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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前世今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年 一 帝国末日（第1页）

第六章前世今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公元1453年）一帝国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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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希腊人而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疑是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拜占庭的灿烂与辉煌成就了这个帝国在世界文明舞台的重要位置，1453年这一年却是希腊人一段历史的终结。昔日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不过，这一说法未必是准确的，一段历史的终结在很多时候很难找出绝对的标志。实际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意大利及整个地中海世界已经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1453年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中世纪的思想仍然在北欧盛行。而1453年之前开端的地理大发现，在今天看来，它已经深深地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如果我们把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与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就会发现欧洲贸易或者整个世界的贸易在发生着微妙变化，而且这个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明显。

1453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许多拜占庭学者来到意大利谋求更好的发展，而此时依然有许多学者离开异教徒的土地远赴欧洲淘金。奥斯曼帝国崛起，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和扩张野心阻碍了东地中海的贸易发展，其中尤以意大利至黑海的商业航线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当中，威尼斯、热那亚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首当其冲的是热那亚在拜占庭的商业区，随后这个海上强国的商业霸权风雨飘摇、弱不禁风。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土耳其人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攻下这座文明城市，为其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座新都，还在于保护了帝国在欧洲部分领土的安全。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发挥扼守欧亚交通要道的作用，而且它还处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中心，如果这座城堡一直掌握在拜占庭异教徒手中，土耳其人恐怕将难以入眠了。如果从君士坦丁堡再出现一支基督教十字军，土耳其人会更觉如芒在背。

对希腊人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是他们心中的剧痛。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罗马皇帝与这座城市一同殉难，希腊人的生存从此处于苦苦挣扎中。不过，希腊文明并未因此而消亡，这个文明内在的活力与希腊人的无限勇气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与迦太基帝国灭亡一样，悲剧的色彩同样笼罩在希腊人身上。前世今生，今生未来，一切或许已有定数。

时间拉回到1400年的圣诞节，英王亨利四世在他的行宫伊森举行了一次特殊的宴会，在这次宴会中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二世（ManuelⅡ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他是希腊人的皇帝，有时候也被人称作罗马人的皇帝。这位皇帝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博学多才，游历了许多国家，受到君主和学者的喜爱。当然，我们也会很自然地想到，这位皇帝游历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寻求帮助。英国人为拜占庭人的高贵举止倾倒，也为他乞求西方基督教国家帮助对抗东方入侵的穆斯林异教徒的行为感到诧异。不仅是英国人，法国人也拒绝了他，这些西方国家根本不相信这位皇帝的国家需要他们帮助。对此，亨利四世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亚当（AdamofUsk，1352—1430年，威尔士神父、历史学家）说道：“我细细忖量，如此高贵的基督教贵族却被东方的萨拉森人逼迫得走投无路，以致要远赴西方乞援。哦，古罗马的荣耀如今何在？”71

作为奥古斯都、君士坦丁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二世可谓生不逢时，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呼风唤雨的时代已经过去。11世纪塞尔柱突厥兴起，西方的诺曼人也尝试入侵拜占庭，东西两线的危险让这个帝国焦头烂额。加之十字军倡导的“圣战”，其对拜占庭帝国是有危险的。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拜占庭也希望从十字军那里获得益处，只是帝国的实力大不如前，在那个满是战乱的时代，一个帝国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则表明它的诉求在很多时候都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更何况，在1071年8月26日的曼齐刻尔特（Ma）会战中，拜占庭帝国皇帝罗曼努斯四世（RomanosⅣDiogenes）惨败给突厥人，帝国失去最重要的粮仓与兵源之地安纳托利亚。会战的失败让拜占庭几乎失去小亚细亚，这成为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随后，这个帝国更加依赖外国盟军和雇佣军，尤其是后者，拜占庭帝国需要支付大量佣金或者失去一些商业特权。而更加不幸的是，这一切又发生在帝国经济衰退的年代。

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对待穆斯林的态度让人费解。它既不支持后者与十字军的对抗，也对十字军没有什么热情，帝国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存在于两者之间。到了12世纪，因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的分裂，东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矛盾也更加明显了。1204年，更可怕的危机到来了，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国的十字军竟然反戈一击，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并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这次事件影响是巨大的，它终结了东罗马帝国的强国地位，直到大约半个世纪后，流亡到小亚细亚西部的拜占庭势力，即尼西亚帝国才夺回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衰亡似乎让拜占庭人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然而，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ⅧPalaiologos，1225—1282年）统治下的政权明显后劲不足。这是属于拜占庭末代的一个王朝，即巴列奥略王朝（PalaiologosDynasty），君士坦丁堡在这一时期虽然还是东正教的中心，但是帝国的声望已经大不如前了。加之还有其他拜占庭势力建立的王国，譬如由拜占庭科穆宁皇室后裔于1204年建立的特拉布宗王国，这个王国拥有丰富的银矿资源和传统商路72，几乎不同巴列奥略王朝有什么往来；在色雷斯地区由拜占庭皇室后裔建立的伊庇鲁斯王国73，也因争夺君士坦丁堡与巴列奥略王朝爆发过战争。因此，昔日的辉煌几乎不可能再重现了。更何况，还有巴尔干的两股重要势力，即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存在，以及在希腊本土与周边岛屿上的意大利人和法兰克人的势力，拜占庭帝国陷入到迟暮之龄的困境。为了驱逐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后黑手威尼斯人，帝国决定引入热那亚人的势力，但是热那亚人野心勃勃，他们帮助帝国的重要条件就是要获取商业特权。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下，拜占庭答应了，随之失去的是首都北部重要的商业区佩拉（Pere）74的商业控制权，帝国的财政状况由此雪上加霜。

到了14世纪，拜占庭受到强大的塞尔维亚王国75入侵，并大有被吞并之迹象。雇佣军加泰罗尼亚佣兵团76的叛乱给帝国造成了很大的灾难。1347年暴发了可怕的黑死病，导致帝国人口锐减。奥斯曼帝国趁火打劫，利用拜占庭与巴尔干诸国的纷争大肆扩张，到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抵达多瑙河畔了。这意味着，拜占庭几近处于奥斯曼帝国的包围圈中了——曾经偌大的帝国，现在差不多只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77，色雷斯的几座城镇，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镇，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了。

虽然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在艺术方面保持着高超的水准，并拥有大批优秀的学者，但君士坦丁堡已经沦为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纪的时候，仅帝国首都及郊区人口就达到了100万，现在只剩下不足10万了。更严峻的是，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首都郊区有一大半区域已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湾的佩拉也被热那亚人控制。帝国最困难（指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在位的最困难时期）的时候，不得不将太子交给威尼斯债主作为“抵押”。昔日的大竞技场仅剩残垣断壁，贵族子弟将它当作马球场。因此，曼努埃尔二世接手的拜占庭帝国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尽管他想尽办法寻求外援，依然回天无术——虽然许多欧洲贵族对这位皇帝颇为赞赏，但弱国无外交，能够给予帮助的国家屈指可数。仅有法国于1399年派出了一支1000多人的军队向拜占庭帝国提供援助。不过，这等同于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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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帝国就这样待人宰割了吗？

1402年，曼努埃尔二世正在寻求欧洲援助的途中，在得知奥斯曼帝国苏丹“雷霆”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Ⅰ，1360—1403年）意图率军攻占拜占庭首都后，不得不中断访问，火速赶回君士坦丁堡。幸运的是，他还没有回到君士坦丁堡，这次危机就解除了。

原来，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大汗勇猛无比，他的军队在安卡拉战役中击败了土耳其人，并俘虏了巴耶济德一世。1403年，巴耶济德一世死于帖木儿营中，群龙无首的奥斯曼帝国由此陷入了将近20年的“空位期”。这对拜占庭帝国来说，是一个绝佳的喘息时期。

应该说，帖木儿的介入以及土耳其人内部的争夺意外地让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往后延迟了半个世纪。然而，联合欧洲基督徒作战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一支联盟军队的组建和形成需要恰好的时间点和根本的共识。热那亚人似乎只关心其商业利益，缺乏一个强权之国应有的长远眼光，在对待帖木儿和奥斯曼的问题上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派出大使向帖木儿示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出动舰队将战败的土耳其将士从小亚细亚运回欧洲”；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彼此不合，前者将后者视为最大的威胁，“要求其东方各殖民地长官严守中立”；教廷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大分裂时期，教皇与教皇之间相互倾轧，想要联合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西欧诸国因百年战争的影响，特别是1396年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是中世纪时期最后一次发动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战役的恶劣后果让他们心有余悸，加之1415年战端又起，西欧自身的事务让他们根本无暇顾及拜占庭帝国。

1425年，曼努埃尔二世去世，这位皇帝耗费了太多的精力想让帝国东山再起却终未实现。1421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一世驾崩后，穆拉德二世（MuradⅡ，1404—1451年）继位，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恢复元气，国力强盛。根据著名学者格奥尔基·奥斯特罗戈尔斯基（Georsky）的观点，希腊人曾一度看好穆罕默德二世，觉得他虽然是穆斯林，但能与希腊人和睦相处。然而，“希望随着1422年他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而落空了。虽然对拜占庭首都的进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势头给希腊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压力，以至于曼努埃尔二世的第三子安德罗尼库斯在绝望中将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卖给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是威尼斯共和国也无力回天，这次交易给了土耳其人借口，塞萨洛尼基还是在1430年被奥斯曼帝国攻陷了。之后数年，穆罕默德二世的扩张似乎停止了，不过这短暂的和平能持续多久呢？”。78

约翰八世（JohnⅧPalaiologos）79，曼努埃尔二世的长子，他或许做了一个艰难的抉择：不顾父亲的忠告，坚信只有寻求西方的帮助才能挽救这个迟暮帝国。只是，他忘记了父亲在寻求他助时受到的冷遇了吗？约翰八世认为罗马教廷具备足够的权威，可以将“一盘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诸国号召起来，援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

机会来了！1418年，在德国康斯坦茨（ce）会议上选出了教皇马丁五世，从而结束了长期有两位教皇对立的时代。托这次大公会议运动80的福，约翰八世深知只有“通过某种普世大公会议才有可能使国民接受两大教会的再次统一”。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东正教（即希腊正教）是不承认天主教单方面召开大公会议的。现在，唯有站在普世的角度才有可能让分裂变为统一，约翰八世决定利用大公会议让西方的基督教力量融入拯救帝国命运的事业中来。经过漫长的谈判，教皇尤金四世（EugeneⅣ）终于同意邀请拜占庭以代表团的形式前往意大利的费拉拉（Ferrara）进行会商。其实，约翰八世原本打算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会议，毕竟在帝国都城召开这样的会议更具有深刻意义，但这一想法遭到了拒绝。1438年，拜占庭派出以宗主教（牧首）若瑟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费拉拉参加“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基督教第17次大公会议）。不过，这次会议可谓一波三折，曾两次更换地方，可见争执有多激烈。加之瘟疫在费拉拉城蔓延开来，1439年，会议地点移至佛罗伦萨。