”
医院住院部的icu病房外,狭窄的走廊里充满了消毒水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压抑味道。
他的远房表哥,王涛的父亲王建国,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此刻双眼布满血丝,头髮凌乱,原本憨厚朴实的脸上,只剩下被现实反覆捶打后的麻木和无助。
表嫂则早已哭干了眼泪,靠在冰冷的墙边,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
一夜之间,这对勤劳本分的夫妻,仿佛被生生抽走了二十年的阳寿。
王建军的出现像是一块投入死水的石子。
“建军……”王建国看到他,嘴唇哆嗦著,想站起来,双腿却软得不听使唤。
王建军没有说太多空洞的安慰话。
他只是走上前,用力拍了拍表哥的肩膀,然后隔著那扇厚重的玻璃窗,望向里面。
病床上,那个过年时还围著他,嘰嘰喳喳地问著部队里趣事,满眼都是崇拜的半大少年,此刻像个被隨意丟弃的破碎布娃娃。
他浑身缠满了绷带,脸上、胳膊上,是大片大片触目惊心的青紫淤痕,嘴里插著粗大的呼吸机。
各种冰冷的管子从他年轻的身体里延伸出来,连接著旁边发出单调“滴滴”声的生命监护仪。
毫无生气。
王建军的拳头,在夹克的口袋里,一寸寸地捏紧,指骨因为过度用力而发出细微的“咯咯”声,像是某种野兽在磨礪爪牙。
他让表哥把主治医生请了过来。
那是一位四十多岁,戴著眼镜的中年医生,看到王建军那身沉稳得有些可怕的气质,不敢有丝毫怠慢。
“伤者情况非常不乐观。”
医生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镜,语气沉重。
“严重的颅內出血,我们连夜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脑组织损伤已经是不可逆的。”
“四肢有多处粉碎性骨折,特別是右臂和左腿,骨头都碎了,我们尽力做了固定,但就算后期恢復得好,也极有可能导致终身残疾。”
医生的声音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出残酷的真相。
“最坏的情况……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家属,要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轰”的一声,王建国听到这话,眼前一黑,身体猛地向后晃去,险些栽倒。
王建军伸出手,像铁钳一样扶住了他,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